42学者评【中美博弈中的“斗争与妥协”】第10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系副系主任
特朗普政府再度上台之后，中美互动节奏明显加快。从日内瓦关税止战，到新一轮签证限制升级，再到两国元首实现通话，中美关系呈现出“争中有谈、谈后再争”的特点。在这种快速交错的行动取向显示斗争与妥协构成了当前中美关系进展的主线。
斗争与妥协是结构性冲突中的常态。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大国行为受制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平衡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斗争是一种维持权力均势的方式，妥协则是避免系统性冲突升级的机制。当两个体系大国存在制度、战略和价值观的深刻差异，斗争难以避免；而为了防止斗争滑向冲突乃至核战争，妥协成为维持体系稳定的必要手段。有学者曾指出，大国之间从不真正“结束斗争”，而是通过不断的局部试探与策略让步实现“受控的敌意”。这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两国在柏林、古巴激烈博弈，在亚非拉大打代理人战争，但也通过危机管控、军备谈判和热线电话寻求有限合作与妥协。对比今天的中美关系，这种“战略敌对—功能合作”的互动模式正在重新显现。在技术、地缘和制度等领域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双方又在气候变化、贸易协调、禁毒合作等议题上维持接触。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不是全面对抗或彻底和解，而是在结构性矛盾中寻找局部“管控通道”。
2024年4月5日至6日，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财政部部长耶伦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
（来源：FOX）
斗争与妥协并非对立，而是一组动态互动的策略配对。对中美两国而言，“斗争有边界，妥协有底线”。对中国而言，这一轮与美国的斗争与妥协，其关键在于“设限”与“建序”：设限，是明确不可妥协的战略底线（如国家主权、发展权、安全红线），防止对方战略误判；建序，是在可合作领域推动议题管理，构建机制化协商路径，为不确定关系注入制度性“减震器”。若中美博弈能通过“斗争有原则、妥协有方法”的方式实现有限均衡，将提供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当前日益碎片化的国际秩序注入一定的稳定性。
中美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不仅是双边议题，更具有全球外溢效应。第三国——尤其是区域中等强国如日本、越南和欧盟国家——往往根据中美关系的起伏调整自身战略布局。冷战时期“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是多数中小国家的生存智慧，而今天，中美如何展现“有边界的竞争”“有节奏的博弈”，将直接影响全球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认知。这不仅决定了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更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的稳定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