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4篇
郑继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我们正告别传统大规模全面战争，全面迈入以情报为核心的可控冲突时代。这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破带来的临时改变，而是国际战略格局调整、军事技术革命与实战经验积累共同催生的结构性变革。2026年美军在委内瑞拉开展的“绝对决心行动”，仅用150分钟就完成目标抓捕与全员撤离，耗资仅5亿美元——不足伊拉克战争单日消耗的四分之一，却达成颠覆性战略效果，正是这一转型最具代表性的实战印证。
对比两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传统战争，当代冲突最直观的特征，是大规模陆军推进与全境占领模式大幅减少。但战争规模收缩，不代表作战效果弱化。恰恰相反，小规模、高精度、节奏可控的军事行动，往往能产生远超投入的战略影响力。战争的底层逻辑，已从“靠规模换胜利”转向“靠精度控全局”，这是贯穿目标设定、作战实施全流程的系统性变革。
一
从“规模压制”转向“精度压制”
传统战争的核心逻辑围绕“规模”构建：兵力总数、火力密度、工业动员能力直接决定胜负，战争靠持续消耗拖垮对手，最终实现全面占领与彻底政权更迭。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动员50万兵力，经数周空地联合火力覆盖才突破防线，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重建泥潭，累计耗资超万亿美元，最终也没能实现稳定的战略控制，这就是传统规模战争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
当代冲突的决胜变量，已经彻底转向“精度”。这里的精度，不只是武器打击的物理精准度，更包括目标识别精度、行动窗口把控精度、战略效果控制精度。关键打击不再对准敌方整支军队或整片领土，而是精准锁定作战体系与权力结构的核心节点——国家领导层、军事指挥机构、通信枢纽、电力核心设施等。摧毁关键节点就能瘫痪整个体系，无需追求全歼敌军、占领全境。在“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依托多源情报融合，掌握马杜罗每日行程、住所结构乃至安保换班时间，精准锁定凌晨防御最薄弱的窗口，先以电子网络瘫痪防御体系，仅投入80名特种兵就完成任务，己方零伤亡、附带损伤降至最低。节点化打击完全替代传统“面状摧毁”，推动战争从“消耗战”转向“结构战”，从根本上改写了战争的成本结构。
2026年1月3日，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新华社）
二
从单域作战转向多域融合
随着作战目标逻辑转变，战争空间从传统陆、海、空三大物理域，拓展至电磁、网络、信息、认知多维空间，且各域高度嵌合，不再是先后衔接的独立战场。电磁压制削弱对手感知能力，网络攻击干扰指挥体系，信息操作影响决策判断，所有非物理域行动同步发力，为物理打击打造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
“绝对决心行动”中，多域融合已形成完整作战闭环。行动前，电子战飞机对防空雷达实施全频谱干扰，制造大量虚假目标误导敌方判断；网络司令部同步攻击电网与指挥平台，导致委方首都停电、指挥中断，形成“电磁真空”与“信息孤岛”，让委内瑞拉20万陆军全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特种部队突入扫清全部障碍。电子战、网络战、特种作战深度耦合，打破传统线性作战逻辑，各域力量协同发力，短时间内就能瓦解对手整套防御体系。如今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传统“前线”“后方”界限彻底消失，战场高度分散却又全域联通，即便拥有规模庞大的正规军，只要感知与指挥体系瘫痪，就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
三
从“战役终结”转向“冲突管理”
传统战争追求一劳永逸终结冲突，以占领、投降、全面政权更替为目标；当代冲突的核心取向则是“控制而非终结”。当前热点地区普遍呈现冲突长期存在、强度周期性波动、升级被严格管控的特征，冲突本身成为“被管理的常态”。军事行动不再追求一次性决定性胜利，而是作为调节战略关系的工具，通过有限打击传递威慑信号、重设谈判条件、修正力量平衡，战争进入“刻度化使用”阶段——根据战略需求灵活调整冲突强度，既保持长期战略压力，又规避全面战争的不可控成本。
美国对外干预模式的三代演变，清晰印证这一趋势：冷战时期靠军事政变实现彻底政权更替，冷战后靠颜色革命开展长期社会动员，当下则转向控制型干预——仅通过有限军事行动调整目标国权力精英结构，后续以经济绑定、联盟控制实现长期战略影响，彻底摆脱全面占领与国家重建的高昂代价。这一转型本质，是把对外干预从“终结性战争”转为“控制性冲突”，以最低成本达成可持续战略目标，完全契合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
四
从单一军事行动转向复合行动体系
战争工具实现系统性拓展，军事手段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外交、法律、信息、经济深度整合，形成一体化复合行动体系。军事打击只是战略链条的一环，外交谈判、法律建构、舆论塑造、经济布局共同服务于最终战略目标。典型运作模式为：军事打击与外交谈判同步推进，信息叙事与法律正当化并行展开。谈判不仅用于达成协议，更用于争取兵力部署时间、塑造对手与国际社会预期；军事行动则打破原有谈判格局，舆论操作降低行动的政治成本。
“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国开战前始终保持与委内瑞拉的外交接触，以谈判分散对方注意力，暗中完成兵力集结与情报核实；法律层面将行动包装为“反恐”“反毒品走私”，援引国内法绕开联合国限制，联合区域盟友营造多边合作假象，有效分化国际反对声音。这套法律—政治—军事—外交复合操作，大幅降低单边干预的政治成本，充分说明现代战争是国家综合能力的整体较量，战略竞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多领域工具的协同整合能力，而非单一军事力量的规模优势。
2025年12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以色列挖掘机拆除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
（来源：新华社）
五
从高成本消耗转向成本可控
传统战争最核心的短板，是成本完全不可控。一旦进入全面战争，资源消耗往往远超战前预估，甚至拖垮优势方的财政与国内政治支持。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耗资超6万亿美元，引发美国国内严重政治分裂，正是传统成本模式的必然结局。当代冲突则对成本实施严格约束：行动规模与战略目标精准匹配，资源投入与作战任务一一对应，普遍采用高端平台与低成本装备组合模式，实现成本与效果的最优平衡。“绝对决心行动”中，F-35、B-2等高端平台负责突防空域，MQ-9无人机承担侦察牵制，最终将总成本控制在5亿美元，仅为传统大规模干预的零头，让战争成本从不可控变量，变成可计算、可管理的确定项。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成本优势本身就是战略优势：能以低成本持续牵制对手，无需承担全面战争风险，这种模式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流选择。
六
从物理打击转向认知控制
近年来最值得重视的深层变革，是战争目标向认知层面延伸。传统战争主要针对人员、装备、设施等物理目标，如今越来越多的行动直接作用于对手的决策系统、心理预期与舆论环境，认知空间已成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主战场。信息控制干扰敌方判断，虚假信号制造战略误判，精准打击改变风险认知，战争结果不仅由物理战场决定，更取决于对手“如何解读战场”。认知优势能放大物理打击效果，甚至达成物理打击无法实现的战略目的。“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瘫痪委方通信后，通过社交媒体推送“目标投降”“将领倒戈”的虚假信息，直接瓦解委内瑞拉军队抵抗意志，大量基层部队放弃动员，这就是认知打击的典型成效。控制对手认知，就能以更低成本实现战略目标，这正是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之一。
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环球》杂志）
七
人力情报强势回归
这一变化很反直觉，但却是现实。谈论技术驱动的战争转型时，一个被普遍忽略的核心事实是：战争技术越发达，对人力情报的依赖反而越强。这一结论看似与“AI主导战争”的主流认知相悖，却完全符合实战逻辑。其一，技术无法替代对“人”与“权力关系”的深度理解：卫星能定位目标位置，却无法判断领导层内部博弈；信号能截获通信内容，却难以解读背后真实意图。“绝对决心行动”能精准锁定防御漏洞，核心依靠人力渗透获取卫队内部一手信息，这类深度信息是技术侦察永远无法替代的。其二，人工智能算法高度依赖训练数据，数据质量的根源，在于人力情报的源头采集，没有可靠人力支撑，算法极易陷入“垃圾进、垃圾出”的困境。其三，复杂环境下的关键判断——比如领导层决策风格、内部博弈结构，仍依赖人力情报积累的经验与直觉，这类能力目前无法被算法复制。
由此可见，当代作战体系的真实结构是：人力情报提供源头信息，技术系统完成处理整合，算法辅助决策，精确行动落地执行。技术没有取代人，反而放大了人的核心作用。未来战争不是机器对抗机器，而是情报与技术能力的综合比拼，这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必要修正。
综合来看，当代战争形态呈现清晰变革趋势，全面进入“控制型竞争时代”。战争规模持续缩小，复杂程度不断上升；战争目标从“终结冲突”转向“管控冲突”；战争手段从单一军事行动，拓展至多域复合体系；战争支撑从单纯技术依赖，回归情报核心支撑。
简言之，当代战争已从“以胜利为导向的全面战争”，转变为“以控制为导向的持续竞争”。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也不会轻易失控，国家通过精细化手段，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对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调整分析视角：不能再以兵力、装备、战场为核心，而应重点关注情报体系、决策结构、认知空间、成本约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战争的外在形态不断迭代，但决定胜负的关键，始终是对信息的掌控与对不确定性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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