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雨 | 第五个国际秩序: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 海外看世界

53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1篇

杨希雨 

国观智库客座高级研究员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的演讲之所以“火出圈”,并非因其言辞有多出彩,而在于他对于当今国际秩序的哀叹,深刻折射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性矛盾是:1945年由美国主导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正在终结,而适应21世纪和平与发展所需要的新国际秩序难以形成!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断裂式过渡期”。

历史地看,每当既有国际秩序失灵,而“权力再分配”与“制度合法化重构”无法达成共识时,世界往往会陷入长期的“无序状态”与战略动荡,最终走向大规模战争。回顾1648年以来四个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更迭,我们不难发现,大规模战争往往是新秩序最残酷的“催生婆”。

图片来源于网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演讲。

一、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的诞生与殖民宗主权的“双标”

欧洲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构建了第一个近代国际秩序。它确立了主权原则互不干涉的核心范式,将世界带入主权国家时代。 然而,这一秩序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赤裸裸的“双标”特征。它在欧洲内部讲主权,在欧洲之外讲宗主权;其在殖民地的“例外实践”,形成了规范上的“双标”。这种维护欧洲利益的排他性,虽换来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短暂均势,但也为后来的大国争夺和战争埋下对抗火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本身,最终也在拿破仑战争的炮火中崩塌。

二、 维也纳秩序:“大国协调”维持均势与“正统”压制民族主义革命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签署的《维也纳条约》,使“维也纳秩序”应运而生。它不仅是权力的均势,更是一套“大国协商”的体制。这一秩序试图通过保守派的共识来压制民族主义与革命,实现了欧洲近百年的相对和平。但随着德国崛起与旧帝国体系的僵化,均势再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三国同盟”vs“三国协约”的刚性制衡/对抗结构,导致1914年一个偶然的刺杀事件就能引爆一连串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结构性确实的理想主义制度的夭折

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第一次尝试通过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来构建全球秩序。然而,它本质上是一场“胜利者的分赃”,不仅将战败国德国推向极端,也将新兴大国苏联排除在“秩序之外”,叠加美国重归“孤立主义”置身于“秩序之外”。这种结构性的理想主义制度缺失,使得第三个国际秩序仅在20年内,就轻而易举地被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所彻底颠覆。

四、 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霸权与规则的巅峰

二战胜利结束后的1945年,基本以美国主导,建立起以雅尔塔协议为基础、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这是历史上最接近“全球统一规则”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使得二战后建立的第四个最接近“一体化”的国际秩序,很快就陷入美苏两级对抗的双重结构。更重要的是,战后殖民体系的全球性解体和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把“美苏两极世界世界”,改造成“三个世界”格局。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随着21世纪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民主西方”和“全球南方”两大板块的多边整合,这一秩序正面临“制度代表性不足”与“功能性失灵”的双重挑战。

五、 第五个秩序:转型十字路口的抉择

今天的形势,凸显“第四个国际秩序”正经历系统性的“礼崩乐坏”,特别是“特朗普推论”为底层代码的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既有国际秩序的失灵和国际多边规则体系的崩塌过程。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了似曾相识的历史十字路口:新的国际秩序是重蹈覆辙战争构建,还是基于真正的“主权平等”原则,通过多极协调多边协商来完成和平转型?不同的抉择,必然把人类社会拖向或者和平繁荣的未来,或者毁灭性战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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