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9篇
卫 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教授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秩序深度重构的关键十字路口。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气候危机、公共卫生风险、债务困境与数字鸿沟交织叠加，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在这一背景下，“世界领导型国家”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缘政治标签，而应被重新定义为——有能力、有意愿、有智慧通过例如经济发展等手段，系统性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以此维系国际秩序稳定与共同繁荣的核心力量。
回望历史，二战后的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不仅援助了欧洲重建，更构建起以开放市场、多边制度和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行动之所以成为典范，不在于其单方面的施予，更在于将国家利益与全球福祉巧妙的融合，形成“利己亦利他”的良性循环。“马歇尔计划”不仅恢复了西欧的工业产能与消费能力，还促进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的产生，为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石。
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尝试回应相似命题：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切入点，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融资选择，从而注入新经济增长动能。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一带一路”已与15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在铁路、港口、能源、数字通信等领域形成大量准公共产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同时，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120余国和国际组织提供超22亿剂疫苗，成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之一。这些实践虽仍面临着债务可持续性、环境・社会影响评估等批判性争议，但其在填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提升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等方面起到的客观作用不容忽视。
以上表明，真正的世界领导力，从来就不在于军事战略投送或话语霸权，而在于能否系统性回应人类共同挑战，尤其是通过经济发展手段提供可共享、可持续的全球公共产品来赢得广泛认同。
加州山火。图片来源于网络。
全球公共产品——如稳定的金融体系、开放的贸易规则、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跨国基础设施网络、公共卫生安全等——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其有效供给才是国际秩序稳定运行的前提。然而，当前全球公共产品的实际落实却深陷多重困境。
首先，供给主体虽多元化，但协调机制依旧薄弱。传统上，全球公共产品主要由霸权国家（如二战后的美国）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主导提供。21世纪以来，欧盟、中国、新兴经济体乃及非国家行为体（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跨国企业）也积极参与。虽然这种多元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供给体系的韧性，却因缺乏统一标准与协调平台，反而导致竞合悖论。例如，欧盟推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及美国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都在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美日印澳搭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基建、数字、绿色等领域各自为政，甚至出现相互排斥。其结果不是协同增效，而是规则碎片化、资源重复投入，最终反而削弱了整体供给效率。
其次，领域进展极不均衡，多数议题仍陷“集体行动困境”。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巴黎协定》虽达成共识，但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至今未能兑现，减排目标与实际行动严重脱节；在公共卫生领域，世卫组织（WHO）在疫情初期反应迟缓，COVAX疫苗分配机制（COVID-19疫苗的全球集中采购机制）效率低下，暴露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在贸易与金融领域，WTO改革停滞不前，近年多边贸易体系逐渐被单边主义侵蚀，尽管RCEP、CPTPP等区域协定维持了一定开放性，但难以替代全球性规则；在知识与数据共享领域，尽管新冠基因序列得以全球共享，但人工智能、芯片等关键技术仍被高度管制，知识产权壁垒与“国家安全”泛化更是加剧了数字鸿沟。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制度性缺陷：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高度依赖自愿合作与软法机制，缺乏强制执行力与公平代表性。现今扔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联合国系统，因长期资金短缺，依赖大国会费，易受到政治干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结构，依旧偏向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难被重视；而在人工智能治理、海洋塑料污染、外太空利用等新兴议题上，尚无建立起有效多边机制。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对应的问题上，“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这种责任与能力错配，正不断侵蚀国际秩序的信任基础。
因此，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必须超越“谁取代谁”的权力转移叙事，转向“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新范式。其角色不应是所谓取代旧霸主的新中心，而是在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关键协调者、赋能者与制度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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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无论来自何方，都应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以发展为导向供给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数字联通、普惠金融等，应成为新时代公共产品的核心内容。它们不仅促进经济增长，更能增强各国抵御外部冲击的内生能力。例如，亚投行支持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推动的数字技能培训，这些都是将发展红利转化为公共产品的有益尝试。
第二，推动包容性制度创新。任何全球发展倡议，都应坚持开放、透明、非排他原则，避免将经济合作工具化为地缘竞争的武器。规则制定需更多吸纳如非洲联盟、东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的声音，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中国近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是试图从理念层面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产品供给框架。
第三，强化区域—全球联动。特别是亚太地区近年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其秩序的稳定不能仅靠国家安全同盟来维系。唯有通过经济的深度互嵌——如供应链韧性合作、绿色转型协同、跨境数字规则对接——才能构建真正自主、平衡的区域性架构。如亚投行通过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开展联合融资，支持跨境绿色基建项目，推动标准对接，从而促进区域发展与全球可持续目标接轨，凸显了“多元主体、多轨并进”的现实图景，或将为全球秩序提供兼具包容性与实效性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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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复证明，国际秩序的持久稳定，从来不依赖单一的强权维系，而源于广泛受益的制度安排与发展红利的合理分配。从“马歇尔计划”到“一带一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全球发展倡议，人类始终在探索一条路径：“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
今天的世界，不需要新一轮的霸权更替，而亟需一场责任意识的觉醒与合作模式的重构。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若能以推动共同发展为目标、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路径，与各国携手合作，方能在百年变局中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秩序。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