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28篇
高翔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不知不觉，傅老师（Joseph Fewsmith）教授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直到此刻，我还清楚记得那天从电视台返回紫金港，我接到朋友发来消息，得知傅老师因中风离世。震惊之余，是不敢相信、拒绝相信。反复刷新波士顿大学官方网站，甚至给傅老师也写了邮件，希望收到他幽默的回信，告诉我这是重要会议之后的以讹传讹。
一个多月过去，我已经接受傅老师离我们而去的事实。他不会再来杭州、再来中国，下次去美国、去波士顿时，也不会再有机会和他一起吃饭。在即将到来的节日，也不会再收到他的邮件。
傅老师是我攻读博士项目期间赴美联合培养期间的指导老师。在此之前，我2007年第一次听了傅老师在浙江大学的学术演讲。2009年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期间，傅老师慷慨答应接收我赴美学习。2010年9月开始，我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访学。访学期间，我听了两门傅老师主讲的课程，在他的鼓励下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去听了研究方法、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的多门课程。说来有趣，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读书、思考也算用功。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也许是学习阶段的关系，那一年在美国的联合培养，却是我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阶段。
在这个开悟的过程中，傅老师毫无疑问是启发我认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引导我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引路人。我还记得旁听他的课程，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历程，涉及到一些重要的人、关键的事，他就会问我是不是知道。大部分时候，我都只能摇摇头，诚实地表示我并不知道。他会故作夸张的说，啊哈，你对中国了解的太少了！于是在课后，我就有了更大兴趣去读更多的东西、去更好认识自己的祖国，慢慢了解那些教科书上看似平常的记录背后，原来是经历了那么激烈的争论。他也带我认识了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如数家珍地介绍每一位学者的工作，时不时赞赏几句谁的研究做得好、见解独到，偶尔也会叹气，一些研究形式漂亮，但“胡说八道”。傅老师在介绍、评论这些研究工作时，有一种奇妙的客观性、开放性，他应该是在不断对照、检视这些工作与他关于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换句话说，他讲述他人的研究，更像是专业的学术品鉴，与他讨论本身就是在澄清事实、增进理解，而不是给出某种过于简化的论断。
一年的联合培养期间，我向傅老师学了许多认识中国的技艺。比如怎么读《人民日报》和各类官方文件。和许多其他受过傅老师帮助、始终惦记着他的同行、朋友相似，傅老师教我，大多数时候并不刻意，往往是在吃饭的时候、在研讨会上、在讨论某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讲起。现在回想起来，他随时能够自然讲述，大概是因为一直在读《人民日报》等材料，读研究中国的许多中英文作品。2010年感恩节期间，闫健和我一起去他家吃饭。餐前参观他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阁楼的书房，朝南有一扇窗户，书架上、书桌上、地上，全部都是书籍、纸张。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是他的工作，也是自然而然的生活。我是十分向往这样的状态，也很想成为这样纯粹、专注的学者。
傅老师还是一位极好的老师。太一组织大家追思，我看到、听到许多师长、朋友的分享。记忆中那个幽默、风趣，对待学生宽容、平等、鼓励的傅老师，与大家叙事中的形象重合。傅老师和我合作过一篇关于中国地方治理的论文。当时正是我博士项目快结束，刚刚接触英文论文写作。我还记得他改稿子，大概是因为改动太多，怕我有压力，专门备注“不是你写的不好，而是每个人写作都有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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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我入职浙江大学以后，因浙大开设了海外教师主导全英文课程的项目，郁老师建议我邀请傅老师来主讲一门《比较政府与政治》。傅老师欣然同意。此后几年，傅老师每到夏天就来杭州待一两个月。当时，公共管理学院设置了一个名为“亚洲未来领袖”的研究生项目，招收来自东亚各国的学生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我那时候满腔热血，认为中国的国际化不仅应该只是让老师、学生走出去，也到了考虑在地国际化的时候，也就是在中国本土营造一种开放、包容的国际交流环境。傅老师来教课，我就做青年老师旁听。在课堂上，傅老师还是延续了他一贯对待学生的那种平等、鼓励又专业、深度的教学和交流方式。傅老师好像没有专门讲过他的教学理念，但我仔细回想，他示范了一种把学生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对话伙伴的研讨会方法。
也是在那几年，我意识到傅老师确实是难得的中国通。除去上课，他总喜欢到各地走走。当时，他的兴趣应该就转到了党史，喜欢去各个革命根据地转转。有一回，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一位杭州师范大学研究党史的青年老师，认为他的文章写的很好。我一看，是中文期刊上的论文。傅老师的中文阅读能力应该比他的中文口语要更好（因郁老师一直要求我用英文跟傅老师交流，我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傅老师的中文口语水平）。而且，傅老师的学术眼光也相当可以，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老师，现在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党史研究中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020年以后，因全球疫情，国际交往骤减。到了2023年暑期，我又开始国际出访，访美的第一站就选在波士顿，约傅老师见面。见面后，他先拿出两本最新的著作给我，又讨论了许久关于中国的最新情况。当时也巧，北京大学的张长东、哥伦比亚大学的蒋俊彦也都在波士顿，傅老师就请我们在新开的一家蜀大侠涮火锅。火锅很地道，但涮了什么菜，我是全部不记得了。因为火锅对话更像是一场轻松、有趣的学术研讨。这种引人入胜的学术对话，一直延续到了今年春天。我去美东开会时，傅老师又请我吃了地道的美国上海菜，和即将毕业的冯博一起喝了餐后咖啡。当时还约定，今年冬天在杭州见。这个约定，傅老师没有遵守。
仔细回想起来，和傅老师的讨论，八成以上都是关于研究，尤其是中国治理的议题。还有两成，则是一些美国政治、国际政治的观察，以及他的家庭、孩子。特朗普第一次竞选胜出时，我给他写邮件，他答复说“it literally hurts”。但这伤痛，怎么也比不上Stephanie去世。他讲述过女儿与病魔的抗争，当时以为已经赢了。Stephanie去世后，傅老师很久都缓不过来，到今年上半年，他才写邮件叙述当时的感受——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做。在他五月份荣休以后，他还制定了许多计划，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10月下旬我和Jessica讨论，她还专门告诉我“下周要去DC和Joe一起开会”。那似乎是傅老师参加的最后一场学术对话。
傅老师在和我们讨论时，经常会用的一个开场是“so，tell me～”傅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表达，讲述我们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写下这些关于傅老师的回忆，我意识到，傅老师对我们的鼓励，言行各占一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努力学习做自己，除去经常倾听内心的声音，也常常会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我很幸运，认识傅老师，听他说话、与他交流。他是一个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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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总希望能够多见傅老师几次，因他1949年生，已经年逾古稀。今年春天在火车站等他时，先远远看到一个步履蹒跚、垂垂老矣的长者从火车站出来，已经心生酸楚，以为傅老师已经老去。好在是眼花。当时傅老师精神矍铄，熟练操作智能手机，召唤Uber。临别时，东北的早春，已有明媚的阳光、吹出温暖的风。那是和傅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其人、其情、其景，永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