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6篇
日本前景篇 第2篇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26年以来，由于出现日本高市早苗上台这个新变量，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正发生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美国对盟国控制和影响力趋于下降。这不仅表现在北约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与美国对立，以色列领导人在军事行动方面不再完全听从美国指挥，也表现在日本领导人在对华政策方面我行我素而不再跟跑美国。
世界格局并非像某些人描述的中美两极对抗而其他国家只能选边站。当今世界各国会有不同选择。例如，首先是顺应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中美同时谋求友好，左右逢源；其次是与中美其中某一国保持友好，有得有失；再次是挑拨、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弄巧成拙；最糟糕的是同时与中美两国较劲，损人害己。安倍晋三内阁采取了第三种选择，高市早苗内阁则倾向于公开对抗中国，暗中与美较劲。在欧洲、中东战乱长期化背景下，日本开始针对邻国部署具有先发打击能力的中程导弹，加紧展开军工生产与出口。发展下去，日本会否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值得高度关注。
一、美日同盟究竟是“瓶塞”还是“蛋壳”
美国曾流行一种说法，把美日同盟比喻为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封在瓶子里“瓶塞”。对此，我曾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美日同盟就像一个“蛋壳”，里面孵了一只雏鹰，会在适当温度中成长，最终将啄破美日同盟的“蛋壳”，破壳而出，变成一只威胁别国的老鹰。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伴随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便开始抨击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要求日本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日本则一面关注亚洲邻国的反应，一面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逐步增加军事投入。美国习惯于日本这一“忠实”盟友的做法，一直把日本增加防卫费作为支撑美国军工生产线的资金来源之一或维系驻日美军基地提款箱。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在客观上抑制了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冲动。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来说，所谓美日同盟“瓶塞论”有一定道理。美国分析人员现在仍认为，日本受各种因素制约而不会实际上拥核。日本增强常规军事力量，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因为中国是日本的主要对手，日本发展军备可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2026年7月3日晚上，东京都港区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活动，小型无人机拼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排站立的画面。来源：共同社）
然而，高市右翼势力上台以来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2022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提出发展日本军工产业。高市一上台便提出修订并加强国安战略，以利增强日本持久作战的韧性。今年4月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除了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决定向澳大利亚出口战舰，并开始谋求向新西兰、印尼出口。
从近期看，这似乎有利于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盟伴的实力，但从长远看则可能加剧美日同盟的内在矛盾，并对东亚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美同盟的“蛋壳”内日本这只雏鹰正迅速生长，似乎正着力把“蛋壳”撑大，以利继续在维系日美同盟的同时，在军事上“野蛮生长”，并谋求尽早实现修宪；在地缘战略方面打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建立日本主导的盟伴体系；在国际秩序方面，彻底打破战后国际法基础上形成的战后秩序，谋求恢复日本以往明治帝国的“历史荣耀”。
今年以来，日本加速发展军工生产与出口，以所谓联合制造为名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最上级”战舰，2034年之前部署到位。2013年至2023年日本已向菲提供12艘巡逻艇。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决定向志同道合的国家无偿提供官方安全援助（OSA)。第一个受援国是菲律宾，今年2月决定向菲律宾无偿提供海岸监视雷达。高市内阁取消对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后，邀请菲律宾总统访日，将日菲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今后将进一步作为“准同盟”加强军事与情报合作。日本的“阿武隈”级护卫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装备有可能出口菲律宾。
日本这种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尚处于初级阶段。高市内阁期待军工生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并锁定相关大企业继续集体投票支持自民党。近期，日本相关军工企业利润猛增，股票上涨。日本在海上军力发展及量产精确制导中远程导弹方面，已呈超越及取代美国之势。今后，日本为确保军工产业发展，必然竭力制造或利用台海、东海、南海危机，从而不断加剧东亚紧张局势。
二、日本国家模式转型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复杂影响
高市执政后，日本战后以民品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立国战略，开始转向对特定国家出口军品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一建立在日本准备武力介入所谓“台湾有事”背景下的新变量。正给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以下新的影响：
第一，在对华战略定位特别是“台湾有事”问题上，日美矛盾首次凸显。日本右翼势力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企图利用“台海有事”把美国拉下水，造成中美围绕台海火并，两败俱伤，日本从中渔利，重温主宰东亚旧梦。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中美建立起以合作为导向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第二，日本感到美国靠不住，首次提出“自由开放印太”的升级版，通过军事合作与军火出口将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升为日本的“准同盟国”，在台海、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加大介入力度，试图对中国形成多边军事威慑，从而加深了中日结构性战略矛盾。
第三，日本加强军工研发、生产和出口，战后首次出现在亚太地区海上装备输出方面“美降日升”趋势。美国在海上造船能力衰落的情况下，日本趁机开始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一军火市场的真空。日本开始在日美同盟这个“蛋壳”内加速成长。日本右翼势力希望早日形成不再依赖于美国的独立军事力量，从而在拥核问题上具有对美国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性，然后才能“破壳而出”。
第四，日本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武器，其目的之一是加强与北约的军事、情报合作，拉其对抗中国。同时，日本从未放弃离间中俄的念头。中东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高涨，日本需要从俄进口部分能源，于是向俄伸出缓和关系的触角。而普京总统访华进一步增进了中俄关系。今后，日本会否向乌克兰出口杀伤性武器，值得关注。
三、日本右翼势力“脱美拥核”进程将迈开“第三步”
现阶段，日本尚难实际拥有核武器。美国在日本保有驻军并实际控制日本部分领空。因此，美国人仍会相信美日同盟的“瓶塞”效应，对日本扩军售武不以为然，甚至还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军事预算。
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与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等补贴需求，令高市政府难以马上接受美方提出的军费开支达GDP3.5%的要求，而是在按自己的套路、战略逻辑和节奏，通过武器装备出口增加日本军工产业自我“造血功能”，加速成为拥有独立军工自给由余的“能战国家”，进而突破“无核三原则”，最终成为拥核国家。
二战后，日本最早提出拥核主张的首相是岸信介，其外孙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路线。只不过，一直以来日本主要是向美国显示这种可能性与能力，从心理上迫使美国满足日本的战略需求。2007年安倍刚一执政便任命极右翼分子田母神俊雄担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2009年，田母神俊雄就提出日本应拥有核武器。2013年他又出版了《日本核武装计划》一书，提出日本可用20年实现核武装的路径与步骤，共分十步走。
其一，解禁出口武器，逐步建立日本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的军事力量；其二，改造国民意识，逐步减少对拥核的心理障碍，强调日本拥核后中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就不敢强硬；其三，修改日本宪法，彻底解除法律束缚；其四，修改无核三原则，运进美国核武器；其五，要求美国租借给日本核武器；其六，与美国实现核共享，学会掌握另一把“核钥匙”；其七，表明独自开发核武器意愿；其八，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其九，实施核开发，不承诺不使用核武，确保核威慑；其十，核试验，与印度加强核合作，实现电脑模拟临界试验，宣布试验成功，日本成为核国家。
田母神认为，对外出口武器是日本拥核迈开的第一步。其逻辑是，日本战后军事装备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而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谋求拥核，定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制约。因此，日本要拥核，首先要建立自立的、不再依靠美国的军工生产体系。由于军工产业投入高，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而且需要有海外出口市场。所以他主张，日本要用10至15年建立起这种独立的军工体系，届时即使美国不向日本提供军火，日本也可照样不在乎美国的立场而秘密发展核武器。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田母神是极右分子，不代表日本政府，但须切记，他曾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在自卫队长期从事错误历史观、战争观的教育与思想灌输。因此，今年3月发生日本现役年轻自卫官持凶器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寻衅的未遂恐袭犯罪事件，绝非偶然，与所受教育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田母神俊雄支持的高市早苗右翼政权诞生后，他的一些建议已被政府采纳并迅速落实。
高市上台不到半年便迈开上述田母神十步走拥核战略中的第一、第二步，并准备迈出第三步，即拟于2027年春提出修宪方案，同时在参议院争取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保守政党支持，一举通过修宪法案。然后会尝试迈出第四步，修改无核三原则。
若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执政，继续迈出下面的几步，最终得以拥核，势必对中美俄及亚太各国构成不同程度的核威胁并带来战争风险。美日同盟的根基也会发生动摇，而难以起到所谓“瓶塞”作用，反而会更像一个孵化雏鹰的“蛋壳”。破壳而出的将是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即使届时美日同盟仍可维系，但日本修宪后的这种军事同盟对他国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将大幅上升，成为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一股祸水。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民作何选择自然十分重要。那些从日本进口武器装备的国家是否继续扮演“帮凶”角色，也该问问本国人民吧！
（2026年5月3日，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活动，支持日本的和平宪法。来源：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