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7篇
西方危机篇 第7篇
肖 龙
奥斯汀社区学院政府学兼职副教授
导论
近年来，“西方国家” 是中国外交与公共讨论中最常见、也最含混的概念之一。它究竟是指七国集团（G7）、欧盟，还是更广泛的美国盟友或伙伴呢？若以G7为标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被排除在外；若以欧盟为标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又不在其中。然而，这五个英语国家共同组成了高度紧密的五眼情报联盟。这些相互错位的名单促使笔者反对将 “西方“ 这个概念强加于某个单一的地区、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笔者认为，现代西方乃至西方国家的组成，需要被理解为由历史身份、制度规范与战略关系交叠而成的多层网络。在当今暗流与明流交织涌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定义和分析西方的维度也应该超脱 “一股脑打包” 的笼统概括，并不再停留于单纯的名单或列表上。
三种 “西方”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论点，笔者在本文中简单梳理和概括三种定义与分析西方的主流思想。
1. 历史-文明西方：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提出把西方是为由宗教传统、历史经验和文化认同连接起来的文明共同体。与之相反的，霍尔（Stuart Hall）在其经典文章《西方与其余世界：话语与权力》中则认为，“西方”是在欧洲扩张、殖民主义与现代性形成过程中，通过与“其余世界”的对照建构出来的历史分类。 按照这一标准，西方的典型核心是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并通常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移民社会；日本虽是G7成员，在亨廷顿那里却属于独立文明。国关和社会学界对亨廷顿界定的主要批评就在于容易把内部多元且彼此交往、碰撞的国家行为体固化为边界清晰的文明实体，并低估文明内部的冲突、文明之间的联系等历史变化。霍尔的建构主义视角恰好揭示了这种分类的权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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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规范西方：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描绘二战后世界重建时，时常会强调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法治、多边合作和开放秩序在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战后美国联合西欧与东亚伙伴，通过制度和联盟建立起了一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那么，按照这一标准，西方可以从欧美扩展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未必共享相同的文明起源，却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制度与经济安全体系。战后新兴的民主国家，诸如印度和巴西，则未必因此而进入其内核。这一界定的局限，是容易把西方国家宣示的自由价值同实际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自由秩序及其倡导者也因而长期面对 “规范承诺与现实行为不一致”的批评。
3. 战略-安全西方。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国家间结盟的主要动机为共同面对或平衡威胁。同时，莱克则强调（David Lake） 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包含保护供给、政策约束与不对称依赖。按照这一标准，西方的内核是五眼联盟和北约，并可以向日本、韩国等美国亚太盟友延伸。另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不属于G7或欧盟，却既是五眼成员，也是北约的印太伙伴。 这一界定最能识别谁会在安全危机中协同行动，却容易过度强调外部威胁和军事依赖，低估国内政治、经济利益与领导人选择。此外，威胁认知和联盟可靠性都会随议题与时间变化，战略结盟也不必然意味着文明或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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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为何失灵
由此可见，似乎没有一种定义能够单独划出完整而稳定的西方边界。同一个国家在三个维度上可能处于不同位置，即 “西方” 概念是多维和程度性的，“西方联盟” 概念也是会随时基于国家间关系、重要议题、和时间而发生变化。
现实中的国家行为也往往会先否定我们的标签。加拿大是G7、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却在继续强调北约第五条承诺的同时，公开质疑加拿大在贸易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并通过 “Buy Canadian （买加拿大制造）” 的防务战略和与欧盟的安全伙伴关系来分散风险。更关键的是，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演讲中把这种调整放进一个更大的判断：世界面对的不是渐进的“转型”，而是旧制度秩序的“断裂”；自由秩序的规则被大国当作制裁、关税、供应链和金融武器使用，原本用来稳住西方的制度正在制造新的不安全。 加拿大的路线因此不是退出制度—规范西方，而是从西方内部重新审视战后秩序，要求用新的议题联盟和中等强国合作重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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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有限对冲也出现在欧洲。2026年初，英国、芬兰和爱尔兰领导人相继访华：英国处于五眼情报内核，芬兰是北约新成员，爱尔兰则属于欧盟；它们并未脱离原有西方制度，却在安全上依靠北约和美国、在经贸上继续接触中国，以避免被锁死在单一阵营。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教授郭清水（Kuik Cheng-Chwee）将这种不对称的对冲理解为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保险行为。换句话说，此为欧洲盟友为了避免被锁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国阵营而采取的既不完全制衡，也不完全追随的的去风险战略。
反过来看，“全球南方”也不是统一的反西方或亲中阵营。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并举行联合演习，随后开放机场供美军进行后勤活动；多米尼加共和国则临时向美国开放空军基地和国际机场的限制区域，用于军机加油和设备运输；圭亚那在长期边界争端背景下支持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部署，并加强与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安全合作。 这些国家在文明和制度意义上与 “西方” 的相似度不尽相同，却在具体安全议题上屡屡成为华盛顿的伙伴。与此同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则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动武。 可见，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全球南方”，都只能粗略描述身份和结构处境，不能直接预测任何一个国家在具体危机中的立场和行动。
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对中国外交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跳脱单纯的为 “西方国家“ 列名单、贴标签，而是更多地转向对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实用性分析。
可以用四个词概括这一框架：
· 嵌入：看一个国家在北约、五眼、欧盟或美国双边同盟中的制度位置，判断它在安全上的长期约束。
· 利益：看它在具体议题上的安全、经济和国内政治诉求，例如特立尼达、多米尼加和圭亚那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更多出于反毒品和领土安全方面的考量。
· 依赖：看它对美国、中国或区域机制的依赖是否有替代空间，加拿大就是在继续依托北约的同时，试图降低对美国单一防务和贸易的依赖。
· 行为：看它最终是否有切实可见的支持行为，比如开放港口、机场、参与制裁或投票支持，而不是只依据自我标签作判断。
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既不应把所有美国盟友视为“全议题对手”，也不应把全球南方想象成天然统一阵营，从而低估外交难度。一个更为可取的方式应该是在避免使用 “分化西方“ 这样的粗略话语的同时，围绕具体议题来设计不要求总体选边的合作与伙伴网络。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从问一个国家 “从属于哪一边”，转向问它在不同议题上“如何嵌入、依赖谁、追求什么、又具体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