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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10篇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虽然很多人都喜欢谈论特朗普外交的所谓“战略收缩”，实际上他上台之后推行的却是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都望尘莫及的扩张主义外交。在全球化高度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利益深度捆绑，国际秩序以多边主义为基调的21世纪，特朗普政府却频频推出带有鲜明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他擅自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试图吞并格陵兰岛，扬言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使用武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以关税大棒逼迫其他国家出让经济利益，到处抢掠关键矿产资源，奉行赤裸裸的“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国际关系中很多过去认为匪夷所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的操控下却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特朗普何以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复活19世纪的帝国主义”？ 2025年11月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白宫。 （来源：新华社） 首先，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不可忽视。他本人唯我独尊，藐视天下的“帝王思想”是其推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根源。作为美国政治的非建制派代表，特朗普始终秉持“个人意志凌驾于规则之上”的权力观，他公然宣称自己不需要国际法，对他权力的唯一制约是他自身的“道德标准和理智”。这种想法与19世纪帝国主义者的霸权思维高度契合，他推崇美国历史上大肆推行殖民扩张的总统麦金莱，重提“天定命运论”，将美国的全球扩张定义为“自然且崇高”的追求，把国际社会视为可以凭实力随意掠夺的“丛林”，动辄以武力威胁、经济制裁为手段，试图将他国领土、资源与战略通道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他从不掩饰自己要通过开疆扩土，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代雄主的野心。在他看来，国家间的交往无需遵循契约与法律，实力的强弱才是决定利益分配的唯一标准，这一理念成为其帝国主义外交冲动的思想基石。 其次，特朗普身边核心团队成员的强权政治思维，为其外交政策的落地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虽然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层的不同派系在外交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但在奉行“美国优先”、推崇强权逻辑上却高度一致。“鹰派”代表人物鲁比奥等人主张重振“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美国的绝对霸权主导地位，将中俄等域外大国的势力和影响逐出美洲。“MAGA强硬派”斯蒂芬·米勒等人将外交政策与极端民族主义诉求深度绑定，支持直接吞并他国领土，他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称主宰这个世界的是实力，武力和权力，别无他物，被称为是美国的“新纳粹”。特朗普的经贸官员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所谓“经济民族主义派”则将外交视为经济掠夺的手段，鼓吹以关税为“武器”，向包括盟友在内的所有国家索取经济利益。整个核心团队形成了以强权为核心、以掠夺为目标的外交思维共识，成为特朗普推行新殖民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和执行者。 2025年9月26日，在位于美国芝加哥西郊布罗德维尤市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办事机构，执法人员在路障内与抗议者对峙。 （来源：新华社） 再次，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制约无力，也是特朗普能够突破制度束缚、推行激进强权外交的重要内因。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本应形成对总统权力的有效制衡，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一制衡机制已经基本失效。从政党层面来看，共和党已基本沦为“特朗普党”，党内精英为迎合选民、维护党派利益，对特朗普的激进政策一味妥协，鲜有实质性反对声音。从国会层面来看，共和党虽掌控两院，但并未形成席位上的绝对优势。民主党虽试图制衡，却因提不出能有效凝聚民心的替代政策，“阻挠议事”规则的限制等因素难以奏效。美国众议院日前未能通过限制特朗普对委继续动武的法案就是最新的例子。美国的司法系统虽然时不时给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制造一些麻烦，但是由保守派掌控的美国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尚未对特朗普的内外政策构成重大挑战。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包括前政要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大有人在，有的还相当尖锐，但是在关键时刻，鲜有通过采取集体行动引导公众舆论以对特朗普外交构成压力的事例。像加州州长纽森那样单枪匹马，特地跑到达沃斯怒怼特朗普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第四，现有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不足以对特朗普无视国际规则、推行霸权外交形成有效节制和惩戒。联合国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核心载体，本应承担起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核心职责，但受限于自身的制度缺陷与大国博弈，其制约作用被大幅弱化。特朗普视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无物，动辄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与经济制裁，试图将联合国的作用边缘化。而由于联合国缺乏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强制执行力，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只能通过声明、决议等方式进行道义上的反对，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预防和惩戒措施。即使如此，特朗普还是不满意。上任不到一年，不仅大规模“退群毁约”，而且试图“另起炉灶”。他刚刚牵头成立以他为终生主席并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所谓“和平委员会”，邀请60余国参加。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虽然联合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因为联合国的作用不彰，这个委员会将来很有可能取代联合国。很明显，和平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架空联合国，并使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一步合法化。 白宫官方账号上发布一张AI生成图片，画面里特朗普和一只举着美国国旗的企鹅在冰天雪地里并肩行走，远处还插着格陵兰岛的旗帜。 最后，世界其他大国或力量中心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应对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美绥靖和置身事外的态势和环境，客观上助长了特朗普霸权政策的气焰。事实上，其他大国，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不赞成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中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但却始终无法形成制约特朗普的合力。欧洲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虽因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领土索求与盟友责任转嫁而心生怨恨和不满，却因内部利益分歧和长期同盟关系的羁绊和惯性而陷入内耗，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制立场。中俄虽在理念上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俄与美国存在广泛的经济和外交联系，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秉持理性克制的应对之道，聚焦于自身发展与多边合作体系的构建，并未采取针锋相对的对抗性策略。这在特朗普看来成为可利用的“妥协空间”。尤其是俄罗斯长期陷于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国力受损，无暇他顾，以至于普京会说出“格陵兰岛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涉及俄罗斯”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话来。所有这些都让特朗普能够做出一些美国在国力鼎盛时期都不敢做的事情而不必担心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的演讲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卡尼在讲话中宣称西方国家一直推崇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实质性死亡”，修昔底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的格言正成为国际关系的真实写照。中等强国若继续沉湎在旧秩序的幻想中，一味迁就强权、随波逐流，最终只会沦为大国博弈的附庸。他提出所谓的“价值现实主义（Values Realism）来寻找一条生路。在坚持西方基本价值观的同时，立足发展本国各方面的实力，加强战略自主，摆脱对单一霸权国家的依赖，通过集体行动让强权的胁迫行为付出高昂代价，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成为霸权国家的“盘中餐”。可以说，卡尼的发言讲出了世界上大多数这一年来受到特朗普无休止霸凌欺负国家的心声。按理说，这样一篇讨美檄文由另一个能够主持国际公道和正义的大国来发表似乎更顺理成章，现在却需要加拿大这样一个中等国家来挺身而出，个中缘由，值得玩味和思考。

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6篇 石之瑜 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随着特朗普二次执政，引发实务界与思想界对所谓国际秩序崩坏的共同梦魇。其实，这是继殖民宗主国根据他们之间利益折冲，瓜分世界，并经历多次战争（大战、内战、冷战、新冷战）之后，又一次因为分赃不顺利，垄断利益倾斜，因而再次发生的殖民主义茶壶里的风暴。 跟以前一样，这次涉及的，仍然是占据世界人口比例极小的那些跨国的金融、数字与科技精英集团。次要的当然也包括一代又一代帮他们把剥削、杀戮、垄断透过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加以正常化、合理化、可欲化的文人雅士在内。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国际秩序的崩坏是好事吧？统治阶层的垄断与剥削秩序如果真的垮了，那他们过去自诩的所谓理性与价值，不就都能赤裸裸的以作恶多端的尸体曝晒野市，为人唾弃吗？ 实际上并没有！他们统治阶层金迷纸醉的生活不受影响，我们绝大多数人继续在厨房、医院、地铁、矿坑、垦殖林场、超市、外卖等等数不尽的现场，供养他们极少数乐不思蜀的寄生阶层。这些靠着大比例移民撑起来的层层生活供养圈，才是国际关系发生的现场，他们有因为民族、信仰、党派、国籍而势不两立吗？那只有在选举的仇恨动员之下才会发生。 国际秩序的崩坏还是让统治阶层害怕，因为他们赖以甩锅的各种琳琅满目的说辞，像理性、权利、规则、多元、自我实现、平等，都遭到撼动。那不是国际关系，更谈不上理论，夸了的话，值得我们小小庆祝。不过，我们糊口更重要。对他们而言，历史是他们写的，这几年丢个面子，根本不是大事。

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篇 任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国际格局正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其中美、中两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大国。从“一超多强”到“两超多强”，这是国际体系一个很大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其他大国都无足轻重了，而是说从力量对比看，正出现这样一个大的转变。 格局的转变是以力量对比的转变为基础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一定会引起格局或体系的变化。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此以美、中两强“近乎比肩”（near-peer）加以体认。估计这一趋势仍将继续。 美国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unrecognizable, 如今的美国当政者已经根本不管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了，而是我行我素，弱肉强食。作为一名一向自认为是美国朋友的学者，看到美国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能不感到郁闷和悲哀。这应该不会只是个别人的心情和看法。

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篇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始终争论世界是否正在迈向多极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在其周边的军事冒险、印度的增长潜力以及欧洲的战略自主呼声，都曾被视为美国单极时代走向终结的迹象。然而，美国在伊朗、加沙与委内瑞拉三条战线上的同步行动——从对伊朗核设施的精准打击，到促成加沙停火，再到在委内瑞拉直接推翻马杜罗政权——却以近乎戏剧性的方式逆转了这一叙事。正如《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所强调的，这一系列快速而果断的举措表明，特朗普总统重新掌握了全球战略节奏，使美国在继二战与冷战之后，再度进入一个由自身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与此同时，梅根·莫布斯（Meaghan Mobbs）在 RealClearDefense 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不仅重塑了地区局势，也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Sole Superpower）！ 尽管许多国家在过去十余年里努力扩大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但美国依旧保持着难以撼动的结构性优势，全球格局从未真正进入所谓的“多极时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暴露出其军事与经济基础的脆弱，日本与德国长期受制于军事结构与战略文化，印度虽具潜力却距离承担全球性责任仍有相当距离。中国虽然在若干领域具备逼近美国的实力，但在全球军事部署、金融体系主导权、能源安全与科技前沿等关键结构性维度仍存在明显差距。正因如此，当下世界并非多极并立，而是处于“一超多强”的格局之中：美国依旧是唯一具备全面力量体系与全球战略能力的国家，而其他大国的影响力更多局限于区域层面。 如果从经济体量、科技实力与制度整合程度来看，当今世界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只有美国；第二世界包括中国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作为整体的欧盟；第三世界则由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区域性强国构成。然而，这种划分更多反映的是规模意义上的大国，而非真正具备主导能力的大国。欧盟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与较高的制度整合水平，但在外交、安全与军事领域缺乏统一意志，难以作为一个战略行动体塑造地区秩序；中国虽在若干领域具备逼近美国的潜力，却尚未建立足以支撑全球领导地位的制度与力量体系，甚至在东亚，其地区影响力也持续受到日本的牵制与制衡。至于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其作用更局限于区域或功能性领域，缺乏独立塑造安全格局的能力。 由此可见，当我们以“谁能主导世界或地区事务”作为判断标准时，这种“三个世界”的结构在实质上被大幅压缩：所谓“第二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只有美国能够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同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它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正是这一现实的最新例证：美国不仅具备意愿与能力，更拥有足够的战略工具来阻止中国、俄罗斯等国在西半球拓展利益边界或势力范围；它依旧能够以单边方式重塑地区格局，遏制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变。 1月3日凌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总统府附近的军用车辆  新华社 然而，美国外部行为的强势反弹并不能掩盖其内部正在累积的结构性困境。过去十余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不断加深，社会撕裂持续扩大，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失控式攀升，产业空心化与中产阶级萎缩削弱了其经济根基，而移民、治安、基础设施等长期问题也在侵蚀国家的治理能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愿意承担维持国际秩序所需的公共产品与制度性义务，而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重新计算成本与收益。 由此，美国显著减少对多边机制的投入，不再试图通过制度化方式塑造全球秩序，而是愈发依赖制裁、关税、科技封锁、能源杠杆、供应链重组与军事打击等直接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正是在这种内部治理困顿与外部施压强化的双重结构下，美国形成了当下的战略行为模式，即通过更具压迫、短视、工具化的方式回应内外挑战，以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总体来看，当下的美国已不再刻意掩饰自身的强权地位，而是公开以实力为准绳来处理国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其长期盟友分担维系霸权的成本，甚至一度扬言吞并加拿大以及丹麦的格陵兰岛。单极时刻的回归意味着，美国不仅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正以更为直接、甚至粗暴的方式重塑世界，重新定义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为此，如何回应美国愈发赤裸的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课题。 面对美国日益强势的竞争与霸凌姿态，中国社会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上又无法回避，这是当下舆论与政策讨论中的核心分歧。但从战略层面看，中美竞争虽将长期存在，却并不必然导向直接的军事冲突；相反，只要中国自身政策选择得当，美国“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外交，反而可能在若干关键领域为中国创造空间。加拿大近期在对华关系上的调整，正是这一趋势的鲜明注脚：当美国不再愿意为盟友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也无法持续承担全球领导的成本时，盟友就不得不在自身利益与对华关系之间重新权衡。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的安全承诺在弱化，而中国的市场、资本与产业链吸引力却在上升。这使得中国作为离岸平衡的关键“法码”，其分量和价值只会不断提升。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幸运者”。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投入巨大资源于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这客观上为中国赢得了至少二十年的相对战略喘息与发展窗口。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这一新的地缘危机则事实上相当程度上延长了这一窗口期，给了我们同样的机遇。如果中国未能充分把握第二次乃至当前的战略机遇，其根本症结在于缺乏足够开放、有效且包容的政策讨论空间，导致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要么陷入“精致利己主义”，要么选择整体性“躺平”，对政策提供的智力支持存在根本性缺失或严重不足。从长远看，这种在关键窗口期智识支持的缺位，对国家或民族未来往往会带来深远且难以逆转的后果。 不过，就外部环境总体而言，当下中国面临的发展机会仍远大于风险，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收缩”或“霸凌”，而在于中国能否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好；而在于中国执政党能否真正识别并突破内部重重阻力，健全不忘初心使命的保障制度，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实现自我净化，以时不待我的速度推进并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篇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川普2.0之今日，有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的议论；实际上丛林法则从来都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或说基本法则，自然法则。所谓人之初性本恶，国之初性本霸。 不过，只有中国游离其外，不和群，虽知世上有霸道，但独创王道，遵循王道贬斥霸道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笔者称为中国例外主义的题中之义。 至今为止的国际秩序，是其底层法则之丛林法则的上层建筑，大体有过六个模式。 国际社会急需全球治理机制这一公共产品。无论西方还是全球南方都急需平衡美国霸 道的机制，自然，众目就集中在了中国身上。 2025年，中国应时发起了全球治理倡议，那么构建什么模式的机制？如何按部就班的构建？ 不言而喻，王道模式是唯一选择；又只能由中国引导国际社会建设新国际秩序。 按部就班的步骤，笔者曾有过论述，简介如下： 1、中国以G2机制为杠杆方能建设性地构建全球治理秩序，引领国际社会，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全球西方和南方都需要构建建设性关系的领头国，调停国；不是斗争领袖。中国利用G2机制又可以引领旧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引领全球南方，可以有效地推动西方和南方不搞一味对立，而是和而不同，互利共赢。   2、如何建立G2机制：从设立定期峰会机制开始。 2025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  1）形成G2的关键在于设立定期中美元首峰会。 可以不明言G2，只做不说，给国际社会一个适应期。 今年4月，川普访华，可设定今后每年4月开两国元首峰会。  2）尽管不言G2，定期中美元首峰会一旦设立，每年伊始，各国，各利益集团便会跟中美沟通，做工作。他们坐不上餐桌，但起码也要回避被摆上餐桌。当然G2也会主动跟各方沟通。G2实际上就存在于世了。 其实，效果已现：高市早苗首相已闹着要赶在4月川普访华之前，去访美见川普。日本应该是花了大钱在华盛顿搞公关。  3）中美定期峰会一开启，会前，两国国内各部委，甚至各省州每年都需对口密集协商，长此以往，两国公务员磨合，友好，成为熟友，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形成不会轻易逆转的机制。  4）今年开启，经川普三年和四年，合计3回合的定期峰会，力保美国下届总统也会路径依赖，继承G2机制。  5）乌战停战后，应该邀请俄参加，开启G3。   一是，有利于美国换总统也会继续峰会机制。   二是，俄因此可以拒绝参加G7。这便使G7无法再自称世界领导了，自然地演变成了G2的下层机制，仅是为向G2表达旧西方六国利益的小会。日美同盟也自然地贬值成下层机制了。   三是，可以伺机开启G2+机制。如请俄法徳印印尼非洲代表等与会，担当联合国安理会会前协商功能。可以排除无代表性的英国。日本当然想挤进来，但是跟英一样没有代表性。 3、也有忧天者说：G2是美国设的陷井。 请问，那为什么不会是陷美国的陷井呢？ 事在人为，中国要自信，要平视美国。

53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1篇 杨希雨  国观智库客座高级研究员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的演讲之所以“火出圈”，并非因其言辞有多出彩，而在于他对于当今国际秩序的哀叹，深刻折射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性矛盾是：1945年由美国主导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正在终结，而适应21世纪和平与发展所需要的新国际秩序难以形成！人类社会再次进入了一个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断裂式过渡期”。 历史地看，每当既有国际秩序失灵，而“权力再分配”与“制度合法化重构”无法达成共识时，世界往往会陷入长期的“无序状态”与战略动荡，最终走向大规模战争。回顾1648年以来四个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更迭，我们不难发现，大规模战争往往是新秩序最残酷的“催生婆”。 图片来源于网络。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演讲。 一、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的诞生与殖民宗主权的“双标” 欧洲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构建了第一个近代国际秩序。它确立了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的核心范式，将世界带入主权国家时代。 然而，这一秩序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赤裸裸的“双标”特征。它在欧洲内部讲主权，在欧洲之外讲宗主权；其在殖民地的“例外实践”，形成了规范上的“双标”。这种维护欧洲利益的排他性，虽换来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短暂均势，但也为后来的大国争夺和战争埋下对抗火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本身，最终也在拿破仑战争的炮火中崩塌。 二、 维也纳秩序：“大国协调”维持均势与“正统”压制民族主义革命 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签署的《维也纳条约》，使“维也纳秩序”应运而生。它不仅是权力的均势，更是一套“大国协商”的体制。这一秩序试图通过保守派的共识来压制民族主义与革命，实现了欧洲近百年的相对和平。但随着德国崛起与旧帝国体系的僵化，均势再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三国同盟”vs“三国协约”的刚性制衡/对抗结构，导致1914年一个偶然的刺杀事件就能引爆一连串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结构性确实的理想主义制度的夭折 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第一次尝试通过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来构建全球秩序。然而，它本质上是一场“胜利者的分赃”，不仅将战败国德国推向极端，也将新兴大国苏联排除在“秩序之外”，叠加美国重归“孤立主义”置身于“秩序之外”。这种结构性的理想主义制度缺失，使得第三个国际秩序仅在20年内，就轻而易举地被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行为所彻底颠覆。 四、 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霸权与规则的巅峰 二战胜利结束后的1945年，基本以美国主导，建立起以雅尔塔协议为基础、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这是历史上最接近“全球统一规则”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使得二战后建立的第四个最接近“一体化”的国际秩序，很快就陷入美苏两级对抗的双重结构。更重要的是，战后殖民体系的全球性解体和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把“美苏两极世界世界”，改造成“三个世界”格局。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随着21世纪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民主西方”和“全球南方”两大板块的多边整合，这一秩序正面临“制度代表性不足”与“功能性失灵”的双重挑战。 五、 第五个秩序：转型十字路口的抉择 今天的形势，凸显“第四个国际秩序”正经历系统性的“礼崩乐坏”，特别是“特朗普推论”为底层代码的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既有国际秩序的失灵和国际多边规则体系的崩塌过程。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了似曾相识的历史十字路口：新的国际秩序是重蹈覆辙战争构建，还是基于真正的“主权平等”原则，通过多极协调多边协商来完成和平转型？不同的抉择，必然把人类社会拖向或者和平繁荣的未来，或者毁灭性战争的未来。

53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篇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主席 美国的同盟体系，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的产物。美国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霸主，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凭借意识形态的世界“民主灯塔”，美元在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超强核军事实力和海外军事基地，全球语言的英语通用化和其他国家难以超越的高科技领先地位，形成一个横跨美、欧、亚三大洲的“美国同盟体系”。 美国的同盟体系是“冷战”的产物。 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作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以“反霸权”的姿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对峙。俄罗斯是现有秩序的破坏者，美国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当时的世界格局非常清晰：美国与整个的欧洲，连带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台湾地区在原来冷战“美国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大同盟”。不少欧洲国家“火线入约”，还有多年的“中立国家”也加入了美国的阵营。日，韩，菲，台等自诩的“亚洲小北约”，也在东方策应，声称：“乌克兰有事，就是日，韩，台湾有事”。拜登政府，借“俄乌战争”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文明”的美国大同盟体系，来对抗“专制野蛮”国家。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西方世界的同盟。它不仅把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的同盟国“华约”国家全部囊括其中，就连一直在国际上保持“中立”的瑞典，芬兰，也拉入“北约”，甚至连瑞士都选边站队美国。加之亚洲的“小北约”，可谓“美欧亚西方大同盟”。 这个“同盟”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实际上，从更深层，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是要对付美国的主要的对手-中国。事实证明，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同时展开平行对抗，是美国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俄乌战争打到第四个年头，俄、中并没有如西方所预期的那样被打垮，被削弱。相反无论俄乌战场还是亚太局势，都发生了对美西方不利的逆转。世界形势的架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俄罗斯和中国站得稳稳的，逐渐形成了中、美、俄“三足鼎立”的局面。 于是美国不得不调整他的全球战略。特别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在阿拉斯加峰会上，企图由美、俄两国决定全球事务，对欧洲和乌克兰极限施压，并绕开欧盟与俄罗斯谈判乌克兰停火，边缘化欧洲决策权，使俄乌战争局势急剧反转。继而又向俄罗斯抛出“联俄制中”的橄榄枝，但俄罗斯不为所动。于是美国就对中国大打“关税战”，遭中国反制，两招均未得逞。既然打不赢“中”，又拉不动“俄”，那么就在美，俄，中这世界前三名的“核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美国的脸变得迅速，欧洲不支持了，亚洲也撤退了，民主灯塔不亮了，世界警察不当了，意识形态不管了，特朗普主义，或曰“唐罗主义”应运而生。这是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已不足以支撑在世界上处处称霸的能力，而采取的战略收缩政策。美国此举对世界局势有深远影响，也在重塑全球“同盟体系”。 世界大变局正导致以美欧为核心的战后西方同盟体系发生结构性改变，美与欧洲由于利益的因素分裂加剧，同盟内部各行其是，权力分散‌。导致这个同盟体系发生巨变乃至分崩离析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欧洲要摆脱美国控制，力图战略自主，还有世界大国关系变化等因素。 过去的“价值观的认同”，“意识形态的统一”作为二战之后“美国同盟体系”的基础，形成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现在“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同盟的充要条件，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利益”。‌大国竞争加剧，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将自身利益置于盟友利益之上，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惜损害和出卖盟友。唐纳德·特朗普加强版的门罗主义，即所谓“唐罗主义”，更加证明了“作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作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这个箴言。‌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拜登政府建立的大西方同盟是毁灭性破坏。“西方同盟国”愤怒，抗议，又无奈之余，只好自找出路，甚至和“敌对国”暗送秋波，逐渐使过去的同盟名存实亡。 特朗普购买格陵兰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领土收购。 ‌‌过去的“同盟体系”是建立在军事安全的基础上。比如《北约》，是美国组建的专门对付苏联的军事同盟。苏联解体，北约本已失去作用。虽被拜登用来对付俄罗斯，但是在特朗普看来，欧洲已不再是美国与俄罗斯冷战对峙的基地，《北约》的存在已毫无意义，成为美国的“战略包袱”，赔钱的买卖。作为过去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最大的“同盟体系”-北约，美国的态度是：“我撤了，你们自己玩吧。要武器吗？拿钱来”。同样的态度也适合美国与日本，韩国，台湾的“共同防御同盟”，美国主导的欧、亚“军事同盟”在特朗普当政后，已在逐渐消亡。 更有甚者，如果美国只是从这些同盟中脱身，还说得过去，但是特朗普居然刀刃向里，要亲手摧毁美国多年营造的这个“同盟体系”。最近特朗普政府强行购买格陵兰岛的举动，就是公然对自己的盟友下手，挑起北约内部的战争。这不但是北约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是由美国这个盟主直接挑起的。丹麦是北约成员国，美国是北约的缔造者，现在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抢夺自己的盟友的领土，充分诠释了美国“强权即公理”的蛮横行径。如按照北约第五项条款，美国的行为理应“全约共诛之，全盟共讨之”。但结果，欧洲各国派了几十个“仪仗队”转了一圈，象征性地表示抗议，已成为世界笑柄。格陵兰事件，暴露了西方同盟内部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美国“内外通吃”的丑恶嘴脸。 美国表面上的“战略收缩”，实际上是无处不在，到处显示他是丛林里那个最强劲的猎手。它暂时放下中俄两块硬骨头不去啃，专拣软柿子捏，马杜罗总统被绑架就是美国向全世界的示威，表示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军事，科技强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所欲为。吞并格陵兰，觊觎墨西哥，甚至加拿大，专门拿盟友开刀，这是导致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同盟摇摇欲坠，濒于解体的致命原因。 ‌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六亲不认”的单边主义，“敌我不分”，动辄给自己的盟友加征关税，逼得美国的盟友开始寻求战略自主，另辟蹊径。英国，法国，德国这些“西方大同盟”的主要国家，纷纷在设想没有美国的西方同盟和没有美国的“北约”，这是一个颠覆性的世界格局变化，也是欧洲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现实。‌    美国要成为“丛林”中最强劲的猎手。 ‌在西方同盟体系被美国搅得杂乱无章之时，中国并没有趁乱效仿美国的“唐罗主义”，借势采取更占主导地位的做法，而是为世界和平发展，建立和加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创新而努力。例如，升级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大力推动 ，还有举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合组织峰会，为区域合作注入巨大活力。‌ 同时，中国倡议并建立的国际调解机构，为解决国家间争端提供了新的多边平台。‌ 在过去传统“同盟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补充和完善，使全球合作格局更加多元化。中国坚持继续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向全世界提供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路径，基础设施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的“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大倡议，已构成当前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系统框架。 世界大变局下，美国亲手摧毁了雅尔塔会议后形成的“美国同盟体系”，世界的同盟体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单极主导，军事合作，传统联盟向多极并存、综合安全、多种合作转型。世界的同盟体系的迅速转型，是当今世界复杂的安全环境和权力再分配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世界正向“多极化”转化，美国同盟体系正在崩坏和消亡中，国际间合作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互利共赢”这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将引领全球迎接大变局带来的新的挑战。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合组织峰会。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从首相官邸传来的一则新闻，再次引起中日两国媒体的热议。 据报道，12月18日日本首相官邸内部负责安保事务的官员，被媒体披露曾私下主张日本应考虑拥有核武能力。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与中美两国舆论的关注。由于日本长期以“无核三原则”自我定位，此番言论即便只是内部讨论，也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其外溢效应远超一般安保政策放话。 本次从日本官邸传出的核武装主张，实质上是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逻辑的延伸，不排除相关官邸安保顾问曾接受美式训练，并深受美军思维方式影响。这一威慑逻辑确信：当前日本面对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三大核武国，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高度不对称，令自卫队面对强邻处于被动，因此有必要发展核武扳回战略劣势；同时，特朗普2.0背景下美国对台海与东北亚冲突的介入程度与时机，始终保持战略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部分日本安保人士试图通过“核选项”的语言，向华府释放不安情绪，以此促使美国强化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承诺。 | 图片来自网络 日本主流民意反对核武装 日本国内这一不安情绪自俄乌战争以来就已渐渐浮现。根据《产经新闻》2025年6月报道，今年提交给笹川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政策建议报告书就指出：日本应研议美国核武的部署以及日美之间的“核共享”，以阻止他国对日本发动攻击。该建议由安倍时代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兼原信克、前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前航空自卫队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尾上定正等人共同完成。兼原信克当时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核武使用现实化，不能因为有非核三原则就容许日本国民暴露在威胁之下。“不让核武进入日本”在安保政策上是错误的。以上政策提议书显示，俄乌战争所折射的潜在核威胁对日本安全政策界的冲击不可低估。 然而，核武装主张在日本国内面临极为严峻的社会阻力。根据Lauren Sukin 和Woohyeok Seo两位学者于2024年在《Journal of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发表的研究显示，在澳洲、印尼、韩国与日本四组民调中，日本反对拥有核武的比例超过七成，远高于其他国家。广岛、长崎的历史记忆仍深植日本社会，使“核武装”在日本难以转化为可行的政治议题。更现实的是，日本并不具备核武测试所需的运载系统与试爆场地，也缺乏足以拦截核报复打击的反导系统，即便理论上“拥核”，实务上也难以形成可靠威慑体系。 | 图片来自网络 试探性放话测试各方反应 因此，真正需要追问的，并非日本是否会走向核武装，而是这段“私下谈话”为何会被日本媒体公开。日本安保官员的内部发言，若非默许，很难流出。这显示其更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试探性放风”：一方面向日本国内测试舆论边界，另一方面也向中美俄朝四国释放外交信号。 在高市政府外交与安保姿态日益强硬的脉络下，这种模糊而可回收的放话，正是一种低成本的政治操作。这场“核武讨论”与其说是政策转向的前奏，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战略姿态展示，为2026年更具实质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修订营造舆论环境。

俞剑鸿/Peter Kien-hong YU 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教授暨兼任所长 对 International Regimes 的初学者而言，国际共（同良）善的第一阶段是否为最容易认识和体会的翻译？ Do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ommon Good’s First Stage, the Easiest Way for Beginners to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International Regimes? 摘要 （即席）翻译（translation）的确不容易。也许 convoluted（错综复杂的、曲折盘旋的、冗长费解的、繁复晦涩的等等）这个英文形容词可以用来描述international regimes（ir）之翻译和研究。 2023年4月，笔者首次大胆地把 ir 翻译为国际共（同良）善的第一阶（international common good’s first stage）。我之前的翻译和译音（transliteration）皆不够成熟。 不要被国际这个形容词给错误地引导了。在我们的世界，到处可以看到 ir；故我会把每一个 regime加上“能够带来/带出共善（common good）”这两个字，好比说，针对面对恐怖主义的国家，能够带来/带出共善的 security regime【安全 regime（sr）】，而其他的学者和专家会就个别的脉络/上下文/语言环境（context）加以进行翻译，譬如一位精通 ir 的大师级学者的翻译有理则、范典、规定等等和他就ir的译音（transliteration）则为理治【治理（governance）的颠倒】。 如果初学者尝试从共善的这个过程【第1~3阶段；机制【mechanism(s)】为第二阶段，而举措/措施/办法/手段【measure(s)】为下一个或者第三阶段】和结局（共善的第4阶段）【或者以下的理论架构：国际共善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机制 + （第三阶段的）举措 =（第四阶段的）国际共善】来描述、解释和推论（回去）每一个 regime就能够早日99%地掌握对ir的认识和体会。 超过一百年了，吾人尚未看到一个标准的中文翻译。文本提到50多种不同的翻译，也检验了通过挑选的12个ir的翻译，分别是：…

28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27篇 潘维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 一、2025《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外交重归孤立主义 美国政府在2025年12月5日发布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简称NSS）。报告的核心是战略收缩，从“永久主导世界”的全球霸权或“世界警察”转为“美国优先”。报告有三个要点。第一，新版“门罗主义”。两百年前，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James Monroe 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特朗普的新版“门罗主义”亦称为“特朗普逻辑”Trump Corollary，即美国要加强在拉美的军事存在，以应对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从而对应1904年的“罗斯福逻辑”Roosevelt Corollary（老罗斯福宣布武装干涉中美洲和加勒比岛国，以应对1903年英德意三国派舰队封锁欠债不还的委内瑞拉）。第二，指责欧洲军事上软弱，社会政策导致“文明消亡”civilization erasure，所以将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承诺，寻求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第三，在东亚，承认中美“近乎对等”，要求经济上“互惠平等”，但在安全问题上保持高压威慑，在台湾事务上坚持强硬措辞加“战略模糊”。但特朗普在东亚也提出了“安全责任再平衡”，要求日、韩、澳主动扩展防御能力，并向美国“按需付费”。概言之，报告宣告美国放弃全球霸权和冷战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 | 图片源于网络。 二、美国的新旧孤立主义 什么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可简明定义为：由于独特的地缘条件，美国的根本利益在美国本土，故不能与欧洲或美国以外的国家结成永久联盟。 华盛顿总统1796年的《告别词》代表美国孤立主义的1.0版。他认为欧洲的利益与美国无关，要求美国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天然地理屏障专注于自身发展，避免与欧洲列强建立永久联盟。 1823年的“门罗主义”代表美国孤立主义的2.0版。门罗总统把孤立主义的空间从美国拓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门罗主义不仅要求美国不介入欧洲战争，而且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在美洲进行殖民活动，不得干涉美洲各国内政，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创造门罗主义的操盘手是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昆西·亚当斯不仅接替门罗做了美国第六任总统，还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与推出“门罗主义”同时，美国大肆推动向太平洋沿岸拓展的“西进运动”。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而且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意外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I战后的美国迅速回归孤立主义，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国联。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是军火商和银行家的阴谋，让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却没得到好处。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和反战情绪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企图用立法手段隔离美国与欧洲的战火。 1941年日本轰炸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导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II战后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高达一半以上，并与第二号强国苏联在冷战中对峙。美国在世界各地利益广泛，缩不回去了，直到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至此，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和奉行“国际主义”长达半个世纪。 1991年之后到2025年是美国向“新孤立主义”的过渡期。“反恐战争”（自2001的“911”到2021年8月30日从阿富汗撤军）显然拖延了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步伐。 202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代表美国孤立主义的3.0版，也是“门罗主义”的升级版，正式宣布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地缘战略。“新孤立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流行。帕特里克·约瑟夫·布坎南（1938-），不仅在国内强调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而且高调宣扬对外限制移民，退出国际组织，减少对外援助，减少海外义务，从而享受“和平红利”。布坎南是尼克松、福特和里根三任总统的核心幕僚，还在1990年代三次竞选总统，以1992年推动“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文化战争”著名，是共和党的思想和舆论泰斗。事实上，同期的民主党政府虽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紧密，也显示出对外战略的“单边主义”倾向。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认为支持“全球化”的国际多边机制损害美国工人阶级利益，当选后更立即退出TPP，《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他高调反对非法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墙，更要求欧洲和亚洲盟友承担更多军费。全球疫情爆发意外阻挡了特朗普连任，四年后他复辟再次执政，未满一年就发布了2025《国家安全战略》。 3.0版的新孤立主义“新”在哪里？ 第一，尽管继续强调军事上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新孤立主义却公开要求美国从世界霸权地位收缩。军事上，美国从“世界警察”退缩到要盟友承担占本国GDP5%的军费，自行判断和解决问题。美国已经放弃了“纵火”加“灭火”的高成本手段，不愿为世界霸权付费。经济上，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富有的国，经济实力长期稳定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26%，中国约占16%）。美国不可能与世界经济“脱钩”，只能讲“平等、互惠”，即以关税为主要手段拒绝他国“占美国便宜”。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美国已不可能再花大钱维持世界霸权，而且“冷战”意识形态已陈旧过时。较之推广“普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强调维护美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在成本收益上更为“理性”。在尖端技术上，美国领先的优势正遭遇中国挑战，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是充满认知和实践矛盾的世纪问题。 第二，重新启动在北美洲的领土扩张，与俄罗斯争夺北冰洋航线和沿岸资源的控制权。其目标是吞并人口稀少（5.5万）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216.6万平方公里）和上千万平方公里但人口仅4000余万、同文同种同制度的加拿大，从而超越前苏联，让美国成为有史以来领土面积最大的国，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厚的国。同时，更牢固地控制1.3亿人口，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墨西哥，控制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人工通道巴拿马运河，也努力抵制中国经济势力向南美洲拓展。 第三，新孤立主义倾向于抛弃全球霸权，在全球推行“离岸平衡”的外交战略，在范围上升级了英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 第四，如何对待太平洋西岸的东亚，特别是中国，是“新”门罗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推行对东亚的经济与安全“双轨”政策可否持续，核心在根据中国的变化不断重新评估军事控制第一岛链的成本收益。一方面，东亚是世界经济最活跃、成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密切的经济交往符合美国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构成对美国军事控制第一岛链的严重安全威胁。  三、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可持续性 学界很多人以为美国外交战略大转变是特朗普一人之力；但自古至今的国际政治都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绝不可单解为“一人之力”。美国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是由美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不会因特朗普三年后下台而终结。后特朗普时代，新孤立主义会变成两党共识，因为美国很难再重归“世界霸权”追求——如果东亚不发生中国突破第一岛链之战。 第一，在政治思想上，无条件的自由贸易主义已丧失合法性；支持有限制的、对本国有利的贸易关系，即重商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而且，世界进入了“春秋末期”，全球的“国”只余不到两百个，有话语权的不及十个，由此“软实力”再难抵“硬实力”。在春秋末期，国的数量急剧减少，讲“应然正义”的意识形态争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战国”时完全被“纵横术”取代，被七大国的合纵连横取代。在现实主义者的眼中，相对强大之国无不建立在相对弱小之国的尸体上，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二，在实力地位上，美国已无力支撑全球霸权，只能采取“离岸平衡”策略。欧元区经济逐渐兴旺，美国领导和支配大西洋同盟的成本稳步上升。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保守主义者冷淡甚至鄙视欧洲的社会进步势力，也深化了大西洋同盟的裂痕。保持“离岸平衡”，让欧洲自行应对俄罗斯，使其相互削弱，在成本收益上更合算。在东亚，支持日本变成有核国家，从而支撑对华军事封锁的“第一岛链”，不仅意味着美国遏华的可能收益，更意味着极高的日本失控风险，毕竟日本人口同俄罗斯同等庞大。中国军力今非昔比，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完全不符合美国根本利益。恢复稳定的美俄关系，尽量长久地拖延东亚军事格局现状，也是美国的离岸平衡策略。 第三，在美国国内，反战、“和平红利”和“美国第一”有很高的社会支持度。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是反思冷战后美国维持世界霸权战略的高昂成本和几乎零收益。特朗普公开宣布自己抛弃冷战中的“民主”意识形态，转而支持世界和平的立场，也在美国社会获得加分。较之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三大目标——同时遏制中俄，大力维护“自由民主”盟国体系，还有“人定胜天”的全球合作以控制瘟疫和逆转气候变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显然更得美国民心。 | 图片源于网络。 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前景 第一，面临美国退缩到新孤立主义和美国寻求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欧洲不得不努力克服分裂、更紧密团结以应对俄罗斯，甚至向俄罗斯背后的中国伸出橄榄枝。但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给欧洲带来与中美贸易同样的困境。欧洲也将对中欧贸易提出与美国类似的“平等互惠”要求，即提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求中国去欧洲设厂投资。分裂的欧洲，可否利用现有的北约体系生成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 第二，由于美国放弃“纵火”加“灭火”的全球霸权战略，回归本土建设和在北美“无人区”扩张，并重新注重南美洲，世界各地区可望自行形成势力均衡，大概世界会变得较少动荡或更加和平。如印度很难再充当美国制衡中国的棋子——美国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南方”印度结盟，不仅经济风险大，而且成本过高。 第三，东亚军事格局成为世界地缘格局的最大变数，事关中美“经济和安全”双轨关系的存亡。 与欧亚大陆上漫长的“中西交通史”不同，美中商业交往史与美国建国几乎同时开启。1783年9月，英美签署《巴黎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此后不到半年，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美国货从纽约高调启航，横跨大西洋向南经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向北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抵达广州。启航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货原路返回到纽约，获利3万美元，利润率25%，开启了后来的巨额中美贸易。“中国皇后号”早于扩张美国国土的“西进运动”（始于1803年4月30日与拿破仑法国签署《路易斯安那购地条约》，1500万美元“购得”214万平方公里）。 对而今的美国，东亚与欧洲已变得同等重要，跨太平洋贸易远大于跨大西洋贸易，美国尖端科技也集中在太平洋沿岸，美国依然在军事上控制着东亚第一岛链。但新崛起的中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退还是不退？这是个巨大难题，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日本的生存战略选择，更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兴衰及中国特色的“门罗主义”认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武装干涉朝鲜事务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28日， 毛泽东主席公开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1950年10月19日，新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