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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剑鸿/Peter Kien-hong YU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前言 至今，关心台湾、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发展的中外学者和专家有不少。他们通常各自推出独特的观点，从他们的专书、学术性论文和报章杂志的内容就应该可以看出。 问题是：他们各自能够把他们的1~n个文字的出版品浓缩（compress）或者简化 （simplify）为一个理论和/或模式吗？ 笔者的一点理论 （One-dot Theory） 2022年1月，我正式的把太极图当作一个汉字来应用（如何发音，不得而知）。加以再度简化太极图的结果就是我的一点理论。[参阅我的 Reinventing the Methodology of Studying Contemporary China;  Re-testing the One-dot Theory (Singapore: SpringerNature, 2017)。] 之前，我把太极图这个模式拆散开来，让它成为四个小模式： 1)左上角的正方形； 2)右上角的阴和阳； 3)右下角的无极真元/数学上的 infinity 亦即（时间与空间和环境的)无限大、小；和 4)左下角的螃蟹和青蛙行动模式/the crab and frog motion model。蟹蛙行动模式的 1 2 3 4 5 等同于安全地带的光谱，而 A B C D E 则为危险地带的光谱。在这个光谱上面，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由右极（亦即 E）到左极（也就是 1）、弧形／弯曲／curve 的箭头。 一个一点理论/太极图的应用者的逻辑思维是横着走，犹如一只螃蟹例如从1走到4再回走到2或者1，甚至于进入危险地带。 同一个辩证应用者也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时间与空间和环境从…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篇日本政治外交篇第一篇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近年来，日本一面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一面主动配合美国的遏华政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自民党内强硬派等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急躁冒进，有脱缰的危险。2026年众议院选举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以往日本国会中还有公明党、立宪民主党等中间派势力发挥牵制作用，但选举后这些势力已大幅衰落，日本政坛上越来越难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围绕如何加强防卫力量的问题，以往日本国内还存在强调自主防卫和强调日美同盟两派观点，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让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可靠，这使得主张自主防卫的一派趁机得势。这派观点认为，日本强军扩武，既可以满足美国让盟友分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又可以在美国“抛弃”盟友的情况下实现自保。 图片来自网络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防卫政策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反而煽风点火，甘愿站到军事对峙的最前线。当美国干涉台海局势的前景变得不确定时，日本公开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企图通过主动挑衅拉美国下水。在美日同盟中，日本已经从犹豫不决的军事伙伴变成了积极备战的倡导者。有日本分析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只提到了威慑能力，却没有谈及威慑失效情况下的应对能力，而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还有人公开提出，在台海出现危机时，美国可能因担心供应链中断等风险而犹豫不决，但日本会果断行动，比美国更快地介入，最终把美国也拖入冲突。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战略转向。然而，这一转向所依赖的却不是事实，而是幻觉。首先，日本幻想靠拉拢几个所谓的盟友或伙伴，就能构建起遏华包围圈；但事实是，包括欧美在内的多数国家都选择与中国对话，而非对抗，日本的挑衅行为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其次，日本谋求在美日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幻想改变美日之间的分工，把自己从“盾”变成“矛”；但事实是，美国想从日本得到的只是更多的防卫经费和装备补给，绝不会让日本自行其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后没有得到任何美国高官的公开支持，已经暴露了其对形势的严重误判。 图片来自网络 再次，日本幻想凭一己之力挑战中国，以为中国会因专注于处理对美关系而无暇应对；但事实是，中国在对外政策中掌握着多种多样的工具，有决心有能力通过坚决的反制措施迫使对方回到理性务实的立场上，中美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就是明证。最后，日本的强硬派幻想彻底摆脱战后宪法体制的束缚，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但在大幅增加的防卫预算背后，是财源的缺失和民间的抗议，是在某种“空气”的支配下重蹈战前覆辙的危险。日本的决策者如果继续背离国民利益，违逆世界大势，在幻觉中一意孤行，终将自食恶果。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篇日本政治外交篇第二篇 王景贤 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一、国家情报局与相关法律动向 日本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了立法，正式设立了日本“国家情报局”。这被称为标志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其核心并非简单的行政优化，而是旨在集中权力、突破和平宪法，因此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广泛担忧。 新法案通过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以议长为首相、包括外务、防卫等9名核心内阁大臣在内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最高决策层。国家情报局局长直接对首相负责，被赋予了跨部门的 “综合协调权”，为此，新机构被赋予强制调取权，可无障碍汇总各省厅情报，防卫省、警察厅等机构必须向该局上交情报。这种“一元化”设计，正是日本右翼长期追求的目标，即将情报大权直接收归首相官邸，是一种集权制设计。 不仅如此，国家情报局在职能上也得到了充分扩张，除了传统人力情报外，还涵盖网络舆论监控与“认知战”。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对所谓“虚假信息”等核心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反对派人士认为，这为监控国内民众、压制反对声音等“权力滥用”预留了空间。 图片来自网络 1、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 日本国内的宪法学者指出，在《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共谋罪”等法律基础上，增设国家情报局这个“执行者”，日本已构筑起一张严密的国民监控网，旨在压制一切反战和左翼力量。由于该立法虽将“虚假信息”、“认知战”纳入工作范畴，却未在法律上清晰界定这两个概念。相关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任何批评政府的声音，理论上都可能被扣上“间谍”或“散播谣言”的帽子。同时，该机构缺乏监督机制，在野党提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审查机构”等修正案，均被执政联盟否决。这导致权力只属于首相，却缺乏国会或司法的外部制衡。 为此，该法案通过前后，都遭到了大量日本民众反对。日本舆论界将其类比为二战前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机构–“特高课”。由于当年日本正是先搞情报集权，之后才走向了侵略，这一历史阴影与当下的国际背景极端吻合，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导致日本民众和邻国深感不安。大量民众在国会前抗议，担忧该机构让“人人受到监视”。由于该机构缺乏独立的国会审查机制，反对者将其称为实质上的“市民监视法”。 事实上，与当年“特高课”相比，国际情报局不只是历史重演，更是制度升级。两者在集权逻辑上一脉相承，但新机构的权力上限则比战前更高一筹。战前的“特高课”通过覆盖全社会的监控网，残酷镇压反战人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如今的国家情报局新法案则对“监控边界”定义极其模糊，任何批评政府扩军的行为，理论上都可能被列为“受外国势力蛊惑”的对象。不仅如此，“特高课”仅隶属于当时的内务省，而新的“国家情报局”则直接向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负责，这意味着它处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图片来自网络 2、国家情报局之后将下设日本版CIA —-“对外情报厅” 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奉行“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每一次军事行动前都伴随着大规模情报渗透。为此，战后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制衡”。而此次建立国家情报局的新法案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可以无障碍汇总各省厅情报，形成了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的情报系统，不仅如此，它还被明确赋予了针对“潜在对手”的军事情报收集职能。 “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成立后，日本政府宣布开始讨论设立“对外情报厅”，未来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信息的国家情报机构。具体而言，即效仿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秘密情报部（MI6），通过向海外派遣情报人员及构建情报网络，获取直接关系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政策的关键信息，收集包括反恐、网络信息采集、掌握他国军事动向等在内的、有关日本国家危机管理至关重要的“鲜活情报”。 以往，据称日本并未设立真正意义上在海外开展情报工作或间谍活动的统筹对外情报机构，情报工作仅停留于各省厅在各自领域情报工作的需要范围内。为此，日本政府此次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中心枢纽的“国家情报局”后，将加速推进有关成立“对外情报厅”（暂称）的相关讨论，该机构作为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功能的国家情报机构，成立时间预计在2027年底。目前有关讨论议题为推进调整外务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等现有机构的协作与权限分配，同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诸如配套出台“日本版FARA（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等反间谍法案。 所谓“反间谍法案”，将系统性应对“间谍行为”，目前具体定义尚不明确，法案推进也相对较为谨慎，原因在于日本国内民众担心该法会严重压缩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抵触情绪较强。一旦该法通过，将与新机构形成组合拳功能，即国家情报局负责监控、搜集“嫌疑”证据，反间谍法提供法律定罪依据。这套组合拳被日本社会批评者称为“战争准备法”，批其旨在从法律和行动上彻底扫清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只是第一步，其后将成立用于海外渗透的 “对外情报厅”（日本版CIA） ，并成立《反间谍法》，形成配套的“战争准备法”，这些动作与连续13年增加的防卫预算、部署远程导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举措将形成系统性联动，正在全面突破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 图片来自网络 二、警惕日本“对外情报厅”介入 台海、南海及东海的地缘战略 3月12日，日本共同社曾爆出消息，日美计划扩大机密情报共享范围。可见，在外交层面，该机构将深度嵌入美日情报联盟，充当美国在亚太的“情报前哨”。由首相领导的“国家情报会议”可向美国等盟友直接扩散情报。这意味着美国能更高效地调动日本的国家机器为其战略服务。同时也意味着，新机构整合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情报话语权”将得到提升，不仅能更主动配合美国在印太的战略布局，甚至可以主动制造“事由”介入地区事务。 介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其2027年底将要成立的“对外情报厅”无疑将为台湾问题介入提供情报前置支撑，诸如搜集台海周边军事动态，渗透获取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以及配合美日联合作战计划进行情报铺垫等。 不仅如此，2026年5月，日本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核心动作之一就是扩大情报合作。日本和菲律宾正致力于构建制度化的军事合作框架，核心是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该协定旨在建立高度敏感军事情报（如战斗数据、指挥系统）的直接共享机制，一旦达成，将与美菲、美日现有情报协定形成闭环，构建美日菲三边情报共享体系。日菲之间此前已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为此，一旦新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成立，将补齐从物资互通到情报共享的最后一环。 可见，日本必将南海、台海甚至东海全部纳入其情报搜集范围，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和即将成立的对外情报厅，必将加大与美国的情报共享，等于对整个该地区形成“全方位监控网”。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情报机构有可能制造介入的“法理依据”。有消息分析认为，高市早苗内阁意图将周边局势定义为“安全威胁”，从而为涉台、涉南海议题的介入提供所谓“情报依据”。换而言之，必须防范未来日本情报机构制造“事由”，由决策层据此推动军事介入。 三、日菲合作中的情报合作 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在政治与军事领域的合作显著深化，呈现明确的“准同盟化”趋势。双方正围绕制度构建、装备转移、联合演训及战略协调四大领域密集推进，引发地区安全格局深刻变化。 1、制度与情报合作走向闭环 除前述日菲间已经启动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将建立高度敏感的军事情报共享机制，达成美日菲三边情报共享体系以外，日本还借助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政策契机，正在成为菲律宾关键防务装备的供应国。双方协商出口“阿武隈”级护卫舰等退役舰艇、菲方评估引进日本88式岸舰导弹、16式机动战车及10式主战坦克，除此之外，日本还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连续三年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雷达等装备。 双方还在联合演训方面实现了突破性升级，军事互动从“观察”升级为“实战参与”。在2026年4-5月的美菲“肩并肩”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约1400人的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境外发射88式岸舰导弹。日本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参加美菲“盾牌”军演，作战人员踏上菲律宾本土。 2026年5月，日菲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日方公开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将南海、东海与台海议题联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国近日宣布启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 无疑，日方继台湾问题以来，再次利用菲律宾挑战中国底线，希望借此突破其“和平宪法”的各种束缚，推动再军事化，开拓海外军工市场；菲律宾则意在弥补防务短板，在南海问题上获取更多筹码。日菲间的这种深度捆绑必定加剧地区阵营对抗，破坏地区互信，影响地区和平。 图片来自网络 2、关键配套：情报协定与国家情报局 与此同时，需要看到，作为合作的技术核心，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也旨在实现日菲情报直接联通，摆脱对美国的中转依赖，形成“人员、物资、情报”全要素闭环。目前，这一协定仍处于谈判启动阶段，若最终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首个此类军事信息协定。而日本日前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将以指挥中枢的形式，利用GSOMIA和未来将进行配套的《反间谍法》等法律，与菲律宾一起，共同推动日本从依赖美国情报的“接收国”，转向主动构建情报联盟的“输出国”，从而完成其安保战略的根本转变。 2027年底以前，日本将完成以下布局：1. “国家情报局”（2026年挂牌）：首相直控的情报中枢，统筹分析、强制调取各省厅情报；2. 日本版CIA “对外情报厅”（2027年底前）：专职海外人力渗透，配备系统化培养的“影子特工”；3. 《反间谍法》（预计2027年提交）：完成法律闭环，提供“抓人”的法律依据；4. 成立间谍人才基地：从民间招募、以各种身份伪装的专业间谍“生产线”。 无疑，必须密切关注，日本正在全面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情报渗透能力。战后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所设置的“分散制衡”情报体系被打破，不得不说，日本离军国主义复活切实地又迈近了一步。而当其矛头以地区“威胁”的名义，对准周边邻国的时候，也必将造成严重的对地区互信的破坏，值得高度警惕。

政治趋冷，中日民间交流何以可能 ——基于2025年日本青年访华团的观察 杨冬珍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年，中日关系经历了近年来最为复杂的波动。高市早苗内阁上台后，中日政治关系趋冷，官方对话渠道受阻。然而，正如《海外看世界》主编赵全胜教授所言，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仅从政治层面理解其全貌。在政治关系难以突破时，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反而凸显。2025年9月，笔者作为吉林大学教师，参与了日本青年代表访华团的接待工作。这一亲身经历，或许能为理解“政治趋冷下民间交流何以可能”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一 日本青年对华的认知鸿沟 据笹川日中友好基金2024年调查，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受访者仅占7.3%，认为日中关系“不佳”的比例高达75.5%。日本内阁府2025年底的官方民调更是显示，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日本受访者高达83.1%，创数十年新高。这些数据背后，是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深层困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园田茂人教授指出，日本民众对华认知存在“代际差异”：60岁以上群体更关注中国政治经济，但因长期形成的“记忆的延续”效应，倾向于对中国变化持否定态度；而年轻一代因未经历日本经济领先中国的时期，对华态度反而更为中性。更关键的是，日本民众的对华信息渠道极为单一。73.1%的日本受访者表示不信任中国媒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日本国内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在访华团活动中，笔者亲眼见证了这种“认知鸿沟”。大多数日本青年是第一次来中国，一位日本学生坦言：“来之前，我有点担心，不知道中国人会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媒体经常说中日关系不好，我很紧张。” 2026年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来源：新华社） 二 “看见”的力量：从担心到“还想再来” 访华团在吉林大学与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学生座谈交流。没有翻译、没有议程、没有宣讲，只有同龄人之间的真诚对话。吉林大学学生流利的日语，让交流毫无障碍。话题从校园生活聊到动漫、从美食聊到未来规划。交流结束时，日方带队老师多次催促“时间到了，该走了”，学生们才依依不舍告别。一位日本学生说：“回去我要告诉同学，中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另一位学生表示“中国学生比我想象的热情，我们约好了以后要视频聊天。” 在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和东北沦陷史陈列馆时，许多初次来华的日本青年第一次了解到那段惨痛历史。展厅里很安静，学生们认真地看着每一块展板、每一件文物。一位学生在反馈中说道，“和平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这些“看见”的时刻，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日本青年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被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有历史的厚重，有现代化的发展，有同龄人的热情。活动结束时，多位日本学生表示：“未来还会再次访问中国。” 三 民间交流的“隐性传播”价值 这次访华团的经历表明，民间交流的价值，不在于“讲了多少”，而在于“感受到了什么”。日本青年在座谈会上的笑声、在一起等车时的寒暄、在参访历史遗迹时的沉默，这些“非正式”的瞬间，往往比任何正式宣讲都更有穿透力。他们会把在中国的见闻告诉家人、朋友、同学。一个日本青年的改变，可能影响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个社区。 民间交流的最大特点是“多对多”，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都在影响身边的人。这种传播方式，不是“我说你听”，而是“我们一起经历”。它没有宣传的痕迹，却有比宣传更深远的效力。在中日关系趋冷的当下，官方对话渠道受阻，恰恰是民间交流发挥隐性传播作用的时候。它不是要替代官方渠道，而是要做官方渠道做不到的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真实的连接。 政治关系可以冷，文化交流不能断。2025年日本青年访华团的实践表明，一次真诚的交流，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看法。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的当下，民间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维系友好，更在于为未来的关系回暖保存火种。它不是替代品，而是“压舱石”。

潘维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自由主义制度的末日？ 到1970年代中，美国社会已深陷分裂长达十年。此时，美国的重大外交耻辱接踵而来：狼狈撤出印度支那半岛，撤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还有在伊朗军事营救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折戟沉沙。由此，美国也公开否定操控拉美的帝国主义政策。 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条约，美国将在新世纪开始的前一天从巴拿马运河区完全撤军，将运河主权交给巴拿马共和国。 也在1977年，基欧汉（Robert Owen Keohane, 1941-）和奈（Joseph Nye, 1937-2025）合作出版了他们的“自由制度主义”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其中，“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即国际间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组织规则、决策程序（即多边国际组织），被定义为对国际行为的“控制性安排”。但仅过了两年，1979年，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24-2013）出版了他的“结构现实主义”名著《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断定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由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塑造，与价值观无关。又过五年，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他的独著《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明确宣告“霸权时代”终结，自由制度主义取而代之。作为华尔兹曾经的学生，我犹记得2001年夏在北大同基欧汉的午餐对话。我问：“从国际局势现状看，您同华尔兹的争论谁赢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我们赢了。”他认为“国际机制”的影响力已远超“霸权”。 冷战前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真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冷战中的苏联阵营，还有中国和成百的不结盟国，生活在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下？冷战后中国的加入，强化了“世界通用规则秩序”的幻像。1989年12月20日，上任不到一年的老布什总统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1990年1月3日巴拿马的诺列加总统向美国投降，被关押至死（2017年）。2026年1月3日，复辟上任不到一年的特朗普总统发动了入侵委内瑞拉的“绝对决心行动”，出动了“三角洲”特种部队和150架战机，抓捕了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总统夫妇并关入美国监狱。 | 图片源于网络。 自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时光快速流逝，转眼过了五十年。2026年元月在瑞士召开的“冬季达沃斯论坛”成了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2025年12月5日）在世界政商学三界的强烈回声。以“美国第一”为由，该报告公开回归“重商主义”，彻底否定“（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否定“西方共同价值观”和美欧“跨大西洋同盟”，甚至明目张胆为美国在北美的大幅领土诉求辩护，为重新控制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辩护。而且，本着凭实力划分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美国承认中国同美国实力接近，而不是需要全力遏制打压的制度价值观对手。兔子要缩回美洲去吃窝边草，扩张“前院和后院”了。如此美国，为维持全球战略稳定，会倾向对欧亚大陆上的欧、俄、中三方推行“离岸平衡”，尽管美国还没准备放弃对东亚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军事控制。 在这届“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被特朗普总统及其麾下一众高官尽情嘲弄的欧洲各国领袖惊慌失措，甚至不确定是俄罗斯还是美国对欧洲安全构成更大威胁。若强国重启一轮“开疆拓土”，“超国家”的欧盟演化为“欧罗巴合众国”不再是梦想。 2026年标志“以实力地位为根据”的弱肉强食秩序回归了？预感到格陵兰的今天就是加拿大的明天，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在这届“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大出风头，率先破除迷思，断定半个世纪的“以价值观和（国际法）规则为依据”的“自由制度主义”不过是个幻像或强权外衣，并呼吁中等实力国家抱团抵御美国强权。若美国得到格陵兰和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但仅有四千万人口的加拿大，地缘政治处境比蒙古国还不如。然而，欧洲各国短期内不可能团结起来，欧洲也没有海军能保住位于北美的格陵兰，遑论帮加拿大保住独立主权。给格陵兰每人付百万美元和美国国籍，最多只需600亿美元，足够让绝大多数格陵兰的因纽特人投票支持格陵兰独立。强国开疆拓土，能出钱“买”国土，就已经足够“公平”。 谈论“多极”或“单极”，都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而非“（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范畴。（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多边主义、地球村、集体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及流行全世界的瘟疫，才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分辨世界政治是“rule-based”还是“power-based”？ 对习惯“辩证”看世界的中国学人，“既是、又是”乃是对矛盾的通解，所以“没矛盾”。中国力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公开立场当然与进口替代谋求“全产业链”及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诉求“没矛盾”。 无论代表“美国衰落”还是“美国重新伟大”，中国欢迎美国努力“办好自己（美洲）的事”，大幅减少干预欧亚大陆的开支，不再玩体制优劣的口水战或“颜色革命”。 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现有计算政治共同体实力的公式都相当复杂，如德国的“富克斯方程”，美国的“克莱因方程”，日本的“福岛康仁方程”，还有注重全球网络连接的分析，诸如供应链和信息流枢纽。这些文献包含各种定性的“软”实力和“潜在”实力，忽略各国实力的“相对性”，也忽略“简化”的实用意义。 无论哪种模型，都包含最核心的三要素：一是国家的“规模”，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三是国内精英与平民的凝聚力。其他因素其实都可分别归并在三要素内讨论，如技术与经济。 简化那些模型，才能让相对实力的比较具有现实应用意义。但在一切因果判断都要“确定可信”的今天，判断必然要求精确到数字。其实，就实力比较而言，精确性可以轻易做到。 过去地球上数以万计的“国”，而今已剩不到两百。若获得格陵兰和加拿大，美国的领土规模将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若华尔兹能从墓里跳出来，会质问：本届“冬季达沃斯论坛”的共识不就是我早已论证过的国际政治规律？他必然断言，同基欧汉的争议，他赢了。 （2026年1月29日） | 图片源于网络。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7篇 潘维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什么是战争？战争是以极端的杀伤恐怖摧毁对方抵抗意志。这定义古今中外没变化。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的杀戮规模越来越大，国界变更越来越频繁，“主权国家”数量越来越少。 1.不杀（敌国）平民的战争？ 神话而已，只是当代给精确制导炸弹披了件“附带伤亡”外衣。二战中轰炸柏林、东京，把两国首都炸平，目标不是平民？核威慑有效，恰是因为能大规模杀伤平民。近三十年来，分裂南斯拉夫的战争，围困伊拉克的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平民死亡都超百万，其中特别包括婴儿、产妇、儿童，病人。至于战争中对敌国平民的“人道主义”，比如让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不是尊重“人权”，而是为减少伊拉克民众的抵抗，减少他们对伊拉克政治军事领导层的支持。战争涉及本国所有民众安危，所以是“national security”，并非仅指“军队安全”。若战争只针对军人，何以会有“民兵”或“全民皆兵”？民众对抵抗战争的支持岂非不再重要？设想若而今中日再战，“附带伤亡”会如何？ 2.“斩首”敌国军政首脑也不是新鲜事， 而是古今中外战争快速获胜的梦幻捷径 这同“不斩来使”没冲突。若“来使”是军政首脑，邀其前来的鸿门宴就可能是“斩首”宴。汉初霍去病能“封狼居胥”，因为不携粮草、轻骑远程奔袭、直捣王庭，把“擒王”战术发挥到极致。干不掉最高层，“奇袭白虎团”团部也将就。所以杜甫出塞诗有云：“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队是高度科层化的组织。军事常识是：蛇无头不行，兵无将不动。而且有战争经验的领袖十分宝贵，霍去病那样的年青军事天才可遇不可求。自诩“和平总统”的特朗普未能抵御住确定能斩首全部伊朗军政首脑的诱惑，并不难理解。他之前四十余年的每任美国总统都曾威胁打击伊朗，但都引而不发，未敢对这大国直接动手。 图片来自网络 跨国商业争端有“国际仲裁院”，但国际政治只有“国际调解院”。仲裁与调解，中英文均非同一个词。“战争罪”或“反人类罪”专属于国际战争输家，古今中外都一样。直到岁月超越输赢评价以前，赢家进行的都是“正义战争”。于是，秦王灭六国和南征百越的残酷战争乃是中华建立大一统和开疆拓土的伟业。而输掉抵抗战争的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则犯“反人类罪”，在海牙被监禁至死。 4.就外交谈判手段而言， “极限施压”的另一概念是“战争边缘政策” 我国从朝鲜战争漫长的谈判年代就非常熟悉美国的这种谈判传统。军事实力超强就经常发“最后通牒”。“不讲诚信”也是霸权国的普遍特征，战国时代的秦国也这样。在实力差距很大时，政治条约恒定不可靠，随时可被轻易撕毁。只是，特朗普总统是大嘴巴的政治素人，热衷“推特治国”的“注意力政治”，昨天说的今天不作数，而且谎话张口就来，给人他治下的美国特别没诚信的印象。但他遇强则弱，常在最后一分钟TACO退缩，懂得少输为赢，也可谓聪明。 图片来自网络 5.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靠空军就能赢得战争？ 那不是神话，而是1999年美国率北约战胜南联盟的首创。两个半月的轰炸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南联盟的防空和反击报复力量；第二阶段是轰炸民用基础设施，主要是电厂和化（肥）工厂。没电，也就没有自来水，城市居民连马桶也没法用。炸毁化工厂，居民长期丧失生存环境安全。在第二阶段，南联盟举白旗投降，军队和警察全部撤出科索沃，总统被送去国际监狱。美国敢直接对大国伊朗发动战争，体现对本国空中优势的空前自信。然而，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第一阶段没能消除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能力。特朗普再次TACO，摧毁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的“第二阶段”轰炸在最后一分钟被无限期推迟。伊朗城市化程度高于中国，对电力和给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不低。但持续一个月的第一阶段战争说明，廉价无人飞行器和隐藏导弹及其发射器的办法，能弥补缺少雷达和防空力量。而理论上能对抗无人机的廉价技术，微波和红外线技术，迄今未能用于实战。伊朗经济已经崩溃，却还是大国，人口九千万以上，国土面积等同新疆（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换言之，在空中打赢战争的先例至今未能在对大国的战争中重复。 《孙子兵法》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美国把对伊朗的战争命名为“史诗怒火”Epic Fury，颇为滑稽，不如“魔鬼诱惑”贴切。尽管军事实力比对手强得多，却跨大洋打了场不赢就是输的战争，而对手不认输就是赢。特朗普这一仗违背了自己刚发布的NSS，打碎了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梦，更打崩了他的MAGA阵营。所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外看世界】主编 2026年5月举行的习特会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所有结构性矛盾，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凸显了领袖引领和战略定调的作用，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基调。过去几年，中美之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战略互疑不断上升。2025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某种值得关注的阶段性缓和。无论是高层互动的恢复，还是经贸、人文领域重新出现的松动，都表明中美双方正在重新寻找一种“斗而不破”的相处方式。这一次的北京峰会至少意味着双方已经认识到，中美之间如果缺乏战略稳定，将不仅影响两国本身，也会对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之间要建立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并不愿意“接这个球”。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已经逐渐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战、科技战以及供应链“去风险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高度对立，但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却形成了罕见的跨党派共识。这种氛围一度使中美关系滑向危险边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表明美国内部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变化一：对中国的认知 从这次特朗普访华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商界以及政策界人士意识到，中美之间谁也无法真正打垮谁。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即将崩溃，美国也并未因为内部政治极化而迅速衰落。特朗普在重新执政后，虽然依然保持强硬姿态，但其政策逻辑更加突出“交易性”和“现实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国务卿鲁比奥等人，都开始更多强调中美需要“管控竞争”，避免失控性冲突。这种变化虽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戒备，但至少表明，美国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 （来源：politico）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与怀疑依然根深蒂固。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仍然让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正因为如此，美国虽然开始调整战术，却不会改变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霸权)的根本战略目标。换言之，美国的“变”更多体现在方式与节奏上，而“不变”则体现在其对全球领导权的执着。 变化二：对台政策 近年来，美国内部对于台海风险的认知正在发生现实主义转向。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坦言一旦发生台海军事冲突，美国很难进行长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介入。这种表态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并不多见，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变化的新的认知。美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周边进行长期高强度军事对抗，其成本和风险都在迅速上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台湾牌”。恰恰相反，正如特朗普所强调的那样，台湾问题仍将是美国对华博弈的重要筹码“bargaining chip”。美国可能在形式上不公开支持“台独”，但仍会通过军售、政治接触、国际空间支持等方式继续强化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因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仍将长期存在。区别只在于，美国可能会更加谨慎地管控风险，而不愿轻易走向直接军事冲突。 变化三：经贸领域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脱钩”一度成为华盛顿的热门词汇，但现实证明，中美之间深度的经济互补性很难在短期内被切断。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领域具有突出优势。此次中美互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美国商界、科技界和金融界的大量重量级人物重新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对于美国资本市场和跨国企业而言，一个长期敌对、持续对抗的中美关系，并不符合其根本利益。 因此，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对抗出现了 “降温”，在投资、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问题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这种缓和仍然是有限度的。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限制并未根本解除，芯片、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竞争依然激烈并强调“去风险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快推进科技自主和产业升级。因此，中美经济关系未来更可能呈现“竞争下的有限合作”格局，而不是完全回到过去全球化时期相互依存的状态。 变化四：民间与人文交流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留学生数量、学术交流、旅游往来以及媒体互动都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这种趋势不仅加深了双方误解，也使两国社会逐渐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基础。如今，美国开始重新认识到民间交流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有所松动，例如计划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班、恢复教育合作以及重新鼓励部分学术交流。这说明，美国内部已经意识到，如果中美之间完全失去社会层面的联系，两国关系将更容易滑向全面对抗。 但必须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间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善。美国社会内部的对华负面认知已经相当深厚，而中国社会对美国战略打压也仍然有着很深的警惕。因此，人文交流的恢复仍然会受到政治环境和安全氛围的持续影响。 中美关系发展走向 上述四个变化表明中美两国正在逐渐意识到，双方都无法承受“新冷战”甚至热战的代价，“战略稳定”正在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词。事实上，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过“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见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我认为，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双方在亚太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共同影响区域秩序的格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而美国则在军事、安全与制度层面仍保持优势。两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塑造亚太秩序。 （来源：AP） 今天回头看，“双领导体制”的判断并没有过时。相反，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它反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中美作为全球的两只领头羊既不可能完全脱钩，也很难形成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局面。因此，未来最现实的状态，就是长期竞合，在世界事务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最近提出了 “四个不会停止” 的判断。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不会停止；第二，跨太平洋的权力转移不会停止；第三，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地区主导权的努力不会停止；第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决心不会停止。这“四个不会停止”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结构性的。它既不是短期内可以结束的竞争，也不会简单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既有多领域的深刻矛盾，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幻想彻底战胜对方，而是学会如何在竞争中避免失控，在博弈中保持底线，在合作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中国的应对与小结 对比美西方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大国，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这个战场上，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新手。这就要求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中美之间“第三方”的作用（例如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在下大力气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补上软实力的短板。这一次从网上看到的在中美两国顶尖企业家聚会的场合中，中国企业家所表现出的拘谨和缺乏自信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在真正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峰会表明，中美关系真正的挑战，不只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在于双方能否建立一种新的战略认知。未来世界最危险的局面，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误判。中美如果能够避免战略误判，保持必要沟通与克制，那么即使竞争长期存在，双方仍有可能维持一种“斗而不破、长期竞合”的格局，并发挥“双领导体制”的引领作用。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5篇 万晓宏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冲突一直持续到4月8日才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宣布停火，并在伊斯兰堡举行双边谈判。但由于美伊双方在关键的浓缩铀存废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互不相让，加上彼此长期敌视，严重缺乏信任，因此要在短期内达成协议非常困难。如何理解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破坏的冲突？笔者以为首先要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做出判断。 4月7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1 这是一场战争，而不只是冲突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将战争的定义界定为死亡超过1000名军事人员的武装冲突。截止2026年4月初，据美国和伊朗政府发布的数据，在美国针对伊朗展开的“史诗愤怒行动”中，美军有13人死亡，365人受伤，其中陆军247人伤、海军63人伤、空军36人伤、海军陆战队19人伤；伊朗军民至少有1900-22800人死伤；以色列有20人死亡、6833人受伤；黎巴嫩有1100多人死亡。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而不只是冲突。 2 这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而不是美方所谓的“史诗愤怒行动” 无论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还是根据美西方确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都是一场侵略战争。如果根据我们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那更是一场侵略战争。另外，这场战争也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授权，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没有任何合法性。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略，而不是美国自己所称的“史诗愤怒行动”。 4月7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3 中美：领导力退潮下的战略试探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视角来观察，这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是发生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 4 这是一场影响全球的地区性战争，而不只是美以-伊三国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参与国家不仅有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还有支持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因此这不只是美以-伊三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东地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对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重大破坏，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停止，将不仅造成目前的全球能源危机，拖延下去很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不能排除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图片来源于网络 5 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行动 2月28日，美军突袭并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50多名高官。这种在国际谈判期间突袭并击杀对方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群体的行为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国际法有这样的授权。笔者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行动，不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且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破坏，也违背国际道义，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6篇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评论员 伴随百年变局、全球动荡，俄乌、中东、美洲（委内瑞拉以及古巴等）不断生战生乱，确实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战争形态。直观的技战术方面，相对于技术上一些似乎“超前型”的如AI和无人机的运用，借用大数据等进行各类规划和操作等，战术上却出现了“倒退型”的各种勒索性恐吓、欺诈性不宣而战、“偷袭、暗杀式斩首”等各种不要脸、无底线的流氓操作，好在主要战争发起国的优势似乎并没有那么强悍，以为会“闪电式完胜”的俄乌之战打了四年多还在僵持不下，美国在伊朗现在也是身陷窘境，进退维谷，近日美俄最高司令官都到“以和为贵”的中国访问，似乎殊途同归地表达了停战的意愿并确有行动，使我们可以有空闲做一点“总结式”的文章了。 我之所以想到“战争启示录”这种略显空泛的标题，主要是我觉得这几年美俄主打的这些仗，无论是战争目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或经济目的等）、战略构筑包括战役安排以及技战术运用等，都是“乏善可陈”。在四年前俄乌开打当天，我就说过：“俄乌无义战，战争无赢家”，后来中东直至今天伊朗的战事，也基本适用这个说法，用中国政府的话来说，“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战争”。我觉得应该更明确地说，这些战争不仅是“不该发生的战争”，而且都是政治、军事包括道德水平很低、今后在世界军事史中只能作为负面案例、用批评的方式予以记载的战争，几乎所有交战方都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四个错误估计”：第一是他们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第二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而且被定位为对手的有些本来是可以谈判、协调的对象，基本定位就先错了）；第三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朋友的态度；第四是错误估计了今天所处的时代。前几天是5月9日俄乌二战胜利日，俄乌短期停火，美伊也正好都想达成协议，我当时就建议各方抓住机会，实现“双停一转”（“双停”是指乌克兰和中东战场同时停火，“一转”是指两个战场都由军事厮杀转向政治解决方向）。可惜这个机会又“错”过了。美俄这两个靠战争起家、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核大国，面对乌克兰和伊朗这两个对手，打又打不赢，退又退不出，处于“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困境。 这种局面使我们得到了哪些“战争启示录”呢？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活动。 第一个启示，虽然现在是百年变局，变乱交织，天下并不太平，但是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时代，霸权思维和丛林法则无论借助怎样强大的军事优势，也很难通过战争获取超额利益，如果不自量力地冒险投机，反而会自取其辱。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种“慎战”、“不战”的理念，在今天的乱世间，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得重要。 第二个启示，最近这些冲突尤其是最近全球瞩目的霍尔姆茨海峡的争斗，表现出今天世界已经形成了主要大国以及冲突相关各方“力量相对均衡、利益紧密依存和风险高度共有”的微妙格局。我们以霍尔姆茨海峡的争斗为例，所谓“力量相对均衡”，是指美以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打了两个多月，并没有在霍尔姆茨海峡这个伊朗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占了多大的便宜，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里像伊朗的“井冈山”，双方目前这种相互封锁，其实是形成了一种“相对均衡的僵局”，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也可以看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谓“利益的紧密依存”，是指霍尔姆茨海峡的现实表明，冷战后全球一体化格局的构建，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相互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这是一个已经成形的“超稳定结构”。过去那种零和式的对抗游戏，已经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关系取代了。霍尔姆茨海峡这个案例是冷战后30多年来极为重要的一个表征。这不仅是能源和经济利益共同体，而且是发展与和平的共同体，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心知肚明。 所谓“风险的高度共有”，是指目前霍尔姆茨海峡的危机，几乎已经伤害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伊朗受害自不待言，这里本来就是伊朗的生命线。而就美国来说，仅汽油价格就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现在这种折腾式的暴涨，不仅推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还会引发全局性的多种危机，这无疑是特朗普的噩耗，中期选举的结果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正是这种“力量相对均衡、利益紧密依存和风险高度共有”的“三位一体”框架，使今天两个战场都呈现了“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僵持局面，制约了美俄等强权军事冒险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个启示，最近在各方都想停火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难解难分”的困难局面。本来，解铃还需系铃人，但在美俄这两个“系铃人”希望解铃时，冲突似乎并没有顺畅地走向结束。这表明，战争一旦发起，就有它自身的恶性循环规律，并非是谁想停就可以马上停下来。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俄乌冲突的态度，调整了全盘敌视俄罗斯的战略，但是并没有使俄乌战场马上走向停火，矛盾反而还有些加剧。现在美国在伊朗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特朗普本想打一下就退出，哪怕是像阿富汗那样狼狈退场，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他很难轻易脱身。中东矛盾的复杂和伊朗等各国的韧性，更是头脑简单的特朗普难以应付的。可见，无论什么样的强权，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都不可轻易言战，不可轻易冒险，不然的话，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很难给自己找到下台收场的机会。 第四个启示，去年正好是二战胜利80周年，美苏是二战胜利的主要力量，但今天，这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包括英法）却陷入了自己挖好的战争泥坑。这说明，任何国家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选择时，都要随时、经常性地温故知新，“警钟长鸣”，好在今天美俄关系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中美也决意要共同构建“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中俄关系又正值历史最好的状态之中。最近，美俄高层都和中国互动频密，这当然是它们都看重中国比较好地汲取了二战等的经验教训，妥善地坚持了“以和为贵”的基本国策，成功地落实了“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主张，并且以成熟、善意、具有包容力的态度，就各类战事纠纷积极斡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践正在告诉美俄和各国，中国坚持的“和为贵，忍为高，谈为上，信为先”是应该成为所有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和解决各类纠纷的必由之路。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9日，美国无人驾驶船首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图源：视觉中国 总之，几年来人类付出重大牺牲的两场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和平，要稳定，要和解，这就是我总结的战争启示录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和平”，其实所有纠纷各方都有自己的各种说辞、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坚持“不诉诸武力冲突”、维护和平的底线。 第二个是“稳定”，各方之间不仅只是维系“不冲突”的局面，而且还应该达成一种合作共赢的积极稳定，而不是那种恐怖平衡的消极稳定，这次中美要构建的“建设性稳定关系”，就是这样的目标。 第三个是“和解”。战后8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人类今天又踏入了战争与冲突的泥坑呢？我认为，其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二战胜利之后，或者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虽基本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与均衡，但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心灵的和解。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制度规则的建构等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旧有的丛林法则，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重新瓜分势力范围（领土等）导致战争的规律作用，常常是强权、霸权或者“恐怖平衡”等维系着脆弱的和平。因此，我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人类要维护和平，就必须真正“走向和解”，也就是要根除战争的根源。今天，中美俄正在带动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学费”不会白交，世界应该有新的未来。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3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大约十年前，有一中学生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全境断连》，假设未来月球人类对地球人类发起战争。月球方悄悄在地球轨道上布下了十八颗干扰卫星，切断了地球所有的网络连接。结果地球军武器无法获得授权，地球成为“不设防星球”。 这个故事指向一个近未来乃至当下的问题，AI发展，衡量国家实力，要看其在断掉全球网络之后，整个国家安全，社会生活系统是否可以继续运转。 未来的冲突，“断连”不再是简单的无法上网，更常见的可能是AI系统自我怀疑，主动断开连接，或者不同系统之间互不信任，彼此停止交换数据。此外，算力供应链被掐断，时间同步受到干扰，系统逻辑分崩离析。未来战争的现实是，网还在，算力还在，但整个系统已经陷入内耗式的瘫痪。 从国家韧性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将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类是“堡垒型国家”，冗余够厚，极端打击下能降级运行，甚至反过来利用断网状态形成优势。另一类是所谓AI发达国家，这种“精密型国家”，极致的效率就是它最大的软肋。 《全境断连》预示未来的霸权竞争之一，将围绕AI系统韧性展开。事实上，未来战争竞争已经开始，当下中东战争已显现未来战争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