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学者评【大陆要考虑和台湾及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第3篇
陈兼
上海纽约大学/纽约大学
周恩来自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愿中华腾飞世界”的宏伟愿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他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本文从历史的角度，以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努力为出发点，伸展开去，就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打击台独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台湾问题”，首先是国共内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未能终结而产生的。从本质上看，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国内问题。1949年7月，国共内战已近尾声。随着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大陆被逐步肃清，中共领导人也将“解放台湾”提上了日程。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强调， 为“准备攻台的条件”，一要有海空军，二要“靠内应“，“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这里，海空军为解放台湾战役所必需。“内应“则是为解放台湾战役提供配合和呼应。（但鉴于当时蒋介石已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也不排除在可能时采用“北平方式”来实现台湾解放和祖国统一）。周恩来当时是军委总参谋长，也是中共情治系统的首脑，当即着手为实现“二者俱全”、在1950年发动解放台湾战役做准备。
但到了1950年春夏，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建立为解放台湾战役所必需的海空军力量绝非朝夕之间就可达成（尤其是在斯大林明确否定让苏联海空军直接参与台湾战役后），1949年解放军部队在登陆金门一役中又遭全军覆没，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50年4月，负责攻台战役的解放军三野在制定“陆海空军两栖攻台计划”时，已把“三军协同解放台湾”的发动时间推迟到1951年春天，并获中央军委批准。几乎同时，随着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以及吴石将军被捕牺牲等重大变故，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内应”的路也被堵死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共领导人已决定，在1951年春夏之前不实施台湾解放战役。此时，台湾问题仍是内战留下的国内问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表明，美国实际上已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了还在进行中的中国内战，解放军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也随之无限期搁置。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美国的公然干预成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开端。从战略层面看，这意味着美国决策者改变了对国共内战的后果和影响持“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将台湾定位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和共产党势力扩张”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1950年10月，在美军和“联合国军”已迫近鸭绿江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在初期取得了显赫战果。到1951年1月，志愿军不仅克复了整个朝鲜北部，甚至乘胜南进，占领汉城（今为首尔）后，又把战线推进到北纬三七线一带。1月11日，联合国的一个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建议：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外国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召开由苏、美、英、中国等四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解决包括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的“各项远东问题。” 事后看，这是中朝方面结束战争的一个绝佳机会。这可以让志愿军巩固阵地，即便停火失败，也能使部队获得宝贵的休整机会。美国虽不同意建议的内容，但因断定中国会反对这个建议，仍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果然，中国领导人在战场上的胜利所带来的“优势意识”影响下，更出于借朝鲜战场胜利的东风促进国内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的用意，拒绝了这个建议。同一时期，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已在筹备中，美国乘机又关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对日和约起草及出席旧金山和会的大门，在排挤中国的情况下，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这是朝鲜战争留下的最具长远影响的遗产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邻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发生“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缘由。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把“解放台湾”提上日程。《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之后，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动员的需要，也为了“试探美台关系”并阻遏美台签订防御条约，9月起，解放军福建、浙江沿海部队炮击国民党部队占领下的金门，并对其占领下的一江山、大陈等浙江沿海岛屿发起攻击。12月，美、台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方承诺在军事上“协防”台湾，但又协助国民党部队撤出大陈岛。美国的干预，使 “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在上述背景下，1955年，中共领导人在对台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又是全国政协主席，也站到了前台。1955年7月30日，他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6月28日，他又公开向蒋介石喊话：“我们愿意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并表示， 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可以“一切照旧, ……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回头看，这岂不是 “一国两制”的最初版本？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在周恩来协调领导下，由“统战、调查、公安、外交、侨委、总政、军情负责人成立对台工作组”，计划 “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以及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台湾实力派为重点去寻找关系线索，逐步打开缺口”。在1956至1957年那两年里，周恩来通过一系列私下渠道，例如民主人士章士钊，香港记者曹聚仁等，一再尝试同台湾当局乃至蒋介石本人沟通并建立联系。这么做是从实际出发：既然台湾仍处于蒋氏威权统治之下，要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路径，不直接他打交道是做不到的。
然而，周恩来的上述努力未及取得阶段性成果，1958年夏天，在“大跃进”席卷中国大地的背景下，就被打断了。8月23日，福建前线解放军部队开始大规模炮轰金门，并一直持续了六周之久。在此期间，美方以美台防御条约所“承担义务”为借口进行干预，使台海冲突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美国军方甚至考虑了 “必要时”在台海使用战术核武器。在这一背景下，自1955年开始举行、但已于一年前中断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定于9月15日在华沙复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亲自准备了一份方案，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它们。但同时，方案又颇具新意地提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自动从这些岛屿上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和平以外的方法（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毛泽东批准这一方案后，又在谈判复会两天前指示周恩来，告知中方参加谈判的王炳南大使在会谈中对上述方案先“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炳南在会谈中却没有按照毛的补充指示行事，把这个本应是中方谈判底盘的方案端了出来（包括国民党军队如主动从金、马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以及在收复金、马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澎，并“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这些主张其实颇有新意，但美方的比姆大使却未加思索即拒绝了中方方案。直到9月30日，回过神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如果台海地区实现停火，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保持大批部队是愚蠢的”。
杜勒斯声明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中共领导人应对台海危机的战略也随之大转弯。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美国人想要“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并从金、马撤退。” 毛泽东同意周的看并总结道：“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 毛又进而提出，应“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 变成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 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需要缓和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作为对付美国人的手段。” 10月5日，北京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从而使台海危机局势走向终结。
1960年，中共对台湾政策在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再次发生重大调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台湾实行新方针。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在台湾问题上“去国际化”：宁可把台湾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同时又决定：解放台湾不能急，这一代做不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据此，周恩来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 “一纲四目”的政策框架。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氏和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台湾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可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几条，都是蒋氏父子最在乎的，周恩来的做法是“对症下药”。这是“一国两制”的又一早期版本。
但蒋介石非但不为所动，1962年夏，反而利用大陆在大跃进后面临“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企图大举“反攻大陆”。为应对此种局面，中共中央一方面向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调动集结部队，另一方面，又由周恩来在外交上采取行动，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的渠道，摸清美方意图，利用美国来制止蒋反攻大陆的图谋。6月23日，王炳南大使在华沙官邸和美国驻波兰大使卡波特见面。卡伯特明确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承担了义务，未经我们的许可，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我被授权通知贵大使，我们无意在目前情况下给予这种许可。” 卡波特甚至提出：“我们双方应保持接触以便尽快制止这种事件。” 王炳南则在回答卡波特的询问时说：““解放军武力进攻台湾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此后，蒋下令停止部队的继续集结。
1963年12月 6日，周恩来在临近香港的“预订会晤地点”和据称与蒋经国有深交的“神秘人物”张樨群举行绝密会晤。周表示：美国正采取更多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上形成统一战线。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完成。会谈后，周“沟通了与蒋氏父子及陈诚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双方“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压制台独，事实上达到了默契”。1965年，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从海外回国，这件事对蒋介石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蒋虽然恼羞成怒，但从长远看，也为国共再次走上合作道路、实现祖国统一开辟了一条可供进一步探索的“李宗仁途径”。
然而，上述发展趋势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的命爆发被完全打断。文革不仅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成为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并进而探索走向统一之路的新的、极为严重的障碍。直至1969年，文革达到高潮后开始走下坡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在珍宝岛兵戎相见，美国又陷入越战泥淖、其全球战略布局出现严重的“东亚错位”（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中心应在欧洲，但军事力量配置中心却在东亚），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二十年全面敌对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走向解冻的苗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并抓住了这个时机，积极展开了极富创意的对美外交。
在中美高层接触的初期，双方还需通过“巴基斯塔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话交流时，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使中美关系得到根本改善，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美军撤出台海地区，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使台湾问题走向解决。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时，对这一点已有准备。他讲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撤军，并准备在越战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国军事力量，并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改善，继续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基辛格还同美国国务院几个月前刚刚发表的台湾“地位未定”声明大唱反调，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他接着强调，以此为背景，美国坚定地主张，台湾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周恩来马上意识到，为了给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美方已准备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重要让步，尤其是，他抓到了基辛格关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他在发言时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必须从台湾撤出，美蒋条约也必须废除，但他又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存在的分歧，不应当成为阻止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障碍。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把美国人形容成正处在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又说：“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比较起来，越南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基辛格访问结束时，中美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春访华。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从多种意义上来看，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双方并未回避各自的分歧，但除了用各自的语言概述对重要国际及双边问题的看法和政策外，又表示尊重对方的立场，并强调双方关于国际规范的一系列共识：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任何国家都不该在亚太，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应要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与尝试”。美方并明确表示，“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 公报起草时，在关于美方对台湾立场的表述上遇到难题，这一段话是基辛格提出的。周恩来看到时，拍手叫绝，后来还专门讲到这件事：这段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 但实际上，这个提法并不是基辛格的发明。早在1968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就在一次关于美关系的演讲中使用了相似的说法。当时，美国两党在缓和对华关系上虽存在各种歧见，但也出现了相当的共识。随着中美关系解冻，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在整个冷战格局及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冷战高峰时的“最凶恶、最肆无忌惮的敌人”逐步向着“心照不宣的盟友”（tacit allies， 基辛格语）转变。后来，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宏大历史进程起步并不断前行的至关重要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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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重挑战、台海局势空前吊诡复杂的情况下 ，重温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并持之以恒地寻求海峡两岸统一之路时所表现出的决心和政治智慧，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以下所述，均为个人的“一孔之见”。
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紧密相关相连。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对中国的“国际定位”改变了。不仅基辛格所说的“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早已是昨日黄花，即便是佐利克提出的两国首先是“利益相关者”的论述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台湾又成了美国“二十一世纪型号”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只是，当年蒋氏对这一点是绝不肯接受的，而今天赖清德等却对此趋之若鹜）。问题在于，中国虽然没有办法轻易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但却可以也应该清醒地为自己定位。中国确实强大了，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从各种人均指标上看），是不是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句要紧的话，邓小平说的，就是“韬光养晦”，现在不大听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中国战略文化的人，很多美国人，把韬光养晦叫做“Hide your own light and try to develop power of deception”。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大战略，其要旨就是不要张扬，积蓄内力。若是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是不断成长的“软实力”、赢得人心的能力，光凭蛮力是会吃亏、甚至吃大亏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对台湾的情势有着相当透彻的了解，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设想和举措也总是从实际出发，击中要害。当时，台湾还处于蒋氏的威权统治下，周恩来设计的“一纲四目”框架，若能实现，是可能以那时的“一国两制”方式开通台湾和平统一的路径的。台湾情势今天的最大变化，是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陈述已不能涵盖今天两岸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的相关认知了。同时，台湾也不存在像蒋氏那样的威权力量，可以在统一问题上“代表台湾人民”同大陆达成协议。即便在他的时代，周恩来谈到台湾问题时就一再提到“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台湾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情势之下，要实现台湾回归，赢得台湾的人心以及台湾人民对统一前景的认同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为此，在政策制定和实行的层面，一定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坚决避免像1958年台海危机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政策断裂的情况。（若是没有这两次大断裂，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出怎样的局面，真是不可以轻易下断言的。）同时，也一定要避免对于内外形势和对方意图的各种误读和误判，尤其要避免在战略层面、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的误读和误判。
台湾问题既然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武统”从道理上来讲，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实践中，在武力攻台这件事上，只能是“最后的一步”，只能是用来对付极端的台独行动以及赤裸裸的外部军事侵略和干预的。有一种说法，是要坚决反对的，那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血流成河或把台湾打平，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话？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台湾同胞不管有何种自我认同，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啊！这样的事情，周恩来是绝不会做的（不然，内战后期的“北平模式”就不会有了）。
从根本上来看，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景，应取决于改革开放宏大历史进程的持续及深入前行，取决于大陆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办好。同时，也取决于台湾岛内“拥统”力量的不断壮大（如何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看待他们，又是可以从周恩来身上学到很多的）。被台湾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视为“命根子”的，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高度渗透并以成为其底蕴的价值观念。两岸之间融合和走向统一的过程，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互补和持续合作，更需要在价值观上的“接轨”。从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应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每个字都真正地落到实处，发扬光大，并刻印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行为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