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7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近期全球局势的发展表明，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与战术层面，也体现在战争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重构之中。从乌克兰战场到拉美到中东，再到围绕关键航道、能源与供应链展开的博弈，我们正进入一个以不对称性、多维度竞争以及多重危机交织为特征的新时代。
首先，新型战争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对称性”与“巧实力”的崛起。一方面，弱势一方可以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手段，对强势一方造成极大的打击。例如，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可以用一集装箱的无人机摧毁俄罗斯数亿元的战略轰炸机群，充分体现了以小博大的战术逻辑。另一方面，即便是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也难以完全规避这种不对称威胁。美国“福特号”航母编队在部署时，并没有选择更近的红海航线，而是绕道好望角，本质上是出于对曼德海峡可能遭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低成本火炮持续攻击的担忧。虽然美方武器更为先进，但拦截成本极高，即便准备再充分，也难以长期承受低成本、高密度火力的消耗。因此，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航母编队不得不选择更为安全但成本更高的路径。
与此同时，高科技本身也可能成为强大一方的软肋。现代战争的脆弱性，不仅存在于武器装备层面，还可能出现在个体行为、网络空间乃至供应链之中。例如，即便军队部署高度保密，但某个水兵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无意发帖，也可能暴露整个舰队的行踪。因此，新型战争的“漏洞”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
2023年8月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无人机袭击。
（来源：新华社）
在此基础上，战争正在越来越演变为一种“武器消耗战”。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应对为例，虽然在技术上占据优势，但由于拦截弹成本极高、生产周期较长，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拦截，不得不借鉴乌克兰的低成本防御体系来应对伊朗的低成本无人机攻击。这种成本结构的反转，使得战争的胜负不再单纯取决于技术领先，而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以更低成本维持更长时间的作战能力 – 强大的制造业和完整的供应链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产。同时，现代战争中“斩首行动”的门槛也显著降低——无论是针对哈梅内伊的打击，还是对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的绑架行动，都说明空袭与定点打击在技术上越来越容易实现。然而，斩首很容易，空袭很容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劫持对方元首也并不困难，但在相关行动之后，要维持住胜果，尤其是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下，难度依然非常大。
新型战争还带来了新的道德问题。人工智能的运用，在减少己方人员伤亡的同时，也可能降低决策者对战争后果的内疚感，从而使冲突更容易发生，也可能更为激烈。如果未来发展为“AI打AI”，并且能够通过严格规则避免平民伤亡，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出路。类似于古代战争中通过主将对决来决定胜负以避免人员过度伤亡的默契，现代战争或许也可能通过无人系统之间的对抗来分出胜负，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事实上，在乌克兰战场上，泽连斯基最近表示，乌克兰已成功通过完全由无人地面系统和无人机参与的战役，夺回了此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无人战争”的雏形。
然而，这一趋势同样带来深刻的伦理隐忧。当决策者明知不会有人员伤亡时，是否会更容易做出动武的决定，从而忽视甚至跳过外交等更为复杂、但更具人类理性或感性的路径？与此同时，战争也不再局限于海陆空，而是全面扩展至网络空间。借助人工智能，虚假或夸张的图像与视频可以被快速生成，用于巩固自身基本盘的支持，或者动摇对方军心。我们从美伊双方对临时停火的不同解读中可以看到，双方在实质上并未达成共识，但仍可以通过构建各自的“胜利叙事”，向国内民众兜售“赢学”。
尽管如此，传统战争中的一些关键因素依然具有重要作用。有时，对关键要塞的掌控甚至比直接军事打击更为重要，而且可以在不消耗武器的情况下占据先机。伊朗并不需要频繁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往船只，但只要建立起“有能力打击”的可信威慑，就足以迫使过往船只和相关国家做出配合。此外，人员提供的情报依然不可替代。以色列通过长期策反伊朗高层，掌握了老哈梅内伊的行踪，从而使得斩首行动成为可能，这再次说明人力情报在现代战争中的核心地位。
在这种新型战争环境下，政府的组织和决策形式也变得尤为关键，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韧性。总体来看，高层权力更为分散的结构，可能更有利于政权的延续。伊朗虽然是神权政体，最高领袖拥有绝对权威，但在最高领袖被斩首后，并未出现权力真空，反而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民选总统领导的政府，在新最高领袖产生之前，发挥了维持稳定的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和高精度打击技术的发展，通过锁定具体领导人进行斩首将变得越来越容易，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而言。因此，更为多元的领导体系，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维持稳定的过渡机制，将成为政权延续的重要保障。
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赋予他任命的政治官员对包括FCC、SEC、FTC在内的联邦机构的广泛控制权。
（来源：华尔街日报）
相比之下，美国在对伊战争中的决策过程则暴露出另一种问题。《纽约时报》的披露显示，特朗普团队内部多数成员对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但缺乏公开表达和有效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一言堂”的决策模式。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对形势的误判，以及对后果严重性的低估。
此外，美国传统上的战争软肋——地面部队伤亡对国内支持度的冲击——正在被新的约束机制所替代。特朗普显然吸取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试图通过避免地面部队投入来减少政治成本，这也是为何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行动能够迅速展开且避免伤亡。然而，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看到除了人员伤亡之外，还存在其他多重影响渠道。例如，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影响全球石油供给和价格，从而冲击美国国内的通胀与民生，进而影响选民态度。这表明，战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路径，正在从“伤亡驱动”转向“经济与市场驱动”，内政与外交的联动更加紧密。伊朗之所以能够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影响战局，正是因为其能够间接影响美国国内选民，从而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压力。
从更宏观的结构性视角来看，这一系列变化也与全球秩序的转型密切相关，尤其体现在“代序崛起”的逻辑之中。美国在实践中已经明显背离《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普遍禁止使用武力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甚至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实施绑架或斩首。这一趋势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特朗普个人，而更应从结构层面理解：当守成国发现既有制度框架已无法维持其霸权地位，甚至反而助推了崛起国的发展时，就可能转而寻求新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规则来重塑秩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崛起国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更多地嵌入并利用现有体系，如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以实现“继承性调整”，而非彻底颠覆，以实现“代序崛起”。
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战争形态转型的时代，也是全球秩序重构的时代。在不对称战争、人工智能介入以及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冲突本身既在加剧不稳定，也在塑造新的稳定机制。“代序崛起”所揭示的，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一种既非彻底对抗、也非简单延续的秩序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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