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19篇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特朗普二进宫后的对外政策，明确宣告了美国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彻底终结，因为这个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并不是其他国家，正是美国自身。特朗普嘲讽美国的盟友们为搭便车者，表示不会再为盟友免费提供军事保护，并对包括盟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起贸易战，他将关税和对美投资形容为进入美国市场的入场费。这些作为，尤其在格陵兰问题上美国表现出的霸凌行为，引发了同盟国的或明或暗的反抗。
加拿大敢为人先
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1月20日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可以说是对特朗普的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做出的最有分量的反击。他毫不含糊地承认：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某程度上是个虚构，因为最强大的国家在需要时会豁免自己的义务，而国际法也会因被告或受害者身份不同而出现不同标准。当特朗普公开践踏这一秩序时，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已经终结，在不受约束的大国地缘政治角力下，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他说：当我们与霸权大国进行双边谈判时，只会处于弱势。我们只能各自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相互竞争看谁更顺从。这不叫主权，这是在从属地位下行使主权。
他强调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在强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解决方案在于加强中等强国之间合作，共同应对霸权力量。为此，中等强国必须放弃旧秩序还会回归的幻想，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加强关系并共同行动，共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加拿大试图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新战略的可行性。去达沃斯之前卡尼总理成功地访问了北京，达成了经贸方面的重要协定。他明言：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已变得“比与特朗普政府下的美国更可预测”，并且要从战略性、务实性和果断这三个维度，重新调整同中国的关系。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他还描绘了加拿大正在推行的类似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政策，即对内加强投资和建立健全统一大市场，对外推行多边的经济合作，其目的是强化自身的经济自立。
日本也曾积极寻求对美战略自主
卡尼首相的这场赢得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讲演，但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并没有超出长期以来日本战略研究圈探讨的范围。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肆意行为，每每引起日本的战略精英们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弱化的担忧，并引发了作为同盟国的日本如何保持战略自主性的讨论。
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首次登基后，推行了一条以“美国第一”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时任总理安倍晋三的主导下，日本推行了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四面作战”：一，拯救美国退出后的TPP，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二，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U EPA)；三，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试图在推进亚洲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领头作用；四，试图用巧劲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谈判压力。针对美国政府以汽车和农业等产业为标靶要求日本消减对美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日本表示将在WTO和TPP的框架下应对，而不采取对抗措施。也就是说，虽然对美国做了实质性让步，但没有卸下自由贸易的大旗。
在安保和外交战略方面，日本的战略自主权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安倍首相同普京总统频繁走动，事实上改变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将认真考虑俄国的安全关切，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在北方领土驻军。二，探索改善日朝关系的现实途径。在特朗普政府对朝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日本逐步软化对朝姿态，表示在解决核导和绑架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可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安倍并多次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三，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安倍表示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将坚持两国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在增进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使中日关系走向正常轨道。
在“积极的和平外交”的旗印下，安倍总理还积极推行同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土耳其等中等强国之间的经贸和安全合作。需要指出的是，卡尼总理强调的中等强国合作的战略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学者的原创。2005年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出版了“日本的中等强国外交”一书，已经阐述了日本放弃同大国的全面对立，通过多国间合作寻求外交主体性的战略思路。
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政府不公开反对特朗普的霸凌？为什么日本近年在推进战略自主性方面没有进展，远远落后于加拿大了呢？
政治劣化妨碍了日本追求战略自主性
我们看到：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没有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问题上明确表态，没有在关税和对美投资等方面对特朗普说不。借用卡尼总理的话说，日本没有表现出中等强国应有的姿态：即我们有能力停止伪装，直面现实，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并共同采取行动。
一个可能解释的原因，是拜登执政的4年中，又一次强调加强与同盟国的关系，搞基于意识形态的阵营对抗，致使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对美国的领导世界秩序重新抱有幻想，从而阻碍了对战略自主性的探求。但我认为这种外部变化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从日本政治的劣化中寻找答案。自安倍长期结束后，日本又进入了频繁更换首先的政治周期，在总理有权决定解散国会，进行议会选举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下，高市早苗总理1月23日宣布全国进入众议院大选，这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举行的第三次国会选举。在接踵而来的选举的压力下，政治家们只关心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并通过政治作秀来影响和操纵选民的情感，这次高市早苗的选举战略可以说是典型的“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在这种氛围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问题，从中长期视野考虑日本国家利益的政策主张，都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日本外交战略的现状抱有危机感的原官僚，律师，大学教授，和新闻记者等，于2013年自发成立了名为“新外交创意”（New Diplomacy Initiative）的独立智库。在一份题为“如何应对特朗普政权：需要的是日本政治的胆力”（「トランプ政権とどう向き合うか－求められる日本政治の胆力－」）的政策报告书（2025年5月）中，智库的作者们分析了特朗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日本应该和可以采取的政策。其中，智库代表猿田佐世根据长期的访谈和观察，将日本朝野关于日美同盟和战略自主性的基本愿景和战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愿景和战略可以称之为“抱紧美国战略”，即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忍受关税之痛还是增加防卫支出负担等，都需要强化日美同盟，寄希望于加强对美从属或许会赢得美国的回心转意。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正在减少，但在官僚，尤其是外交官中仍不在少数。
第二类人群认为应该逐渐拉开同美国的距离，在美国缩减其防卫义务时，日本必须加强自身的防卫和威慑能力，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必要时可以拥有核武器。持这种可以称为“自我军备战略”信念的人，大多重视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并强调来自日本周边的中俄朝方面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保守政治家在提倡这一战略，并通过舆论场影响到民众。
第三种想法是拉开同美国的距离，但不是通过军备，而是以现实和灵活的外交手段来强化日本的安全。这种战略设想实际上就是“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翻新版，同卡内总理宣布和实施的加拿大的战略异曲同工。遗憾的是，这种主张目前主要停留在一部分研究者和评论家层面，尚未得到朝野的多数支持。
在智库研究者们看来，拥抱第一和第一种战略的人群，表现出社会认知和外交上的惰性；而第三种战略是现实和合理的。猿田佐世估计，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第三种愿景和战略才能在日本占据主流地位，也就是说，回归理性的外交政策取决于日本政治的进化能力，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作为观察者，我认为这种估计十分保守，在世界大变局加速的形势下，或许会有一批政治人物挥臂而出：“今天的加拿大，就是明天的日本”，“20年太久，只争朝夕”！会出现吗？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