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6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
自进入特朗普2.0时代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愈发显露出强权特征。从重返白宫之初的恫吓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到2026年元月出兵委内瑞拉逮捕马杜罗总统，再到目前以武力及经济手段施压，企图获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与行动遭至包括北约盟友以及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公开或非公开的反对。国际社会暨舆论界和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此举影响重大且深远，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国际新秩序演变的新趋势，即传统的共同价值观导向的国际关系正日渐让位于利益优先导向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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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观而言，上述美国暨特朗普2.0版“强权霸凌”之表现确实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共识构成了猛烈冲击，甚而有动摇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势头。然而，若仅以特朗普2.0目前的表现和影响来断定国际社会已重新回到所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窃以为可能会言之尚早。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国家长期掌控世界话语权，极易滋生一种“自丑不觉，人丑笑煞”的现象；正因如此，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种弊端，国际社会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让国际社会重返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不如说重塑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由此催生出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新国际关系体系。这一新国际关系体系正逐渐放弃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关系框架，甚至有摒弃西方国家基于“民主”“人权”或以意识形态划界所形成的联盟体系的倾向。
应该看到，除了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外，冷战后国际社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弊端也是导致国际关系趋利避害色彩不断深化的重要因素。造成西方陷入目前窘境的因素固然很多，简单而言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价值观输出所造成的地缘动荡。其余波不仅反噬了欧美国家，还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曾向非洲和中东地区输出其价值观，导致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社会危机，而由此产生的大批难民、移民则大量回流向欧美国家。这不仅冲击了白人基督教社会的文化基础，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促使欧美国家开始思考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给自身带来的诸般影响，进而判断把文化入侵作为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前提的利益得失，并评估其道德成本。
二是源自西方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可以说上述负面影响的警示作用已渐趋弱化，政治化用途亦发生质变。有学者认为，一些欠发达国家大都会将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前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作为不断向国际社会索取援助而找寻的一个说辞；反过来，曾经的加害国则逐渐淡化了对受害国的道德愧疚，转而更多地追求对外援助的利己性。
三是围绕供应链的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虽然全球化提升了生产、资源利用和资本运作的效率，并由此促进了各国的合作与分工，可一旦当供应链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就会使那些具有建立供应链能力的国家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而采取重塑措施，由此激化了涉及占据、控制资源的博弈。那些占有资源但未被有效开采的国家通常会将供应链重建视为推动本国发展和与发达国家对接的契机，而前述动向必然会冲击到那些依附于旧版供应链的资源生产国。
另外，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向北约的欧洲盟友和东亚的日韩等盟国提供了长期的几乎免费的安全保护。而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笃信谈判权来自于自身实力，而不是道德或者程序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连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不能保证，就不该用“价值”和“国际法”来对美国进行政治说教。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朗普动辄轻视和怠慢联合国、WTO、北约等组织机构的原因所在。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战后的北约成员国和日韩等国长期缩减军费支出，得以把更多的财政预算投向国内的医疗、退休金、教育和全民福利，从而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则承担了提供安全保护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军事行动所需的主要经济成本。说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关系秩序，打着民主人权旗帜，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动辄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后甚至打遍天下无敌手，进入一家独大，孤独求败的巅峰时期。
然而，近2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债台高筑，民生凋敝，综合国力每况愈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由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且这个回旋镖飞得太突然太猛烈，给自身造成严重“内伤”。为了疗伤，倒逼美国改弦更张，政府不得不出台许多奇葩的内外政策。特朗普本是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唯利是图是其基本价值观和职业行为准则，他将商业经营理念移植到处理国际关系层面，认为对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多收一些保护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一众几十年如一日追随左右的“同一个战壕里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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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客观上看，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仍然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试图建构一个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既定目标，以外交博弈，特别是经济制裁为主要控制手段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看来，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秩序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这套秩序存在着长期的系统性的不公平问题，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
具体而言，美国长期承受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自称其平均关税世界最低，从而造成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导致大批中产阶级贫困化和走向破产，而美国精英阶层却将其称为“全球化红利”。此外，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被系统性外包。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离岸生产，让美国消费者很容易买到便宜的商品，却让美国中西部地区失去了制造业、技术和尊严；尽管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巨大，而普通制造业工人则失去立足之地。
在川普看来，经济全球化对美国而言非但不是经济红利，反而是造成巨额亏空之源，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吃亏越多。可以说，这对于川普的基本盘MAGA群体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由此看来，特朗普2.0时代的不断退群，滥加关税，大收保护费，甚而强推军事霸凌政策，这在逻辑走向上似乎有迹可循。然而，特朗普的这一尝试势将促使弱小国家、中等强国乃至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产生若干变化与调整。
首先，对于弱小国家而言，在国际机制方面，虽然特朗普2.0仍延续了1.0时期的“退群”作风，但其所作所为并不是让美国就此淡出国际事务，而是试图让美国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国际政治。近期特朗普筹建“和平委员会”，这表明美国仍有意愿涉足国际安全治理事务，但其前提建立在更露骨的“美国优先”诉求之上，就是说，正义与公理等国际准则统统让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以美国利益为标准来定义和平的示范意义，将导致在安全治理领域内，大国将以利益作为其行为的首要目标。换言之，急需救助的弱小国家需要以资源开发、能源供应、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投资设厂等方式加以酬谢，才能获得大国的有效帮扶和援助。
其次，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当世界警察，而以收费保镖身份涉足国际事务时，地区中等强国会在地缘政治中提升存在感。例如，在俄乌战争中，体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罗斯被乌克兰拖入战争泥沼，而乌克兰则在北约与欧盟的援助下成为中等军事强国，阻挡着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又如，2025年发生的印巴空战，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击败了印度空军，对于试图追求地区霸权的印度形成了掣肘。上述事例表明，在军事大国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在与毗邻大国博弈时，其军事实力将对邻近大国构成制约作用；而其外交实力则是争取周边其他国家或域外大国支持的条件，也是以确保前者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再次，美国的战略收缩可能会压缩大国在地缘政治事务中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其周边的弱小国家会在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博弈中变得更加精明，即采取不直接刺激大国，但又持续亲近中等强国的态度。如俄罗斯周边的中亚国家效仿乌克兰推行去俄化改革或增强与西欧、土耳其的政治经济联系；又如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中为前者提供军事上的便利等，由此导致地区大国始终处于以一对多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当区域大国试图像美国那样同其他国家深化战略合作时，其拉拢别国所承受的压力亦将增大，如伊朗为摆脱孤立状态而求助于俄罗斯，俄若施以援手则会阻碍其同欧美国家关系的修好，尽管俄伊长期友好甚至近乎准盟国关系，但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或可成为大国在外交博弈中的“烫手山芋”。
总之，真正的国际新秩序，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利益共生中寻求价值共识，在互利合作中构建稳定框架。尽管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不容小觑，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渐进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三
毋庸讳言，目前特朗普2.0版施政表面上看是在破坏现有秩序，而实际上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给旧秩序重新定位。在新世界秩序里，美国市场不再是单边开放的，必需遵循对等开放原则；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一项必需按价付费的服务；联盟关系不再只是价值共同体，也必需是要进行公平交易的商业关系。总之，在特朗普构想的新国际秩序里，美国仍居于顶端，有实力制定游戏规则；概言之，一切都要重新定价，一切都要遵循实力和美国国家利益原则。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唯我独尊的霸凌行径业已打破旧有的国际惯例，并导致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寒蝉效应。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绑架”，对格陵兰岛提出贪婪的领土要求，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州，这些霸道行为已近乎彻底颠覆了旧有的国际秩序体系。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马杜罗事件上都表态支持特朗普的行动，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却几乎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除此之外，美国对于欧洲防务问题的表态，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内部“重新武装”的呼声。
特朗普之所以敢于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霸凌”世界，凭借的仍然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然而，也正是美国的“特殊”地位，导致特朗普2.0版还不具备普遍的可复制性。申言之，尽管传统大国与地区强国愈发试图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但国际间的相互联系仍然无法被轻易切断，亦即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自形成完整的生存闭环，没有哪个区域可以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完成自我封闭。而这也意味着，任何在各自所在地区复刻特朗普2.0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面临一个抉择，即其自身的势力范围与特朗普2.0的美国势力范围发生碰撞时，如何妥善处置和协调双方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
从俄乌冲突的发展和现状来看，欧洲已在尝试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欧洲主要国家也在努力寻求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建立联系并开展务实合作。当然，尽管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的侵害，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曾与美国长期共享西方意识形态“红利”的盟友转而寻求开拓新的国际关系，以继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势必形成一种对抗特朗普2.0的“国际力量”，尽管这股力量尚未形成气候。
此外，尽管特朗普政权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或采取军事霸凌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但是在国内面临着诸如ICE枪击等事件的负面影响，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亦令其堪忧；同时，应该看到特朗普本人受限于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规定，其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否具有长期性也难免存疑。鉴于此，现在就断言国际秩序将从价值观主导向利益优先主导转向，似乎也还为时过早，学术界、舆论界的有关判断和结论仍有待商榷。
众所周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大变局中，所谓“共同价值观主导”的叙事逻辑渐趋式微，而利益优先法则遂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标尺。不得不承认一个冷酷的现实，冷战后西方标榜的价值观同盟，如今已被现实利益撕裂，未来能否弥合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欧美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乃是多元价值与现实利益的重新平衡，而非简单的“利益取代价值”。
那么，作为区域内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顺应世界大势，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保障国家发展之船行稳致远的同时，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多元价值理念仍是国际秩序基石，期望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回应全球治理、共同安全的集体诉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既有赖于世界大国决策层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更要仰仗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国家和人民的鼎力襄助。（本文写于2026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