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5篇
提起“国际话语权”，人们马上想到“大国较量”、“道德制高点”、“舆论优势”、“软实力”等高大上的话题，而我今天想从现实生活的常识出发，说说与构筑“话语权”有关的几个前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把事儿办好”，才能有“话语权”。
在咱们周边，韩国比日本注重“话语权”，比如“韩流”，做得也挺“成功”。但“美容业发达”，又总让人疑惑“韩式话语权”的真实度。日本则略有不同。比如，2003年的“非典”是和这次新冠疫情有可比性的灾难。当时，亚洲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沦陷了，唯独日本没有出一个病例。而日本是最喜欢吃生食的国家，那时我在日本，天天看着海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因此而不吃生鲜，或带口罩儿等，小孩儿也仍然喝生水（日本自来水可以喝）。但是疫情过后，很少有人听到日本人或政府，到处去讲演日本在非典期间为何没出病例？据说国际防疫会议上，有外国人向日本学者询问，日本人反而低调地说，“可能是我们运气好一点儿吧”，敷衍了事（有人说日本是“隐型哗众取宠”）。但是，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卫生、清洁、自律以及整个医疗福利基础设施的健全等。我这几年在香港，相比之下，香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日本至少20%左右。但是香港其实在生活质量上，特别是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和日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至少香港的自来水是不能喝的，而日本在30多年前我刚去留学时就是可以喝的。香港的年轻人现在最喜欢到日本去观光、购物，干净、安全当然是最基本的原因（其他自不待言）。日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没有事实基础的话语权是沙漠上盖起来的大厦，迟早会坍塌下来。可见，“把事儿办好”，是构建“话语权”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是“把理儿说顺”，才能有“话语权”。
现在有人说，中国“事儿”其实办的还不错，但是没“把理儿说顺”。这个批评有道理。我们东方国家，包括日韩等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普遍比较含蓄、内向，不好意思“吹牛”，这是确实的。但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该吹的牛也吹了，但没“把理儿说顺”，换言之，这就需要“话语权”本身的构建了。首先是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一真遮百丑”。其次是要说大家“听得懂的话”，有懂中文的外国朋友说，听不懂中国电视新闻说的什么。香港“由乱及治”后，有的官员说晚上看内地电视新闻，拿个笔听了半个钟头。不知哪个是重点。现在香港中联办主任就任时表示，今后在香港要多说“北京话”，到北京要多说“香港话”，大概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再次，要“把理儿说顺”，还需要整理出一个既符合实际情况、又易于被别人接受、又能够自成一体、顺理成章的“话语体系”，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第三，构建“话语权”，必须要有“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
7月1日刚公布施行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最后一条（第44条）规定：“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这里的“两推一促”，其实就是说“中国和世界”要具有“相互认知，交流互鉴”的能力。这是构建“话语权”的法律表述。这是一切“正确相处之道”的基础。这里边我认为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知人之智”，第二个是“自知之明”。这是老子在道德经第33章里讲到的两句话，本意是说“自知之明”比“知人之智”更重要、更难做到，其实是一个很全面、很均衡的认识论。换言之，就是要“知己知彼”，对人对己的认知都要客观，要准确，而且要有所不同。例如，在了解别人的时候，要对别人更尊重一点儿，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应该更多一点儿自律，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是遇到缺点和错误时，那就叫“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般而言的“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做的都不够。对一些负面的现象，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都不够，或者说都不够准确、不够充分、不够均衡。由此使得所谓“话语权”建设，就成了一个空话，也很难有批评自己或批评别人的话语权。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在一个大变局之中，中国又在一个“大发展”、“大转型”之中，这时要具备知人之智与自知之明，既能有批评的精神，同时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构建“话语权”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有这样两个前提，随时注意把它协调起来，知己知彼，才能真正构建正确的、准确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