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11月伊始，刚上任不久的高市首相在日本国会的一番言论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
在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高市首相面对立宪民主党国会议员冈田克也的质询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侵攻“是使用军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怎么看都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状况”。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公开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这一表态立即引发北京的强烈抗议，使中日关系迅速陷入紧张气氛。对一位新任首相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对华外交开局。
| 数百名日本民众21日晚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国会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要求其撤回相关表态并作出解释和道歉。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日方思维侧重对华明确威慑
从国家安全保障团队的人事布局来看，高市的内阁被日本媒体形容为“有事内阁”。例如，两名关键人士的任命尤为引人注目：其一是与美方关系密切的前航空自卫队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尾上定正，被委任为负责安保事务的首相秘书官；其二是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曾参与去年在日本战略论坛组织的“台湾有事”危机管理推演。此外，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其选区就在拥有美国海军基地的横须贺，与美军关系密切。高市的人事布局显示她在对台安全保障领域采取强势姿态，明显倾向以威慑方式向北京传递信号。
高市的对台思维与2023年8月前首相麻生太郎的言论如出一辙，都是基于美式威慑（deterrence）逻辑：通过提前表明日本可能的反应和决心（resolve），提高中国武力行动的成本（cost），以期“吓阻危机于未然”。瑞士学者 Lionel P. Fatton 于2024年在《Asian Security》发表的论文《冒险行事：日本对台前沿威慑姿态》（Sailing Close to the Wind: Japan’s Forward Deterrence Postur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指出：近年台海形势的紧张提高了日本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因此日本愈发倾向通过“前沿威慑”来降低被卷入的可能性。
然而，北京完全无法接受日方的做法。中国舆论普遍将“威慑”视为“挑衅”（provocation），并指出历任日本首相通常以模糊表述处理台海议题，而高市是第一位明确将“台湾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的日本首相。对北京而言，这不仅是地缘安全利益计算，更触及敏感的中日历史问题——日本在道义上没有资格对其前殖民地的事务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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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过去三年详细研究了2006年以来三组日台关系案例，总结出冷战后日本是否介入台海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的组合：美国的外部压力、首相的内政强弱、官僚的谨慎程度。在缺乏美国压力、首相内政强势且官僚谨慎度高的情况下，日本在台湾议题上往往采取自制姿态（如2018年安倍内阁）；相反，如果美国压力强、首相内政弱势且官僚谨慎度低，日本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反而上升（如2021年菅义伟内阁）。
目前高市内阁的处境处于两者之间：即特朗普政府并未向东京施压，但高市在内政上属于弱势首相，虽然享有高内阁支持率，却尚未能够通过国政选举把高支持率转为国会控制权，自民党在参众两院仍是少数执政党。因此，高市需要通过对华强硬来巩固保守派基本盘。这一国内政治结构因素，可能是推动她采取强硬外交的重要动因，以避免右派保守势力的离心。
高市发言欠谨慎 乏与北京沟通管道
没人预料到中日关系会在2025年年末再度陷入艰难局面。高市自称“安倍主义传人”，然而安倍时代对华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威慑”与“沟通”并行，而非缺乏自制的口不择言。今天的日本面临兵员不足、资源有限且非核武国，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军事威慑而非沟通对话，恐难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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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后，第二次安倍政权依靠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对北京的沟通管道，成功建立了中日高层间的互信。安倍在2014年改善中日关系后，更刻意避免与台湾高层会面（例如：2018年6月安倍在冲绳参加公务活动时，即使与李登辉下榻同一酒店也坚拒见面，以确保当年10月访华顺利实施）。回看今日高市政权的布局，明显缺乏能直接与北京沟通的重量级调解者，使中日危机管理能力显著弱化，提高了双方对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