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自由主义制度的末日？
到1970年代中，美国社会已深陷分裂长达十年。此时，美国的重大外交耻辱接踵而来：狼狈撤出印度支那半岛，撤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还有在伊朗军事营救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折戟沉沙。由此，美国也公开否定操控拉美的帝国主义政策。
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条约，美国将在新世纪开始的前一天从巴拿马运河区完全撤军，将运河主权交给巴拿马共和国。
也在1977年，基欧汉（Robert Owen Keohane, 1941-）和奈（Joseph Nye, 1937-2025）合作出版了他们的“自由制度主义”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其中，“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即国际间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组织规则、决策程序（即多边国际组织），被定义为对国际行为的“控制性安排”。但仅过了两年，1979年，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24-2013）出版了他的“结构现实主义”名著《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断定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由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塑造，与价值观无关。又过五年，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他的独著《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明确宣告“霸权时代”终结，自由制度主义取而代之。作为华尔兹曾经的学生，我犹记得2001年夏在北大同基欧汉的午餐对话。我问：“从国际局势现状看，您同华尔兹的争论谁赢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我们赢了。”他认为“国际机制”的影响力已远超“霸权”。
冷战前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真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冷战中的苏联阵营，还有中国和成百的不结盟国，生活在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下？冷战后中国的加入，强化了“世界通用规则秩序”的幻像。1989年12月20日，上任不到一年的老布什总统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1990年1月3日巴拿马的诺列加总统向美国投降，被关押至死（2017年）。2026年1月3日，复辟上任不到一年的特朗普总统发动了入侵委内瑞拉的“绝对决心行动”，出动了“三角洲”特种部队和150架战机，抓捕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总统夫妇并关入美国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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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时光快速流逝，转眼过了五十年。2026年元月在瑞士召开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成了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2025年12月5日）在世界政商学三界的强烈回声。以“美国第一”为由，该报告公开回归“重商主义”，彻底否定“（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否定“西方共同价值观”和美欧“跨大西洋同盟”，甚至明目张胆为美国在北美的大幅领土诉求辩护，为重新控制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辩护。而且，本着凭实力划分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美国承认中国同美国实力接近，而不是需要全力遏制打压的制度价值观对手。兔子要缩回美洲去吃窝边草，扩张“前院和后院”了。如此美国，为维持全球战略稳定，会倾向对欧亚大陆上的欧、俄、中三方推行“离岸平衡”，尽管美国还没准备放弃对东亚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控制。
在这届“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被特朗普总统及其麾下一众高官尽情嘲弄的欧洲各国领袖惊慌失措，甚至不确定是俄罗斯还是美国对欧洲安全构成更大威胁。若强国重启一轮“开疆拓土”，“超国家”的欧盟演化为“欧罗巴合众国”不再是梦想。
2026年标志“以实力地位为根据”的弱肉强食秩序回归了？预感到格陵兰的今天就是加拿大的明天，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在这届“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大出风头，率先破除迷思，断定半个世纪的“以价值观和（国际法）规则为依据”的“自由制度主义”不过是个幻像或强权外衣，并呼吁中等实力国家抱团抵御美国强权。若美国得到格陵兰和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但仅有四千万人口的加拿大，地缘政治处境比蒙古国还不如。然而，欧洲各国短期内不可能团结起来，欧洲也没有海军能保住位于北美的格陵兰，遑论帮加拿大保住独立主权。给格陵兰每人付百万美元和美国国籍，最多只需600亿美元，足够让绝大多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投票支持格陵兰独立。强国开疆拓土，能出钱“买”国土，就已经足够“公平”。
谈论“多极”或“单极”，都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而非“（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范畴。（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多边主义、地球村、集体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及流行全世界的瘟疫，才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分辨世界政治是“rule-based”还是“power-based”？
对习惯“辩证”看世界的中国学人，“既是、又是”乃是对矛盾的通解，所以“没矛盾”。中国力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公开立场当然与进口替代谋求“全产业链”及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诉求“没矛盾”。
无论代表“美国衰落”还是“美国重新伟大”，中国欢迎美国努力“办好自己（美洲）的事”，大幅减少干预欧亚大陆的开支，不再玩体制优劣的口水战或“颜色革命”。
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现有计算政治共同体实力的公式都相当复杂，如德国的“富克斯方程”，美国的“克莱因方程”，日本的“福岛康仁方程”，还有注重全球网络连接的分析，诸如供应链和信息流枢纽。这些文献包含各种定性的“软”实力和“潜在”实力，忽略各国实力的“相对性”，也忽略“简化”的实用意义。
无论哪种模型，都包含最核心的三要素：一是国家的“规模”，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三是国内精英与平民的凝聚力。其他因素其实都可分别归并在三要素内讨论，如技术与经济。
简化那些模型，才能让相对实力的比较具有现实应用意义。但在一切因果判断都要“确定可信”的今天，判断必然要求精确到数字。其实，就实力比较而言，精确性可以轻易做到。
过去地球上数以万计的“国”，而今已剩不到两百。若获得格陵兰和加拿大，美国的领土规模将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若华尔兹能从墓里跳出来，会质问：本届“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共识不就是我早已论证过的国际政治规律？他必然断言，同基欧汉的争议，他赢了。
（202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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