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学者评【特朗普2.0】第31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特朗普“二进宫”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与认为双方选情胶着，胜负恐在毫厘之间的诸多预测不同，特朗普不但从计票开始就保持优势，最终赢得312张选举人团票，还拿下了所有摇摆州，并在普选票上胜出哈里斯370万票，取得了近20年来共和党最佳大选成绩。美国政治地图全面“翻红”超出多数观察者的预期。选后不到一周，对于特朗普为何获胜的讨论占据了各大媒体版面，其基本分析思路可概括为特朗普“做对了什么”——从将民主党形象“极端化”到成功激励低选举意愿选民投票，以及哈里斯“做错了什么”——从受拜登“拖累”到始终没有提出具备辨识度和独立性的政策纲领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选结果显示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自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众在投票时分别支持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均有所上升，而中间派尽管总体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人数与四年前相比正在减少。哈里斯阵营希望通过推动堕胎议题获得女性选民支持，但CNN进行的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策略并未获得成功——约一半认为堕胎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的选民投票支持了特朗普。自2016年开始拉美裔男性选民转向支持特朗普，两相结合可以认为，关于美国“身份政治”作用的判断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急速变化的现实。还应注意的是，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因为支持特朗普而非反对哈里斯而投票，这表明特朗普在支持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很高，更为其入主白宫后推进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尽管对特朗普胜选有所预判，但国际舆论普遍表现出的忧虑和不安以严重程度而论远超其2016年首次当选时公众表现出的吃惊与错愕。显然，经历过特朗普第一任期，无论“盟友”还是“对手”，都对特朗普乖张率性、“不按常理出牌”的执政风格，以及在推进“美国优先”相关政策时的偏执和强硬记忆深刻。“美国优先”2.0将以何种样貌呈现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如何评估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则在国内学界出现了喜忧各半、喜忧参半的复杂形态。
当前可以形成的初步判断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个人专断色彩将更为明显。就领导人心理而言，从2021年下台后官司缠身，到今年被曼哈顿一家法院裁定刑事罪名成立，再到竞选过程中遭遇两次暗杀（其中一次还导致右耳受伤），特朗普最终以78岁高龄赢得压倒性胜利，这极具戏剧性和冒险色彩的经历为其政治生涯平添了某种“英雄光环”，在心理层面上“天赋命运”式的积极暗示正加速膨胀。正如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多次提到的：是上帝让我扭头（躲过了子弹）。这将促使特朗普原本强势且偏执的执政风格呈现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各类特征——决策独断并忽视专业意见、冒险行动增加、敌视反对意见和批评、过高的自我评价等等。鉴于特朗普在组织第二任期行政团队时将“忠诚”置于优先地位，公开拒绝蓬佩奥和黑利等存在“信任污点”的人士入局，导致其与下属的关系更接近于主仆而非同事，幕僚和官僚体系对特朗普决策的影响和制约力度将被严重削弱。
另一个需要审慎判断的问题是，“美国优先”与“孤立主义”有多大程度的交集？事实上，不论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言行抑或“美国优先”支持者的论述都可以发现，“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对内提升经济表现和军事能力，对外则构建有效同盟和避免无休止战争，其核心在于“富国强兵”和排除国际承诺的被动牵连。如福山所言，特朗普的胜利是对效率优先的新自由主义和实质为“身份政治”的“觉醒自由主义”（Woke Liberalism）的胜利，但并不是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否定。由此可见，“美国优先”更多体现为经济层面极强的重商主义倾向，包括关注贸易平衡、倾向使用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工具、偏好双边谈判而非多边机制，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等，其根本目的在于扭转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能力衰退问题。然而在战略安全和外交领域，美国安全依赖于全球秩序稳定的基本判断并未发生改变。为了应对所谓“秩序挑战者”，“美国优先”要求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并建立美国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同盟体系。这无疑同“孤立主义”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对于“美国优先”的经济版本，美国经济学界大多一片哀嚎，但对于其安全和外交版本，焦虑则更多来自美国的盟友们。因为至少在未来四年，他们必然会承受来自美国更大的战略安全合作压力，而这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才能实现的。在战略收缩的表象下，重构对美国更有利也更经济的国际秩序可能才是“美国优先”2.0的核心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