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学者评【日本政坛的乱与治】第21篇
刘曙丽
山梨学院大学·经营学部教授
10月21日,高市政权正式启航。高市早苗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这一政治事件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本文并非着眼于“首位女性首相”的象征意义,而是聚焦于高市政权成立后对日本经济可能产生的多维度影响。
2025年成立的高市政权以“危机管理与增长并重”为旗帜,成为日本政治经济的新阶段。其经济政策,即所谓“早苗经济学(Sanaenomics)”,以积极财政与成长型投资为核心,强调对人工智能、半导体、防卫及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战略性投入。·以下将从财政与金融政策、产业结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探讨高市政权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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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战略
在其所信表明演説中,高市政权提出“责任ある積極財政”(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作为基本方针。
其具体措施包括:
· 生活的安全保障方面:取消汽油税与轻油征取税的暂定税率,以减少税负。
· 中小企业与小规模事业者支援:对于处于赤字状态的企业,也考虑通过补助金等直接支援方案,而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税额控除机制。
· 物价高対策:燃油税率的调整、低‧中所得者补助金政策等。
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短期内政府支出扩大可能提振企业投资预期与市场信心。然而,长期来看债务负担与通货膨胀风险不可忽视:财政扩张+低利率环境可能刺激经济,但也可能诱发“泡沫”或使货币政策空间缩小。正如某研究机构所指出:“该政策成本巨大,其财源尚未完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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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结构与成长驱动战略
高市政权在产业政策方面强调“危机管理投资”(危机管理型投資)与“经济安全保障”双轮驱动。其具体举措包括:
· 将人工智能、半导体、核聚变、生物科技、防卫产业列为国家战略重点领域,以强化供应链自主、技术自主。
· 强化食料・能源安全保障,如提出“食料自给率100%目标”、推进小型原子炉(SMR)、核融合实证项目。
· 医疗・护理行业的应急支援:高市早苗指出,在多数医院处于赤字、护理机构倒闭数创纪录的背景下,不能等候制度改正,而应立即通过补充预算注入资金。
这些政策表明,日本正在试图从传统劳动集约型产业向高附加价值・技术集约型产业转型。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结构转型速度与劳动力人口下降”的不匹配风险。也有研究指出,“若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定产业,可能加剧服务、护理等领域的边缘化”。
三、国际经济与安全保障视角
在外部环境方面,高市政权强化“经济安全”与“开放竞争”之间的平衡。其具体政策体现为:
· 强调重要物资(稀土、半导体材料等)和关键技术(AI、量子、核融合等)的自主可控,以应对美中技术竞争与全球供应链重组。
· 在联合政权框架下,与日本维新会达成协议,提出国家整体战略加强日本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的影响力。
然而,保护主义倾向加强可能压抑民间企业创新动力与国际竞争力,“安全保障优先”如果“一刀切”可能反而削弱日本开放经济的优势。因此,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取得战略平衡,也是未来高市政权经济外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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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生・就业・地方经济(微观经济的视角)
高市政权在民生支援方面也提出多项举措,如:
・ 针对物价上升,通过燃油税调整、低・中所得者税额抵扣、补贴金等措施缓解家庭负担。
・ 地方活性化支援:提出强化地方财政、推动中小企业、服务业、旅游业振兴,以应对地域差距。
・ 医疗・护理领域支援,如前述:即时财政投入以稳定社会保障体系。
尽管如此,日本的高龄化与劳动人口减少问题依然严峻。短期支援虽有助于缓解,但要实现“持续增长-包容增长”仍需在教育、人力资本、数字化转型上下功夫。也即:不能只是“开支”而忽视“升级”。
总的来说,高市政权通过其具体政策展现了“主动出击、结构转型、危机管理”三重特征。短期内,其财政刺激、成长投资、产业战略的组合可能会激发市场活力。但从中长期看,政策的可持续性、结构改革的深度、国际开放与安全保障的平衡、地方-服务业-雇用结构的适应性,皆是必须克服的严肃课题。作为一名研究与教育者的视角,个人认为以下四点尤为重要:
· 成长投资能否真正提升日本潜在增长率,而不仅仅成为“账面扩张”;
· 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间的同步机制是否健全,财政赤字及债务风险是否可控;
· “经济安全+开放经济”模式下,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是否会改善;
· 地方・中小・服务业也能否在转型中获得“包含性增长”的空间,而不是边缘化。
“早苗经济学”的成败,将取决于日本是否能将这些政策从“纸上方案”转化为“制度惯性改变”——换言之,从“支出”转向“创出新的价值”。日本能否借此重构其“知识资本+人才资本+地域资本”的组合,将是未来数年研究与观察的重要课题。当然,高市政权能否维持长期执政仍有待观察。其能否在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之间取得平衡,将决定这一政策路线的历史地位与持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