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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4篇 伴随着世界权力东移和中国、亚洲乃至东方崛起的加速，国际话语权在世界范围的再造与再分配便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看清伴随着权力的东移，国际话语权在东西之间出现再造和再分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次，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迎接这一趋势到来的准备；其三，要以交流互鉴的姿态，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这一权力。 一、     范式转换 近代以来迄今为止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可以说就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它的每一次的转换，基本上都发生于西方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内部，借鉴的是西方的经验和文化，形成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垄断了这一知识的生产权，而非西方国家只是这一知识的接受者和实际消费者。 但进入到21世纪，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西方发展至鼎盛而渐趋衰弱，西方大理论的日益趋同和由此而带来的不断僵化的困局，在西方的体系内部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西方理论似乎已悄然进入了福山式的“历史终结”期。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社会拉开了世界权力向东方转移的序幕，引发了亚洲地区的国家一个个先后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印度、越南……。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亚洲地区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亚洲开始进入到整体性崛起的新时代。英国国防部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列入《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报告，认为这是人类正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的重要变化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深信，亚洲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 新时代下的权力转移论，已经超出了奥根斯基对权力转移的狭隘理解，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内部的大国间权力转移，而是在全球层面由西向东的转移，包括非西方的大国、新兴大国群体、一些区域等；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转移，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范式、标准、话语权、知识生产权、软实力等的转移等。 因此，亚洲大国乃至东亚和东方整体性的崛起，也必然带来其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崛起，传统的国际话语权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     文化自觉 面对这一历史的必然和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就以其超前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思维性先后提出了“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和“文化自觉”（费孝通）的概念，率先开启了思想上的准备。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是在深情地呼唤着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就是要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沉沦和失落中找回自己，重拾自信，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世界“美美与共”。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际上话语权的打造和拥有是基于中国自身的逻辑体系的，深化对中国自身逻辑体系的发现和认识，是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笔者以为，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哲学高度加强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 第一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著作中，将中国提高到方法这一很高的哲学层面来加以认识。日本自古就沐浴在“以中国为方法”看生活中一切的精神世界里，对这一古老的原则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和认识。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后再次发出这样的“复古之声”，对中国是一个警示。 中国是自成知识体系的文明古国，202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振聋发聩！走“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道路”，已是时代的必然。 第二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东西两大体系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对于世界而言，西方体系是地方知识，东方体系也是地方知识。但这两大体系之间又绝不是孤立孤存的，而是共生和相互依存的，谁都离不开对方，并顽强地定义对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从体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打造中国，是中国与西方和世界展开体系性互动的根本保障。 第三是作为逻辑的中国。东西方作为体系性的存在，都拥有确保体系运转的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底层逻辑，拥有彼此不同的而又共存一体高度互补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东西方存在着明显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质、路径依赖和逻辑偏好；在千百万年的演进与进化中又历史地形成了奇妙无比而又难以被人所觉察的各种互动规律等等。 通过从哲学高度开展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身的逻辑体系，找到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密码，进而夯实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坚实基础。 三、     交流互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历史上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数据，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重心当时稳固于东方。在保持了820年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重心开始向欧洲转移，之后又向北美转移，西方成了世界的中心，西方也因此而赢得了世界的话语权。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权力东移的态势，而且这一进程依旧还在顽强地推进着，但国际话语权由美西方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今后将延续较长的一段时期。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权力的加速东移和中国乃至亚洲与整个东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格局正在出现松动、坍塌和倾斜，国际话语权亟需重构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按照西方二元对立冲突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势必展开一番激烈而残酷的争夺，结果就是“零和博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基于东方二元和合互补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重构则必然走向合作，实现最大限度的互补与共生。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打造新型国际话语权的新视角和新范式。 国际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以东西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应跳出权力转移和彼此相互取代的单一历史逻辑，积极打造东西阴阳互补、中美王霸共济式的“新型国际话语权”。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1篇 华府CSIS智库Scott Kennedy 总于如愿以偿了，他曾在疫情期间两度努力尝试前往北京未果，一次还转进台北，伺机而动。此次美国成员基本上属于「接触派」的智库研究员和大学教授，都是温和鸽派，估计主要任务还是企图缓和一下两国气氛。其中哈佛大学江忆恩（Iain Johnston)教授为社会建构论的实证主义学派，长期研究中国的国际参与，为美国接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主流学派认为他的观点过于乐观。当年江忆恩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曾在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蹲点一年，搜集资料。 1995年两岸交流以来，明显的是大陆提供了台湾民众有关国际新闻的报导广度和速度，增加了台湾民众对大陆所提供的国际新闻的路径依赖，只是这个趋势受制于两岸政治关系好坏的起伏。总体来看，此一新增国际新闻来源，增加了大陆方面对台影响的影响力，形塑了一些台湾知识菁英的认知方式，间接提升了一些话语权。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0篇 当前国际政治的主流规范依然归属于标榜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不仅是西方政界和知识界的共识，还通过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加以强化，此外，福特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跨国团体的活动也为其扩散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流价值推波助澜。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即便是背离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特朗普政府也没能撼动其社会基础。其继任者拜登更是力图重拾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增强美国软实力的手段。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框定为“民主对抗威权”，一方面将中国刻画成游离于国际主流规范的“威权国家”，另一方面强化其盟国对民主身份的认同感。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愈演愈烈，拜登政府对华施加的“污名”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并加深他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提升国际话语权由此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国际话语权泛指，一国通过修辞手法传播特定的叙事，从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形象。一国传播主张和塑造积极形象的能力越强，受众越广，话语权也就越大。提升国际话语权不能局限于话语的内容本身，话语传播是否有效归根结底取决于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观众间的共有观念、传播者的信誉、传播的媒介、社会规范都可能影响观众对特定话语的接受程度。其中，共有观念和社会规范是观众与话语传播者之间的重要纽带。其形成非一朝一夕之事。在长期内，中国应当立足于知识创新，系统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在理论层面建立起与西方模式具有可比性的知识体系，切莫强调自身模式的替代性和普适性，而是突出其对于中国国情的适配性。 在短期内，中国应当力图淡化意识形态之争，在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坚持伸张国际正义，揭露美国霸权行径的伪善。霸权国时常面临着权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维护原则与攫取利益之间的权衡。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与其自身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此外，国际规范本身也存在若干模糊甚至是相互矛盾之处。在个案运用中，规范的争议与冲突在所难免。譬如，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强调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国内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国家间合作承诺的重要性，但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承认民主国家本身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进行民主推广的活动如果破坏了主权原则，那么其行为在道义上则显得伪善。况且，美国的民主推广活动并非一以贯之，美国的盟友中也包括若干不符合美国民主价值的国家，而一些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也未曾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可以运用这些案例来破解“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但是也要把握分寸。中美竞争本身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在捍卫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中，中国还需要考虑国际上不同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率先争取同情者，并力求同国际上温和的反对者达成和解。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9篇 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不完全在于说的是否响、说话的渠道是否多，而在于说的是什么，怎么说。国际话语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经过不断地交流与碰撞在社会中构建的，它很难通过顶层设计、官媒主推的大喇叭形式对外产生效果，而必须获得有机生长的环境，并能够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扩散，获得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有话语形成的有机土壤，不仅能够让话语的素材变得更为鲜活，让14亿中国人的故事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中国故事”的张力和丰富性，更能让发声的个体获得“实战”的经验。比如，当前互联网域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一些平台提供方人为设置的算法的限制，很容易造成某一派网民说了算，持不同观点者无法发声的情况。一些完全没有恶意甚至对增加国际话语权有帮助的自媒体反倒因为一些动机不纯的人的频繁投诉而会被删文、封号。或许是因为平台提供方害怕承担责任和风险，很多潜在可以为中国国际话语提供的素材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与此同时，一些善意的批评与反思不仅能优化自身还能显著促进一个社会和国家应对未来批评与指责的能力与韧性。正如举重奥运冠军不会一直拿最轻的杠铃训练一样，要真正能让中国这个崛起大国锻炼出较强的国际话语能力，就必须时常有面对并不友好的、不是轻易就能统治话语的舆论环境 – 中国拿来锻炼的素材和话语必须匹配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越是有挑战（尤其是有建设性的批判），越能让话语得到推敲和打磨，也可以引发新的思考和进步。如果一直让民众生活在话语较为单一、不被挑战的舆论氛围里，我们的国际话语能力也会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一遇到公共外交的必要在国际平台、舞台上发声，便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尖锐的负面批评，而不佳的应对又会进一步成为被炒作的点，让中国严重被遏制国际话语实力、被削弱话语权，最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因此，要提升话语权，功课要从内部做起。打破信息屏障，让大家能说话、敢说话。为什么仅仅允许言论自由还不够，还要鼓励大家说真话、说实话、敢批评、能思考呢？那是因为有很多重要而有益的讨论可能会因为个体的谨慎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而进行自我审查。只有有一群既了解自己国家真实情况，又知晓其他国家的客观现状，且敢于发声、懂得如何发声的个体时，国际话语实力才能有不断巩固和持续增长的土壤，国际话语权才能有本质上的提升。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4篇 作为世界上发展势头较好且仍处于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某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合围与打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中国的合围与打压更多地是以建构中国负面形象为主要形式的，而中国的突围与抗衡也主要是以树立中国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为主要形式的。就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建构形象，巩固对于形象的认知是话语权力的一个主要功能。在国际议题中，中国必须争取话语优势地位，以维护自身形象，消除对中国形象抹黑诋毁的负面影响。当前，“与中国脱钩”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场中甚嚣尘上。而中国应如何应对这种语言“攻击”？是应当全面脱钩还是继续接轨？若保持接轨将以何种方式维系与各国的关系，打造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笔者拟借此机会略抒几点浅见，权做引玉之砖。 01 关于国家话语权与霸权 通常，国家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定义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对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表达立场、观点的权利。从广义上来说，国家话语权既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的反映。亦有学者将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话语权力称之为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国家话语权是一种排他的权力，任何国家都有权定义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且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扰。但是作为一种国家关系体系中权力地位的反映，国家话语权显然受到各种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国家话语地位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对国际事务进行定义，而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定义国际事务之后获得什么样的反馈。在国际事务上振臂一呼，应者寥寥是一个国家缺乏话语权的必然结果，颟顸强硬，自说自话也无益于一个国家对于国家话语权的建构。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尽管国家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权力地位的反映，但强大的国家话语权与国家霸权之间仍有本质的区别。国家霸权是指一国在充分的军事经济力量支持下，支配其他国家或非国家主体，操纵国际体系运作的权力。国家霸权是一种单边主义行为，体现为一个国家对多个国家的支配（或威胁），进而操纵国际体系运行。而国家话语权则展现了多边主义的特征，体现为多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所持立场、观念的认同，支撑着基于立场认同、观念认同的国际体系的运行。 冷战结束之后，国家霸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国际政治格局向多边多极方向不断发展。尽管国际政治格局在去霸权化的道路上有所反复，但由一个国家操纵国际体系运行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减弱，基于多边多极权力制衡进而实现国际体系稳定发展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凭借较强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控制对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力（霸权）已经越来越多地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如美俄等国将入侵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等国的行为称之为“军事行动”或“特别军事行动”，但仍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基于共同文化、立场、观念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在共同体内部国家利益冲突时发挥协调作用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话语权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寻求认同而非强制认同的特征。 承认立场、观念是否存在差异，是寻求认同与强制认同的最大区别，也是话语权与霸权的最大区别。每一个话语体系都是各方在承认话语边界的前提下，达成在话语边界内的表达一致。如果无限地扩张话语边界，话语权就有向霸权转变的趋势。因此，一个国家在某些议题上具有优势的话语地位，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相关议题之外依然具有同样的话语优势。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的全部议题上都具有话语优势。而这也意味着，赞同一个国家在某些议题上所持立场的国家，也可能对这个国家在其他议题上所持立场表示反对。这是当前国家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所决定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多边多极格局所决定，也是话语权存在话语边界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此，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还要争取积极发声；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发声维护中国话语权，也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为他们争取应得的利益。同时，中国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发展不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也不会像历史上的强权国家那样经济发展起来有了实力就去追逐霸权，控制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仅自己不称霸，还要团结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反对霸权，反对国际上横行的霸凌、霸道行径。 02 脱钩与接轨的抉择 就中国而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之前一系列话语体系的修正之上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种修正也是中国得以加入一个运行相对良好的国际体系的前提。中国的后发优势使得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实现了话语地位的“颠覆”。 某些国家将中国话语地位的改变称之为是对国际体系的挑战，这当然是不客观的，也体现了这些国家在对国际事务进行定义时的某些“习惯性”特征。但是，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因为某些国家的无端指责，就退出既有的国际体系，去尝试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进而期望在新的国际体系中获得话语优势。 就国际政治的现实而言，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同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而只有部分没有加入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或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中边缘化的国家。尽管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之下，各个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但就大的方向而言，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共赢取代“一家独大”是国际社会已经取得的最大共识，如果不遵守这一共识，就必然会导致已有的话语优势地位的丧失。 特朗普时期，美国为了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国际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与国际秩序“脱钩”的行为并没有如特朗普竞选时声称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与之相反，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因为这些“任性”的举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害；而拜登上任之初，美国又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修复与欧洲、亚太地区的关系，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 主动脱钩不可行，被动脱钩亦不可能。尽管受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某些国家的政客为了迎合反全球化的声音，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抛出与中国脱钩的言论，但是多边与多极的国际格局不可能允许中国这一关乎国际关系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受迫离场。中国也应当有足够的定力与自信，不被一些杂音所左右，盲目改变现有的发展路径，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政治上的妥协意味着所有人的部分诉求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妥协是不同国家“合作共赢”的基础。而如何界定“部分诉求”以及“一定程度”则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建构国家话语权过程中的政治智慧。如前所述，国家话语权是对国际事务定义的权力，从“脱钩”（decoupling）到“去风险”（derisking），这两种表述的差异，一方面是针对中国情绪所做的安抚，另一方面也是对“部分诉求”以及“一定程度”的重新定义。而这种重新定义，也意味着某些国家在国际秩序中对中国的话语“攻击”仍处在寻求认同的阶段，远没有在国际体系中达成一种最大化的共识。 中国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使综合国力得到增强，维护了国家话语权，另一方面能够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作出国际贡献并赢得尊敬和信任。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积极融入全球化经济循环体系，抓住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是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受益者，不仅不会选择“脱钩”，而是要继续“接轨”。 03 以交流与开放打造中国形象 寻求最大化的共识，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目标。在国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尽可能地寻求共识的最大化，是让所有人的部分诉求都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唯一途径。中国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始终不渝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而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今年7月13日德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战略》中，在承认中国是存在体制冲突的竞争对手的同时，德国政府也强调，中国是德国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与欧洲都受益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交流与开放”（Both China and Europe have benefited considerably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societal exchange and from this opening-up）。从德国政府的表述来看，在中西话语体系冲突日益激烈的今天，“交流与开放”仍是中西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能够达成的最大共识。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向世界阐述自身立场，展现自身价值观念并不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独特性”或者以中国取得的成就反衬某些国家的失败，颠覆某些国家的形象，相反，中国话语是在向世界提供应对全球挑战的中国路径与中国方案。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话语在相关议题中获得优势地位，获得正向反馈的根本保证。而中国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仅仅是只有中国取得了成就，而是相关议题各方共同取得了成就。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助推剂，世界的发展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好朋友，在保持长期友好交流的同时，重点支持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提供各种必要的援助。换言之，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建设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可资借鉴的发展样本，中国解决贫困人口的某些举措也给很多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从历史上看，中国经历过“闭关锁国”，也搞过“洋务运动”，然而从晚清到民国的近代化改革和实践最终都归于失败，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必须客观认识到，鸦片战争后的开埠通商、洋务运动等近代化发展模式均是被动的开放而非自主自愿选择的开放；而中国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则是主动选择的开放，历史业已证明，“惟有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试问，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成绩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怎么会轻易放弃？合理的逻辑走向只能是继续坚持和加以完善。 总之，中国将继续在与世界的交流开放中受益，世界也同样将因一个交流开放的中国而受益。继续展现交流与开放的姿态，是中国话语体系打造中国形象应对某些国家话语挑战的最有效途径。 始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重要外交理念，以合作共赢推动人类世界的整体进步是中国路径与中国方案的最大特点和成功法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有鉴于此，以交流的姿态与开放的胸襟打造中国形象，为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创新，为世界提供“中国叙事”，也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第8篇 各国比拼各自的国际话语权，其实就是在展示各自的价值观以及行动力。欲取得更多更大的话语权，就需要讲出符合人类意愿的价值，能站在世界的高度，甚至有所超前。这还不够，说了还要做到，能够引领。 当今世界的普遍价值，中外古今本有相当共识，许多早被普遍接受。譬如，要主权不要侵略，要自由不要专制，要民主不要官主，要法制而非法治（法律不对所有人适用）等等。伴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要民主谋主权反神教的数百年实践，给今世人类文明提供了巨大的国际话语，也反衬出西方在此之前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种种蒙昧反智之落后。 中国并非总是处于国际话语权的洼地。二战结束后，美英法重返菲律宾、马来亚和越南等恢复殖民，而中国印度印尼等积极倡导亚非新兴力量反帝反殖、独立复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各地还兴起了浩浩荡荡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运动的示威游行，我国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支持南朝鲜学生反抗军人暴政，反对以色列霸占巴勒斯坦土地等等，不时走在国际话语权的前列。回顾这些，我们如今对什么是主权、什么是人权、主权与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联合国如何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等，不妨认真思考，以在新时代有所作为，积极平衡内外关系，再次走到人类价值观的前端。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第7篇 一提到国际话语权,世人多有感叹英语霸权的,各国记者都主要从英语得信息,再用本国文字传播,无意中就成就了美英媒体霸权；法德俄中的文字信息都上不了国际话语流通主流。 怎么办？俄国卫星通信早有成功经验,在美英搞24小时英语播报,不怎么讲俄国故事,主讲美国真故事,让美国人,也让各国人看到了美媒少有报道的一些美国真故事。办出了人气儿。只要想做的话,当可以学俄。 但重要的是需懂得市场经济所决定的话语权规律,并去顺规律而为。这规律就是会找事儿勤找事儿。易懂的一个解释是：“狗咬人不是事儿,人咬狗才是事儿”。媒体讲究“事件性”,不成事件的就缺乏报道价值。需要讲好故事,但若只是讲好人好事的话,就又怼上“好事儿不出门,坏事儿传千里”了。 那么,怎样做到会找事儿,勤找事儿？恐怕讲中国的好事,也要作为美国的坏事儿来讲,在美国才能抓住眼球。不能习惯性地讲什么：“损人一千自伤八百”,“一损俱损”什么的；美国人会认为他可以损到你,你承认美国会赢。 要会找关乎国际秩序的大事儿,再通过智库炒作,政协人大反复的公听会、审议会什么的,拉出一个较长周期,并勤做话题。比如“一带一路”就非常成功,夺得了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是经济倡议,在国际政治秩序上,安理会改革是个大事。做这个大事儿,譬如,一是恭送全无代表性的欧洲孤儿英国。这定会“坏事儿传千里”了,但是恭迎德国。 二是新安理会常委,欧3,法德俄；亚3,中国+2；非3；美洲3,美+2；增加非发达国家代表,共12国。亚非拉的新常委可由各洲大国轮值坐庄。如亚洲2新常委,可由印尼印度伊朗沙特轮值。 三是今年金砖峰会就邀请法德参加,金砖先行实践一下。会找事儿勤找事儿,站立国际舞台中央,国际话语权就强了。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6篇 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同时，面临着“权责不一致”以及国际舆论上的压力，日益凸显了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由此，如何认识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及其国际竞争态势，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性任务。传统观念将国际话语权看作是独立于物质实力的一项道德、规范的引领权力，因此，更多从软性因素如传播和塑造等方面，凸显“好”故事与“讲好”故事的方式与途径。这些看法确实警示我们，在硬实力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话语、形象等软实力的构建，然而，话语权提升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仍是脱离不了传统的硬实力分配格局的制约。 其一，话语权的塑造是理性策略。话语权既有理性的高低之分，同时也是可以用优劣等价值好坏加以区分。如果以价值评判作为标准，那么，通过塑造好的、吸引人的故事，来增加国家的外部影响力和话语权力，则是一种强调好的特质决定有好的话语影响的逻辑。其实，这种特质决定论的背后，仍不是客观准确的。因为在舆论和形象形成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包装、理性的设计能力，这既有传播学所强调的议程设置、认知框架等效应，更需要话语塑造和形象建构中的理性建构策略，正因为此，话语影响力的塑造和建构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拓展空间。所以，话语权提升既是一种理性的包装策略，也是一种外交的技巧和艺术。 其二，话语权的底气在于国内治理成效。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在特定议题、领域方面上的道德形象、议程引领、规范倡导、价值框定的权力，其实从根本上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善治及其程度。这从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是一种国内治理模式的对外投射。换言之，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确实能够彰显出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关于特定的模式之争、制度之争的结果。由此而言，国家发展的积极特质和趋势，比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秩序的进步，为国家对外的话语和形象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于治理模式的比较，突破了传统的以政治制度区分作为标准的二元模式。在此意义上，对于一个成长和崛起的大国而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获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即国内话语权的坚实基础，是进一步真正自信在国际领域树立自身的伦理道德、政治价值、文化传统和治理模式样板的坚实后盾。 其三，话语权的分配受制于实力分配格局。当然，在拥有好的“故事”、特质，又具备成熟、有效和高超的话语、形象塑造策略，同时获得国内一致支持的治理成绩后，仍不能确保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话语地位。因为话语权的国际竞争，其实是国际权力竞争的重要维度或附属产品。因此，话语权的竞争，是高度的国际权力竞争、战略竞争的重要维度。在此意义上，对于崛起的中国或大国而言，能否在全球层面提升话语权，获得西方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继而取得进一步的主导地位，这仍取决于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权力分配结构、战略竞争结果，是否形成了中国占据主导或优势的局面。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战之后的胜利，往往奠定了秩序的重塑、话语的重构以及规范的引领。这种根本的权力优势，是保障大国话语权的实力基础。如此，不可过高估计话语权竞争自身的影响和重要性。 在权力和意识形态高度竞争的国际社会，话语权和形象等软性要素的提升，会出现实力发展与话语权不一致和同步的情境。由此也说明，在发展实力的同时，需要考虑上述的好故事、好特质以及好的塑造和包装能力的提升，但这种特质基础和技术锻炼，并不能有效超越权力格局的制约，因为话语权的分配仍是由国际权力的分配格局所决定。当然，基于人性的普世性看法，在话语权竞争中如何打造符合普适性的国家特质，遵循基本人性的一些价值和伦理，这是话语权的内涵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话语权的本质不在于建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品质，其塑造、包装和竞争的策略，以及话语权的分配逻辑也应更多体现理性且一致的政治逻辑，即基于人性是相通可理解的，而非文化特殊性逻辑。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5篇 在“认知即现实”(perception is reality)的国际社会中，由话语权塑造的认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尊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天马行空，不在乎旁人说三道四；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韬光养晦，不争论不折腾。而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1世纪，中国却常常焦虑于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及其形象受损。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声音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相称。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意见、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倾听和尊重。第二，国际社会经常有意无意地误解、曲解中国的声音。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被曲解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被指责为建立排他性经济势力圈和债务陷阱。又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曲解为中国要恢复过去的东亚朝贡体系，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更要命的是，这种误解和曲解往往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成为很多中国故事的基调和不言而喻的前提。总而言之，中国国际话语权焦虑来源于“说话没人听”，来源于“好心被当驴肝肺”。 之所以说话没人好好听，除了汉语在国际传媒上还是小众、发达国家主流媒体的故意忽视乃至恶意歪曲外，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缺乏话题设置能力、缺乏提供基于现实的逻辑自洽故事的能力。 国际话题设置能力。196个联合国成员国、超过80亿人的世界众说纷纭、嘈杂喧嚣。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他们的注意力非常有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倾听与自己有关的声音是自然选择。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注意力竞争。提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引起国际社会共鸣的话题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第一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气候变化与地球温暖化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自然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讨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管是否成立，紧扣后冷战时代的走向和战略，各国国家不可能不关注。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提倡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在总结了战后发展经济学及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经被写入发展经济学的代表性教科书（Alain de Janvry and Elisabeth Sadoulet(2016,2022)Development Economics:Theory and Practice,Routledge）。中国希望说话有人好好听，首先就需要研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人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否则，又怎么能希望外人静下心来倾听你的声音呢。 讲好中国版故事。提供话题固然重要，但是回绕这些话题提供基于现实的逻辑自洽的中国版叙事（narrative）更加重要。中国版叙事既包括中国叙事，也包括基于中国视点的世界叙事。第一，直面国际竞合的现实。中国版叙事应该是基于人类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尽管和平和发展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大趋势，但是俄乌战争以及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给和平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只有直面这种威胁才可能提出真正引起国际社会重视的话题。基于理想甚至幻想的说辞都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第二，基于客观真实的叙事。公开透明是中国版叙事的基本前提。任何文过饰非、套话空话都不可能让人信服。“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很先进，中国政府和企业单位也做了很多艰苦卓绝的工作，给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之所以常常被海外和国际社会误解，很大原因可能是相关数据公开不够，透明度不高。日本政府每年出版的政府开发援助白皮书也许可以供中国参考。 第三，逻辑自洽的叙事。能让国际社会入耳入脑的故事，应该是结构清晰逻辑自洽的故事。中国故事之所以很难被国际社会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叙事比较摸棱两可，使用了与国际社会的常识差距甚远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源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已经超过30年了，据我管见，似乎还没有人用严格的学术语言来进行明晰界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达，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如果遵循这一国际学术界的常识，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东京大学的中兼和津次名誉教授在他的《社会主義と市場》（中兼和津次・三輪芳朗編『市場の経済学』有斐閣1999年）一文中对这一概念提出批评。怎样回应中兼教授的批评，从新的角度来诠释可以被国际社会可理解可接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依然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际话语权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无须焦虑过度操之过急。中国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树立起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形象。只要中国出于公心，持之以恒，不断努力，一定会站到国际话语权舞台的中心。到那个时候，中国声音不但被人倾听，还会被人尊重和落实于实际的行动之中。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3篇 笔者在综合阅读一些网络讨论后认为，由于汉语中政治意义上的“权（力）” 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共用一个“权”字，“话语权” 这个概念在实践以及英译中，已经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困惑，也引起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研究学者探讨其内涵和语境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实践中的中国话语权似乎既非强调中国“有权利” 言说，也非刻意追求中国的“宰制性的”（福柯意义上的，dominant）话语体系，而更着眼于强调中国应有更充分的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和“说服”受众的“能力”。在国际平台上，中国本来就可以进行自主传播，因此，“维权（利）”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构建一种宰制性的话语可能也非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初衷，因此笔者希望指出，真正的目标其实就是加强言说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在理论方面，正是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早在1920年代就系统论述了“公众舆论”问题，首次提出了“刻板印象”这一概念，甚至从理论上质疑大众如何可以，乃至真正可能接触真实。在实践层面，仅以从和中国现代史有关的部分来看，英国泰晤士报对晚清十年改革的报道至今还被视为不可代替的史料，近年来仍被中译出版，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个体是经由著名美国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介绍才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当代中国的深刻变迁也是经由韩丁（William Hinton）卓越的记叙艺术和深刻的洞见才被世界更深入地认识。把长征的故事写得更加有血有肉的也是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 笔者认为，美国的涉华报道中其实不乏“同情的理解”的历史传统，而记叙者都有长期深入的观察，以及和中国人的牢固的关系的建立和培育， 这其中还包括以用“非虚构”文体记录当代中国著称的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他们的著作通常扎实，细腻，有思考，有份量，既符合新闻的职业规范，又不乏宏大或微小的关怀。文笔的流畅，甚至使得美国的一些社科教授也把韩丁记叙中国土改的名著《翻身》看作英文写作的范本，而一些人类学家也把韩丁的土改叙事看作典范的人类学文本。可以说，美国的“话语霸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来源于其世界级的高水准。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在“话语权”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不是在语义上纠结是要维护“权利”（right）还是争夺“权力”(power)，而是一个如何提高水准，使得对外言说的话语既合情又合理，既符合逻辑，又有人性温度的专业问题，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关于如何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真正“说服”人和“影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