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4篇
伴随着世界权力东移和中国、亚洲乃至东方崛起的加速，国际话语权在世界范围的再造与再分配便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看清伴随着权力的东移，国际话语权在东西之间出现再造和再分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次，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迎接这一趋势到来的准备；其三，要以交流互鉴的姿态，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这一权力。
一、 范式转换
近代以来迄今为止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可以说就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它的每一次的转换，基本上都发生于西方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内部，借鉴的是西方的经验和文化，形成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垄断了这一知识的生产权，而非西方国家只是这一知识的接受者和实际消费者。
但进入到21世纪，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西方发展至鼎盛而渐趋衰弱，西方大理论的日益趋同和由此而带来的不断僵化的困局，在西方的体系内部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西方理论似乎已悄然进入了福山式的“历史终结”期。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社会拉开了世界权力向东方转移的序幕，引发了亚洲地区的国家一个个先后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印度、越南……。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亚洲地区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亚洲开始进入到整体性崛起的新时代。英国国防部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列入《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报告，认为这是人类正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的重要变化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深信，亚洲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
新时代下的权力转移论，已经超出了奥根斯基对权力转移的狭隘理解，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内部的大国间权力转移，而是在全球层面由西向东的转移，包括非西方的大国、新兴大国群体、一些区域等；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转移，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范式、标准、话语权、知识生产权、软实力等的转移等。
因此，亚洲大国乃至东亚和东方整体性的崛起，也必然带来其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崛起，传统的国际话语权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 文化自觉
面对这一历史的必然和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就以其超前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思维性先后提出了“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和“文化自觉”（费孝通）的概念，率先开启了思想上的准备。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是在深情地呼唤着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就是要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沉沦和失落中找回自己，重拾自信，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世界“美美与共”。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际上话语权的打造和拥有是基于中国自身的逻辑体系的，深化对中国自身逻辑体系的发现和认识，是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笔者以为，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哲学高度加强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
第一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著作中，将中国提高到方法这一很高的哲学层面来加以认识。日本自古就沐浴在“以中国为方法”看生活中一切的精神世界里，对这一古老的原则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和认识。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后再次发出这样的“复古之声”，对中国是一个警示。
中国是自成知识体系的文明古国，202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振聋发聩！走“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道路”，已是时代的必然。
第二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东西两大体系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对于世界而言，西方体系是地方知识，东方体系也是地方知识。但这两大体系之间又绝不是孤立孤存的，而是共生和相互依存的，谁都离不开对方，并顽强地定义对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从体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打造中国，是中国与西方和世界展开体系性互动的根本保障。
第三是作为逻辑的中国。东西方作为体系性的存在，都拥有确保体系运转的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底层逻辑，拥有彼此不同的而又共存一体高度互补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东西方存在着明显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质、路径依赖和逻辑偏好；在千百万年的演进与进化中又历史地形成了奇妙无比而又难以被人所觉察的各种互动规律等等。
通过从哲学高度开展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身的逻辑体系，找到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密码，进而夯实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坚实基础。
三、 交流互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历史上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数据，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重心当时稳固于东方。在保持了820年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重心开始向欧洲转移，之后又向北美转移，西方成了世界的中心，西方也因此而赢得了世界的话语权。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权力东移的态势，而且这一进程依旧还在顽强地推进着，但国际话语权由美西方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今后将延续较长的一段时期。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权力的加速东移和中国乃至亚洲与整个东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格局正在出现松动、坍塌和倾斜，国际话语权亟需重构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按照西方二元对立冲突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势必展开一番激烈而残酷的争夺，结果就是“零和博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基于东方二元和合互补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重构则必然走向合作，实现最大限度的互补与共生。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打造新型国际话语权的新视角和新范式。
国际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以东西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应跳出权力转移和彼此相互取代的单一历史逻辑，积极打造东西阴阳互补、中美王霸共济式的“新型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