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外交研究：驻外使节大换班 十三太保齐上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0月24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的形式任命了包括驻华、驻美、驻俄的十三国大使，起用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金杉宪治出任驻华大使，接替汉语研修班出身的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62岁）。前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出任驻美大使，接替现任驻美大使富田浩司。大规模更换多名大使，特别是同时任命驻中、美、俄这三个最重要大国的大使，从程序上看只是正常的人事安排，但在日本外交史上并不多见。
一、“美国通”金杉宪治
日媒介绍，新任驻华大使金杉宪治1983年从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加入外务省，历任外务省经济局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等职。2020年11月，为推进亚太战略，金杉出任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其职业生涯主要从事三项工作：政策规划和制订，涉美国事务，政策综合协调与审议。
金杉宪治进入外务省后，长期在综合外交政策局工作，熟悉日本外交的政策立案与规划制定。2002年出任外务省北美局北美第二课课长，开始涉足美国事务。2005年担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2016年出任亚太局局长，应对朝鲜问题和美朝首脑会谈。2018年6月首次美朝首脑会谈时，曾作为联络人员被派遣。
金杉专业方向是对美外交，因“信息收集能力受到好评”，被公认为具有高超的信息分析能力和在美国的丰富人脉。他就任驻印尼大使后，在社交网站上大力进行对外宣传。金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时事社分析，岸田政府派“非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希望“有助于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突破目前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僵局。
日本外务省有“中国班”和“美国班”，新入省的外交官要选择所学习的外语语种，然后划归这两个班进行长期定向培养。按外务省惯例，任命驻华大使通常倾向于拔擢外务省汉语研修班——“中国班（China School）”出身的外交官。“中国班”出身的外交官在职业生涯初期即被派往中国从事语言学习以及实务历练，所积累的人脉和知识为日后在华使领馆和外务省处理涉华事务奠定基础。
金杉是约7年来首位非“中国班”出身的驻华大使，其外交官生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他长期在驻美使领馆工作，担任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后才开始涉猎亚太事务，并于2020年就任日本驻印尼大使。1959年11月出生的金杉宪治已经64岁，按照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明年就该退休。他本人恐怕也想不到，在退休之前突然被委以重任。
外界普遍担心，一位不通中文、接触中国事务相对较少、无在华任职经历的外交官，金杉能否胜任大使之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金杉任职经历综合：当过外务省人事课长，东日本大地震国际支援协调课长、经济局长、驻韩国公使、负责经济的副部级外务审议官。民主党内阁时期还担任过首相秘书官。
对华政策立场和工作经历近乎“一张白纸”的金杉宪治也许反而不会囿于“中国班（China School）”既有经验、固定看法和部门利益，保持相对客观理智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其对美国事务的熟悉，任职外务省审议官的经验，对于中日关系的涉美议题以及对中政策的设计制定，或许会有所助益。
二、“中国通”垂秀夫
垂秀夫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围绕中国”，是外务省历代“中国班”成员中第一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2次）三地驻在过的，被视为“中国通”。他于1985年从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考入日本外务省工作。进入外务省后，选择学习汉语，经过外务省语言研究所的短期培训后，第二年被派往中国的南京大学留学学习汉语。
这样就被分配到了“中国班”，从此与中国事务结缘一生。
垂秀夫1989年第一次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官。1995年再次被派往北京，任一等秘书官。1999年，前往香港总领事馆任政务部长。2001年，前往台北任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2008年，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
2011年第三次派驻北京，任日本大使馆政务公使。2018年起，先后担任日本外务省领事局长、大臣官房长（办公厅主任）。当时的外相即岸田文雄。2020年9月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12月上旬抵达北京正式到任履职。
垂秀夫是日本外交官群体中唯一一名在北京、香港、台北都有过任职经历的，他为了积累自己的涉华事务资本资历资源，专门打报告给外务省，要求长期在中国任职，打破了日本外交官任职三年即轮岗至其他领域或其他国家的惯例，并自信满满地夸口：外务省如果不任命我当驻中国大使，那简直是有眼无珠（他对笔者亲口所言）。
为此，垂秀夫在内阁、外务省、自民党高层进行了积极的隐秘的公关活动。致使几位比他略早进入外务省，也属于中文研修班出身，按照年资惯例应该先期出任大使的同事，或调任某个小国大使，或调任外语研修所长，腾出了驻中国大使的位子，使得他顺顺当当地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
得知任命后，他并未立刻走马上任，而是滞留国内，走访各界要人，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做足了功课，并以此作为任职的丰富资源和强力后盾。然后才乘飞机到中国青岛，再从青岛乘汽车长驱直入北京城。
但与他的雄心勃勃相比，其三年任期之中，除了几次与中方对话时的强硬态度引人注目之外，并无值得一提的外交业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助益无多。中日关系反而因台湾、核污染水、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华、日本对华限制高新技术与设备出口等问题而陷入僵局。也许可以说是：抱负远大、信心十足，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三、更换大使 意欲何为？
日本政府此次大规模更换驻外大使，似乎表明岸田内阁在2023年紧锣密鼓的外交秀之后，还有更大的外交抱负。岸田曾是日本战后外交史上任外相时间最长（5年）的，对于外交颇有心得、一向自负，换下前任外相林芳正，换上年逾70且无外交经验的女外相，表明他本人将更多的主导外交事务。大规模更换驻外大使，可看做为实现其既定方针的人事布局。
《日本经济新闻》称，更换驻华大使意在稳定和改善日中关系。10月23日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5周年，透露新任驻华大使人选预示着日本对华外交开始新布局。
2，金杉本人虽然没有在中国任职的经历，但其任职美国、韩国、东南亚地区的丰富经历和政策制订审议的成熟经验，有助于快速进入角色熟悉业务。在中日关系处于改善与发展、风险和挑战的关键阶段，选择理性知华善于沟通交流的外交官出任驻华大使或许更为合适。
3，伴随近来中美关系的缓和，历来唯美是从的日本政府也有意缓和对华关系，垂秀夫走、金杉来，或许可作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契机。岸田首相起用一名“非中国通”，期望借助其综合协调能力和柔软外交姿态来打开两国僵局，能否如愿？且拭目以待。
四、瞻念前景 未可逆料
共同社认为，日本政府起用金杉宪治出任驻华大使，以更换对华“强硬派”的现任大使垂秀夫为契机，意在打破两国关系停滞现状。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
1、取决于高层的政治判断。日本政府任命金杉出任驻中国大使，反映出“知华派”在日本各界多遭物议左右为难的窘境。“知华”未必“亲华”，在当前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下，被贴上“知华派”标签反而容易招致严厉审视而难有作为。
前外相林芳正就是突出的一例。林芳正被认为是自民党内“知华派”，长期担任日中议员联盟的会长。出任外相后，为免遭保守派非议，辞去会长一职。几次拟议访问中国都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却步，结果任职一年在外交上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内阁改组即被换下。
因此，未来中日关系如何发展，还取决于日本决策层的政治判断，如同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约签订那样。
2、日本外交基轴是日美同盟，对中国政策的总体设计、战略规划受美国的影响较大，任命“美国通”金杉宪治为驻中国大使也被认为是美国对日政策影响力的体现。
但日本外交的政策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的惯性特征，中美关系的缓和能给中日关系的改善留出多大的机会空间尚难逆料，所以中日关系的改善归根结底需要日本政府作出相向而行的积极姿态和政策调整。
本文资料均引自日本媒体：共同社、时事社、《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