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2篇
刘西诺
江苏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古罗马为粮仓与银矿发动征服，到二战中日本为石油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试图夺取东南亚资源以维持战争机器，再到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运河埃及国有化引发三国武力介入、全球市场恐慌——人类历史上，战争的目的始终与文明的命脉紧密相连。霍尔木兹海峡几百年来的争夺史，正是这一逻辑的缩影。三十三公里——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宽度，比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还短，却是人类数千年来争夺最惨烈的一段水道。古代满载香料与象牙的商船从这里穿行，将中国、印度与欧洲连为一体；马可波罗路过此地，惊叹于它的繁华。然而繁华之下，海盗、部落冲突与帝国边境争夺如影随形，商路几度中断，船队屡遭劫掠，这片水道从未真正平静过。后来葡萄牙殖民者把持霍尔木兹、控制波斯湾贸易通道，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波斯将其驱逐，此后数百年间列强轮番角力，直至今日的波斯湾每一次博弈的背后都是对文明生命线的争夺。然而当代战争的目的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从可见的领土与资源，转向不可见的技术标准、供应链控制权与文明叙事话语权。围绕芯片、稀土与产业链的“无形战争”表明，和平时期的出口管制与关税壁垒，已具备昔日军事封锁的战略效果。战争的语法没有变，但词汇表已然面目全非。
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战争目的随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性跨越。农业时代，土地与人口是财富的核心来源，战争的目的是将对方的耕地与劳动力纳入自己的版图；工业时代，煤矿、钢铁与石油成为新的权力根基，谁掌握了能源与工业产能，谁就掌握了战争机器的命脉；信息时代，标准的制定、叙事的主导、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才是真正的战略制高点——谁能定义技术规则，谁就在无声之中掌握了现代文明的神经中枢。更值得警醒的是，战争目的“不直观化”带来了道德麻木的风险——芯片禁令不像炮弹那样震撼人心，稀土管制不像封锁那样触目惊心，但它们重塑世界秩序的力量并不亚于任何一场传统战争。当暴力变得隐形，社会对战争代价的感知也在悄然钝化，这或许是新型战争最危险的文化效应。
| 图片源于网络。
面对这一转变，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恰恰提供了穿越时代的参照。儒家以“仁者无敌”立论，认为持久的战略优势来自道义感召而非武力威慑；道家以“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为戒，“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更道尽战争对文明的摧残与代价；佛家以慈悲为怀、以“不杀生”为五戒之首，不以杀戮为手段的生命观，指向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愿景。而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战略等级，则将这种哲学智慧化为具体实践——与今日“技术战”“叙事战”“规则战”的现实逻辑高度契合。老祖宗数千年前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文明胜负的，从来不只是刀剑与炮火，而是谋略、道义与人心。这，或许是理解新型战争最深刻的文化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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