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1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战争法规范的严重碎片化反映了国际秩序转型期的深层张力。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均未能满足《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关于使用武力的严格限制，进一步印证了既有战争法规范在强权政治面前的脆弱性。在“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国将旨在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单边武装干涉包装为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执法行为；在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中，特朗普政府又通过无限扩张“先发制人”与“集体自卫权”的概念，试图为缺乏安理会授权且在任何方面都不满足“迫在眉睫”标准的预防性打击披上合法外衣。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讨论开战合法性，特朗普更为关心美国公司如何获取委内瑞拉石油，以及如何向民众表现出已经赢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美国在对外干涉中对开战权（jus ad bellum）的任意解释和漠视消解正是当前规范碎片化的核心内涵与典型表现。
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正义战争的话语将战争行为的责任转移到敌人身上，因此动用武力“永远都不会是非法的”。“任意编织开战理由”的做法，揭示了正义战争话语的核心悖论：当动武标准本身可以被策略性地突破和重构时，任何军事行动都可以在事后被包装为“正义”之举，战争法规范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功能转变。规范不再是对所有行为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而沦为打击对手、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这种转变正是规范系统性碎片化的核心症结——它不仅破坏了规范的普遍适用性，更在话语层面消解了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基础。
战争法规范的工具理性在于通过稳定的预期形成互动秩序，这是一种着眼于系统稳定和长远利益的全局理性。然而，在当前一系列国际冲突中，无论是为了维护地区霸权而实施的单边突袭，还是为了实现政权更迭而进行的斩首行动和对民用设施的威胁，决策者往往被短期军事收益和局部政治目标所裹挟。当短期理性压倒长期理性，交战方更倾向于将战争法视为阻碍胜利的绊脚石，从而在战术层面上选择性地无视区分原则与比例原则。这种局部理性的膨胀，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战术上的优势，但却以透支国际社会信任、破坏长期互动秩序为代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每一次对规范的短期背离都会降低未来遵守规范的预期收益，从而进一步削弱长期理性的约束力，最终加剧国际体系的无序与动荡。
作为对人类使用暴力施加的最低管制，战争法规范效力的恢复与重构必须建立在内部审慎精神与外部制衡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在国内层面，必须重建对战争法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价值认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战术性工具。审慎而明智的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以所谓理性计算开启的暴力若失去自我克制，最终必将终结于疯狂与自我毁灭。在国际层面，面对主导国家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既需要通过多边机制、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声，形成对滥用武力行为的道义与政治制约，更亟需找回基于权力制衡的硬约束。只有当内部的审慎精神与外部的制衡力量形成合力，战争法规范才能在碎片化的废墟中实现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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