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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3篇 吴白乙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前所长 欧洲政治的长期性现象之一是“左右并存”，趋中者交替执政，以避免政策偏于一端的“颠覆性错误”。然而，最近十余年来这一铁律被逐渐打破，极右翼势力快速崛起，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匈牙利、土耳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政坛先后发生“反转”，连法、德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国也在本次欧洲议会和国民议会党团选举中出现“右进左退”的局面。外界在惊叹之余不禁对这块世界政治经济重地的前途加重了疑虑。 笔者认为，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欧洲向右转”总趋势还会继续增强，主要原因是： 第一，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化，国家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复杂难解，进而形成相互掣肘和恶性循环，导致不少欧洲国家的多数民众因对生活现状日益不满而转向有别于传统“代言人”的政党。据民调机构Opinion Way的分析，41%的月收入1000至2000欧元的家庭和33%的月收入2000至3500欧元的家庭将选票投给极右翼候选人乔丹·巴尔德拉，表明“法国中产阶级开始转向更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国民联盟”。 第二，极右翼力量的政策主张反映了民众对“矫枉过正”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欧洲中左或中右所代表的“建制派”奉行自由经济和社会进步主义理念，推动了市场开放、人员流动、文化和解与包容，进而建立和扩大欧洲联盟的持续进程。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和国际竞争、安全风险的加剧，这一进程所派生的发展差异、债务风险、社会福利、移民管理等问题突出起来并引起各成员国的内部争议。例如，近年难民潮的涌入引起德国百姓对资源分配、文化冲突、社会治安的普遍恐慌，导致超过一半的选民支持将移民人数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规模”之内，而成立时间不长的选择党便趁势大做文章，很快就赢得一定认同。据2024年最新民调，该党所获支持率已高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与传统大党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仅相差6个百分点。 第三，右翼思潮的重要基因是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疑欧”之声始终是伴随欧盟发展而从未消失，这不仅说明欧洲联合要完成思想统一，还得经过更多艰难、反复的历史检验，而且必须通过联盟、成员国和公众之间持续有效的“多层治理”，才能克服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弱化产生这一思潮的社会基础。然而，在经济下行和对外竞争力总体下降的背景下，欧洲各国要完成这一重任格外不易。不可忽视的是，当下另外两个因素还会进一步增加欧洲上下抑制右翼极端力量崛起的难度，一是欧洲议会为其跨国传播理念、联手操作政策议案提供了合法、便利平台，也使它制衡欧盟权力机构的能量有所增大；二是大西洋对面美国民粹思想和极右翼势力的上升之势所带来的影响。近期而言，如若特朗普重新掌权，必将会给欧洲造成一体两面的冲击——加税和“美国优先”政策不仅让左翼自由派进一步失去对外开放合作的信心，也使右翼保护主义主张获取更多的合理性。 辩证地看“欧洲向右转”现象，不好的一面和后续影响是欧洲对外开放度发生转变的机率注定会有所增加。客观地说，这也体现欧洲对全球南方和新兴市场兴起，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和力量多极化、科技创新和应用多源化、多极化、地缘安全危机交迭作用等外部挑战的某种自然反弹。不确定性在于未来欧洲各方领导人能否汲取历史教训，动员各种制度和社会性力量，防止“右转”走到极端保守和反动的地步。而好的一面及其影响可能在其有助于欧洲人对于自身定位进一步回归理性，对那些不尽其然的“白左”空想与自负心态作出纠偏，在竞争与危机中找到战略自主的正确方向，带领欧洲人民走出衰败的泥沼，成为建设性的世界力量。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4篇 丁悦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法国和德国正在成为极右翼的主要增长中心。由于法国和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参与者，这对欧盟和北约影响巨大。加上特朗普在美国连任的前景，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就变得非常不确定。 德国选择党距离领导德国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国民联盟很可能会与下月在法国任命第一任总理。与欧洲其他一些右翼政府（例如英国的保守党或意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政府）不同，法国国民联盟对普京和俄罗斯非常友好，当然特朗普也是如此。乌克兰现在应该比较担忧，因为它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法国和美国大选。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的州级选举中，选择党也可能继续成为一个重要力量。但一个大问题是，欧洲各个极右翼政党在变得更强大的同时能否保持团结。马克龙出人意料推出的选举已经在法国右翼中造成裂痕。意大利总理也不再希望与德国选择党在布鲁塞尔合作。因此，欧洲右翼的崛起不代表右翼的统一战线。 欧洲右翼成功的很大因素是百姓对移民日益增长的担忧。这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右翼政党如果过度依赖民族主义并且治理不善，他们也会遇到麻烦。保守党现在在英国非常不受欢迎，尽管他们对移民的立场更强硬，而特朗普对新冠危机的管理不善以及对日常经济治理的普遍忽视是他在 2020 年以微弱劣势落败的重要原因。选民在哪里都是非常受经济驱动的。当我们将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看的时候，右翼的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1篇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 全球瞩目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基本水落石出, 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核心国家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但统治欧洲75年的中间势力依然坚如磐石, 预示着未来5年的欧盟对内对外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除非美国变天, 普京战败。 右翼势力在欧洲核心国家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然而,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建制派就是除极左和极右势力以外的, 坚决维护现行欧盟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的中间势力。他们涵盖中右势力的人民党(EPP), 中左势力的社会民主党(S&D), 中间力量的自由民主党(Renew), 和同属中左阵营的绿党(The Greens)。 反建制派的势力常常被建制派和主流媒体贴上“反欧势力”的标签。事实上, 与其说他们是“反欧”, 还不如说他们是“反欧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 他们正是出于对欧洲的“无限热爱”, 才对建制派“伤害”欧洲的联盟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痛心疾首”。除“奋起抗争”, 为欧洲老百姓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之外, 别无它路。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欧洲本月议会大选的结果表明, 建制派对欧盟的掌控率大约为60%, 反建制派为40.。但随着“右翼”反建制派在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在欧洲政坛上平分秋色的现象估计会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最多再经过两个或三个这样大选的洗礼, 建制派向反建制派过度的拐点将会来临, 除非建制派从现在开始痛定思痛,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政策, 将失去的选民从反建制派那里拉回来。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2篇 门镜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大选中属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胜出，而其合作伙伴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都比上一届得票低，尤其是复兴欧洲党团刚刚又遇到捷克议员退出的情况，由第三大党团跌落至第四大党团，给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升至第三位的机会。目前来看，这些党团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的推选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想继续连任，但是，连任的前提是在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中获得361名议员的支持。所有人民党党团、社会党党团和复兴欧洲党团的议员人数加在一起是399人。根据2019年冯德莱恩在议会推选的结果看，这三个党团有百分之十的议员没有支持她。按此推算，即便冯德莱恩获得欧盟理事会提名，仍然存在无法连任的风险。一旦冯德莱恩的无法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其他机构的职务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欧洲议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人选的推选将发生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得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冯德莱恩有可能与现在排名第三的保守与改革党团做交易，允诺梅洛尼领导的右翼党团得到欧委会执行副主席的职务。然而，如果冯德莱恩这样做，她很有可能失去更多的社会党党团议员的支持。该党团在大选前就明确表示绝不与右翼党团合作。 冯德莱恩连任面临不确定性 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推选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欧盟面临的更长期的、更大的挑战。本次选举是在欧盟层面上的议员直选，与成员国的议会选举及政府首脑选举不同，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次的选举反映了欧盟内部普遍的民意，很多成员国的公民对他们现任的政府不满，不管这些政府是中左还是中右，都无法解决一次次危机带来的各种安全、经济、社会等问题。从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危机、俄乌战争等巨大挑战，各种外部问题和内部决策失误交织在一起，没有给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欧盟公民对政府的失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支持（极）右翼政党，希望新的面孔带来新的政策，改善欧洲的困难局面。 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 由于历史的影响，人们对二战中纳粹和极端政党的记忆使得很多国家的不同党派达成默契，对极右翼势力设置“民主警戒线”。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但近年来，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欧洲对极右翼政党的抵制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党出现在欧盟及成员国的政治舞台上，进入成员国议会甚至直接进入政府组阁，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巨变的进程。（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与难民/移民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欧盟内部有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极）右翼政党，虽然这些政党的纲领各有不同，但几乎都支持更加强硬的难民/移民政策。一方面，欧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欧盟确实需要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发生在欧盟周边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造成大量难民，进入欧盟的难民人数太多，无法得到合理的安置，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给欧盟带来难以承受的安全、经济、社会压力。（极）右翼政党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强调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欧盟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无法快速得到解决，（极）右翼政党会得到更大的上升空间。未来的欧盟将更加保守，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发酵，给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拜登在今年美国大选周期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糟糕表现让民主党内部迅速出现了拜登尽快被替换的呼声，一些民主党内的包括议员、前总统顾问在内的大佬也毫不忌讳地表示是该开始讨论替换的方案了。那么拜登究竟是否会被替换呢？ 首先，替换拜登的时间窗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充裕。民主党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尤其早，历史上较早得电视辩论都出现在9月，有的甚至到了10月才开始，这次比往年提前了好几个月，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都还没开，所以完全有时间换掉拜登。这固然是一个特殊的，给换人提供窗口的机遇。但机会窗口并不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俄亥俄州的相关法律让两党在开完党代会之后再确认提名人就来不及了，候选人就上不了选票了。而民主党这边选择的做法是以提前确认候选人身份的方式来避免候选人上不了该州的选票。也就是说，换人的窗口比预想的要小。 当地时间6月27日，拜登（右）和特朗普在亚特兰大参加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其次，是否换人依旧是拜登说了算，他不肯换，程序没法推动。继续支持拜登的人会说，不就是一场辩论吗？辩论有表现好的时候，也会有表现差的日子，他们也很可能拿里根当年同样出现了第一场辩论糟糕但最后结果却依旧是大胜的例子说事。尤其是当前的舆论环境，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基本盘对信息的接收已经出现了“双循环”的情况，他们各自都可能更多地听到更有利于自己党派候选人的声音和信息。我们也很难想象民主党的基本盘仅仅会因为拜登坚持要做候选人而不去投他改投特朗普了。拜登可能也会以基本盘固化为理由来提出自己依旧有胜算而临阵换帅不利稳定军心的主张。 第三，民主党在价值和流程层面仍无法自圆其说。为了和特朗普搞国会山暴乱、破坏规则做对比，民主党一直在塑造自身有规则意识要捍卫民主追求程序正义的形象。但如果在党代会甚至之前强行把拜登这个在党内初选中获得了将近99%的党内代表票的候选人给换下来，势必会给人一种“党内精英和寡头操纵了局面破坏了程序正义”的感觉。虽然民主党内部确实有在候选人丧失行为能力时更换候选人的相关条款，但条款的适用性和火候的拿捏也十分微妙，很难既推进条款，又不遭人诟病。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拜登可能会被换掉或者拜登已经铁定无法连任的判断。除了辩论之后民主党内哀鸿遍野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实际行动。比如，我们注意到拜登的一些助手因为对总统辩论非常失望而已经连夜开始修改、完善自己的领英（LinkedIn）页面，也就是准备在拜登这一任期结束后乃至更早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了。一些本来和拜登关系非常好的知名人物也纷纷撰文，劝拜登见好就收。弗里德曼就写了专栏评论文章，标题是：“拜登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总统，但现在他必须鞠躬谢幕、退出选举了。” 当地时间6月27日，民众在华盛顿特区观看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一些潜在可以替代拜登的人选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当前呼声最高的并不是副总统哈里斯，而可能是加州州长纽森。纽森为了保留政治资本，在辩论一结束就在被媒体围着问关于替换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拜登的辩论在政策“实质”上是获胜方，并呼吁不能背叛拜登，要继续支持拜登，百分之百地全力以赴，并比喻说“你带去参加舞会的舞伴铁定是会在离场时你希望一起走的人。“ 其他包括密歇根州州长Gretchen Whitmer，肯塔基州州长Andy Beshear，北卡罗莱纳州州长Roy Cooper以及2020年周期就已经参选的当前在拜登内阁的布帝吉格等都是热门人物。而且，这些在摇摆州甚至红州摸爬滚打很多年的民主党政客如果真的能顺利替代拜登（也就是替代的过程不过多伤害候选人的公信力和政治资本），对特朗普的胜算基本都比拜登的要高。 拜登自己很可能至少还会想挣扎一下，因为他自己很想连任。拜登和第一夫人在辩论之后在亚特兰大与支持者们见面的集会上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这场辩论完全输了，吉尔·拜登还赞美拜登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拜登如果坚持不退选，则势必需要找访法弥补今晚的损失，他接下来可能不得不增加在电视上的曝光度来尝试挽回局面。但电视上得越多，有破绽、有不足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也就是说，拜登的局面可能会越来越被动。真正想要劝动拜登，可能一方面要看拜登的家人，二来要看拜登最信任的幕僚，比如其高级政治顾问Mike Donilon，前白宫幕僚长Ron Klain，以及做了很多年拜登助手后接替拜登在特拉华州参议员席位的Ted Kaufman，三来要看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大佬们，比如奥巴马、佩罗西、克林顿以及舒默、杰弗里斯等。 换还是不换，美国今年沉闷的大选周期终于又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新动向。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7篇 张登及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美国从特朗普任期中期起，发动了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目的是要求中方增加采购美方产品，平衡贸易赤字。但其实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升高以来，通过管制美中商业与科技交往，阻滞中国总体发展、防制中国经济规模与军事能力逼近美国的主张，就日益流行。 这种思潮的流行，原本局限在战略圈。但随着美国社会的红蓝分岐极化，对华政策的“甩锅”与“究责”，便向两党精英扩散。中国经济当时仍在劲升，伴随大步进取地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交往的部署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加强了“中进美退”、东升西降的印象。 虽然美、中都继续在全球化时代获益，但美方由于欠缺有力的重分配机制，除了科技与金融顶层人士，许多普通人都感觉“相对收益”逊于中国。在社会“进步议题”分岐深化下，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也与中国“不公平”获得全球化的“相对收益”的感知挂钩。 开始时是共和党右派热衷此见，拿来抨击拥抱多元社会和全球化的民主党，后来就逐渐成为两党乃至双方多数支持者政策上的“常识”。这是为什么崇尚交易的特朗普关税中心策略，会迅速向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领域蔓延的大背景。 特朗普个人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固执。所以新冠疫情流行初期，他还曾经赞扬北京的封控成效。直到美国疫情失控，严重威胁共和党连任前景，情绪性、阴谋论的甩锅中国政府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就变成不只廉价有效，而且藉由生物民族主义的固有特征，向全社会甚至多数西方国家快速传染的广泛情绪。 这样一来，原本局限在华府共和党右派的全社会、新冷战脱钩观点，就获得了大面积的社会基础。倾向民主党的战略界人士，也不得不从“重估”(reckoning)得出“中国令美国(自由派)失望”、民主党也应扬弃“交往”的结论。这正是“特规拜随”，民主党甚至还加力催促美国的盟友，合力扩大对华脱钩的重要原因。 自中美旧金山峰会以来，双方领导层达成了保持沟通、管控分歧、扩大人文社会交流的共识。战略界偏向民主党一侧的部分人士，也呼吁美方不要掉进新冷战的陷阱，以免突发危机导致竞争失控。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全球化”为新的广泛背景的美国对华疏离战略，其影响目前尚处于局部领域、象征性、小范围的扭转，如熊猫交流与少量的航班恢复。但严重欠缺互信、深刻的不安全感，导致双方的教育、科技与社会脱钩，仍在加重加深的阶段。 疫情后中美在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南海争议、台海议题几乎完全相反的主张与动员己方反制对方的行动，都阻碍双方恢复正常交往需要的气氛。再由于选举政治的限制，美方更难主动对脱钩有所调整。目前北京方面先加强和欧洲与纽澳等的交流交往，若能使关系渐渐向暖，或有助缓和美中持续蔓延的脱钩。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8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不久前，日本法学家奥岛孝康去世。在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时我曾问“什么是好大学”，他不假思索道，“好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迄今为止，这个回答不但是日本甚至也是各国教育人士的共识。 当然这个共识并不包括某些国家的政府。近年美国政府收紧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美国内部仍有不同声音，有些学术精英担心这种政策将阻碍学术自由的发展。但目前这种讨论并未影响到政府决策。 如何看当下中美学术教育交流的困难？其实“阳光之下无新事”，对于美国围堵早在70余年前中国人即有体验，但今天中国可以有更多对策。 2024年1月28日，中国驻美国使馆举行纪念中美留学45周年暨2024年中美青年新春联欢活动。 当下中美教育交流的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全球化尽管遭到挫折，但并未停止。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纽带及交流意志，可以成为冲破意识形态恐惧的动力。中美两国教育界都需要好的教育交流策略，这需要大胆改革，突破当下体制障碍。 谁勇于改革，谁善于改革，谁就能赢得这场“世纪教育竞争”。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5篇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4年5月1日，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民调数据，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图景。该民调的主要发现在于，多数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并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增长乃当务之急。如果细致分析这个较具代表性的美国主流民调，并结合中美关系近年来的主要发展轨迹，可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提供一些思考。 自2005年首次发布有关美国民众对华认知报告以来，皮尤研究中心在过去近10年里先后发布了数十份相关民调报告。比对历次报告可知，自2013年开始首次出现多数（52%）美国民众对华持有负面认知以来，中国在美国舆论场域中长期处于负面形象。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17年执政初始的47%，暴增至2021年的79%，并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执政三年多来始终处于80%上下。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民众对华正面认知自2013年以来一路下滑，降至2023年历史最低点的14%并略微恢复至此次的16%。 美国民众对华正面认知自2013年以来一路下滑 历次民调数据呈现了中美大国关系之间的亲疏关系状态。例如，2012年以前美国民众对华总体上持有正面认知，而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因美国在反恐等战略议题上对华存有较大的合作需求而整体较为稳定；此后美国旨在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导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逐渐主导美国的对华认知图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份最新民调反映了中美以人文交流为主的民间往来所遭遇的挑战。与中美大国关系亲疏的微妙变化，往往都会映射并影响到两国的人文交流。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即中美民众到对方国家进行人文交流的人数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而锐减，这在赴华学习和工作的美国人数上得到了极为显著的体现。 这份最新的皮尤民调报告，似乎同时也为破解中美人文交流难题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报告发现，越是年轻的美国民众，越是对中国持有正面的认知。例如，在18至29岁的年轻民众中，高达1/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接近1/2的受访者对中国略微持有负面认知。但在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对华认知几乎恰好相反，即对中国持有正面认知的极少，而持有负面认知的却高达2/3。对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竞争者”还是“伙伴”的认知评价中，不同年龄段仍存在明显的差异。可见，年轻的美国民众似乎更不受美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对华认知更具有“自主性”。 年轻的美国民众对华认知更具有“自主性” 考虑到美国民众过去十年左右时间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重大变化与中美关系发展轨迹之间的紧密关系，中方应更加积极地设法推动与美国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民众的全面交流，反向地塑造中美关系。上述民调表明，美国普通民众对华持有负面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负面冲击之故，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重大命题，将改善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鉴于青年群体对华认知更趋正面，中方应加大力度推动中美两国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意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相关单位应以此为契机，以更大力度、更全面举措，积极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打造一个形塑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进而可能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世纪工程。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6篇 张兵  山梨县立大学国际政策学部教授 中日人员往来从2015年出现逆转（2014年访华日本人总数272万人，访日中国人总数241万人，2015年前者为250万人，后者为499万人）以后，整体上不平衡（访华日本人数减少，访日中国人数增加）的倾向一直存在且越来越大。 这一倾向在尤为期待的青少年交流方面更加明显。以双方留学生人数的推移为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从2012年的8万6324人增加到2019年的12万4436人，其后受疫情影响有所减少，但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5月24日的报道资料，在日中国留学生从2022年的10万3882人，2023年增加到11万5493人，中国留学生一直占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0%以上；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从2012年达到最多的2万1126人（占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以后连年下降，疫情前的2018年就已降至1万4230人（同3%），上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道资料显示，2020年和2021年在华日本留学生分别为7346人、5722人。 中日人员往来呈现出不平衡 与留学生人数有直接关系的双方语言教育机构数和学习者数方面情况完全相同。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每隔3年一次实施的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中国的日语教育机构从2018年的2435所增加到2021年的2965所，日语教师人数从2018年的2万220人增加到2021年的2万1361人，日语学习者数从2018年的100万4625人增加到2021年的105万7318人（占海外日语学习者总数的28%）。而同期日本的中文教育机构数和中文学习者数都有较大的下降。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全国高中及同级别学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开设中文的学校数和中文学习者数分别从2018 年的497所、1万9637人减少到2021年的457所、1万7847人。 中日人员往来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存在虽然有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包括日元贬值造成的赴华费用的增加、日本人短期赴华免签政策的停止、中国大学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中日间人员往来审查和管理的加强等等，但日本国内媒体的导向及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调查结果表示，日本学生及家长对中国的印象多来自于媒体，而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关于来自美国的影响，从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反复修订和出台的《大学的国际化和危机管理》中可见一斑。其中提到，鉴于美国加强对华规制以防止技术流出的动向，日本有必要对此加以重视，与美国协调，采取对策，强化对留学生和外国研究人员的审查，加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内部管理。 美国的对华姿态对日本一般民众也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内阁府每年实施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美国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每年都接近9成（2021年88.5%，2022年87.2%，2023年87.4%），而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最近三年内从超过2成下降到只有1成多（2021年20.6%，2022年17.8%，2023年12.7%）。日本民众对美国有较大亲近感且非常重视美国的取向，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自然会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中美关系变化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中日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和减轻美国因素的影响，改善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时隔4年半于今年5月27日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峰会（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表示将在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六个关键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强调“重振人文交流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一致同意“促进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以增进友好和睦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化目标，包括“把2025-2026年作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力争到2030年将三国人员往来规模增至4000万”；大学间国际交流项目“亚洲校园”“争取到2030年底将参与学生数量增至3万名”，等等。 会后的5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关于日方提出的恢复短期免签政策的提问时表示，“中方重视日本各界希望恢复免签政策的诉求，我们希望日方能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提高双方人员往来便利化的水平”。可见中日韩峰会对于促进中日人文交流有着实际的效果和意义。 期待三国共同遵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的有关承诺，在人文交流方面切切实实且长期持续地做出努力，使峰会成为相互间人文交流加强和扩大的契机。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3篇 刘星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 国际关系中，当一切都与政治和安全挂钩时，经济、贸易都会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地进入“低政治”领域而受到政治因素的支配，看似无关紧要的人文交流恐怕更会陷入尴尬的境地。至少根据目前的状态，中外之间的交流或日益面临这种尴尬。拒绝或警惕人文交流的理由各不相同，从国家和权力的角度看，人文交流或许意味着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文化政治渗透等各种损害国家安全的危险，随着关系恶化和对危险的认知被放大，这种担忧会发展为焦虑、偏执甚至疯狂的政策。而从个人的角度看，也会担心受到公权力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对交流产生胆怯、怀疑甚至抵触。长此以往，难免会在相互之间形成交往一定是带有某种“任务”和“目的”的不信任与猜疑，并由此进一步限制交往的恶性循环。在“政治安全挂帅”的今天，这种趋势恐怕难以迅速扭转。 尽管不一定像中美关系那么明显，但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也不容乐观。支撑中日之间人文交流（更广义的人员交往）的或许是留学、商务和旅游三大块。最理想的人文交流是双向对等，可中日间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向日本的人员流动在上述3大块中都在上升，而日本向中国的人员流向却都在下降，日本的一个报告称，23年10-12月日美欧前往中国的游客只有4年前的5%。也经常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大多也不太愿意前往中国，有些学者暂缓对现状问题的研究而转向其他领域，有些则另辟蹊径，前往或借道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途径了解中国大陆，换句话说，通过“第二手资料”（估计大多应该还不能算客观的）继续研究。如果连学术交往都趋向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缺乏人员沟通的中日关系或就更让人担忧了。不过刚看到一条报道，东京地区的100余名大学生最近访问了北京，并参观了中国某知名互联网企业，采访中日本学生颇有大开眼界的感觉，更是出现了“怕已经追不上中国了”的多少有些羡慕的感言，想来这次访问交流至少改变了一部分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积少成多，滴水穿石，希望这种即使做不到感同身受、至少也能促进耳闻目睹的交流越多越好。 3月5日，“日本大学生看中国”访问团启动仪式在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成功举办。 在后人看来，麦卡锡主义荒诞至极，但在当时一时间却是政治立场坚定的标杆，而这种走火入魔和歇斯底里的改变并非来自于国际关系的改善，更是美国国内的抵触以及相应的制度纠错的结果。换言之，尽管民间层面非常重要甚至是必须的，人文交流依然需要国内政治和政策的调整与明确的方向。有些观点认为美国限制人文交往反映出美国对自身制度与社会的不自信，如果是这样，那么自信是否可以理解为是社会、政策更加的开放与透明呢？比如，面对强硬的反华人士，比起拒之门外任其口无遮拦地自话自说，或许将其请到中国来，在展现出的中国现实中进行交流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