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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11篇 任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教授 先看现象。2026年3月，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访问华盛顿。当她看到站在白宫外迎候的特朗普时，显得非常兴奋，要与特朗普拥抱，但因为个子矮，看起来就像是一下扑到了特总的怀里。 | 图片源于网络。 今（2026）年5月，特朗普到访北京，习近平主席为他的到访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习主席不卑不亢，举止得体，显示了泱泱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稍后，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来北京，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完全一致。 从去年到今年，特朗普总统不止一次再提“G2”，凸显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国对此G2提法，仍然持谨慎态度，仍然没有接，因为中方不想给其他国家造成中美“共管”世界的印象。但美、中两巨头在世界上发挥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只能面对现实，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寻找自己的位置。日美之间是同盟，日本在战略上以这一同盟为基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会变化，同时它必须面对中国日益强大这一现实，必须逐渐适应。它仍然处在这种调适的过程中。这一调适一定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但对日本来说又是一道“必答题”。 至于中日何时才能够走出自去年11月以来出现的僵冷局面，一个观察指标可能是今年11月当高市早苗首相来华出席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是不是将举行会谈。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12篇 段瑞聪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最大敏感议题，已经逐渐由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转向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不仅涉及国家统一，更被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具有不容妥协的政治象征意义与领土主权属性。因此，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几乎不存在战略退让空间。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与台湾的安全、经济及政治联系，从安保文件到政界发言，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为代表的相关论述，在日本保守政治圈与安全政策讨论中逐渐增多。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湾问题正在演变为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稳定的关键变量。 日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台湾问题，其背后存在深层的安全保障逻辑。这种逻辑并非近年来才出现，而是近代以来日本长期存在的一种“生命线”安全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作为资源匮乏且高度依赖海洋贸易的岛国，始终对外部环境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工业化与对外扩张过程中，日本战略界逐渐演化出明治时期山县有朋所主张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思维，认为只有确保周边海域、海上交通线以及战略缓冲地带的安全，国家生存与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从朝鲜半岛到台湾，都被日本视为事关国家安危的关键区域。这种“生命线”意识后来又与帝国主义扩张及军部势力的膨胀相结合，推动日本不断扩大对外战略空间，并最终走向战争。 | 图片源于新浪网。  今天，日本重新高度关注台湾问题，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这种历史性“生命线”安全观在新时代国际环境下的延续。对于日本而言，台湾被视为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并与日本海上交通线及南西诸岛防卫体系密切相关。尤其在日本战略界看来，一旦台海局势发生剧烈动荡，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安全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日本战略界内部逐渐形成一种带有“国家安全危机”色彩的认知。这种认知也推动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安保协作，并在安全与战略层面不断提高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当然，日本安全认知的变化，也与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密切相关。不过，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应深度介入台海问题，其实仍存在不同声音，尤其经济界和部分民众对于中日关系恶化抱有较强忧虑。 然而，中日双方对台湾问题的认知逻辑存在根本差异，这也使双方极易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日本认为自身是在维护区域安全与战略平衡，而中国则认为日本正在突破“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干涉中国内政。尤其考虑到近代历史记忆，中国社会对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往往高度敏感。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在强烈的防范心理驱动下，越来越担忧中国“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在这种相互不信任持续累积的情况下，如果日本继续强化对台介入，中日之间便存在因误判、军事摩擦或危机升级而走向武力冲突的风险。 因此，台湾问题正在成为决定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从更深层次来看，中日围绕台湾问题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短期外交摩擦，而是两种国家安全观、两种历史记忆以及两套地缘战略逻辑之间的深层碰撞。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地区军备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台湾问题演变为中日关系全面对抗的引爆点，将成为未来东亚国际政治面临的重要课题。 要打破这种“安全困境”，短期内指望任何一方改变核心安全观是不现实的。未来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双方能否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这包括建立足够有效的军事热线与海空联络机制，并在经贸领域保留必要的底线合作，从而避免在危机升级过程中因误判而导致军事冲突。这不仅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治智慧，也直接决定了东亚未来的和平与繁荣。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9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9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中美进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后，东亚并没有因此自动进入更稳定的状态。恰恰相反，对日本而言，中美关系的降温可能反而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安：如果中美继续全面对抗，日本可以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美国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前沿盟友；但如果中美开始管控竞争、重建沟通、形成某种有限稳定，日本则会担心自己在台海、东海、军备部署、供应链和区域安全议题上，被美国“稳定大局”的需要边缘化。 这种状态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脆弱性再平衡（Vulnerability Rebalancing）。所谓“脆弱性再平衡”，指的是在大国关系变化导致第三方暴露度上升、依赖风险加剧、安全承诺变得不确定时，较脆弱的一方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拓展伙伴网络、降低单一依赖、强化制度和军事选项，来重新调整自身所处的不对称脆弱性结构。它并不是简单的“选边站”，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冲”，而是在夹缝中主动寻找可承受的安全位置。 这个概念与互赖脆弱性结构(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 或RVI)的概念直接相关。当两个大国之间的脆弱性较为对等时，彼此都能伤害对方，也都承受不起无限升级，便可能形成某种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或MAED）。这种相持未必意味着友好，也未必意味着信任，但它能使双方在冲突成本面前产生克制。中美之间当前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种对等脆弱性的现实之上：美国离不开中国在市场、制造、供应链和关键物资上的作用，中国也无法完全脱离美国金融、技术、消费市场等。双方不一定喜欢对方，但双方都知道失控升级的代价。 然而，日本面对的不是这种对等脆弱性。日本不是中美博弈中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一个高度发达、技术先进、军事能力正在上升，但安全上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地缘上又直接面对中国的第三方国家。它对美国有安全依赖，对中国有经济牵连，在台海、东海有地缘焦虑，对朝鲜有直接安全压力，对俄罗斯也有北方不确定性。换言之，日本处在多重脆弱性的交汇点上。中美之间如果失控对抗，日本可能被卷入；中美之间如果达成稳定，日本又可能被交易、被边缘化或被迫接受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节奏。这种不对称脆弱性，正是日本推动“脆弱性再平衡”的根源。 特朗普此次访华的安排，很能说明日本为何不安。以往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往往会把日本、韩国等盟友国家纳入同一次亚洲行程，把中国作为其中一站。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外交礼节，更是战略信号。美国总统可以在访华前后与盟友提前沟通涉华议题，安抚盟友情绪，同时也向中国表明，美国在亚洲不是单独与中国谈判，而是带着盟友体系进入对华互动。这样一来，日本和韩国的地位被抬高，中国的重要性则被放在更大的美国亚洲战略框架之中。 但这一次，特朗普选择专程访问中国，没有顺访日本、韩国等主要盟友。这一安排在东京看来无疑十分刺眼。它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日本，但它传递出一个微妙信号：在特朗普眼中，中美大国交易本身已经足够重要，不一定需要通过日本和韩国来包装或平衡。高市早苗在特朗普还在回程飞机上时就急于与其通话，正说明她对美日关系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背景下是否会被稀释格外敏感。特朗普当然会继续重申美日同盟“坚如磐石”，但在日本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还说支持日本，而是美国是否会在关键时刻为了更大的中美稳定而调整对日本、台海和东海议题的承诺强度。 （来源：共同社） 这就是脆弱性再平衡的第一层逻辑：当保护者的承诺变得不确定，被保护者就会试图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日本的反应因此不是简单地“追随美国”，而是更加主动地把自己塑造成印太安全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它要让美国看到，日本不是美国在亚洲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美国如果想维持印太影响力就必须倚重的核心支点。它也要让区域国家看到，日本正在从战后长期自我约束的“和平国家”，转向一个更主动、更外向、更有军事与制度工具的“安全国家”。 近年来日本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推进反击能力建设、放宽防卫出口规则、强化与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合作，都是这种脆弱性再平衡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日本放宽防卫出口限制，使战舰、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标志着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日本不再满足于只做美国安全伞下的经济强国，而是希望通过军工能力、技术能力、装备输出和伙伴网络，把自身变成区域安全秩序的积极塑造者。 台湾问题则是日本脆弱性再平衡中最敏感、也最危险的部分。高市早苗此前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涉及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表态，实际上是在把台海危机与日本安全法制、集体自卫权和美日同盟义务更直接地挂钩。对日本而言，这种表态的目的在于提升威慑，防止中国大陆认为日本会在台海危机中保持低调；但对中国而言，这等于日本进一步插手台湾问题，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因此，这一表态立即加剧了中日关系紧张。 从脆弱性再平衡的角度看，日本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高调，是因为它认为台海局势一旦发生剧烈变化，日本的安全环境也会被根本改写。日本不愿被动等待美国在危机中决定日本的角色，也不愿让中国认为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没有意志和能力介入。因此，日本通过提前表态来改变预期、增加自身筹码。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在提高日本安全存在感的同时，也可能显著提高误判风险。日本越想降低自身脆弱性，中国越可能把日本视为台海方向的更直接威胁；中国越加强反制，日本的不安全感又会进一步上升。脆弱性再平衡由此可能陷入安全困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了七国集团及其合作伙伴的会议。来源：The Japan Times） 日本和菲律宾围绕海上划界展开讨论，也可以放在同一逻辑下理解。表面上看，日菲之间的海上划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和海洋事务问题；但放在当前印太格局中，它显然具有更深的战略含义。日本面对东海和台海方向的压力，菲律宾面对南海方向的压力，两国都处在美国印太同盟和伙伴网络之中。日菲靠近，意味着台湾以南、巴士海峡、菲律宾海和南海北部一带的安全网络进一步被编织起来。北京随后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海警巡航，正说明北京也把日菲互动视为对台湾周边战略空间的挤压。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域结构：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撞可能因为脆弱性的对等（RVI）而受到一定约束，但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却因为脆弱性不对等而被激活。日本如此，加拿大、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甚至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也都有类似逻辑。它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大国靠不住，或者大国之间的交易会牺牲自己，那么自己该如何重新获得安全空间？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表述，恰好点出了这一时代情绪。他强调，中等强国必须行动起来，因为如果自己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他还提出，不同议题需要不同联盟，也就是通过“可变几何”的方式，围绕贸易、投资、能源、关键矿产、技术和安全建立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伙伴网络。卡尼讲的是加拿大，但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日本等其他中等第三方国家。对这些第三方国家而言，旧的规则基础秩序已经不再足以提供稳定保护，单一依赖美国也越来越难以令人安心；因此，它们必须在大国之间建立更多连接、更多能力和更多备选方案。 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普通中等强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不结盟国家。它是美国最重要的亚洲盟友之一，同时又是中国周边最关键的发达国家之一。它不能真正脱离美国，也不可能与中国完全切断经济和地缘联系。正因为如此，日本的脆弱性再平衡更容易表现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更依赖美日同盟，另一方面又更担心美国的交易式安全承诺；一方面更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另一方面又试图提升自身的独立战略价值；一方面强调和平国家身份，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动军费增长、武器出口和安全法制调整。 美国在日本脆弱性再平衡中的态度也并不简单。美国当然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对华盛顿而言，一个愿意增加军费、协助美国部署、支持印太战略、在台湾和南海方向配合美国的日本，可以减轻美国战略负担。尤其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分裂、财政压力上升、全球战略摊子过大的情况下，日本越主动，美国越省力。 但美国并不希望日本真正实现完全战略自主。美国欢迎日本扩军，却未必欢迎日本发展独立核威慑；美国支持日本牵制中国，却未必希望日本过度刺激中日冲突；美国鼓励日本参与日菲、美日菲、美日韩等小多边机制，却仍然希望最终战略节奏由华盛顿掌握。特朗普式外交尤其会放大这种矛盾。他既要求盟友多出钱、多承担责任、多购买美国装备，又不一定愿意在每一次区域摩擦中为盟友承担无限风险。这种交易式同盟观，恰恰是日本推动脆弱性再平衡的重要原因。 （来源：日本外务省） 因此，日本并不是简单“一头扎向美国”。更准确地说，日本是在美国承诺不确定、中国压力上升、中美又可能形成战略稳定的背景下，主动为自己重新寻找位置。它强化美日同盟，是为了继续获得美国保护；它推进日菲、日韩、美日菲、美日韩等小多边合作，是为了避免把所有安全筹码压在华盛顿一个篮子里；它提高防卫预算、放宽防卫出口、讨论反击能力甚至核共享，是为了增加自身能力；它在台湾问题上更高调，是为了让自己在台海危机中不被动等待他人决定命运。这些看似分散的动作，实际上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降低自身在大国关系变化中的暴露度。 对中国而言，理解日本的脆弱性再平衡非常重要。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确实包含危险因素，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日本不断提高介入姿态，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紧张。但如果只把日本的所有动作都归结为“军国主义复活”，也可能低估其背后的安全困境逻辑。日本的强硬既来自国内右倾政治，也来自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更来自对美国是否可靠的疑虑。换言之，日本不是在一个确定的美国保护体系下单纯挑衅中国，而是在一个美国承诺变得更交易化、中美关系又可能绕开日本达成稳定的环境中，试图通过自我强化来降低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当接受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界表态，也不意味着日本扩军和武器出口没有风险。恰恰相反，脆弱性再平衡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它可能把防御性焦虑转化为进攻性姿态。日本认为自己是在自保，中国可能认为日本是在围堵；日本认为自己是在提高威慑，中国可能认为日本是在介入中国核心利益；日本认为自己是在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美国则可能认为日本仍需服从美国的战略节奏。各方都认为自己是在降低脆弱性，结果却可能共同推高区域风险。 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很可能会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在政治上，它会继续推动修宪讨论和安全叙事转向；在军事上，它会继续提高防卫开支、发展反击能力和强化西南诸岛部署；在外交上，它会继续深化日菲、日韩、美日菲、美日韩等小多边机制；在产业上，它会继续推动防卫出口和军工体系扩展；在台湾问题上，它则会保持更明确、更高调的介入姿态。日本未必会一下子突破所有战后限制，但它正在一步步重新定义这些限制。 这也说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真正考验，不只在中美两国之间。如果中美稳定只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暂时降温，却不能有效管理盟友、伙伴和周边议题的外溢效应，那么东亚安全压力不会真正下降，只会换一种形式积累。中美之间因为互赖脆弱性较为对等，可能形成某种 MAED 式的克制；但日本这样的第三方因为脆弱性不对等，反而会进入更强烈的再平衡冲动。于是，中美之间的护栏越清晰，日本越担心自己被护栏外的安排牺牲；日本越主动自保，中国越认为日本在制造新的威胁。 说到底，中美降温并不必然带来日本安心。恰恰相反，当美国可能为了对华稳定而调整节奏，中国仍然持续增强地区影响力，日本又不愿在大国交易中被边缘化时，东京的焦虑只会进一步上升。日本当前的安全转向，既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是对美国不确定性的反应；既是追随美国，也是防止被美国抛在身后；既是自保，也是对区域秩序的重新塑造。用“脆弱性再平衡”来理解日本，就能看到它并非只是被动夹在中美之间，而是在夹缝中主动改变自己的能力、伙伴和位置。东亚的风险也正在这里：当每一方都试图降低自己的脆弱性时，整个地区的脆弱性反而可能被重新放大。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0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9篇 王熙萍 前上智大学、日本大学教师 据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已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表述不仅无视历史事实，更试图推翻二战后的国际定论，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公开试探“自主拥核”的可能性。现任政府甚至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实质上是在为“核武装”打开法理突破口。必须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告终，《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均严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绝不允许日本研发或拥有核武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决不能让日本右翼势力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 当前，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推进军事扩张，其态势正从量变走向质变。 一、防卫预算连创新高， 战略目标提前实现 2025年11月底，日本政府批准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使当年防卫费合计约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GDP 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更超过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从2022财年的5.4万亿日元到2026财年，仅四年时间，防卫费便激增3.6万亿日元。 二、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 突破战后体制束缚 日本计划在2026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重点方向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集中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等进攻性武器、修改“无核三原则”、为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其核心意图，是彻底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 （2026年4月27日，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专家会议召开首次会议，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发言。来源：共同社） 三、推动多边军事合作， 构建对华包围圈 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组成的“小四方”机制正在浮出水面。菲律宾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以往印度的角色，形成一个更突出“硬安全”属性的新圈子。在拉拢中美之外的“第三方”方面，日本近期动作尤为密集。 日菲军事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温： · 2026年4月，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共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 · 演习期间，日本在菲律宾本土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 4月下旬，日本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随后日菲即开始磋商二手护卫舰出口事宜； · 5月底，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日，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 （来源：共同社） 日澳军事关系同样取得快速突破。2013年，日澳签订情报互换协定；2023年，双方签订《互惠准入协定》，允许相互在对方领土驻扎军队。今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了大额军购合同，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售11艘“最上”级护卫舰。这意味着日澳关系正从准军事同盟快速迈向实质性的军事同盟，也表明日本处心积虑试图将澳大利亚绑上未来可能爆发的中日冲突乃至台海冲突的战车。 此外，日韩已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推进与韩国的首脑“穿梭外交”。据报道，高市计划于2026年7月访问印度，试图将安保合作模式复制到印度。日本还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向多国提供武器装备和技术，企图在地理上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四、推动新型作战方式， 谋求长期作战能力 白皮书专门设立“新型作战方式”一章，提出加大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并提升长期作战能力。这同样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方向的危险信号。所有这些“拉帮结派”的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在打造军事小圈子，严重扰乱地区和平稳定。 五、战略转型面临多重掣肘， 但危险趋势不容忽视 应当承认，日本正处于战后以来最重大的战略转型期。在安全领域，日本试图突破“专守防卫”框架，获取进攻型军事能力乃至核能力；在外交领域，日本希望通过升级日美同盟、拉拢菲律宾等第三方国家，在对华博弈中获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性。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实质性准备。据央视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野战医院向九州、本州地区转运伤员的医疗后送体制。位于冲绳县的那霸自卫队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从50张增至200张。这一动向表明，日本正试图使自卫队具备随时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其突破“专守防卫”的危险意图昭然若揭。 然而，这一转型面临三重深刻掣肘：一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大幅增加防卫费必然挤压民生支出，国内支持基础并不稳固；二是日本与中国之间深厚的经贸联系难以完全切割；三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使日本对美依赖的战略风险显著上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能否真正走向“军事大国化”的路径，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结语 尽管如此，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军事扩张、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战后体制的种种动向，已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7篇 林晓光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日本学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9日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抵达韩国，乘坐政府专机抵达韩国东南部的大邱，然后经陆路前往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家乡庆尚北道安东。两国首脑会谈后举行了晚宴及友好交流活动。高市今年1月在家乡奈良接待了李在明并举行会谈，此次回访韩即两国首脑互访“穿梭外交”的一环，韩方待以国宾级规格，旨在体现日韩关系的改善趋势。 一、经济能源成主题 5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韩国，和李在明总统在安东进行会谈。此次韩日峰会是自李在明就任总理以来的第六次会晤，是七个月之内的第四次面对面会谈，也是今年在“穿梭外交”框架下的第二次会晤，频率之高刷新了近十年的韩日关系互动记录。会谈包括小范围会议在内持续了约1小时40分钟。 双方一致认为，频繁会晤和故乡互访体现了两国间的互信，以及从首都扩展至地方的政治合作与经济联系。双方商定继续开展首脑互访的“穿梭外交”，随后发表了汇总会谈成果的联合文件。这种高频互动促进互信，有助于双边关系修复，合作制度化，以及未来的战略合作。 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就能源和供应链达成了共识，同意加强液化天然气（LNG）/原油的贸易合作，推进供应链互换交易和信息共享。据韩国能源经济研究院的统计，韩国2025年进口LNG中约23%来自日本，过去两年原油贸易增长了15%，能源供应对日倚重比例上升，日本则乐见能源市场的扩大和稳固。这既有经济互惠也是战略考虑，尤其是国际能源价格变动、市场不稳定时，有助于双方互补互利。 尽管有长期的历史争端，但韩日近来都更加重视拥有共同利益的经济安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合作以及区域稳定等议题。高市在联合记者发布会上强调：“在全世界日益不稳定的形势下，日韩首脑密切沟通具有重大意义。”李在明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日韩合作以应对供应链不稳定。 鉴于中东局势不稳定，日韩两国讨论了从中东到印太的严峻战略环境，一致同意加强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液化天然气（LNG）相互融通在内的能源安全保障，确认为实现能源稳定采购、加强石油相关产品的供应链而携手合作，以实现印太地区石油储备等能源供应稳定。 5月19日，韩日首脑会谈后在安东联合举行记者会。李在明表示：“近期中东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和能源市场不稳定，进一步突显两国密切合作的必要性。”高市表示，双方启动了一项双边倡议，加强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和韧性，增加印太地区的储备，通过原油/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的互换交易等措施评估能源安全。 日本为支持亚洲各国确保原油供应稳定，提出了总额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POWERR Asia”，日韩将在这一框架下达成能源合作具体化。双方同意创设商讨具体措施的“产业与通商政策对话”，就亚洲的原油稳定商讨了具体措施，同意扩大液化天然气（LNG）和原油供应的合作，包括能源储备和石油产品互换安排，并发布关于能源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文件。 日韩都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石油运输绕不开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能源通道受阻都不免受到冲击，双方商定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而努力。一致同意积极推进稀土合作，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商讨了在人工智能（AI）及太空领域的相互协调。韩日将参与由英国和法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国际会议，以及为保障通航自由和安全的各项国际决议。 韩国高度评价两国合作的良好发展势头。 据韩联社，总统李在明在首脑会谈开场白中表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激荡，友邦之间的合作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列举了协助困在中东的两国公民撤回、韩国总理金民锡出席高市首相主导的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峰会，以及国会议长禹元植访日签署供应链伙伴关系、日本“长生煤矿”遇难者遗骸联合鉴定项目等双边合作成果。 图片源自联合早报。 二、歌舞宴会秀亲密 韩日两国领导人在安东出席了以韩日料理为主的宴会，欣赏了钢琴演奏会、传统河畔烟火表演和盘索里歌舞表演。高市早苗向李在明赠送了福井县鲭江市的眼镜镜框，在李在明为试戴而摘下心爱的眼镜时，高市随即“借戴”。高市表示下一次日韩首脑会谈考虑在韩国颇有人气的日本温泉胜地举行，“下次或许可以在温泉举行。请让我满怀期待地考虑。希望邀请一同前往景色优美的地方。” 李在明表示，今年1月我访问了高市首相的故乡奈良县，而今天在我的故乡安东迎接高市首相，短短4个月之内互访彼此故乡，凸显两国首脑“穿梭外交”。他说，韩日关系面向未来不断前行，在共渡危机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互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只要不拘泥于惯例，增进相互理解和交流，就能酝酿划时代的务实合作方案。高市早苗强调“两国在维护印太地区稳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十分重要”。 5月19日，李在明在安东市一家酒店门口迎接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高市的座车抵达时，李在明笑容满面鼓掌相迎并问候道：“一路奔波来到这座乡间小城，辛苦了，我从昨晚就开始盼着您的到来。”日韩媒体说，这是对今年1月李在明访问高市故乡奈良时受到“破格接待”的回礼。高市早苗一边道谢一边称赞欢迎乐队和仪仗队的现场表演“非常精彩”。 高市早苗非常喜欢蓝色，在就任首相/访美/国会讲话等重大场合经常身穿蓝色服装。李在明为此特意佩戴了天蓝色领带，韩方解释说，这一细节“蕴含着对高市首相的尊重与信任”。高市走进会场时先向日本国旗微微颔首，又向韩国国旗鞠躬。李在明的开场白说：“今年1月我访问首相的故乡奈良时，受到了格外盛情的款待。今天能在我出生成长的安东接待首相，深感意义非凡，也倍感荣幸。” “高市首相就任以来，我们已经四次会面，真实地展现了韩日穿梭外交的面貌。” 会谈结束后，两人到一个小酒馆“乐古斋”共进晚餐，菜单有鸡肉料理、韩牛烤排，以及安东大米饭。李在明介绍说，考虑到高市首相不擅辣食，特意吩咐厨房备菜时免了辣椒粉。两人交谈气氛轻松，高市早苗说：“因为明天有国会议程，我为要不要喝酒而纠结了一番。” 李在明随即打趣道：“要不要我拨个电话，安排您多留一天？” 晚宴后，高市早苗赠给李在明一副日本福井县鲭江市制造的眼镜，李在明当场试戴，高市随即拿起后者的眼镜戴上。日本内阁广报室在X上发布了二人同框的合影照片。李在明向高市赠送安东传承的木雕“河回面具”。接着二人到室外，共同欣赏旅日韩裔钢琴家梁邦彦的演出，在一处渡口附近观看韩国传统焰火表演。 安东的传统“面具剧”由9个种类构成，象征着和谐共处，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韩国总统府称：“面具蕴含着祝愿日韩两国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的寓意”。 图为赠送眼镜的高市首相正借李总统戴过的眼镜拍照留念。 三、安保合作欲何求 安全问题也是韩日首脑会谈的议题。除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之外，李在明确认韩美日安全联动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重申加强与美国的三方安全协调合作，以应对朝鲜问题等共同挑战和地区紧张局势，既讨论风险也明确了合作边界。李在明表示，双边安全对话升级为副部长级标志着防务对话制度化的实质性进展。 朝核与导弹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话题。两国强调要在日韩/日美韩的复合框架下，日美韩三国紧密合作应对。李在明表示，半岛稳定需要“务实连续且可预测”的合作。高市早苗回应，历史问题不能阻碍面对安全挑战的联合行动。日韩承认历史议题的摩擦，但都不想拖累现实战略利益，能否维持这一微妙的平衡，是对两国关系的最大考验。 高市就立即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再次寻求理解。李在明欢迎启动对日本山口县长生煤矿发现的遗骨进行DNA鉴定的项目（战时有大量朝鲜人在该煤矿遇难）。对于历史遗留问题，通过人道主义的具体合作，缓解感情摩擦问题，争取民众理解，给外交折冲一个温暖人性的切入点。 据《朝日新闻》，日韩防务合作更复杂分歧更多。日本既担心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中东或其他方向，甚至抽调驻日美军导致亚洲安全真空；也想趁机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话语权。日方有意与韩国合作构建“没有美国”的区域安全网络，希望推动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强化战略合作，但韩国国防部并不积极，表示“目前不考虑签署”。 日本谋求更为深入广泛的安保战略配合，迫切希望深化日韩军事安全关系，进而发展为机制化的美日韩三边同盟。韩国更注重外交自主的回旋空间，虽然担心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但最大的安全关切仍在朝鲜半岛，既不愿被卷入阵营对抗，也警惕日本借安全合作介入半岛事务。韩国虽希望加入美日安全框架，但仍试图保留一定的自主性，李在明发言依旧强调“韩中日相互合作”。 总之，韩日首脑穿梭外交是在用实际行动定义双边合作的框架和方向，包括能源和供应链协作，地区安全联动，人道主义行动，每一次会晤都蕴含战略意图。韩国与美日安全合作是主动融入更广泛的区域性安全网络，日本借助高频次首脑互动开展地区多边外交以稳定主导权和扩大话语权。10月30日至11月1日，高市早苗将再访韩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与韩国领导人举行双边峰会。 高市是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家，上台后全面扩军，推动更为激进的扩张性防卫政策，修改和平宪法，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更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韩国属左翼的李在明曾经是强烈反日的“愤青”政治家，以激烈的绝食来反对前任尹锡悦的“媚日”政策，上任后却把韩日关系推向1965年恢复邦交以来最亲近的状态。 韩国对日政策，若朴正熙主要基于经济动因，李在明则是政治和安全的考量。1、同受朝核威胁的韩日，重大安全利益趋同；2、川普忽视盟友安全义务，迫使韩日抱团取暖；3、国际格局乃至东北亚局势的不确定性，致使日韩与周边国家关系面临相同的复杂局面。4、双方迫切需要加强合作，形成前所未有的“安全共同体”状态。 李在明和高市在外交活动中尽力摆脱公式外交，努力营造一种特殊的亲密气氛，为建立韩日特殊关系造势。两人都从基本利益出发，采取了促进韩日关系发展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使韩日关系或从“时好时坏”的周期性震荡入“战略性/制度化/可预测”的新阶段。至于是否会影响甚至改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和经济走向，尚有待观察？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8篇 高梓菁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期，高市早苗推动修宪的政治议程逐渐呈现出明确的时间规划与较强的紧迫性。2026年4月，高市在自民党大会上明确表示“修宪时机已经成熟”，并提出力争于2027年春季启动修宪程序。从议程设计来看，高市展现出较强的务实取向，倾向于优先推动政治阻力相对较小、社会接受度较高的议题，以此作为当前修宪进程的突破口。 首先，高市将“紧急事态条款”视为修宪的重要切入点。所谓紧急事态条款，是指国家在面临重大灾害、战争或其他突发危机时，为保障国家治理连续性而设立的特殊制度安排。2026年4月23日，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国会议员任期延长问题。根据日本现行制度，众议院可以解散并重新举行选举，而参议院则不存在解散机制。如果众议院解散后恰逢重大灾害等紧急事态，可能导致立法机关无法正常履职。基于这一考虑，自民党等政党主张通过修宪建立相应机制，以避免众议院出现权力真空，并在特殊情况下适度延长议员任期，约1年时间。然而，对于这一主张，政界和学界也存在审慎意见。根据现行宪法第54条，即便在众议院解散期间发生紧急情况，参议院仍可通过“紧急集会”机制行使一定的立法和预算决定权。因此，不少参议院议员认为现有制度已具备应对紧急情况的基本能力。 其二是赋予内阁紧急法令权。所谓紧急法令，是指在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特殊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支持者认为，在大规模灾害或其他重大危机发生时，常规立法程序可能难以及时应对现实需求，因此有必要赋予行政机关更高效的决策权限。然而，反对者特别是部分在野党担忧，此举可能导致行政权力过度扩张，并对公民自由和基本权利构成潜在影响，因此对此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 其次，“取消参议院合区制度”也被视为较具现实操作性的修宪议题。所谓“合区”，是指将人口较少的都道府县合并为一个选区，以缓解参议院选举中“一票价值差距”过大的问题。2016年参议院选举首次实施鸟取县与岛根县、德岛县与高知县的合区安排。对此，自民党议员中西祐介指出，合区实施后相关地区投票率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深入探讨宪法修正案，以确保建立一个地方声音不被压制的选举制度。”自民党和一些在野党认为有必要进行此类修正，而立宪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政党则坚持认为，应该通过审查选举制度而非修改宪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图片源自网络。 从策略层面看，上述议题兼具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相较于围绕宪法第9条展开的争议性讨论，这些议题更容易获得跨党派支持，也有助于逐步积累修宪共识。因此，高市试图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修宪进程，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宪法调整创造条件。 不过，高市的修宪构想仍面临多重制约因素。首先，执政阵营内部对于修宪方向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在宪法第9条问题上，自民党主张保留第二点“不保持战力”的现有框架，同时通过增设条文明确自卫队的存在；而日本维新会则主张删除第二点，并将自卫队改组为正式意义上的国防军。双方在修宪路径和目标设定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其次，修宪议程与当前社会关注重点之间存在一定错位。根据《日经新闻》与东京电视台于2026年4月实施的民调可知，尽管明确反对修宪的受访者比例并不高，但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修宪“不应设定明确期限”。与此同时，仅有11%的受访者将修宪视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更多民众关注的是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总体而言，高市正在尝试通过明确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推动修宪进程，并优先选择争议相对较小的议题作为突破口。然而，无论是执政联盟内部的路线分歧，还是社会舆论对修宪优先性的有限认同，都意味着其修宪目标在短期内仍将面临较大挑战。未来日本修宪进程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仍有赖于政治共识的进一步形成以及社会支持度的持续提升。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5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5篇 白智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新潟大学法学部 此前的今年年初的日本大选，已经过去一段时间。记得这次众议院选举落幕，包括自民党在内日本整体惊呼“不可能”——自民党获得有史以来最多议席，出现了被日本媒体称为自民党和高市“一强”的政治格局，大大改写了日本国内政治版图。 2026年2月8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中）将象征成功当选的红花贴在候选人名字上。新华社发 本来高市是在其内阁高支持率的时段，利用政治“窗口期”解散众议院而举行的大选，借高市东风自民党获胜应该没有悬念，不是人们一般说的“豪赌”。只是自民党获得席位过多，令有着中庸政治文化的日本社会有些不适应。左派力量则将此与走向战争的历史阴影相重叠，担心日本再次滑向老路。 左派担忧的应该是日本可能再现法西斯主义的思潮、运动、体制。实际上大选前的日本书店里，就把与特朗普和普京以及加沙等相关的地缘政治类书籍、自民党危机等国内政治类书籍、警示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图书摆放在了显著位置，由此可以部分观察得到日本知识界和社会的关注点。 疫情期间受出版社之托，与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一起翻译了已故日本政治学家山口定的《法西斯主义》（岩波书店，2006年版）一书。这本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名著最终未能出版，反观今天的世界发展变迁，感慨不矣。对照山口所言法西斯主义三要素即一体化、种族灭绝以及对外扩张，从当前出现的自民党超大化和保守政党宣扬“不要移民”的排外主义以及加强军备等发展大势来看，似乎日本左派的担忧不无道理。 不过，山口还在书中例举该书出版时期欧洲流行的排斥移民和右翼政党势力增大现象告诉我们，不宜轻易给这些现象贴上法西斯主义标签。这主要是因为其主流思想并非对外扩张获取领土，更多是保守自己当前的生活，具有较强内向性。山口定的著作已经出版多年，如果他还健在，不知道会怎样看待此次大选和现在的日本政治与社会。而《法西斯主义》一书反复提到的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要“一赌”战后日本民主化之“虚妄”，或许可以促进我们的思索——山口告诉我们，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成为世界潮流的那个时期，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和运动，而成熟的现代国家最终还是没有形成法西斯主义体制。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6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6篇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综合政策学部 教授 最近高市早苗遇到一个令其揪心的麻烦。据《周刊文春》报道，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期间，高市早苗阵营人员曾制作视频，攻击小泉进次郎、林芳正等党内竞争者。该事件仍在发酵，自2026年5月以来，日本媒体有关报道不断。这一报道让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数字民粹”是否已经悄然影响日本政治过程。 （左起）日本总务大臣林芳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回顾历史，在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田中角荣政治依靠建设业，农协以及地方利益网络分配资源维系支持。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政治依靠电视镜头直播，通过剧场型政治以及精悍纯熟的语言表达调动民意。21世纪20年代，高市早苗政治依赖社交媒体，通过打造情绪共同体为其政治提供能量。 数字民粹的特点，并不是简单利用网络，而是绕过传统政治组织，通过社交媒体直接激发支持者的情绪认同。我们知道，在社交媒体日益深入社会生活的时代，少数高度活跃的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反复转发与推荐，可能获得放大效应。这种传播本身并不是问题，因为支持者表达政治立场也是民主参与的一部分。但是，如果通过人为制造声量，让少数意见呈现为多数民意，就可能影响选民对真实社会意见的判断。但是，这种操作可能混淆选民认知，剥夺选民了解真相的权利，这对民主制度来说极其危险。 对于高市政治，人们更加关注的是选举信息真实性问题。例如是否利用假账号点赞支持，是否伪装普通民意或系统攻击竞争者。 关于周刊文春相关报道是否将终结高市的政治生命，我认为还有待观察。这主要取决两个因素，一是后续报道能否证明高市本人直接参与攻击党内同僚，另一是该报道是否会导致高市失去党内信任。

37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3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3篇 吴川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修宪的概率还不够大 我个人判断，日本修宪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真正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难度仍然很大。如果用概率来表达的话，那么：1.未来出现某种形式的修宪50%～70%，2.未来直接大幅修改第九条30%以下，3.未来以“追加条文”方式承认自卫队40%～60%。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出现了“政治右倾”和“安全政策右倾”，但还没有完全形成“宪法观右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些年的变化很多并不是通过修宪完成的。例如，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安保法制、防卫费提高到GDP 2%、拥有所谓“反击能力”、部署长程导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这些变化放在2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也就是说，日本已经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大幅改变了安全政策。因此，很多保守派开始发现“其实不修宪也能做很多事”，这反而削弱了一部分修宪的紧迫性。 图片源自网络 二、修改第九条真正的障碍不是国会，而是国民投票 根据日本宪法第96条，修宪有三条是必须的条件，缺一不可。这就是：1.众议院的三分之二通过，2.参议院的三分之二通过，3.国民投票过半。目前的情况是，国会的这道门槛实际上比过去低了。 自民党是长期主张修宪的。此外，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也都支持一定程度的修宪。因此在议会层面，修宪势力已经不像90年代那样孤立。根据我的观察，日本保守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保守派，比安倍晋三时期更加明确地主张修宪、强军和国家安全优先。高市已经多次公开推动修宪讨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卫队入宪”和“紧急事态条款”等议题。不过即便如此，高市还是意识到最容易通过的未必是第九条，而可能是“紧急事态条款”。因为这一议题更容易获得跨党派支持。 图片源自网络 然而，国民投票的门槛才是关键。虽然不少民调显示支持修宪的人增加了，支持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的人也增加了。但具体到宪法第九条，日本社会仍然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很多日本人同时持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应该加强国防”和“不要动和平宪法”，这恰恰是日本战后政治文化的特点。 三、关注改宪解释的话语变化 如果把时间拉长了看，过去推动修宪的理由主要是：战后体制问题、主权独立问题和美国占领的负遗产问题。而今天已经变成所谓的中国军力扩张、台海危机、朝鲜导弹、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特别是“台湾有事”的言论。这个问题过去在日本属于少数派话题，但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安全议题之一，在网络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主张拥核的极端言论。这些都会持续推动日本安全政策右移，但未必会立即推动日本宪法右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变化。 我认为日本最有可能出现的路径不是删除第九条，也不是正式建立所谓“国防军”，而是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宪法增加一句类似“自卫队作为保卫国家与国民的组织，其存在受宪法承认”，即安倍晚年提出的“加宪论”（保留宪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只是在后面增加一款）。第二阶段，加入紧急事态条款和灾害应对条款，这可能比修改第九条更容易实现。 从历史角度看，如果把战后80年的日本放在长时段观察，我反而认为日本最大的变化可能不是“修宪”，而是“第九条的解释权逐渐变化”。实际上，从1954年自卫队成立开始，第九条的解释就一直在扩展，从“个别自卫权”扩大到所谓“周边事态”，从“集体自卫权”扩大到“反击能力”，话术越来越巧妙，一路走到今天。因此，未来这几年最值得观察的也许不是“第九条会不会消失”，而是日本是否最终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正常国家”的身份转变。而这场变化，即使不修宪，也可能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37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4篇 日本政治外交篇第4篇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二战前夕，英法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纵容侵略野心为代价，短暂换取虚假和平，最终养虎为患、反噬自身，酿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世界大战。 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东亚局势暗流汹涌，日本正以“掏空家底”的决绝姿态疯狂扩军备战，彻底颠覆战后和平定位，加速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复活之路。 国际社会部分势力对日本的纵容、姑息与妥协，正在复刻当年张伯伦绥靖政策的致命短板，若任由这一态势蔓延，必将打破东亚百年安全格局，引发连锁性、颠覆性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灾难。 一、历史镜鉴：绥靖主义是催生战争的致命催化剂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蚕食周边，一步步突破国际秩序底线。彼时英国张伯伦政府秉持绥靖思维，秉持“避战求和”“祸水东引”的投机心态，对德国的军事扩张、领土侵略一再妥协退让。 从默许德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到纵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再到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无底线的绥靖彻底消解了国际规则的约束力，让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彻底失控。 图片源自网络。 绥靖政策的核心谬误，在于将姑息当作智慧，将妥协当作稳健，以短期和平假象掩盖长期战争危机。每一次退让都没有换来对手的收敛，反而让侵略者摸清了国际社会的底线，验证了“扩张无代价、违约无惩罚”的错误认知，进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进战争计划。 短短数年，局部侵略升级为全面战争，欧洲大陆深陷战火，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百年文明惨遭浩劫。历史早已定论：对侵略势力的纵容，从来不是和平的保障，而是战争的倒计时。 回望当下东亚，历史的警示无比清晰。二战后《和平宪法》曾牢牢束缚日本的军国主义枷锁，限定其“专守防卫”的和平定位。但多年来，部分域外大国和地区出于地缘博弈私利，对日本一次次突破红线的行为视而不见、默许、姑息和纵容，延续了绥靖主义的投机逻辑，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绝佳土壤。 二、现实危局：日本掏空家底扩军，新型军国主义全面破茧 相较于二战前德国循序渐进的军备扩张，当下日本的军事化转型更为激进、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其“掏空家底强军”的举措，标志着日本已彻底背弃和平国家承诺，新型军国主义从苗头隐患演变为现实威胁。 在军事投入上，日本突破战后军费禁忌，开启倾国扩军模式。日本2022年底修订新版“安保三文件”，彻底颠覆战后安全战略框架，明确放弃“专守防卫”，公然谋求对敌“反击能力”。按照规划，2023至2027财年防卫开支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2025财年军费已达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将军费占比提升至GDP2%的红线，彻底摆脱战后军事约束。日本持续大手笔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同步研发高超音速滑翔弹、新型中程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远程打击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彻底打破东亚军事平衡。 在战略布局上，日本实现从“被动防卫”到“主动备战”的质变。2026年，日本正式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复刻战时情报作战体系，标志着其军事化扩张从单纯的硬件军备升级，迈入情报、指挥、作战全域联动的体系化备战新阶段。 同时，日本频繁炒作台海、南海议题，高官多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主动挑动地区对立，积极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东亚事务，与北约深化跨区域联动，蓄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为自身军事松绑、对外扩张制造借口。 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作者：中国日报 石宇） 在历史认知与社会根基上，军国主义思潮持续泛滥固化。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把持话语权，政客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彻底颠覆战后历史正义认知。 从政界精英到社会舆论，否认侵略、崇尚武力、谋求对外强势的思潮持续抬头，军国主义复活的思想根基、社会土壤、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与二战前德国纳粹思想泛滥、全民军事化狂热的轨迹高度重合。 不同于传统军国主义的野蛮外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和平防卫”、“规则秩序”的外衣，以制度化、体系化、联盟化的方式隐秘扩张，欺骗性更强、渗透力更广、危害性更大。而国际社会对此的沉默与纵容，正是其敢于铤而走险、掏空家底扩军的最大底气。 三、恶果预判：对日绥靖将引爆全方位东亚安全灾难 历史证明，对侵略势力的每一次姑息，都是在为更大的灾难埋下伏笔。当前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化扩张的绥靖姿态，正在复刻二战绥靖政策的致命错误，其累积的恶果将层层递进、全面爆发，彻底颠覆东亚和平秩序。 其一，彻底瓦解战后国际秩序，开启地缘无序博弈时代。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准则，是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维护东亚和平的核心基石。多年来，日本持续突破宪法约束、颠覆战后安排、否定二战正义成果，而国际绥靖势力对此默许纵容，本质上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公然消解。底线一旦突破，规则便形同虚设，后续必将引发地区各国军备竞赛，原有安全框架彻底崩塌，东亚陷入“弱肉强食”的无序地缘博弈，百年和平红利彻底耗尽。 其二，持续放大地区冲突风险，催生局部战争隐患。绥靖纵容让日本的进攻性战略不断冒险激进。当前日本已彻底摆脱被动防御定位，主动构建远程打击、域外介入、联盟作战能力，频繁在台海、东海、南海制造摩擦、挑衅底线。随着军事力量持续膨胀、野心不断扩张，日本极大概率复刻历史冒险本性，借助地缘热点主动制造冲突、试探底线，成为东亚最不稳定的战争策源地，局部擦枪走火、升级为区域冲突的风险持续飙升。 图片源自网络。 其三，毒化地区安全生态，引发连锁军备内卷。日本的军事化突破打破了东亚数十年的军事平衡。在对日绥靖的纵容下，日本军力快速崛起，必将倒逼周边国家被动提升国防实力，形成全方位军备竞赛。同时，日本持续引入北约等域外势力介入东亚，将外部对抗格局植入区域内部，加剧阵营对立、地缘分裂，彻底破坏东亚长期以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良好生态，让区域发展重心从经济合作转向军事对抗。 其四，纵容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埋下长期文明隐患。绥靖不仅是对军事扩张的纵容，更是对历史否定主义的默许。日本持续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篡改历史、洗白军国主义罪行，却未受到应有的惩戒，将彻底扭曲地区历史认知。年轻一代将逐渐遗忘战争苦难、淡化历史正义，军国主义思潮将持续代代传承，为未来长期的地区冲突、文明对立埋下深层隐患。 结语 张伯伦式的绥靖政策，早已被历史证明是短视、懦弱且致命的战略失误。纵容侵略换不来长久和平，妥协退让守不住秩序正义，姑息养奸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今日日本的军事化狂奔，绝非简单的国防政策调整，而是新型军国主义全面复活的明确信号，是对地区和平、历史正义、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面对步步紧逼的安全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相关国家，必须彻底摒弃绥靖侥幸心理，跳出地缘博弈的短视陷阱。既要坚守历史底线、严守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所有突破红线、挑衅和平、否定历史的行为坚决亮剑、精准反制；也要强化区域安全协作、夯实防御体系、凝聚共识合力，以坚定的斗争姿态遏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和平的底线不容触碰。国际社会只有以史为鉴、坚决斗争、绝不姑息，才能彻底斩断军国主义复活链条，守护东亚来之不易的和平格局，避免百年历史悲剧再度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