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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4篇 郑继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我们正告别传统大规模全面战争，全面迈入以情报为核心的可控冲突时代。这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破带来的临时改变，而是国际战略格局调整、军事技术革命与实战经验积累共同催生的结构性变革。2026年美军在委内瑞拉开展的“绝对决心行动”，仅用150分钟就完成目标抓捕与全员撤离，耗资仅5亿美元——不足伊拉克战争单日消耗的四分之一，却达成颠覆性战略效果，正是这一转型最具代表性的实战印证。 对比两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传统战争，当代冲突最直观的特征，是大规模陆军推进与全境占领模式大幅减少。但战争规模收缩，不代表作战效果弱化。恰恰相反，小规模、高精度、节奏可控的军事行动，往往能产生远超投入的战略影响力。战争的底层逻辑，已从“靠规模换胜利”转向“靠精度控全局”，这是贯穿目标设定、作战实施全流程的系统性变革。 一 从“规模压制”转向“精度压制” 传统战争的核心逻辑围绕“规模”构建：兵力总数、火力密度、工业动员能力直接决定胜负，战争靠持续消耗拖垮对手，最终实现全面占领与彻底政权更迭。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动员50万兵力，经数周空地联合火力覆盖才突破防线，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重建泥潭，累计耗资超万亿美元，最终也没能实现稳定的战略控制，这就是传统规模战争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 当代冲突的决胜变量，已经彻底转向“精度”。这里的精度，不只是武器打击的物理精准度，更包括目标识别精度、行动窗口把控精度、战略效果控制精度。关键打击不再对准敌方整支军队或整片领土，而是精准锁定作战体系与权力结构的核心节点——国家领导层、军事指挥机构、通信枢纽、电力核心设施等。摧毁关键节点就能瘫痪整个体系，无需追求全歼敌军、占领全境。在“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依托多源情报融合，掌握马杜罗每日行程、住所结构乃至安保换班时间，精准锁定凌晨防御最薄弱的窗口，先以电子网络瘫痪防御体系，仅投入80名特种兵就完成任务，己方零伤亡、附带损伤降至最低。节点化打击完全替代传统“面状摧毁”，推动战争从“消耗战”转向“结构战”，从根本上改写了战争的成本结构。 2026年1月3日，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新华社） 二 从单域作战转向多域融合 随着作战目标逻辑转变，战争空间从传统陆、海、空三大物理域，拓展至电磁、网络、信息、认知多维空间，且各域高度嵌合，不再是先后衔接的独立战场。电磁压制削弱对手感知能力，网络攻击干扰指挥体系，信息操作影响决策判断，所有非物理域行动同步发力，为物理打击打造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 “绝对决心行动”中，多域融合已形成完整作战闭环。行动前，电子战飞机对防空雷达实施全频谱干扰，制造大量虚假目标误导敌方判断；网络司令部同步攻击电网与指挥平台，导致委方首都停电、指挥中断，形成“电磁真空”与“信息孤岛”，让委内瑞拉20万陆军全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特种部队突入扫清全部障碍。电子战、网络战、特种作战深度耦合，打破传统线性作战逻辑，各域力量协同发力，短时间内就能瓦解对手整套防御体系。如今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传统“前线”“后方”界限彻底消失，战场高度分散却又全域联通，即便拥有规模庞大的正规军，只要感知与指挥体系瘫痪，就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 三 从“战役终结”转向“冲突管理” 传统战争追求一劳永逸终结冲突，以占领、投降、全面政权更替为目标；当代冲突的核心取向则是“控制而非终结”。当前热点地区普遍呈现冲突长期存在、强度周期性波动、升级被严格管控的特征，冲突本身成为“被管理的常态”。军事行动不再追求一次性决定性胜利，而是作为调节战略关系的工具，通过有限打击传递威慑信号、重设谈判条件、修正力量平衡，战争进入“刻度化使用”阶段——根据战略需求灵活调整冲突强度，既保持长期战略压力，又规避全面战争的不可控成本。 美国对外干预模式的三代演变，清晰印证这一趋势：冷战时期靠军事政变实现彻底政权更替，冷战后靠颜色革命开展长期社会动员，当下则转向控制型干预——仅通过有限军事行动调整目标国权力精英结构，后续以经济绑定、联盟控制实现长期战略影响，彻底摆脱全面占领与国家重建的高昂代价。这一转型本质，是把对外干预从“终结性战争”转为“控制性冲突”，以最低成本达成可持续战略目标，完全契合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 四 从单一军事行动转向复合行动体系 战争工具实现系统性拓展，军事手段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外交、法律、信息、经济深度整合，形成一体化复合行动体系。军事打击只是战略链条的一环，外交谈判、法律建构、舆论塑造、经济布局共同服务于最终战略目标。典型运作模式为：军事打击与外交谈判同步推进，信息叙事与法律正当化并行展开。谈判不仅用于达成协议，更用于争取兵力部署时间、塑造对手与国际社会预期；军事行动则打破原有谈判格局，舆论操作降低行动的政治成本。 “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国开战前始终保持与委内瑞拉的外交接触，以谈判分散对方注意力，暗中完成兵力集结与情报核实；法律层面将行动包装为“反恐”“反毒品走私”，援引国内法绕开联合国限制，联合区域盟友营造多边合作假象，有效分化国际反对声音。这套法律—政治—军事—外交复合操作，大幅降低单边干预的政治成本，充分说明现代战争是国家综合能力的整体较量，战略竞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多领域工具的协同整合能力，而非单一军事力量的规模优势。 2025年12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以色列挖掘机拆除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 （来源：新华社） 五 从高成本消耗转向成本可控 传统战争最核心的短板，是成本完全不可控。一旦进入全面战争，资源消耗往往远超战前预估，甚至拖垮优势方的财政与国内政治支持。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耗资超6万亿美元，引发美国国内严重政治分裂，正是传统成本模式的必然结局。当代冲突则对成本实施严格约束：行动规模与战略目标精准匹配，资源投入与作战任务一一对应，普遍采用高端平台与低成本装备组合模式，实现成本与效果的最优平衡。“绝对决心行动”中，F-35、B-2等高端平台负责突防空域，MQ-9无人机承担侦察牵制，最终将总成本控制在5亿美元，仅为传统大规模干预的零头，让战争成本从不可控变量，变成可计算、可管理的确定项。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成本优势本身就是战略优势：能以低成本持续牵制对手，无需承担全面战争风险，这种模式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流选择。 六 从物理打击转向认知控制 近年来最值得重视的深层变革，是战争目标向认知层面延伸。传统战争主要针对人员、装备、设施等物理目标，如今越来越多的行动直接作用于对手的决策系统、心理预期与舆论环境，认知空间已成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主战场。信息控制干扰敌方判断，虚假信号制造战略误判，精准打击改变风险认知，战争结果不仅由物理战场决定，更取决于对手“如何解读战场”。认知优势能放大物理打击效果，甚至达成物理打击无法实现的战略目的。“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瘫痪委方通信后，通过社交媒体推送“目标投降”“将领倒戈”的虚假信息，直接瓦解委内瑞拉军队抵抗意志，大量基层部队放弃动员，这就是认知打击的典型成效。控制对手认知，就能以更低成本实现战略目标，这正是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之一。 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环球》杂志） 七 人力情报强势回归 这一变化很反直觉，但却是现实。谈论技术驱动的战争转型时，一个被普遍忽略的核心事实是：战争技术越发达，对人力情报的依赖反而越强。这一结论看似与“AI主导战争”的主流认知相悖，却完全符合实战逻辑。其一，技术无法替代对“人”与“权力关系”的深度理解：卫星能定位目标位置，却无法判断领导层内部博弈；信号能截获通信内容，却难以解读背后真实意图。“绝对决心行动”能精准锁定防御漏洞，核心依靠人力渗透获取卫队内部一手信息，这类深度信息是技术侦察永远无法替代的。其二，人工智能算法高度依赖训练数据，数据质量的根源，在于人力情报的源头采集，没有可靠人力支撑，算法极易陷入“垃圾进、垃圾出”的困境。其三，复杂环境下的关键判断——比如领导层决策风格、内部博弈结构，仍依赖人力情报积累的经验与直觉，这类能力目前无法被算法复制。 由此可见，当代作战体系的真实结构是：人力情报提供源头信息，技术系统完成处理整合，算法辅助决策，精确行动落地执行。技术没有取代人，反而放大了人的核心作用。未来战争不是机器对抗机器，而是情报与技术能力的综合比拼，这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必要修正。 综合来看，当代战争形态呈现清晰变革趋势，全面进入“控制型竞争时代”。战争规模持续缩小，复杂程度不断上升；战争目标从“终结冲突”转向“管控冲突”；战争手段从单一军事行动，拓展至多域复合体系；战争支撑从单纯技术依赖，回归情报核心支撑。 简言之，当代战争已从“以胜利为导向的全面战争”，转变为“以控制为导向的持续竞争”。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也不会轻易失控，国家通过精细化手段，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对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调整分析视角：不能再以兵力、装备、战场为核心，而应重点关注情报体系、决策结构、认知空间、成本约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战争的外在形态不断迭代，但决定胜负的关键，始终是对信息的掌控与对不确定性的管控。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1篇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26年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两场军事行动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绑架”或“斩首”他国领导人的做法令人胆寒，仿佛一夜回到历史上充满战乱和血腥的年代。尽管战后国际秩序已逾80个年头，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普遍禁止使用武力和主权平等原则屡屡得不到遵守。如今，“斩首”领导人的行为更是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不断瓦解国家间交往最基本的信用和道义。当务之急是大国之间首先围绕互不“斩首”达成政治承诺，为所谓的竞争划定红线。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应当重新审视禁止针对他国领导人实施“斩首”、“暗杀”或“恐怖主义”的法律规则，并建立专门的保护和惩罚机制。 而相关“斩首”行动的背后，也都有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影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战场愈发透明，战争节奏也越来越快。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要求确保人在回路，即人类指挥官对战争决策权的控制。但客观情况是，由于信息过载和战争节奏过快，人类指挥官很可能根本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判断，也压根不知道海量数据中的哪一小部分会出现问题。算法正在与人类争夺对未来新型战争的主导权。 | 图片源于网络。 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中误炸学校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则给所有正在大力发展军用人工智能的国家敲响了警钟。智能体的内生安全风险以及真实世界应用中的数据、流程和人员耦合风险很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如果无法明确究竟哪些环节需要由人来审核，那么确保人在回路就会沦为空谈。 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及其治理方面，中国去年11月发布了新版军控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是时隔20年后再次以白皮书形式全面阐述军控政策。其中更是首次以专章形式阐述了中国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军控政策，凸显了中国应对新兴领域国际安全治理的政策主张。2021年，中国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可靠、可控。 随着未来新型战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进一步上升，各国应当积极采取单边措施，严格审查相关技术，确保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彼此交流经验做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双方如能就人工智能危机管控开启对话，将为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2篇 刘西诺 江苏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古罗马为粮仓与银矿发动征服，到二战中日本为石油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试图夺取东南亚资源以维持战争机器，再到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运河埃及国有化引发三国武力介入、全球市场恐慌——人类历史上，战争的目的始终与文明的命脉紧密相连。霍尔木兹海峡几百年来的争夺史，正是这一逻辑的缩影。三十三公里——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宽度，比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还短，却是人类数千年来争夺最惨烈的一段水道。古代满载香料与象牙的商船从这里穿行，将中国、印度与欧洲连为一体；马可波罗路过此地，惊叹于它的繁华。然而繁华之下，海盗、部落冲突与帝国边境争夺如影随形，商路几度中断，船队屡遭劫掠，这片水道从未真正平静过。后来葡萄牙殖民者把持霍尔木兹、控制波斯湾贸易通道，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波斯将其驱逐，此后数百年间列强轮番角力，直至今日的波斯湾每一次博弈的背后都是对文明生命线的争夺。然而当代战争的目的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从可见的领土与资源，转向不可见的技术标准、供应链控制权与文明叙事话语权。围绕芯片、稀土与产业链的“无形战争”表明，和平时期的出口管制与关税壁垒，已具备昔日军事封锁的战略效果。战争的语法没有变，但词汇表已然面目全非。 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战争目的随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性跨越。农业时代，土地与人口是财富的核心来源，战争的目的是将对方的耕地与劳动力纳入自己的版图；工业时代，煤矿、钢铁与石油成为新的权力根基，谁掌握了能源与工业产能，谁就掌握了战争机器的命脉；信息时代，标准的制定、叙事的主导、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才是真正的战略制高点——谁能定义技术规则，谁就在无声之中掌握了现代文明的神经中枢。更值得警醒的是，战争目的“不直观化”带来了道德麻木的风险——芯片禁令不像炮弹那样震撼人心，稀土管制不像封锁那样触目惊心，但它们重塑世界秩序的力量并不亚于任何一场传统战争。当暴力变得隐形，社会对战争代价的感知也在悄然钝化，这或许是新型战争最危险的文化效应。 | 图片源于网络。 面对这一转变，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恰恰提供了穿越时代的参照。儒家以“仁者无敌”立论，认为持久的战略优势来自道义感召而非武力威慑；道家以“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为戒，“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更道尽战争对文明的摧残与代价；佛家以慈悲为怀、以“不杀生”为五戒之首，不以杀戮为手段的生命观，指向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愿景。而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战略等级，则将这种哲学智慧化为具体实践——与今日“技术战”“叙事战”“规则战”的现实逻辑高度契合。老祖宗数千年前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文明胜负的，从来不只是刀剑与炮火，而是谋略、道义与人心。这，或许是理解新型战争最深刻的文化钥匙。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9篇 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基本上来讲，像米尔斯海默教授那样激烈批判特朗普的陷入伊朗困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这个行动严重干扰了米尔斯海默所期待的“联俄制华”，“联白制黄”，“联东正教以制无神论者”的所谓“现实主义”行动路径。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堵客观上可能有利于俄油在国际市场的销售、虽然全球关注和聚焦点转到伊朗可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俄方在乌克兰战场行动所面临的压力（以及还有一部分原本投入在乌克兰战场的武力资源会被分流到中东区域），但伊朗局势的发展无论如何也可说是“在俄罗斯家门口上生战生乱”（从伊朗往北走，只要越过阿塞拜疆，即可进入俄罗斯领土），特朗普政权一上来就直接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的高烈度行为必然也让克里姆林宫深感不满。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军事卷入伊朗无疑是很严重的不必要的distraction。此外，米尔斯海默是名著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的作者，由此出发，他会得出 Israel would prefer to wreck Iran, much the way Syria was wrecked. And Israel and its enormously powerful lobby have the means to make Trump dance to their tune以及Israel Owns Trump和the war was not driven by oil or traditional strategic necessity, but by Israeli…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30篇 杨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大国对抗从贸易规则到产业链安全、从地区地缘到军事威慑全面拉锯的当下，特朗普所谓的“谈判艺术”核心，是在筹码互换中精准锚定双方的利益平衡点，在军事威慑、政策施压与战术让步之间牢牢把控冲突升级的红线。特朗普这套“交易型谈判逻辑”，不仅深刻重塑了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更让全球看清了极限施压与战争威慑的真实效力边界；而这套极具个人标签的行事方法，也被外界总结为标志性的TACO体系，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博弈中最具争议的谈判样本。 近期全球地缘与产业博弈中，特朗普谈判的艺术始终贯穿于每一场极限对抗的背后，展现出“以施压促谈判、以妥协换共赢”的核心特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中，伊朗以“封锁全球石油航运咽喉”为威慑筹码，与美国就核制裁解除、地区安全格局展开多轮拉锯，其核心逻辑从来不是真的触发海峡封锁的全面冲突，而是以不可忽视的威慑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放宽单边制裁、做出安全承诺；而美国虽在海湾地区部署重兵，以军事反制威慑伊朗，却始终不敢轻易派遣地面部队，最终在多轮谈判中做出了部分制裁放宽的妥协。这场博弈中，双方都清晰地知道，战争威慑只是谈判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海峡封锁与军事反制的终极目标，都是在谈判中拿到自身核心利益，这正是谈判艺术最经典的现实展现。 （来源：CSIS） 在芯片、稀土等关键产业链的全球博弈中，谈判的艺术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持续加码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近期国会又推出MATCH 法案，从强化多边对华出口强制协同，到成熟制程设备也考虑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看似是无底线的极限施压，实则每一轮管制加码都预留了谈判窗口——部分成熟制程设备的许可放宽、特定品类的临时豁免、以及通过发放许可证允许厂家为特定设备提供维修服务。 （2026年4月2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了 “MATCH 法案”，该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旨在弥合对中国出售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方面的漏洞，并使美国与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来源：路透社） 但事实上，特朗普这套极限施压与战争威慑的效力，存在着清晰的边界，其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从战术层面看，短期的极限施压与军事威慑，确实能快速制造恐慌、拉高谈判筹码，迫使对方做出临时性让步。但从战略层面看，这种手段一旦越过“可威慑、不可兑现”的红线，就会从谈判工具演变为冲突导火索，最终反噬施压方自身。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早已证明，伊朗封锁海峡，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已经导致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局部地区冲突加剧；而美国对华芯片的极限管制，虽然短期给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了冲击，却也彻底打破了全球产业链对美国技术路径的单一依赖，倒逼中国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国产替代加速，长期来看反而让美国失去了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也削弱了其技术管制的核心筹码。无数案例证明，只有当威慑“可兑现、但不轻易兑现”时，才能成为谈判的有效工具；一旦把施压当成目的，把威慑当成常态，最终只会陷入“越施压、越反弹”的恶性循环，彻底失去谈判的空间。 特朗普的“交易型谈判艺术”核心有四大鲜明特征：其一，极限施压前置，先以最高关税、最严制裁、最强军事威慑拉满筹码，用不可预测的强硬姿态把对方逼到谈判桌前，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其二，零和博弈思维，始终以“美国优先”为唯一准则，追求单边的绝对收益，而非多边共赢，无论是盟友间的军费分摊谈判，还是大国间的贸易谈判，都以“美国不吃亏”为底线；其三，议题捆绑与反复横跳，将贸易、安全、地缘等多个议题捆绑谈判，同时用“今天放狠话、明天谈和解”的不可预测性，打乱对方的谈判节奏；其四，重短期交易、轻长期承诺，更在意单次谈判的即时成果，而非长期的国际规则与国家信用。 （来源：Politico） 这套谈判逻辑，确实为特朗普带来了不少短期战术成果，但从长期来看，这套“极限施压+交易至上”的谈判模式，其反噬效应远超短期收益，也不能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国际合作秩序。最核心的问题，是对美国国家信用的全面透支——反复退出国际协议、对盟友也动辄施压制裁，让美国的盟友体系出现了根本性裂痕，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纷纷加速战略自主，不再无条件依附美国的安全承诺。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安全博弈，还是芯片、稀土的产业链攻防，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只能回到谈判桌前——在守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适度妥协，在尊重彼此诉求的基础上互换筹码，在管控冲突风险的共识中实现互利共赢，这才是国际谈判的成功范式。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7篇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执政以来，采取了所谓“唐罗主义”对外战略，其要点有二。第一，周边是首要，即其“西半球战略”，矛头直向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巴拿马、委内瑞拉、古巴等，通过极限施压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斩获，下一步还可能瞄准哥伦比亚、秘鲁等，决意把域外势力彻底赶出拉美，夯实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第二，大国是关键。特朗普这一任期的聚焦还是印太，核心针对是中国和伊朗。当前美国朝野对什么议题都卷，唯有一点举国共识，那就是中国构成了美国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而伊朗则是北京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抓手。特朗普第一任期所抛出的对中国的认知，为拜登政府所全盘继承。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采取了更为周全的策略，只干不说，以图争取时间，弥补短板，争取在极短时间内取得在战略供应链上的全面独立，同时大力投入资源，全面整军备战，从而为中美战略摊牌做出万全准备。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对外军事行动，是否在国际法层面对战争形态做出了改变，非简单的是与不是。今年1月3日美国对马杜罗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同1989年老布什政府出兵巴拿马逮捕诺列加的行动如出一辙，理由皆是所谓对美贩毒，均未获得联合国授权。此类“战争”形态，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两次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是没有获得国际授权，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与能力，世界早已心知肚明。按照联合国安理会1991年通过的第687号决议，伊朗已经构成了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如何处理朝核这种威胁，六方会谈的唯一后果就是朝鲜成功获得核武器。如何处理伊核威胁，上告联合国安理会一定会被否决。继续与德黑兰谈判，伊朗一定也会获得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是为了威慑，伊朗发展核武还有一个目的，是消灭以色列。在走“国际法制”不可能成功与先发制人给美国留下几代人安全的两难之间，特朗普的政治选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争形态变化的问题了。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8篇 吴川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当代战争正在形成一种双层结构：一方面是官方话语对战争的语义降格与合法化表达，另一方面则是阴谋论话语对情绪与意义的填充与放大。两者相互配合，构成完整的战争叙事体系。战争不再仅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解释权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战争的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从“消灭敌人”转向“塑造认知”。战场不再只是边境与城市，也包括信息流、社交平台乃至个体心智。谁能够定义现实、解释事件、引导情绪，谁就更有可能在这场无形的较量中占据优势。 一、战争形态的转变：从总体战到有限冲突 当今世界的冲突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俄乌战场的“特别军事行动”，到委内瑞拉的“绑架总统”、伊朗的“斩首式打击”，表明战争已从传统的正面军事对抗，逐渐演变为多域交织的复杂体系。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化战争以“总体动员—正面决战—彻底击败”为核心逻辑。然而，在核威慑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模式难以延续。以俄乌战争为例，冲突虽激烈，却被控制在有限战争框架内，通过政治降格、军事消耗与战略克制避免全面升级。 二、作战方式与技术演变：多域融合与非对称手段 随着战争形态变化，作战方式也呈现出“去正面战场化”的趋势。精确打击、斩首行动逐渐取代大规模歼灭战，无人机与低成本技术重塑战场结构，网络攻击与信息操控深入社会生活。战争空间从传统地理领域扩展至陆、海、空、天、电磁与网络等多个领域。其目标也从单纯“击败军队”转向瘫痪其指挥体系、干扰社会运行与削弱国家意志，体现出明显的非对称与系统性特征。 三、认知与话语的主导作用：战争核心的重构 如果说技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那么语言与认知则正在重塑战争的“内核”。当代冲突中，一个显著现象是战争语义的变化——“战争”被称为“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被表述为“反恐”或“自卫”。这种语义降格并非修辞技巧，而是对战争合法性的重新建构：通过控制命名权，来控制理解框架。这也提示我们：理解当代战争，不能仅停留在军事技术或地缘政治层面，更需要进入语言、叙事与认知结构之中。因为在今天，战争的胜负，往往首先决定于人们“如何理解这场战争”。 在这一背景下，应对新型战争必须超越传统军事思维，构建制度、技术与认知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系：在制度层面，将安全逻辑嵌入日常治理，提升对“灰色地带”冲突的韧性；在技术层面，要加强系统整合能力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在认知层面，要提升叙事能力与社会认知韧性，防范信息干扰与内部撕裂。归根结底，未来竞争首先是对现实解释权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与技术能力的较量。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5篇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走向战争的脚印实证着驱动战争的机制，来品一品为何此时此处留下了此足迹？ 1、常人常国，吵架吵久了也就觉得没意思了？ 貌似始于2021年，北京启动了主导国际和解的大外交。5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议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北京谈一谈；同年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保障合作框架协定》；22年1月在肯尼亚倡议《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愿景》。 此前北京从不主导国际纷争的调解，概是因为坚守不干涉内政和“不出头”的外交原则。 然而，让国际社会惊诧的是第三年，2023年3月，中国伊朗沙特三国代表突然发表了联合声明《北京协议》，千年宿敌的伊朗和沙特实现大和解，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据说是中国提议并主持了一年多的安静地调解的结果。《北京协议》又以三国联合委员会的形式设置了年会机制。《北京协议》还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和解潮。24年7月，巴勒斯坦全14党派也在北京签定了在加沙结成临时民族和解政府的协议。 据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主持沙特和伊朗对话闭幕式。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出席 2、动了谁的奶酪？ 最为惊诧的是美国：盟主怎么不知道？ 盟主非常人，没了吵架就反觉得没意思了。 西方帝国代代盟主都是靠着各国的内外纷争来管控各国的内政外交，掠取政治经济利益，维系霸主地位的；因此旧纷争解决了，它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些个新纷争来。 拜登美国立即行动，赶着在2023年9月印度G20峰会，借场子召集相关国家签署了所谓《印度沙特以色列欧洲经济回廊备忘录》（IMEC），说是为了提供比一带一路更高质的经济回廊，实则是谋求使中东伊斯兰再陷分裂。 IMEC不仅跟至此为止美欧画的各项大饼同样，全无资金背书；且是把印度制造海运沙特，再改陆运至埃及以色列，再再海运希腊，再再陆运某欧的回廊，这岂不是自找麻烦。印度海船过苏伊士直开去希腊不就完了嘛。 拜登说于沙特：构建IMEC需要沙特承认以色列，作为褒赏美国可以对沙特提供跟日本同等的安全保障条约。可是，沙特承认了以色列便会造成中东伊斯兰的再分裂。制造分裂才是拜登的本意。IMEC本身就已抛开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是在分裂中东了。至于拜登说对沙特提供跟日本同等的安全保障条约，沙特可不像日本那样喜不得地去做小妾，沙特自认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国家。沙特也不好驳拜登的兴致，就只好以拖待变，看拜登总统能做到何时。 3、自认身置存亡危机事态，便有可能执念于神风特攻？ 从哈马斯的视角看出去，IMEC不仅再造中东分裂，沙特等等如果也与以色列建了交，这便是判了巴勒斯坦的死刑。《IMEC备忘录》签署翌月23年10月7日，哈马斯首次发起了对以色列的自杀式总攻“阿克萨洪水”。代价惨重，但确实是彻底葬送了印度沙特以色列欧洲经济回廊。 4，自认身置存亡危机事态，但也有希望事大改命者，便有可能执念于卷入老大，为己所用，孤注一掷，一战到底。以色列的大以色列梦是也。 5、老大者，从来亦是和战的一个决定要素，川普是美国总统。川普脑袋中的执念又是上个世纪的石油即霸权。这就免不了开打不合时宜的波斯湾战争了。 6、东方也有一位自认身置存亡危机事态，但也有希望事大改命者，日本。 日本整事，执念是整台湾有事，整菲律宾有事，孤注一掷，卷入美国老大，为己所用，不惜一战。这是日本在东亚做美国儿皇帝之梦。波斯湾战争正酣时，日本又整出了两件事，记录如下。 3月24日，日本自卫队3等陆军尉官村田晃大，持刀潜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扬言刺杀中国外交官，被馆员放到抓获。3曰24日历史上是1895年，日本人刺杀李鸿章之日。 村田晃大（日本共同社） 4月17日，日本驱逐舰雷号，在首次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之后，故意绕道台湾海峡返回日本。4月17日历史上是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定日，是日本在纪念夺取台湾。日本常常明目张胆地挑这些日子搞纪念，整事儿恶心中国。 7、经验教训 中国和众多正常国家，常人常国做常事，构建大和解，行得正。 但是，不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特别要警惕那些事大改命整事者，坚决地及时地揭露之，反制之。 需同时构建集体安全保障机制，防止和解遭破坏。比如，构建多国防御生态体制，也可以利用上合、金砖等体制。仅提供防御性武器生态，不提供进攻性兵器。提供的又是防御生态体制，不是单个兵器，也可以防止受援国滥用武力。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6篇 张东宁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张东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目标服务于政治目的。当政治目标是生存安全底线时，战争以消除威胁、稳固安全边界为根本目的；当政治目标是发展利益争夺时，战争以获取谈判筹码、掌控资源与秩序为目的。当前，全球热点冲突形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冲突各方安全底线诉求与发展利益诉求的底层博弈逻辑不同。 全球热点冲突呈现截然不同的战场形态，本质不是传统战争与新型战争的形式差异，而是各方政治目的与核心诉求的区别。俄乌冲突、美伊冲突、美委冲突同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对抗模式，美欧战略姿态分歧明显，北约协调失灵，根源是各方政治目的不同，有的聚焦生存安全，有的围绕发展利益，无法形成一致行动的逻辑。 俄乌冲突的核心是国家生存安全的政治博弈，这一底线级政治目的决定了刚性对抗的战争形态。北约持续东扩直接挤压俄罗斯核心战略安全空间，构成关乎国家存续的生存危机。安全困境无法通过精准打击、代理人战争或经济制裁得到解决，须以地面实兵对抗、阵地消耗、构建战略缓冲带等方式，争夺并守护不可退让的安全边界。俄罗斯同样具备现代军事技术与非对称作战能力，但生存优先的政治目的，使其必须采取最直接的对抗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俄乌冲突呈现长期消耗、阵地争夺特征的根本原因。 美伊与美委冲突的核心是围绕发展利益的政治博弈，这一政治目的决定了其轻量化、有限化的战争形态。中东作为全球能源枢纽，美伊博弈围绕石油资源、航运通道与石油美元秩序展开，无需大规模地面占领，依靠精准打击、代理人博弈、航运封锁与经济制裁，即可实现对能源流动与区域秩序的控制，为后续谈判积累优势。拉美作为资源腹地，美国以低成本“斩首”、有限突袭等轻量化手段，快速掌控资源与供应链主导权，既避免陷入战争泥潭，又能以最小成本达成发展目标。这类冲突不触及国家生存底线，所有军事行动都服务于增加谈判筹码、维护霸权与发展利益，战争形态自然偏向非接触、高效率、有限度。 安全与发展两种政治目的，从根本上约束了战争的目标、手段与胜负标准。以生存安全为政治目的的博弈，守住安全红线、建立战略缓冲是为核心目标，以地面对抗为主要手段，胜负判断以安全威胁是否消除、安全边界是否稳固为依据。以发展利益为政治目的的博弈，掌控资源、通道、产业链与规则主导权是为核心目标，以精准打击、代理人战争、制裁封锁为主要手段，胜负判断以利益诉求是否实现、谈判筹码是否增加为依据。当然，两种政治目的的相互转换，也会导致战争形态的变化。目前，北约协调失灵的关键，是其成员同时卷入两种不同政治目的的冲突，安全诉求与发展诉求的分歧，让一体战略难以形成。 综上，全球热点冲突形态的分化并非传统方式的迭进差异，而是政治目的与核心诉求的不同塑造了冲突的走向。以生存安全为政治目的，战争必然走向刚性对抗与长期消耗；以发展利益为政治目的，战争必然选择轻量化手段与有限行动。当下战争博弈因应发展利益的引导和智能技术的加持，正从物理领土边界，更多的向能源通道、金融结算、供应链、舆论认知等全维度空间延伸，形态复杂多样，但以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为分析依据、以安全与发展诉求为区分标准，仍然能够相对客观的理解当前全球冲突的本质与演变形态。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3篇 罗欢镇 东京经济大学 1999年军事战略家乔良和王湘穗出版《超限战》。他们基于当年海湾战争的经验，认为21世纪的战争将成为超越一切界限与限度的超限战。除了传统的由职业军人从事的战争之外，金融战、网络战、恐怖袭击等非军事行为都将纳入战争范畴。超限战将不再区分战场与非战场，不再区分军用和民生，不再区分军人与平民。 图片源于网络 两位专家出版《超限战》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智能手机，没有无人机，更没有AI和基于AI的战争技术。但是，众所周知，战争从来都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化的。在AI如火如荼的今天，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人们都看到了无人机大战，看到了基于AI技术的各种战争技术和战法。比如，美军导入AI驱动的Maven Smart System（以色列采用Gospel），利用卫星画像、无人机画面、雷达数据等大数据，迅速锁定攻击目标实施攻击；采用AI生成的轰炸路线和兵器组合，提高轰炸效果。美军采用·Anthropic公司开发的生成AI“Claude”,自动生成战术方案，通过攻击模拟来评估战斗效果和战争损害。大量利用无人机作为自律型攻击武器，同时攻击伊朗的网络空间。与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相比，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对AI的利用更加彻底、更加全面，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AI战争。 图片源于网络 从超限战的角度看，除了大量使用AI技术外，这次战争更进一步体现了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特征。首先，在外交谈判取得一定进展的表面下，美以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杀害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多位高管及其家属。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领导人都会变得不安全，都可能被美国的AI锁定而被抓走或暗杀。第二，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还是美以对伊朗的攻击，为了自己国家的绝对安全和利益，霸权国家都可以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发动侵略战争。俄罗斯和美以完全破坏了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第三，就像《超限战》所强调的，美俄以不但攻击军事目标，而且攻击工厂、学校、发电站、油田、铁路等民用设施，他们发动金融战、贸易战、认知战、网络战等等，甚至叫嚣要毁灭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伊朗文明。在美俄眼里，战争已经没有任何禁忌，超越一切界限。 图片源于网络 美俄所发动的AI所加持的超限战，给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怎样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保持战略定力，通过增强自身超限战的实力避免战争蔓延到东亚应该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