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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5篇 中美全面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比拼。在短期内，美国依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华为最近推出Mate 60 Pro新款，很可能证明了这一点。由中芯国际代工的这款手机芯片，可能已经达到了中国大陆拥有的光刻机的极限。来自荷兰的DUV14纳米光刻机，可能被厂家使用叠加光刻的技术，实现了这一光刻机的物理极限（7纳米）。美国确实是禁止向包括华为在内的全中国大陆出口14纳米及更先进制程的芯片与技术，但没有也不可能剥夺华为及其伙伴使用它们在美国实施这一出口管制之前已经获得的美西方相关技术，并将现有能力用到极限。因此，Mate 60 Pro非但不是华为对美国技术封锁的突破，反而是深度地陷入美西方的技术陷阱。之后，中国由源自美西方技术的芯片光刻，将被冻结在目前水平，即至少落后美西方两代。除非中国的国产技术取得巨大突破（然而这在短期内似不太可能），不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相关技术差距还将持续扩大。在未来几天白宫将升级对中国的先进芯片技术的出口限制，中方寻求突破将更为困难。 所以，中方不仅不可高枕无忧，反应严重居安思危，谨言慎行。严格讲来，目前的中国连“居安”的资格也没有，因为北京现已处于技术壁垒的严重危境，根本无法奢谈安全。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在资源整合与投入上具有相对优势，但高阶芯片的研发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与地区在资源整合与投入上的能力。几年前，欧盟曾就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的资格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请仲裁，其结果这里不予重复。最近，欧盟将就中国新能源车是否受到政府补贴实施调查，中国的各级政府与相关车企应该对此心知肚明。如果欧盟同时向世贸组织申请仲裁，中方的产业政策能在日内瓦说得通吗？中方这次的处境又会有什么不同？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3篇 拜登总统于去年签署行政命令，期望阻止与规范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此举反映两强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命令中涵盖先进芯片、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相关信息。华盛顿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此举主要为保护国家安全而非经济利益。该命令旨在削弱中国利用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来升级其军事能力。拜登政府官员虽坚称没有与中国脱钩，但美国限制了先进芯片的出口，并保留前总统川普设下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此行政命令严重背离美国一贯倡导的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原则。企图影响产业正常经营决策，扰乱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安全。随后商务部长雷蒙多也依据此禁令，限制美相关芯片产品售往中国。 然而美国的芯片禁令，并没有减缓中国大陆在芯片制造的进程。随着西方联盟对中国科技封锁持续扩大，华为于八月发售新5G智能型手机 Mate 60 Pro。这次新机发表显示，华为已经突破5G封锁、中芯也突破14奈米封锁，迈进至7奈米制程。而且新机的供应链超过9成在中国境内，算是实现「去美化」供应链。因此，不论华为新机是真正的5G或是「4G升级」，都有突破美国封锁与制裁的宣示意义。未来中国大陆如何突破西方科技强权在极紫外光机(EUV)上的技术封锁，并朝5奈米或3奈米芯片量产前进，则有待技术与人才的考验。 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则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到目前为止，台湾生产了全球60%的芯片和90%以上的尖端逻辑芯片，在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至关重要。芯片现在不管对美国或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极端危机或挑衅，中国不太可能冒着可能摧毁芯片供应的风险攻打台湾。台湾拥有集中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是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关键市场，也是美国科技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曾表示，美台在半导体产业是「天生互补伙伴」。在美中台三角关系里，美国若要维护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安全，需要确保台湾的在生产芯片上安全与自主。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4篇 改革开放四十年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设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从198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四十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同时，也协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拓展市场，增加收益，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成为深入全球化的必然一环。 从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来看，中国生产效率提升，不仅仅是市场占有率被压缩，更是面临制度演进的挑战。随着市场被蚕食，收益被威胁，相对收益思维必然聚焦战略产业。美国《芯片与科技法案》和“小院高墙”便是从国内到国外对存在高额租金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内扶持与对外打压。再深一层，战略产业涉及的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如Sub6和微波频段的选择）、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如星闪联盟）、知识产权专利（如5G基带芯片）、人工智能算力（如GPU）等，已经将中美关系从产业结构矛盾上升为产业规则竞争。产业结构历经数十年积淀和改变，虽然矛盾频生，但还有高耗能、资源密集型、低收益、比较优势、规模效益等产业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产业规则竞争则直接关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这种规则设计的竞争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经验积累。 中美竞争性的科技创新结合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不但重组全球价值链，也关乎全球竞争效率提升，正在改变既有的全球化制度。然而，多国经验显示，追求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科技创新不一定孵化出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也未必保证科技能够创新，持续而稳定的发展难能可贵。中美也在依靠各自成功和失败经验不断调整赛道，攻防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产业政策能否贴近全球市场发展，科技创新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变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对方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合作意愿，既国内经济政策最终决定国家间关系。也就是说，在全球发展的挑战面前，谁能更好的总结经验，做好现实的事情，谁就有更多成功的可能。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2篇 中美科技竞争是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10月4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华为芯片取得的突破“令人极度不安”，因此美国商务部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以封堵“漏洞”。然而就在9月20日，雷蒙多同样在接受国会质询时回应称，没有证据表明华为有能力“大规模”生产配置7nm制程芯片的智能手机。仅仅半月之隔，美国政府究竟是发现了什么“新证据”而对华为的能力评估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是说让美国决策者真正不安的并不在于华为当下的技术能力，而是Mate60横空出世折射出“技术封锁”收效甚微的现实？ 毋庸讳言，芯片制造是迄今为止人类科技活动中最复杂和最精密的系统性工程。单单是为了制造出能支持高性能芯片生产的极深紫外光（EUV）光刻机，包括美国能源部、英特尔、阿斯麦、三星和台积电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和科技企业相互协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历经二十余年时间才最终获得成功，其攻关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因此，对于华为竟然能够在严密技术封锁之下量产高性能的7nm制程芯片，西方世界莫名惊诧而国内社会欢欣鼓舞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大量的科技文献和产业实践已经证明，即便美国政府对华实施严格的EUV光刻机封锁，华为仍然可以使用不受荷兰半导体禁令规则限制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机，通过“反复曝光法”生产麒麟9000s芯片。华为在芯片制造方面的“突破性”表现说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恶劣，中国的科技创新仍然能够在限制性条件下取得进展——这既打破了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等自认为有针对性的技术封锁手段压制中国高科技成长的政策设想，也扎实鼓舞了自主创新的底气。 当然，如果将此次华为的表现视为中方在中美科技角力中完成了一波亮眼的短线操作，那么沉心静气地深入思考如何实现长线盈利就正当其时。熟悉股市的朋友都很清楚，操作短线的核心在于抓住热点与风口，而控制长线的关键在识别趋势和前沿。在科技领域的博弈中，中方既需要集中力量，通过大量技术性的短线博弈，抑制美方封锁策略的效用预期，并打乱其主导的政策协调，而芯片、AI和量子计算等具备高显示度的领域恰好是便于通过技术“小突破”实现政策“大效果”的杠杆；另一方面，从把握长线的角度出发，还应深化对科技创新客观规律的认识，既加大对基础学科的长期投入，为自主创新培育源头活水，同时也着力推动跨国科技交流与合作，“请进来、走出去”，以“扩院拆墙”的宽松包容姿态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短线博弈与长线培育相结合或许能够为破解中美科技竞争的迷局提供些许启示。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1篇 技术进步是在由技术研发供给端和技术使用需求端构成的生态体系中实现的。产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史表明，需求端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供给端决定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过去一定的历史时期，技术研发在技术进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需求端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这是因为，第一，诸如科学仪器、化学钢铁、航空航天等复杂技术装备产业中的技术往往首先是由需求端提出，然后与相应的研发机构合作开发的。据统计，英国1945-79年的2000多项创新中，首先由用户提出的超过一半。第二，技术既包含可以通过公式、图纸、专利等看得见的显性知识，也包括体现在know-how等上面的看不见的缄默知识。缄默知识的开发、确认和传承只有在实际的生产使用过程中才能有效进行。第三，以IT技术为代表的21世纪技术需要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修正迭代才能完善。大规模应用为IT技术创新提供不断创新的灵感和财力。可以说，需求端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2018年以来，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展开了全面、严格、持续的封锁打击，试图阻断中国企业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目的。美国的封锁打压在很多关键技术上卡了中国脖子，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损害。但是，正像很多有识之士所阐述的，美国的技术封锁从长期来看不但不能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反而还损害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多方利益。今年8月底华为的mate 60的横空出世是中国打破美国技术封锁的一个标志。 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2022年用购买力评价表示的中国GDP达到30.3万亿美元，远超美国的25.5万亿美元，更是世界第三位印度的将近3倍。人均GDP12000多美元的中国已经接近世界高收入的门槛，从而为包括高端芯片在内的高科技应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将极大拉动中国的各类技术研发。 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为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确立各自相应的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中美各国都从这一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中获益甚多。但是，特朗普政权以来的脱钩去风险化，在给中国造成麻烦的同时，也给中国相应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被认为是很高端的技术或产品并不是因为中国不能制造，只是因为市场比较狭小，或中国不具比较优势而没有制造而已。圆珠笔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是世界上生产使用圆珠笔的最大国家之一，但是圆珠笔芯一直依赖进口。李克强总理过问之后，太原钢铁公司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开发生产出了圆珠笔芯钢材。与芯片的大规模生产有关的原材料、加工装置以及设计软件也都不一定是中国不能生产，只是因为中国不具比较优势而有赖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而已。美国的封锁反而可能给中国的相关企业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次，中国市场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吉尼系数高达0.46左右。收入差距给中国带来很多挑战的同时，客观上也形塑了中国市场的差序格局。中国的市场需求包括由低收入人群所要求的低技术低质量低价格的低端产品，也包括由高收入人群所要求的高技术高质量高价格的高端产品。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中国市场的上述差序结构不但给中国的各类企业（从低水平的乡镇企业到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提供了各展身手的市场机会，更是提供了各类企业从低端向高端进化的动力和源泉。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当下，极具包容性的差序结构必将给各类高科技企业提供广阔的试错和进化机会。 再次，中国不但拥有世界人数最多的工程师队伍，更拥有像任正非那样的无数优秀企业家。优秀企业家和工程师相结合具有把中国市场的技术进步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巨大可能性。中美科技战的5年实际上也是中国企业家和工程师共同奋斗成果迭出的五年。 极具包容性的巨大市场和无数优秀企业家工程师是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中国优势。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中国应该保持战略自信和坚定决心。但是，中国的上述优势不会自动实现。在保持社会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第一，真正把民营经济当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大做强做优。第二，进一步改革国企，尽快让国企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出。第三，清除各种阻碍国内统一市场的体制机制，强化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第四，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以绩效为导向，防止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勾连和利益输送。第五，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的思想市场。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9篇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脆弱，欧洲国家的竞争增长乏力。在此局面下，欧盟启动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使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使处于高歌猛进态势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蒙受一定阴影。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竞争、国际关系重组将在更大程度上围绕科技和高技术产业进行。欧盟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和随之可能出现的反补贴税的征收，以及中国政府的反制和中国企业的应对，是一个将持续多年的复杂博弈过程，其发展演变过程存在很大的变数。 从理论上说，欧盟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采取的反补贴行动，可以产生以下四种结果：（1）通过征收反补贴税限制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并使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通过征收反补贴税限制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欧洲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没有有效地发展起来。（3）征收反补贴税未能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利用由此形成的时间窗口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中欧汽车产业长期竞争的局面。（4）征收反补贴税未能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欧洲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未能快速发展起来，由此仅仅导致中欧关系的恶化以及欧洲消费者对售价高昂的汽车买单。 在这四种可能性中，第一二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较小。毕竟，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目前还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其发展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暂时还不强，中国国内才是新能源汽车竞争最激烈的市场，激烈甚至有些惨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也成为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对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利用征收反补贴税的时间窗口快速发展自己。相反，如果把反补贴税作为自身生成的保护伞，只会导致欧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难以从欧洲本土市场向外拓展，最终导致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很难真正发展起来，长期保护的成本却要由欧洲的消费者承担。 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来说，欧盟突然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意外事件，但在大国战略竞争、国际形势动荡变革的背景下，它的发生也谈不上十分意外。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场美国乐于看到的中欧产业之争，同时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突飞猛进的产物。对于欧盟的反补贴行动，中国企业会采取多种方式灵活地加以应对。如果欧盟的做法过于不合理，中国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长期来说，由此造成的明显增大的竞争压力，也可能加快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当然其过程会变得更为痛苦。毕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不存在像光刻机这样特殊的可以关键性地卡脖子的设备，对中国企业来说，在各个环节并不面临原则性的技术障碍，它某种程度上比拼的是整个产业链的布局和水平，在这个方面，中国并不处于劣势。光伏产业已经通过技术与市场的演进讲述了一个逻辑清晰的故事，对此应该有不小的借鉴意义。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0篇 上个月和几位同事一起到北京访问考察，其中一位对近年来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颇有研究心得，自然会对中国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突飞猛进兴趣浓厚。在北京，我们每天都会观察路上各型各色的电动汽车，还特意去乘坐了自动驾驶出租车，见识了好几个品牌新车的豪华配置。这位老师很是激动，也很是感怀，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大加赞赏。在随后的讲座中，这位老师更是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呈现出质变和井喷的明显趋势。在他看来，这种成功体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战略性。首先，中国汽车产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实质上绕开了一些传统汽车的技术难关（换言之就是日本、德国汽车产业的强项），在日本车企还执着于传统技术的精益求精之际，中国企业可能更倾向于迎合和塑造新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性地运用新技术塑造家电化和AI化的新型汽车。其次，政府对电动汽车产业给予了大力度的产业政策支持，比如在购车抽号中给予优先排位，为购车提供补贴，增加对充电设施的建设以形成有利于电动汽车的基础建设网（这些都是日本政府至少没有积极推动的）等。 现在想来，这位老师的发言或许正体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相结合的重要性吧。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对全球社会乃至全球化的深远影响足以证明科技创新与产业政策结合得当可以创造出新的市场和经济模式。在步入AI时代的今天，企业的创新与产业政策更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视野，尽管几家欢喜几家愁还难以定论，但至少在这位老师眼里，在电动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用比日本车企快得多的速度、大得多的魄力、新得多的技术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挑战。当然，这一切的可能性或许还是基于全球局势相对稳定、经贸关系的全球化进程至少不会中断、世界依然愿意将经济发展与繁荣置于政治安全对立之上的前提。毕竟，现代国际关系中大多数情况下利益来自于开放和自由的贸易机制和市场经济，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加速走向海外想来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安全和政治因素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就很可能受到“斗争”而不是竞争逻辑的影响了。其实，这位日本学者在讲座的最后特意提到了欧盟和中国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上将来的问题，他认为，欧盟尽管也鼓励电动车的发展，但却存在着最终减少汽车数量的政策逻辑，这与中国用电动车取代传统车、依然扩展汽车市场的思路并不一致，因此长远看欧洲大概率会以这种政策逻辑、在中国车企相对于欧洲车企呈现出某些优势时讨论限制政策，换句话说，欧洲的产业政策或许会在结果上限制中国的创新。这两天看到欧盟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展开调查的新闻，颇有先见之明之感。当然，产业政策和技术革新的背后，总会有政治因素，两者如何平衡才是决策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或许糟糕的是，当在众多政策领域中政治挂帅的话，恐怕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和市场逻辑就要大打折扣了。而更糟糕的是，当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一切时，产业政策和技术革新的目的或许就不再是为了提高福祉，而是为了扩军备战……有时候想，或许国际政治中还是需要一些和气生财的“商人思维”吧。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7篇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还并未全面领先，但通过产业政策创造出的宏观环境及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正在让中国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的双边、多边关系悄然改变，也让一些竞争对手头疼。这种局面既可能让中国继续巩固和扩大因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和经验经济（economy of experience）所带来的优势，也同时可能持续让更多国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并采取保护自身产业的政策措施。这里拿电动车、电池领域作为案例来简单举例并分析。 01 中国与美国：拜登政府陷入两难 福特与通用汽车长久以来就是美国车企中的死对头，但当前他们正在因为美国税收制度的具体含义以及是否能与中国公司合作陷入了缠斗。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一直希望能对新能源汽车有大力的支持，以推进其应对气变和保持美国竞争力的议程。但拜登政府同样对供应链的多元化尤其是去中国化很上心。今年4月由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共同发布的和新清洁能源车辆相关的规章制定通知中规定了，如果要享受给新能源车的补贴，那么车企制造的相关车辆就不能有零部件来源于受关注的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而这些“外国实体”包含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的公司。 当前福特和通用所争议的就是一项涉及每辆新能源车7500美金的补贴。福特之前准备在密歇根投资35亿美元建造一座电池厂，用来为其电动车供应电池。不过，福特的生产需要得到中国公司宁德时代的许可。宁德时代当前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也同时拥有一些最先进的电池生产技术。就比如福特希望使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其成本比美国当前市场上使用的电池要低很多，而且当前在美国没有企业在生产这一类电池。福特的高层认为如果其电动车要在美国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使用宁德时代的技术以降低成本、提升性能。另外，福特也想让其电动车辆的购买者能享受政府的7500美金的补贴。只不过这项补贴除了对购买者收入范围和车的售价有要求外，还要求汽车得是在美国生产制造的，尤其是不能有零部件来源于前文提到的“外国实体”。 当前中国不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全球处于霸主地位，从一些相关矿产的开采到一些零部件（比如电池）的生产上也具有绝对的优势。所以，拜登政府就陷入了两难，也正在研究究竟该严格执行规则到何种程度，这次是不是要放福特一马。如果判定福特的厂生产的车符合让消费者拿补贴的要求，那它就没法摆脱对中国公司、中国技术的依赖，拜登政府也会在政治上遭到对手的攻击；但如果判定福特的车因为使用了宁德时代的技术且一直需要许可从而不符合让消费者拿补贴的要求，那不仅在应对气变议题上会受到重创，密歇根这个重要战场州失去的2500个直接就业机会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间接就业机会也会对拜登造成沉重打击。通用汽车为了避免这样的争议，选择退而求其次，和不属于“外国实体”的韩国企业合作。但如果福特的车也能让消费者拿到补贴，那么其性价比将远超通用的电动车 – 因为中国的电池不仅成本低，性能还高出不少。 当然，通用汽车自己的产业链上也有中方控制较大比例股权的矿产公司。也就是说，在新能源汽车的领域，美国公司很难完全与中国供应链脱钩。当前，福特已经暂停了该厂的建设，并游说白宫和国会，如果再不给出明确答复，他们这个厂可能会削减规模甚至干脆就不干了。面对这样的无解局面，拜登团队很是苦恼。 02 中国与日韩：从互补到竞争 中日韩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经济因素一直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如果日韩需要在中美之间选择一条中间路线的话，虽然安全因素会更倾向于美方，但经济因素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过，近几年来，这样的形势有一定的变化。日本和韩国面对中国快速地发展与产业升级，觉察到此前“互补为主、竞争为辅”的对华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变成了全面竞争了。中国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正好到了日韩的高度，面对一些来自中国的在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加剧，日韩发现他们之间的产业竞争反倒成为了次要矛盾，联手打压中国反倒有了必要，尤其是日韩能够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的收益也在急剧下降。 在一些重要的出口行业，这样的变化尤为显著。比如在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 日本反倒在2022年汽车出口量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中国自己的市场也随着国产汽车质量的提升、品牌的建立而更多的被国内企业占领，日韩在华的汽车销量则都在大幅下降。比如，尼桑对华汽车出口在2023年第一季度下降了25%，本田和丰田则分别下降了19%。而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达到了35%，日本则在2018-2022的四年时间里，其全球电动汽车的占有量从25%下跌至10%。日本经济由汽车工业主导，日本前三大企业中有两个是车企 – 丰田和本田。可见中国在日本眼里的角色转换是多么的明显。 汽车行业对韩国来说虽然不像其对日本而言来得那么重要，但依旧是经济上不可或缺的行业。韩国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公司里有三家是车企，而韩国最大的公司三星则也是汽车产业链中重要的供应商。韩国虽然在电动汽车领域依旧在扩张，但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显然让韩国车企们忧心忡忡。另外，韩国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在2022年下降到了不到2个百分点 – 就在2016年这个数值还在差不多8%左右。汽车行业是日韩的重要行业，却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日韩将中国越来越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互补的经济体，中国与日韩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也在逐渐缩小。 当然，中日韩之间在经贸上也存在着机遇。中国一直致力于和日韩寻求稳定的三边关系，如今日韩双边和解，中日韩之间推进自由贸易区可能会更有希望实现了。美、欧都有各自所处的地理上紧密联系的自由贸易区，而亚洲庞大的经济体量一直没能有效地高度整合。作为RCEP的主要成员，中日韩显然可以继续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中国作为地区大国，显然也可以扮演美国、德国在其自贸区中所处的角色，提供一定的全球公共产品，促成自贸区给区域内各国带来共赢。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并不只给日韩带来竞争，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红利。这一点，中国在政策上可以有所侧重，在公共外交上也可以着重宣传。 03 中国与欧洲：德法角力，前景不明 欧洲当前同样也对中国逐渐占据全球新能源市场有所担忧。虽然此前欧盟曾以其巨大的电动车市场为荣，但最近在法国政府的游说下，欧盟也已经在10月4日启动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欧洲认为有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教训，不能再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有依赖。欧盟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如果欧洲不采取措施，那么到2030年，欧洲对中国的能源生态体系的依赖程度将和俄乌战争之前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不相上下，虽然其内容和产品会有很大差别。就在当前，在锂离子电池和燃料电池方面，欧洲已经严重依赖于中国，而且这些电池又对人们的出行及相关国家的脱碳目标至关重要。 不过，欧洲内部不同国家的看法、态度稍有差异。在法国的引领下，欧洲正在逐渐掀起一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摆脱中国供应链的思潮 – 法国不希望其纳税人的钱带来的补贴去支持欧洲以外的车企或供应链发展。但德国这边，虽然其传统车企巨头也会受到中国价廉物美的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但它更担心中方的反制、报复措施，毕竟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一些德国内部的游说团体也在极力劝说其政府不要对中国的新能源供应链采取措施，并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实质上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在相关国家持续博弈的大背景下，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可能会继续推进，其调查结果与可能会采取的具体措施当前依然不太明朗。 可以看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及供应链当前都在受到中国技术与产品的冲击。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为内部政治势力的博弈和角力，最终会采取的措施以及产生的影响会很不一样。对中国而言，一些优势可能会持续因为规模经济和经验经济而显现，之前已经落地的一些产业布局所产生的红利，尤其是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也会逐渐显现。但因为竞争中产生的相关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打压会严重到何种程度当前还不明朗，中国的相关优势能否维持下去，新的优势还能不能持续稳定地产生，还很难说。当然，对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外真诚地将心比心地与各方交流对话或许对中方巩固并扩大竞争力而言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8篇 2023年金秋时节，全球最具轰动性的新闻是华为推出mate60系列和星闪，并公开宣布致力于打造中国算力底座，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这不仅严肃地宣告了美纠集西方进行长达四年的对华为科技围剿彻底失败，还掀开了全球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重塑的新篇章，使百年大变局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美西方特别是白宫表现出某种惊愕甚至无所适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早在2013年7月，我就在《世界经济步入大整合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华为、中兴等民族品牌科技公司在海外遭遇强力狙击”，显示 “中国科技和产业追赶态势势必在更大程度上引发发达经济侧目和联合打压”。当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非法拘押时，我又在给某高校干部培训班做专题讲座时断言，美国加拿大将自取其辱，美国对华为科技围剿乃至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必将以失败告终。因为，科技发展是有条件的，也有其独特规律性。在开放条件下，全球科技发展和经济中心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大量实验性研究和统计分析都证明，制裁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21世纪的世界上，中国是科技发展条件和要素最齐备的国家，任何围堵打压只能激发中国政府、人民特别是科学家群体的凝聚力和敢于胜利的斗志意志，加速中国科技的井喷式发展。例如，据8月初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研究所发出的一份报告，中国科研论文总数、被引用次数排在前10%的“受关注论文”以及被引用次数排在前1%的“顶级论文”篇数依旧是世界第一。从这是中国连续第四年排在第一位看，中国的科技井喷式发展的趋势已经显现。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打压不断升级加码，显示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100多年历史经历已经在美国形成了不容他国超越的民族心理惯性，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美国绝对政治正确。但是，这种惯性心理和政治正确意识却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的非理性表现，美国需要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才能促使美国朝野形成某种集体性理论和文化自觉。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很难立马改弦易辙，美朝野思维和政策惯性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中国政府和业界大概率会继续沿着既有轨道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双方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妥协让步发生。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6篇 提到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容易联想到日本。这主要是因为曾经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发展型国家外部“神话”，到了一提起产业政策就联想到通产省的程度。不过，笔者接触的日本专家学者以及技术官僚的相关表达，更多的是带有反思意味的经验之谈，而这些经验之谈，或许可以引发更多的思索。 日本经济产业省（前通产省） 首先，制定产业政策的官僚体系，很难长期维系学习能力的优势。这出自日本政治学家松下圭一的官僚制批判。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功绩制管理官僚体系，从而与欧美国家同步推进了现代文官制度建构，提升了官僚体系学习能力，在学习先发国家现代化政策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在日本现代化成熟发展的今天，官僚体系的能力优势已经不在，相关政策创新更需要对新技术的掌握以及问智于民了。这当然是日本的产业政策乃至官僚制“神话”破灭的基本条件。 其次，现实的产业政策过程，更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学习过程。这主要来自日本技术官僚和相关专家的自我反思。如前所述，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被视为“日本奇迹”，甚至创造出国家无谬的官僚制神话。不过，虽然产业政策之于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官僚体系推进的产业政策也出现过多次失败，更有在政府职能部门的产业政策作用之外的领域产业发展绩效昭然的日本现代化实践案例，极其耐人寻味。 最后，产业政策特别是科技创新，更离不开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主要来自于日本企业人士等的评价，认为单一强调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日本现代化发展中的功用实则有失公允，企业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应该高于产业政策；另外，前述产业政策之外开花结果的日本产业发展案例，更是日本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产物，毫无疑问企业即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属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特殊范畴，需要“自然生长”和“野蛮生长”的成长环境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