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纵观二十世纪西方的历次危机，其核心逻辑多围绕经济周期波动与结构失衡展开。1960至1980年代，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两次石油危机接踵而至，日本、西德等后起工业国凭借出口导向型模式快速崛起，在汽车、钢铁、电子等领域对美国制造业形成强劲竞争，但总体看，彼时危机的本质仍是经济层面的。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纽带下，西方阵营得以在北约框架内维系大体稳固的联盟，未让经济矛盾演变为政治分裂。然而，当前的西方危机则从性质上已出现根本裂变。它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衰退，而是经济停滞、制度失灵与联盟裂变相互叠加的复合型危机。国际环境由两极对峙转向多极化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根源则由周期性波动转为结构性矛盾，去工业化、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权力高度垄断于少数企业等已成当前西方危机的主要特点。
（来源：AP news）
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盟国体系是否衰落，可从北约与美欧关系的变化窥见端倪。自2016年以来，尤其在特朗普两次执政期间，美国高举“美国优先”，抛出“北约过时论”，以军事威压、财政索求与关税施压构建交易主义外交，使安全合作附加条件化，美欧关系由价值观“天然盟友”转向“交易型”联盟，联盟内部普遍弥漫信任赤字。作为回应，欧洲转向追求战略自主，抬高防务开支、推进联合采购与产业能力建设，力图以独立姿态与美国相处。因此，虽然联盟并未瓦解，但其存续基础已由共同价值观转向对共同威胁的感知与利益权衡。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当前西方危机的程度更深，影响也更深刻。从西方内部体系和结构看，昔日盟友间的相互依赖，已逐渐因技术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沦为单向依赖。美国科技巨头掌控着数字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的关键节点，欧洲在经济主权焦虑中谋求替代方案，但却因为技术绑定而难以摆脱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欧洲寄望于通过绿色与数字双转型重拾增长与战略自主，但却面临重重困难、步步维艰。数字转型须直面美国在云服务与人工智能标准上的主导，绿色转型又背负能源成本与产业外流的压力，使得欧洲在“去风险”和“保持开放”之间面临艰难选择。此外，以科技公司为首的美国“硅谷右翼”还大张旗鼓助推欧洲极右翼崛起，政党极化与观念分裂动摇了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共识。因此当所有后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停滞，危机的出路便不再是单一国家的政策修复，而是整个西方发展模式的重新校准，这正是当前危机具有体系性、长期性的根源所在。
（2026 年 1 月 22 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塞佩·卡沃·德拉贡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来源：Politico）
面对全球性停滞与供应链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西方自身的体系性危机也表明，单靠内部政策修复难以走出困境，唯有通过开放合作、重构均衡普惠的全球产业与治理体系，才能消弭冲突隐患，共享科技进步与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对中国而言，立足自身、以变应变仍是根本。对内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与绿色低碳转型，以自身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对外则需更加主动地深化与欧美的务实合作。中欧在绿色转型、数字治理、高端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胁迫与“脱钩断链”方面立场相近，这为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构建稳定的经济伙伴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中西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中国应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抓手，在市场准入、标准互认、产业链协同等方面与欧洲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务实态度管控分歧、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重建互信，不断累积和释放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