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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伦 海看专栏作家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2022年的俄乌战争（俄国称特别军事行动，中国称俄乌冲突，美西方称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又一次把俄罗斯这个欧亚大国推到了世界的前沿。苏联解体31年后，它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一时间，搅的世界地覆天翻。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次俄乌之战，就像当年十月革命一样，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格局”发起空前的挑战。我们看到，冷战以后的这场战争（冲突）的双方，仍旧是俄罗斯和美国。为什么会有2022年的这次的“俄美之战”?为什么这次对“旧世界”发起反抗的又是俄罗斯？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和认识美国的？俄美历史上的关系又是如何？ 俄美关系这个命题很大，世界的无数学者都在研究和探讨，我的“俄罗斯人和美国”系列文章，列举了百余年俄美关系的一些故事，轶事，片段甚至瞬间，“管窥蠡测”，“挂一漏万”，透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折射出俄罗斯这个特殊民族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取向，处世之道和御敌之策。试图探寻这场俄乌战争的历史原因。不知这一滴滴水珠，能否折射出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对于这场美俄对抗的“俄乌战争”的正确判断，理解和评价，提供一些历史的回眸与借鉴。 这个世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关系的变化，往往在短短的一瞬。但所有的国家都在每分每秒书写着不可磨灭的历史。 历史，事实，真相，可能一时会被掩盖， 被歪曲，但绝不会因为人的立场，观点和好恶而改变。 此文这是我“俄罗斯人与美国”系列文章的一篇。我试图通过历史上的美俄（苏）关系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史鉴今，更清晰的认知俄美这对老冤家的关系史和现实的联系。找到其内在的规律，而不至于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盖。 下一个目标——阿拉斯加！ 俄美往事之五 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举国欢庆，普京风光无限。当记者问俄罗斯驻欧盟代表：“你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还是……？”俄代表笑答：“阿拉斯加！”全场目瞪口呆！ 这个玩笑开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收回”阿拉斯加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俄乌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尘封多年的阿拉斯加归属问题突然被提到桌面上，似乎有点唐突。但如果你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他们对领土无限的欲望，就不会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了。 包括阿拉斯加的俄罗斯版图 俄罗斯发现了阿拉斯加，并在这里升起了三色旗 据历史学家考证，第一批踏上北美西北海岸的是十七世纪俄罗斯航海家谢苗·杰日涅夫的探险队。1648年他率领的几艘探索楚科奇的船只突遇风暴，被卷带到阿拉斯加的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俄罗斯定居点。后来，作为俄罗斯第二次堪察加探险，1741 年 6 月 4 日，由在俄国丹麦裔航海家维图斯·白令 （Vitus Bering） 率领的探险队从堪察加半岛出发，7 月中旬，首次看到了阿拉斯加南部海岸和邻近的阿留申群岛。1784 年秋天，俄罗斯三色旗在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的巴甫洛夫斯克港升起，标志着俄罗斯对另一大洲新领土的全面开发。亚洲大陆的东北海岸与北美大陆的西海岸之间的海峡，被命名为白令海峡。 俄罗斯航海家谢苗·杰日涅夫  维图斯·白令  阿拉斯加最早的东正教堂 俄罗斯为征服阿拉斯加付出沉重代价 亚历山大二世为什么要卖掉阿拉斯加 “卖”掉阿拉斯加的亚历山大二世 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初为什么要“卖”阿拉斯加？历史研究者大致归纳为几个原因： 首要原因是俄罗斯当时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1854-1855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输给了英法联军，尼古拉一世沙皇因此一病不起，随后驾崩。继承人亚历山大二世面临巨大财政危机，除战争赔款外，1861年，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为了向地主支付赔偿，也急需大量资金，于是，不得不向国外借钱。 其次是要与美国交朋友。当时，英国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主要潜在敌人。俄罗斯的许多政要认为，我们需要与美国团结起来，打击共同的敌人。而阿拉斯加就像一个“新娘”，通过“政治联姻”。“嫁”到了美国。会帮助改善美俄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山大二世担心英国占领阿拉斯加，威胁到俄罗斯，所以把这个“鸡肋”转让给关系好的美国。 3 “ 是“出售”还是“转让”？ 俄罗斯于1867年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1518800平方公里的面积，72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平方公里仅值4.74美元。这么便宜的价格，当时美国许多政商大佬和国会议员还不愿意“买”。他们认为花这么多钱买个冰雪荒漠，一个“北极动物园”，实在不值。以至于，美国政府不得不说服各州议员，甚至在当地政府慷慨地分发贿赂。 158年过去了，阿拉斯加越来越成为一块金不换的风水宝地，俄罗斯恐怕连肠子都悔青了，做梦也想把他重新据为己有。 这笔土地交易，是俄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对土地有无限欲望的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的情节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和美国签约时，“留了一手”。协议中没有使用“出售”一词，而是在正式文件中称为“转让”。 直到今日，关于阿拉斯加是“出售”还是“转让”给美国仍存在很多争论。怀疑的原因之一是合同的文本，它上面没有使用“出售”一词，而是说“转让”。因此，可以理解为把阿拉斯加的“实际控制权”转移给美国，同时将“所有权”保留在俄罗斯。持“转让”观点的人认为，俄罗斯是把阿拉斯加“典当”给了美国，随时有可能“赎回”。还有一种观点，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协议签订了 90 年的协议，应于 1957 年到期，这就解释了阿拉斯加为什么直到 1959 年才正式宣布为美国的一个州的。但这个90年“租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的支撑，苏联时期也没有任何对这片“卖出去”土地的所有权产生争议。一切似乎盖棺论定。现在俄美关系紧张，要求“归还”阿拉斯加的呼声突然在俄罗斯朝野响起。俄罗斯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考虑如何打好阿拉斯加这张牌，时不时要拿它说事儿。 俄罗斯和美国签协议时，刻意回避了“出卖”一词，而用了“转让”。 站立者为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爱德华·斯托克尔 这是一张 720 万美元的支票，美国用它向俄罗斯支付了阿拉斯加的费用 这是现存美国档案馆里的一张支票，由驻美大使爱德华·斯托克尔个人签署。…

俄罗斯人与美国俄（苏）美往事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海看专栏作家 2022年的俄乌战争（俄国称特别军事行动，中国称俄乌冲突，美西方称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又一次把俄罗斯这个欧亚大国推到了世界的前沿。苏联解体31年后，它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 一时间俄罗斯这个美国的“天选克星”，搅的世界地覆天翻。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次俄乌之战，是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格局”发起空前的挑战。我们看到，冷战以后的这场战争（冲突）的双方，仍旧是俄罗斯和美国。为什么会有2022年的这次的“俄美之战”?为什么这次对“旧世界”发起反抗的又是俄罗斯？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和认识美国的？俄美历史上的关系又是如何？ 俄美关系这个命题很大，世界的无数学者都在研究和探讨，我的“俄罗斯人和美国”系列文章，列举了百余年俄美关系的一些故事，轶事，片段甚至瞬间，“管窥蠡测”，“挂一漏万”，透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折射出俄罗斯这个特殊民族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取向，处世之道和御敌之策。试图探寻这场俄乌战争的历史原因。不知这一滴滴水珠，能否折射出这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对于这场美俄对抗的“俄乌战争”的正确判断，理解和评价，提供一些历史的回眸与借鉴。 这个世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关系的变化，往往在短短的一瞬。但所有的国家都在每分每秒书写着不可磨灭的历史。 历史，事实，真相，可能一时会被掩盖， 被歪曲，但绝不会因为人的立场，观点和好恶而改变。 此文这是我“俄罗斯人与美国”系列文章的一篇。我试图通过历史上的美俄（苏）关系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史鉴今，更清晰的认知俄美这对老冤家的关系史和现实的联系。找到其内在的规律，而不至于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盖。 十年的谈判，胜过一天的战争 （俄美往事之四） “妥协”是外交的最高境界，“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最好的方式 一、葛罗米柯的座右铭：“十年的谈判，胜过一天的战争” 俄乌战争打了3年，美俄两个核大国经过反复较量和博弈之后，残酷的实事再一次证明了战争结局的铁律：只有“妥协”和“谈判”才是解决俄乌战争的唯一途径。你以为特朗普不想打垮俄罗斯，事实证明是真打不垮，所以才提出以谈判结束战争，这是最明智最实际的解决办法。过去的七十几年，在“雅尔塔协议”的框架下美、苏做到了。一次次化解危机，避免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次也应该能做到，而且必须要做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很重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普京总统代表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但国策的对外门面-外交部长，也是可以创造性的发挥以达到既定目标。其实，俄罗斯是一个善于谈判的国家，刚刚获得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烈勋章”的俄罗斯现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是一个执行俄罗斯对外政策“得力”的肱骨老臣。但今天要说的是，美俄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前苏联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是美苏关系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他接受了斯大林的指示：“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从此他一生致力于与西方的和解，他的谈判艺术令西方折服。他是第一个提出苏联加入北约的人(1954年)。葛罗米柯是冷战期间与美国“谈判”和“和解”的大师。他的外交座右铭，到现在也不过时：“十年的谈判，胜过一天的战争”。正是这句话，使他多次在美苏冷战高峰期扑灭世界危机的战火。在西方，他因在谈判中的睿智、毅力，执着和坚持，多次使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化解了许多战争边缘的危机，而被昵称为“不”先生。在当今，世界各地烽烟四起，战祸八方，更需要有胆有识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出现，休战于即刻 ，止战于未燃。 墓碑上的铭文：他为祖国服务了半个世纪 在莫斯科新处女公墓，有一处墓碑造型奇特的墓地，这里安葬着被称为苏联“外交第一人”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墓碑的上方，是葛罗米柯脸部的造型，一凸一凹，一阴一阳。作者可能要表达这样一种含义，作为资深外交官都会有变脸的本领，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断的变化自己的态度，或阴或阳，或硬或软，或急或缓，提出最高的要求，保住最基本的利益。格罗米柯担任苏联外交部长 28 年，比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历史上任何外交部长任期都长。他直接参与解决柏林和加勒比海危机，与西方缓和，享有苏联“一号外交官”的美誉。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从罗斯福到小布什，葛罗米柯与美国打了一辈子交道。经历了二战到冷战直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 安德烈·葛罗米柯墓地的纪念碑 二、葛罗米柯一生致力于与西方和解 葛罗米柯成为外交官是一个偶然的机遇。1939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被解职，他手下的一班人马也随之离开了该部门。身高1米85，懂英语，来自农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安德烈·格罗米柯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注意。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领导人莫洛托夫这样评价葛罗米柯：“年轻，没有经验，但诚实。” “诚实”的葛罗米柯的职业生涯发展迅速——不到30岁就成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的负责人。不久，格罗米柯被斯大林召见，葛罗米柯给这斯大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并亲自将“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重大任务交给他。随后斯大林决定任命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顾问。当时葛罗米柯英语知识不足以成为一名外交官，斯大林建议他去新教教堂练习英语，规范发音。按照斯大林的建议，葛罗米柯的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雅尔塔会议上的葛罗米柯（右一） 1949年毛泽东访苏，葛罗米柯（右二）在侧 1943年，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同时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反希特勒法西斯联盟，说服西方国家开辟第二条战线。葛罗米柯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关系良好。格罗米柯在筹备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外交官代表苏联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成为苏联驻该国际组织的第一位代表。 从1946年到1948年，格罗米科是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葛罗米柯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外交官。然后担任了22届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团长。他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与美国及其北约伙伴建立和平关系的支持者与践行者。 葛罗米柯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他曾就美苏裁军问题提出了 100 多项倡议。在他的直接参与下，缔结了旨在限制军备的国际协定。1963年，他发起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五年后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2年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次年又签署了《防止核战争条约》和两项战略军备限制条约。 他是世界舞台上最早主张裁军的人之一，在他的努力下，莫斯科已准备好在核问题上“妥协”。1949年，安德烈·葛罗米柯成为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然后又担任驻英国大使。 斯大林去世一年后，莫洛托夫领导的外交部，任命格罗米柯成为他的第一副手。1954年，这位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倡议，他提议苏联加入几年前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这是苏联和后来的的俄罗斯领导人中第一个正式提出加入“北约”的人。但西方国家拒绝接受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莫斯科的申请被拒绝。这一“拒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后来的发展走向。试想，71年前苏联就加入“北约”，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波茨坦会议，斯大林，杜鲁门，莫洛托夫，葛罗米柯 — 右四 1957年，安德烈·葛罗米柯正式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年48岁。葛罗米柯的主要任务是在国际法律上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正式承认战后边界，加强 、安全与稳定。当葛罗米柯接任部长时，与华盛顿的缓和时期开始了。在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越南和中东冲突的背景下，苏联和美国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安德烈·葛罗米科在斯德哥尔摩裁军谈判会议上，1984年 葛罗米柯，从1957.2.24-1985.7.27，作了28年的苏联外交部长，如果从1939 年格罗米柯进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算起，那他更是绝对的老资格。他经历的美国总统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 尼克松、杰拉尔德· 福特、吉米· 卡特和里根。葛罗米柯作为外交部长的工作结束（1985年）是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乔治·布什在格罗米柯退休时接替了里根（1989年），如果算上他，一共经历了十位美国总统。          苏联28年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肯尼迪，葛罗米柯（中） 格罗米科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有争议的作用。因为，谈判不是通过外交部进行的，而是直接通过驻华盛顿的克格勃机构进行的。但是，在秘密谈判中，格罗米科通过驻美国多勃雷宁大使设法讨价还价以消减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葛罗米柯确实是一位非常熟练且经验丰富的谈判者。   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9年…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2025年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但日本的领袖正忙于应付内政。 2月底，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争吵令世界各国领袖大为震惊时，日本首相石破茂正忙于在自民党劣势的国会推进次年度预算案的通过。内阁支持率已跌破30%，一位弱势的自民党首相已无暇思考长远的外交战略。内政课题堆积如山，石破茂自己也不清楚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后还能否留任日本首相。在特朗普2.0的国际背景下，过去一个月的国际政治上演了戏剧性一幕：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宿敌反而握手言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姿态却成为特朗普的眼中钉。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和观察家解读：这是特朗普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的一部分，即意图通过和俄国改善关系来分化中俄两国类似同盟的伙伴关系，并把主要精力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来对付中国的崛起。 2018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 在国际关系学中，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一般指的是大国利用分裂策略来削弱对手的联盟。这一战略通常透过外交、经济或军事手段，离间敌对国家与其盟友，或吸引中立国站在己方。其核心目标是破坏敌对联盟的团结，降低对手的战略优势，从而为自身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格局。从理论上来说，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解读当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或许不无道理，但仔细观察过去数月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动向，日美关系动向无疑成为这一“楔子战略论”的反证，“联俄制华”的分析或许高估了特朗普的外交战略眼光，很可能是误导性的解读。 一 作为“楔子战略论”反证的日美同盟动荡 笔者对“楔子战略论”的最大疑问是：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楔子战略是为了制衡中国，他理应强化作为亚太抗中基石的日美同盟威慑力。但恰恰相反，过去一个月特朗普的对日政策都在破坏日美同盟的稳定，令日本国内上下忐忑不安，敢怒不敢言。 证据有三：一是3月6日，特朗普首次在石破访美后展开对日施压，称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必须保护日本，但日本不需要保护美国，这是不公平的，令日本舆论哗然；二是3月26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日本进口汽车也未能幸免于难。汽车产业关乎日本经济命脉，消息一出导致3月末的日本股市出现暴跌。据《日本经济新闻》的估算，如果汽车关税落实导致日本汽车出口下降、日本国内汽车生产减少，或令日本经济蒙受13万亿日元的损失；三是4月2日，美国决定对多国实施“对等关税”，日本也不能幸免于难。美国将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24%的关税，直接重创了刚进入新年度的日本股市。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这一关税政策将直接导致日本今年的GDP下降0.4%，以至于石破首相以“国难”来形容本次关税战争对日本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俄接近即使形成，日本究竟有没有意愿和存有领土纠纷（北方四岛）的俄国改善关系，尚存疑问。和普京关系良好的安倍晋三前首相早已不在人世，石破茂目前显然不具备实施日俄外交和解的内政基础。 2024年10月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要把曾为宿敌的俄罗斯转为盟友来共同遏制中国，难度也大。过去3年，美国一直作为乌克兰坚定的盟友来抗击俄罗斯侵略，国内叙事的敌我关系转换绝非短时间内能够达成。从目前有限的证据来看，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似乎并没有完成大战略层面的深思熟虑，而是更可能持续推进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并容忍中俄两强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活动，且通过“交易型外交”对中俄软硬兼施，以满足特朗普的国内政治斗争需要。 进入2025年春，一场革命性的变局正在全球酝酿之中。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7篇 张登及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拜登总统在离任前夕的电视演说曾警告，极其富裕的一群人正在美国集中权力，打开美国“寡头统治”（oligarchy）的大门，严重威胁自由与民主的体制。这个警告剑指地产富豪川普与科技大亨马斯克联手组建的新政府，享有普选票、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多重优势下，将肆无忌惮地实行其背离民主程序、违反民权价值、破坏国际秩序现状，其预言已逐步实现。但是川普这位自称二度执政第一个月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月，华盛顿建国时次之的总统，其政权的性质与方向，恐怕不是拜登或其他论者一句“寡头统治”、“财阀政治”（plutocracy）那么简单。 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美国政论杂志《政客》（Politico）在川普就职后不久，专访了受邀出席他就职，过去外界不甚熟悉的70后博客政论家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亚文指出，川普政府的要务是要摆脱国会这个恼人的绳结。与学界常识一般认为20世纪总统权势日益高涨相反，亚文认为美国实际上是国会与政府部门（即深层政府）所统治，总统只是挥手的道具。亚文另接受纽约时报访问认为，民主投票只是给常民刷存在感的刺激，对政策影响很小，就像多数人不支持开放移民，移民还是涌入美国一样。这种无效率的体制应该向企业式政府转型，成为“能科责的科技君主制”。 亚文被认为代表美国右翼中，一种被叫做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y）的新思潮。这种思潮已经和多年前被称为“火神队”（the Vulcans）、由副总统钱尼、国务卿赖斯、副卿阿米塔吉、副防长沃夫维兹组成的小布希新保守主义团队极为不同。当年的新保守主义还未经过网路科技与人工智慧革命的洗礼，主诉求是去管制的市场经济，与对宗教与家庭等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并不欣赏以科技加速进行社会改造，可称为美国的“保守本流”。深受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与前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erro）影响的川普第一任期，则是在“保守本流”中增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种族至上论的色彩，没有走向“科技君主制”。 资助亚文的第三方支付Paypal创办人，也是川普第一次竞选时硅谷唯一力挺的德裔亿万富豪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则是亚文所谓“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思想运动的资助者。当年也投资万斯竞选参议员的泰尔认为，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正在把美国变成“第三世界”，唯有以企业执行官（CEO）模型改造政府，才能挽救美国。而在智能科技狂飆时代，英国哲学家兰德（Nick Land）是这种思想更深层的开拓者，他2022年的专书标题就是“黑暗启蒙”，隐喻为中古封建时代的“黑暗”翻案。 “黑暗启蒙”作为川普2.0时代的另类右翼，坚持保守主义的自由至上（libertarianism）的传统，但是认为“民主”已经透过大学、媒体、非政府组织与深层国家凝固成阻碍进步的“教堂”（Cathedral），举凡其多元平权与种族平等之说，导致美国重症。所幸科技与资本已形成相互加强、莫之能御的趋势，政治家当效法企业家“加速”此一进程，砸毁教堂，让民众成为安静的股东，放手让企业化的政府进行改革。有科技的助力，未来世界将淘汰民族国家，造出一众将国家资源私有化的“大公司”，竞争力差的君主经理可由股东卖股自然淘汰。由于将改革动力寄托在发展空前快速的资讯科技与人工智慧，政治领袖只需联合科技资本家加速此一过程，这种想法也被称为“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又为了摧毁“教堂”，与俄罗斯修好正可实现“加速”。成大事不拘小节，也是实现黑暗启蒙的必然过程。 “黑暗启蒙”如果实现，无疑将完全摧毁自由主义的内外秩序，催生出一种“后启蒙”的黑暗秩序。而川普与万斯则是这个高科技宰制过程的“加速者”。这些过去蛰伏在边缘的想法像是阴谋论而被忽视，但它们有思想、有武器，且现在已登堂入室。从美国内生之“反动”的革命，恐将是决定现行秩序命运的关键。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近期，特朗普对中国再度加征关税，其“有保有压”的政策布局，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此次加税措施呈现出高度差异化：对针筒、锂电池等关键制造品征收逾200%的重税，而儿童书籍等消费类商品则完全豁免。这一组合拳式的策略背后，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产业及政治层面的多重考量。而对全球各国关税政策调整背后特朗普团队内部博弈的细节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代表华尔街声音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与特朗普一同返华盛顿的专机上，明确提出了市场的疑问——当前贸易战的核心目的究竟为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为未来推动减税创造空间？是借此在国际谈判中获得更大的筹码？还是为了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不同的侧重点可能需要更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而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华尔街与工商界亟待解答的焦点。 白宫随后也确实展现出更清晰的政策取向，开始将不同的贸易手段对应不同的目标。针对针筒、锂电池等关键物品施加高关税，显然意在通过强压手段促使相关制造业回流美国。而此前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关税上的差别化调整，也可以视为这一产业政策部署的组成部分。 可以预判，未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及相关零部件等会被视为是高科技产品而不会被纳入与各国的谈判之中。而现在和几乎所有国家仍然存在的至少10%的加征关税所涉及的其他产品则仍然可以谈判。也就是说前者主要为了推动相关产业的供应链重回美国，后者则为了换取利益或直接收割关税。 另一方面，对于诸如儿童书籍等商品的豁免，则明显是为了缓解通胀压力、避免不必要的民众不满。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在经历初期“乱拳出击”后，正试图调整策略，使其贸易政策更为精准，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毕竟，过去几周的股市、债市和汇率波动已引发政策层的高度警觉。 而这一转变，也是由于贝森特和卢特尼克的小心机。此二人早就在酝酿稳定市场的方案，但考虑到所有他们的提议都可能被更为强硬的“关税派”纳瓦罗直接反对或驳回，他们瞅准了某天纳瓦罗去找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沟通事情而不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契机，找到特朗普，对特朗普做了工作，尤其是指出了债市的风险给美国金融、美元体系等将带来的不可挽回的冲击。在特朗普被说服之后，他们还特地等特朗普发出了对绝大多数国家把加征关税降到10%的那条社交媒体信息之后才离开，以确保木已成舟，纳瓦罗不可能再将其扳回了。 当然，特朗普做相关调整，对政策进行软化的更深层的动因还涉及他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与时间窗口的收紧。正如外界所观察到的，特朗普可能曾设想在任期初期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搞砸”经济，从而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拜登，以为未来的“经济上行”营造转机，先抑后扬。但现实已经发生变化。 CBS/YouGov的民调显示，3月时仍有38%的美国民众认为经济困境应由拜登负责，而到4月，这一比例骤降至21%，反而有54%的人认为应由特朗普负责。这意味着，特朗普“甩锅”的策略正加速失效，其“保质期”远短于预期。 当然，特朗普可能仍然在赌美国民众的记忆有限。若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创造一波明显的经济回升，许多选民未必会去计较复苏起始的具体时间。但现实摆在眼前，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迅速完成“以时间换筹码”的阶段，开始撤回其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政策，并适时推出刺激性措施，以兑现其“先抑后扬”的原始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颇具看点。一种较有可行的我此前多次提及的方式可以是，中国不采取对美对等报复，而是选择单方面降低对非美国家的关税，实施非对称性战略反制。这一策略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过去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是，守成国（如美国）试图维护秩序，而崛起国挑战秩序。但现实却是，美国已主动放弃其在二战后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和市场规则，而中国此时只需守住原有秩序，就可能顺势完成权力转移。我们可以将中国面临的这一特殊的机遇及之后顺势崛起的过程概括为“代序崛起”（Order Succession Rise），也就是说权力转移是通过“继承原有秩序”完成的，而非通过塑造全新秩序去挑战守成国完成的。 更开放的贸易对中国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而报复性地对美继续加税，不仅难以真正“惩罚”特朗普政府，反而可能只是一种情绪宣泄。相反，通过对欧盟、东盟等其他国家削减关税，反而有机会扩大中国的外贸空间。当前已经取得的诸多进展是非常积极的。虽然这种做法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倾销的担忧，但这完全可以通过设置最低价格、配额机制等方式进行谈判化解。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最近确实在重新评估其整体关税政策，对大多数国家暂缓加税就是这一调整的体现。但特朗普个人对关税的偏爱仍旧强烈，一旦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他可能会再次依赖关税作为首选的内政与外交工具。 特朗普的新一轮加税并非简单的保护主义延续，而是其政治生涯关键节点上的一场豪赌。而中国若能采取智慧的非对称回应，则可能在这场看似对抗的较量中，争取到更加主动和有利的战略地位。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5篇 张竞 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 国际社会向来现实，国际政治亦以利益作为指标；当大国强权行有余力时，会有各种“自由、民主、人权”等辞语妆点其行为，但政策取舍仍以利益为准据。在国际社会中，“政治指控毋需证据、帝国主义不用理由”；因此假若要认为美国出卖乌克兰，不妨思考，假若赌本是借来与乞讨而来，到底当初该不该上赌桌？显然基辅在此场赌局已经败象毕露，检讨原因就是当初要与莫斯科对赌时，就必须思考在未来政治赌局与军事摊牌过程中，凭着借来赌资下注，能否有机会让莫斯科知难而退？假若持久抗争决心不足，在赌局中失利，背后金主美国与欧盟抽银根，自然就要含恨下桌。 不过本身本钱不足，也不是完全不能与大国强权对赌；越南曾与法国、美国与中国大陆发生过冲突，但最后都让对方知难而退。因此当前乌克兰被美国出卖状况，基辅要怨就必须要怨自己没出息，没有拿捏精准就胡涂开赌，自然就有可能满盘皆输。至于能否让其他国家得到警惕获得教训，恐怕是很难。此因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自以为聪明，也认为可以掌控情势，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更认世事无常不会重演，所以“历史很难重演，但历史上各种蠢事不断重演。”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6篇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卢比奥在其就任国务卿后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坦承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是“不正常的”（abnormal），“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显然，特朗普政府不仅不再坚持其前任拜登总统一再誓言绝不放弃的“世界领导权”，而且扬弃了美国二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回归倡导“美国优先”的杰克逊保守孤立主义。与之相适应的，是特朗普置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的联盟体系于不顾，重新将大国博弈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轴。 于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将外交举措聚焦于三个大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企图通过操控大国博弈来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势态。在特朗普的大国博弈棋盘上，中国是美国“竞争”以至对抗的对手，俄罗斯和印度则是争取的对象；横亘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更是美国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赢得了俄罗斯的合作与支持，美国向西可以进一步拿捏欧洲，向东则可以钳制中国。卢比奥在最近一次媒体访谈中，公开承认特朗普对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向尼克松当年将中国与苏联剥离（peel）那样将俄罗斯与中国剥离。” 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米尔斯海默之流鼓吹的“联俄抗中”是一厢情愿的。然而，倘如美俄关系恢复正常化，不但美国可以集中力量对抗中国，而且，美俄关系正常化一方面将为日本打开与俄罗斯的和解之门，使日本摆脱同时与中俄为敌的安全困境，进而专心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反伊斯兰的莫迪政府也可以放手强化印俄双边合作，积极管控来自其西北方“伊斯兰带”——从土耳其到沙特都是敌视莫迪政府的伊斯兰国家——的安全压力，进而更加专心地对付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周边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也因此获得与中国博弈的地缘战略优势——这正是所谓尼克松2.0的用意所在。 正因如此，乌克兰成为特朗普与俄罗斯和解的投名状。特朗普政府绕过欧洲和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谈判，将乌克兰的未来和欧洲的安全利益放到了美俄谈判桌的“菜单”上，不仅满足了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最基本要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不寻求恢复2014年以前的国土、缔结和约后北约和美国都不参与维和；而且特朗普还承诺邀请俄重回G8集团——这样一来，俄罗斯一举从西方眼中的国际“弃儿”(outcast)重得世界大国之尊，对其制裁的解除也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美俄关系正常化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就能如其所愿地获得钳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更遑论“联俄抗中”。 首先，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难以动摇。中俄两国不仅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理念相通，安全利益趋同，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互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市场；而俄国经济中三个根本性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人口分布和迁徙失衡、资源分布和利用失衡——也需要同中国合作加以克服。 第二，即便美俄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本人巨大的信誉赤字、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美俄战略互信的缺失也使得美俄关系难以建立稳定的基础。而且，欧洲对俄的长期敌视也将在美俄关系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美俄关系正常化将给日本和印度的安全环境带来较大的改善，但中印日三国互为邻里，只要中国保持持续发展的势态，与中国产生冲突性对抗并不符合印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也难以撼动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三，“决不允许战乱进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国绝不会主动攻击他人，但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中国捍卫和平、防止和制止战争的决心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中国奉行多边主义，以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来促进合作与发展。世界60%的人口、54.8%的经济和70.1%的经济增长在亚太。只要亚太地区保持稳定与发展，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有了压舱石和推进器。 最后，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格局最根本的结构性变化，就在于当前有全球影响力的四个大国——中美俄印——中的三个来自全球南方，且都位于泛亚太地区（而非大西洋地区）。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后（环大西洋）的大国关系的主轴是冲突和战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乌克兰战争的根本原因。而尽管在中俄印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但三个大国处理相互关系的主轴是交流、协调与合作。而且，中印俄三国都是金砖组织和上合组织对的创始成员国，这为三个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协调提供了扎实的制度性保障。正因如此，以零和博弈操弄大国关系的特朗普政府非但难以获得对其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而且必将面临失道寡助的困境。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3篇 武心波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特朗普在确认胜选的2024年12月16日的一次记者会上说，“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并补充说，“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你想一想，这很重要。”这一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 不能低估特朗普革命的世界意义 特朗普以其独特的执政风格和政策导向，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和外交政策，也引发了全球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他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对华强硬态度曾一度引发争议和批评，但如今他提出的中美联手论，却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虽然特朗普对这一近似于“全球秩序”的新构想没有给出具体而详尽的阐释。不过我们从他上任后多次展现出对华友好姿态，包括邀请中国等少数国家领导人出席就职典礼等，以及他3月18日和普京通电话，避而不谈“全球秩序重构”和建立“新雅尔塔体系”等话题，而专注于在西方世界内部整顿等行为中，我们仍能够隐约捕捉到其背后深远的战略考量。 中美联手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在面对单极独霸或一超多强格局逐渐式微的现实下，被迫从原先的美版单极多边主义向两级或三极的多边主义转变。这种转变中，中美联手被视为从单极向两极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 2025年1月20日，韩正会晤万斯，双方讨论平衡贸易和区域稳定等议题。 特朗普政府对现行的全球秩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渴望在重塑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对全球秩序进行彻底的重新安排。特朗普认为，只要中美两大强国能够携手合作，美国可以退守西方并管理好西方事务，而中国则负责崛起中的东方世界并承担相应责任。这样的分工合作不仅有助于解决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也能避免美国在与中国的世纪大博弈中遭受惨败。 二 特朗普的全球战略构想已初露端倪 目前，特朗普的这一全球战略构想已初露端倪。一方面，他力图重新定义美国的角色与地位，通过战略上的收缩策略，意图将美国打造为北美地区的强大帝国。为此，他公然违背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置主权国家原则于不顾，试图将加拿大并入美国版图、对格陵兰岛表达浓厚兴趣、探讨重新掌握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可能性，以及意图将墨西哥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特朗普将战略重心转移至欧洲和中东地区，集中精力于解决这些区域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拜登时代遗留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欧洲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美国退出北约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其核心目标是重新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半球全球秩序。 据此可以推测，一旦西半球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新秩序初现端倪，美国极有可能会将战略重心转到亚太地区。一方面还会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确保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不受动摇，同时还会为了后续的交易而有预谋地触发中国周边各种敏感问题的爆发；另一方面，一旦中美达成战略妥协和战略默契，美国则会以交易的方式反过来默许甚至暗中怂恿中国去处理这一系列敏感而关键问题，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甚至包括容忍日韩向中国的战略接近和靠拢，旨在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半球的全球秩序。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革命引发的动荡目前还主要集中于西方世界，表现为“西线”的紧张局势。相比之下，“东线”显得相对平和与稳定。然而，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表象，水面下特朗普革命的影响力已在东方世界暗潮涌动，正酝酿着巨大的风浪。 三 未来世界格局会否呈三足鼎立之势？ 当下，美俄关系无疑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众多观察家和学者纷纷表达了对美国急于结束俄乌战争的深层担忧，他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即试图通过“拉俄抗中”的策略来巩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然而，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却不敢苟同。 2024年5月1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相反，笔者认为，俄罗斯作为全球权力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容忽视。俄罗斯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因此，它理应在全球秩序的重建和大国关系的重构中扮演关键角色。未来世界的走向，或许正孕育着一种全新的三极构想。 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其间的竞争与合作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俄罗斯，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综合国力，使其能够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正是这种居中协调的角色，使得世界格局有望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三足鼎立之势，从而为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4篇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评论员 特朗普上台后，就内政外交连连出手，尤其近来开打“关税战”，使国际局势分外紧张，尤其中美之间似乎要“刺刀见红”，难解难分。这时，人们会问一个问题，在这样变乱交织的动荡之中，中美还能扣好“第一粒纽扣”吗？ 近年来，中美关系风波不断，而中国政府就中美之间的定位等政策也不断成熟起来。特别是自202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为了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首先要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是一个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明确提出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是双方的战略认知问题。并指出：“如果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和步步紧逼的威胁，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行动、产生错误的结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在这次“关税战”激烈展开之际，中国又就中美经贸关系发布《白皮书》提出：“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这实际上是为最近的中美经贸博弈扣好了“第一粒纽扣”，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而且，习近平主席还明确提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何立峰副总理也具体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国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就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发表讲话。 这些实际上是提出了今天面对特朗普开打“关税战”，中方要扣好“第一粒纽扣”的具体方针，即在坚决反制美方的无差别滥施关税，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包括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消费潜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 中国政府表达的政策立场，是强调以自身内在的稳定性、以内在的动力和实力来对应外部变乱交织的冲击以及不确定性，这是今天需要把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战略思路，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可以由此来理解中国政府政策方针的基点。这其实也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方针，即通过向内挖掘潜力和动能，以内在的力量、用内功来对付来自外部的各种变数，以自己的稳定性来克服外部的不稳定性，以自己的成熟来对应外部的不成熟。毛泽东曾经有一首词，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有了这样的自我定力、韧性、实力、智慧和凝聚力，有了改革开放的稳定高速发展，这就是致胜的王牌，也是人间的正道，在这样的王牌和正道面前，“敌军”自然会逐渐“宵遁”。 应该看到，这次关税战，特朗普表面上对外张牙舞爪，其实他的着眼点一直是“向内”的，即为了巩固和强化自身内部政权的稳定性、树立自身的执政威信和积累执政资源。他这次加征关税的主要动因中，所谓“收益动因”，就是要得到一些关税收入，以缓解美国现在财政收入不足的困境。所谓“产业回归动因”，或者叫“制造业”或“企业回归”，就是希望增加就业，逐渐扭转美国国内的产业空心化等带来的就业难题，这也和国内选民的支持率直接相关。用特朗普的话说，是把以前美国总统丢掉的诸多产业和企业拉回美国，满足蓝领阶层的就业，这也是面向美国内部的现实需求。 至于所谓的“谈判筹码动因”或“彰显霸权动因”，也就是把关税“工具化”、“武器化”，把关税作为一个解决经济、政治、外交等各类对外关系课题时的谈判筹码，比如他曾经明确说过，如果台海出现冲突时，就将增加关税多少倍，换言之，关税的目的主要不在钱，而在于利用这种手段达成他的政治外交目的。这既是特朗普执政风格的典型特征，也是美国百年霸权优势逐渐下滑、但美国上下还希望维持自己的霸权惯性时，特朗普以这样一个强势加征关税的姿态，希望形成世界所有国家都要对美国唯唯诺诺，主动示弱、示好，美国自己真实的实力达不到时，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讹诈、勒索逼别人就范，尽管这是美国的一贯风格，但特朗普这次是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并以此批评拜登等不善于使用这种霸权的“优势”，是为了彰显自己是唯一能够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展示签署后的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 可见，特朗普这次所有向外的强势操作、包括对中国的动作，都是内部导向，是刀刃向内的。而中国恰好也是针锋相对，也是以“自我升级，攘内安外”的方针来予以应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可能不仅仅是这一次关税纠纷的博弈，而且是今后长期的中美关系乃至所有大国关系博弈中的一种常态，即各方都是为了自己内部利益，同时需要把自己事情办好来真正推动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自身升级才能在国际上真正获得“更上一层楼”的效应，仅靠虚张声势的霸权炒作，只能害人害己，自食其果。 其实从几年前特朗普打所谓“关税战”时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是“贸易战”的关系，只能算是贸易纠纷，当然更不是什么冷战关系或新冷战关系。中美之间“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后来才明确提出中美之间是伙伴而不是敌人的“第一粒纽扣”。我一直认为，中美关系包括在关税问题上都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即双方具有相对均衡的力量关系、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和高度共有的风险关系，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客观的中美“以合作为唯一正确选择”的相处之道。这个相处之道的基础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大原则。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关税等贸易纠纷与整个中美经济合作大局的定位区别开来，应该把经贸等局部领域的问题与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整体相处之道定位区别开来，应该把美国个别人如万斯的出言不逊，与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区别开来，应该把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每年六、七千亿美元贸易额体现的相互依存关系，与美国政府内外少数人抱着冷战思维、要和中国搞对抗的观念和言行区别开来。中美只有回归经济规律本身，回归世界经贸规则本身，回归正常的大国关系、正常的中美关系本身，回归世界和平发展合作时代主流的正轨，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1篇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转时势 2月28日白宫炉边嘴仗扳转了时势，“停战”成为了共同话语，政治正确话语。此前，只有2024年5月23日《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主张“停战”。而在美西国，“停战”则是背叛的同义词。白宫炉边嘴仗确实显现了川普的霸道，但是不容商议地强制了讲“停战”。由此，西方风向大转，欧国们虽独自连开峰会，连呼扩军援乌，落到纸上的已是提出欧洲自己的“停战”主张了，怕的是超级大国不带自己玩了。 2022年乌战爆发时，笔者曾写到超级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无论是非，美国战前不能防战，开战后不能调停停战，是超级大国的无能、失职、不够格，造成的是超级大国的国际秩序的脱序。这才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常识。今日，拜登的战争真就是造成了美西国际秩序的危机。 鼎乾坤 必然性的回归常识过程中，出现了偶然性的川普的“常识革命”。“革命”就不是要解脱美西国际秩序的危机了，而是干脆先破后立，结成新秩序了。中俄呢？当然更没有义务去救旧秩序于水火了。 美俄中，还有笔者所在的日本的舆论都有新雅尔塔会议的议论。不会有雅尔塔了，但是必须有美中俄，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应主动地负责任地去立，不能认由一方独往独来。 5月9日，莫斯科战胜法西斯八十周年纪念大典，中俄元首君临红场，川普可以同席。 9月3日北京战胜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大典，中俄元首同登天安门，川普可以光临。 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美中俄元首可以同庆华盛顿。 三国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