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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1篇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 全球瞩目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基本水落石出, 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核心国家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但统治欧洲75年的中间势力依然坚如磐石, 预示着未来5年的欧盟对内对外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除非美国变天, 普京战败。 右翼势力在欧洲核心国家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然而,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建制派就是除极左和极右势力以外的, 坚决维护现行欧盟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的中间势力。他们涵盖中右势力的人民党(EPP), 中左势力的社会民主党(S&D), 中间力量的自由民主党(Renew), 和同属中左阵营的绿党(The Greens)。 反建制派的势力常常被建制派和主流媒体贴上“反欧势力”的标签。事实上, 与其说他们是“反欧”, 还不如说他们是“反欧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 他们正是出于对欧洲的“无限热爱”, 才对建制派“伤害”欧洲的联盟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痛心疾首”。除“奋起抗争”, 为欧洲老百姓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之外, 别无它路。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欧洲本月议会大选的结果表明, 建制派对欧盟的掌控率大约为60%, 反建制派为40.。但随着“右翼”反建制派在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在欧洲政坛上平分秋色的现象估计会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最多再经过两个或三个这样大选的洗礼, 建制派向反建制派过度的拐点将会来临, 除非建制派从现在开始痛定思痛,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政策, 将失去的选民从反建制派那里拉回来。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2篇 门镜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大选中属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胜出，而其合作伙伴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都比上一届得票低，尤其是复兴欧洲党团刚刚又遇到捷克议员退出的情况，由第三大党团跌落至第四大党团，给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升至第三位的机会。目前来看，这些党团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的推选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想继续连任，但是，连任的前提是在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中获得361名议员的支持。所有人民党党团、社会党党团和复兴欧洲党团的议员人数加在一起是399人。根据2019年冯德莱恩在议会推选的结果看，这三个党团有百分之十的议员没有支持她。按此推算，即便冯德莱恩获得欧盟理事会提名，仍然存在无法连任的风险。一旦冯德莱恩的无法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其他机构的职务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欧洲议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人选的推选将发生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得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冯德莱恩有可能与现在排名第三的保守与改革党团做交易，允诺梅洛尼领导的右翼党团得到欧委会执行副主席的职务。然而，如果冯德莱恩这样做，她很有可能失去更多的社会党党团议员的支持。该党团在大选前就明确表示绝不与右翼党团合作。 冯德莱恩连任面临不确定性 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推选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欧盟面临的更长期的、更大的挑战。本次选举是在欧盟层面上的议员直选，与成员国的议会选举及政府首脑选举不同，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次的选举反映了欧盟内部普遍的民意，很多成员国的公民对他们现任的政府不满，不管这些政府是中左还是中右，都无法解决一次次危机带来的各种安全、经济、社会等问题。从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危机、俄乌战争等巨大挑战，各种外部问题和内部决策失误交织在一起，没有给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欧盟公民对政府的失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支持（极）右翼政党，希望新的面孔带来新的政策，改善欧洲的困难局面。 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 由于历史的影响，人们对二战中纳粹和极端政党的记忆使得很多国家的不同党派达成默契，对极右翼势力设置“民主警戒线”。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但近年来，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欧洲对极右翼政党的抵制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党出现在欧盟及成员国的政治舞台上，进入成员国议会甚至直接进入政府组阁，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巨变的进程。（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与难民/移民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欧盟内部有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极）右翼政党，虽然这些政党的纲领各有不同，但几乎都支持更加强硬的难民/移民政策。一方面，欧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欧盟确实需要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发生在欧盟周边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造成大量难民，进入欧盟的难民人数太多，无法得到合理的安置，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给欧盟带来难以承受的安全、经济、社会压力。（极）右翼政党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强调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欧盟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无法快速得到解决，（极）右翼政党会得到更大的上升空间。未来的欧盟将更加保守，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发酵，给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拜登在今年美国大选周期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糟糕表现让民主党内部迅速出现了拜登尽快被替换的呼声，一些民主党内的包括议员、前总统顾问在内的大佬也毫不忌讳地表示是该开始讨论替换的方案了。那么拜登究竟是否会被替换呢？ 首先，替换拜登的时间窗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充裕。民主党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尤其早，历史上较早得电视辩论都出现在9月，有的甚至到了10月才开始，这次比往年提前了好几个月，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都还没开，所以完全有时间换掉拜登。这固然是一个特殊的，给换人提供窗口的机遇。但机会窗口并不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俄亥俄州的相关法律让两党在开完党代会之后再确认提名人就来不及了，候选人就上不了选票了。而民主党这边选择的做法是以提前确认候选人身份的方式来避免候选人上不了该州的选票。也就是说，换人的窗口比预想的要小。 当地时间6月27日，拜登（右）和特朗普在亚特兰大参加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其次，是否换人依旧是拜登说了算，他不肯换，程序没法推动。继续支持拜登的人会说，不就是一场辩论吗？辩论有表现好的时候，也会有表现差的日子，他们也很可能拿里根当年同样出现了第一场辩论糟糕但最后结果却依旧是大胜的例子说事。尤其是当前的舆论环境，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基本盘对信息的接收已经出现了“双循环”的情况，他们各自都可能更多地听到更有利于自己党派候选人的声音和信息。我们也很难想象民主党的基本盘仅仅会因为拜登坚持要做候选人而不去投他改投特朗普了。拜登可能也会以基本盘固化为理由来提出自己依旧有胜算而临阵换帅不利稳定军心的主张。 第三，民主党在价值和流程层面仍无法自圆其说。为了和特朗普搞国会山暴乱、破坏规则做对比，民主党一直在塑造自身有规则意识要捍卫民主追求程序正义的形象。但如果在党代会甚至之前强行把拜登这个在党内初选中获得了将近99%的党内代表票的候选人给换下来，势必会给人一种“党内精英和寡头操纵了局面破坏了程序正义”的感觉。虽然民主党内部确实有在候选人丧失行为能力时更换候选人的相关条款，但条款的适用性和火候的拿捏也十分微妙，很难既推进条款，又不遭人诟病。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拜登可能会被换掉或者拜登已经铁定无法连任的判断。除了辩论之后民主党内哀鸿遍野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实际行动。比如，我们注意到拜登的一些助手因为对总统辩论非常失望而已经连夜开始修改、完善自己的领英（LinkedIn）页面，也就是准备在拜登这一任期结束后乃至更早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了。一些本来和拜登关系非常好的知名人物也纷纷撰文，劝拜登见好就收。弗里德曼就写了专栏评论文章，标题是：“拜登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总统，但现在他必须鞠躬谢幕、退出选举了。” 当地时间6月27日，民众在华盛顿特区观看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一些潜在可以替代拜登的人选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当前呼声最高的并不是副总统哈里斯，而可能是加州州长纽森。纽森为了保留政治资本，在辩论一结束就在被媒体围着问关于替换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拜登的辩论在政策“实质”上是获胜方，并呼吁不能背叛拜登，要继续支持拜登，百分之百地全力以赴，并比喻说“你带去参加舞会的舞伴铁定是会在离场时你希望一起走的人。“ 其他包括密歇根州州长Gretchen Whitmer，肯塔基州州长Andy Beshear，北卡罗莱纳州州长Roy Cooper以及2020年周期就已经参选的当前在拜登内阁的布帝吉格等都是热门人物。而且，这些在摇摆州甚至红州摸爬滚打很多年的民主党政客如果真的能顺利替代拜登（也就是替代的过程不过多伤害候选人的公信力和政治资本），对特朗普的胜算基本都比拜登的要高。 拜登自己很可能至少还会想挣扎一下，因为他自己很想连任。拜登和第一夫人在辩论之后在亚特兰大与支持者们见面的集会上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这场辩论完全输了，吉尔·拜登还赞美拜登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拜登如果坚持不退选，则势必需要找访法弥补今晚的损失，他接下来可能不得不增加在电视上的曝光度来尝试挽回局面。但电视上得越多，有破绽、有不足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也就是说，拜登的局面可能会越来越被动。真正想要劝动拜登，可能一方面要看拜登的家人，二来要看拜登最信任的幕僚，比如其高级政治顾问Mike Donilon，前白宫幕僚长Ron Klain，以及做了很多年拜登助手后接替拜登在特拉华州参议员席位的Ted Kaufman，三来要看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大佬们，比如奥巴马、佩罗西、克林顿以及舒默、杰弗里斯等。 换还是不换，美国今年沉闷的大选周期终于又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新动向。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7篇 张登及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美国从特朗普任期中期起，发动了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目的是要求中方增加采购美方产品，平衡贸易赤字。但其实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升高以来，通过管制美中商业与科技交往，阻滞中国总体发展、防制中国经济规模与军事能力逼近美国的主张，就日益流行。 这种思潮的流行，原本局限在战略圈。但随着美国社会的红蓝分岐极化，对华政策的“甩锅”与“究责”，便向两党精英扩散。中国经济当时仍在劲升，伴随大步进取地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交往的部署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加强了“中进美退”、东升西降的印象。 虽然美、中都继续在全球化时代获益，但美方由于欠缺有力的重分配机制，除了科技与金融顶层人士，许多普通人都感觉“相对收益”逊于中国。在社会“进步议题”分岐深化下，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也与中国“不公平”获得全球化的“相对收益”的感知挂钩。 开始时是共和党右派热衷此见，拿来抨击拥抱多元社会和全球化的民主党，后来就逐渐成为两党乃至双方多数支持者政策上的“常识”。这是为什么崇尚交易的特朗普关税中心策略，会迅速向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领域蔓延的大背景。 特朗普个人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固执。所以新冠疫情流行初期，他还曾经赞扬北京的封控成效。直到美国疫情失控，严重威胁共和党连任前景，情绪性、阴谋论的甩锅中国政府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就变成不只廉价有效，而且藉由生物民族主义的固有特征，向全社会甚至多数西方国家快速传染的广泛情绪。 这样一来，原本局限在华府共和党右派的全社会、新冷战脱钩观点，就获得了大面积的社会基础。倾向民主党的战略界人士，也不得不从“重估”(reckoning)得出“中国令美国(自由派)失望”、民主党也应扬弃“交往”的结论。这正是“特规拜随”，民主党甚至还加力催促美国的盟友，合力扩大对华脱钩的重要原因。 自中美旧金山峰会以来，双方领导层达成了保持沟通、管控分歧、扩大人文社会交流的共识。战略界偏向民主党一侧的部分人士，也呼吁美方不要掉进新冷战的陷阱，以免突发危机导致竞争失控。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全球化”为新的广泛背景的美国对华疏离战略，其影响目前尚处于局部领域、象征性、小范围的扭转，如熊猫交流与少量的航班恢复。但严重欠缺互信、深刻的不安全感，导致双方的教育、科技与社会脱钩，仍在加重加深的阶段。 疫情后中美在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南海争议、台海议题几乎完全相反的主张与动员己方反制对方的行动，都阻碍双方恢复正常交往需要的气氛。再由于选举政治的限制，美方更难主动对脱钩有所调整。目前北京方面先加强和欧洲与纽澳等的交流交往，若能使关系渐渐向暖，或有助缓和美中持续蔓延的脱钩。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8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不久前，日本法学家奥岛孝康去世。在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时我曾问“什么是好大学”，他不假思索道，“好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迄今为止，这个回答不但是日本甚至也是各国教育人士的共识。 当然这个共识并不包括某些国家的政府。近年美国政府收紧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美国内部仍有不同声音，有些学术精英担心这种政策将阻碍学术自由的发展。但目前这种讨论并未影响到政府决策。 如何看当下中美学术教育交流的困难？其实“阳光之下无新事”，对于美国围堵早在70余年前中国人即有体验，但今天中国可以有更多对策。 2024年1月28日，中国驻美国使馆举行纪念中美留学45周年暨2024年中美青年新春联欢活动。 当下中美教育交流的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全球化尽管遭到挫折，但并未停止。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纽带及交流意志，可以成为冲破意识形态恐惧的动力。中美两国教育界都需要好的教育交流策略，这需要大胆改革，突破当下体制障碍。 谁勇于改革，谁善于改革，谁就能赢得这场“世纪教育竞争”。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5篇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4年5月1日，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民调数据，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图景。该民调的主要发现在于，多数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并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增长乃当务之急。如果细致分析这个较具代表性的美国主流民调，并结合中美关系近年来的主要发展轨迹，可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提供一些思考。 自2005年首次发布有关美国民众对华认知报告以来，皮尤研究中心在过去近10年里先后发布了数十份相关民调报告。比对历次报告可知，自2013年开始首次出现多数（52%）美国民众对华持有负面认知以来，中国在美国舆论场域中长期处于负面形象。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在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2017年执政初始的47%，暴增至2021年的79%，并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执政三年多来始终处于80%上下。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民众对华正面认知自2013年以来一路下滑，降至2023年历史最低点的14%并略微恢复至此次的16%。 美国民众对华正面认知自2013年以来一路下滑 历次民调数据呈现了中美大国关系之间的亲疏关系状态。例如，2012年以前美国民众对华总体上持有正面认知，而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因美国在反恐等战略议题上对华存有较大的合作需求而整体较为稳定；此后美国旨在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导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逐渐主导美国的对华认知图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份最新民调反映了中美以人文交流为主的民间往来所遭遇的挑战。与中美大国关系亲疏的微妙变化，往往都会映射并影响到两国的人文交流。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即中美民众到对方国家进行人文交流的人数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而锐减，这在赴华学习和工作的美国人数上得到了极为显著的体现。 这份最新的皮尤民调报告，似乎同时也为破解中美人文交流难题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报告发现，越是年轻的美国民众，越是对中国持有正面的认知。例如，在18至29岁的年轻民众中，高达1/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认知，接近1/2的受访者对中国略微持有负面认知。但在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对华认知几乎恰好相反，即对中国持有正面认知的极少，而持有负面认知的却高达2/3。对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竞争者”还是“伙伴”的认知评价中，不同年龄段仍存在明显的差异。可见，年轻的美国民众似乎更不受美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对华认知更具有“自主性”。 年轻的美国民众对华认知更具有“自主性” 考虑到美国民众过去十年左右时间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重大变化与中美关系发展轨迹之间的紧密关系，中方应更加积极地设法推动与美国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民众的全面交流，反向地塑造中美关系。上述民调表明，美国普通民众对华持有负面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负面冲击之故，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重大命题，将改善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鉴于青年群体对华认知更趋正面，中方应加大力度推动中美两国青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访美期间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意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相关单位应以此为契机，以更大力度、更全面举措，积极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打造一个形塑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进而可能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世纪工程。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6篇 张兵  山梨县立大学国际政策学部教授 中日人员往来从2015年出现逆转（2014年访华日本人总数272万人，访日中国人总数241万人，2015年前者为250万人，后者为499万人）以后，整体上不平衡（访华日本人数减少，访日中国人数增加）的倾向一直存在且越来越大。 这一倾向在尤为期待的青少年交流方面更加明显。以双方留学生人数的推移为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从2012年的8万6324人增加到2019年的12万4436人，其后受疫情影响有所减少，但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5月24日的报道资料，在日中国留学生从2022年的10万3882人，2023年增加到11万5493人，中国留学生一直占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0%以上；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从2012年达到最多的2万1126人（占在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6%）以后连年下降，疫情前的2018年就已降至1万4230人（同3%），上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道资料显示，2020年和2021年在华日本留学生分别为7346人、5722人。 中日人员往来呈现出不平衡 与留学生人数有直接关系的双方语言教育机构数和学习者数方面情况完全相同。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每隔3年一次实施的海外日语教育机构调查，中国的日语教育机构从2018年的2435所增加到2021年的2965所，日语教师人数从2018年的2万220人增加到2021年的2万1361人，日语学习者数从2018年的100万4625人增加到2021年的105万7318人（占海外日语学习者总数的28%）。而同期日本的中文教育机构数和中文学习者数都有较大的下降。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全国高中及同级别学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开设中文的学校数和中文学习者数分别从2018 年的497所、1万9637人减少到2021年的457所、1万7847人。 中日人员往来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存在虽然有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包括日元贬值造成的赴华费用的增加、日本人短期赴华免签政策的停止、中国大学及政府有关部门对中日间人员往来审查和管理的加强等等，但日本国内媒体的导向及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调查结果表示，日本学生及家长对中国的印象多来自于媒体，而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较多。关于来自美国的影响，从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反复修订和出台的《大学的国际化和危机管理》中可见一斑。其中提到，鉴于美国加强对华规制以防止技术流出的动向，日本有必要对此加以重视，与美国协调，采取对策，强化对留学生和外国研究人员的审查，加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内部管理。 美国的对华姿态对日本一般民众也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内阁府每年实施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对美国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每年都接近9成（2021年88.5%，2022年87.2%，2023年87.4%），而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最近三年内从超过2成下降到只有1成多（2021年20.6%，2022年17.8%，2023年12.7%）。日本民众对美国有较大亲近感且非常重视美国的取向，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自然会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 中美关系变化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中日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和减轻美国因素的影响，改善和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时隔4年半于今年5月27日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峰会（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会议表示将在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六个关键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强调“重振人文交流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一致同意“促进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以增进友好和睦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化目标，包括“把2025-2026年作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力争到2030年将三国人员往来规模增至4000万”；大学间国际交流项目“亚洲校园”“争取到2030年底将参与学生数量增至3万名”，等等。 会后的5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关于日方提出的恢复短期免签政策的提问时表示，“中方重视日本各界希望恢复免签政策的诉求，我们希望日方能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提高双方人员往来便利化的水平”。可见中日韩峰会对于促进中日人文交流有着实际的效果和意义。 期待三国共同遵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的有关承诺，在人文交流方面切切实实且长期持续地做出努力，使峰会成为相互间人文交流加强和扩大的契机。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3篇 刘星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 国际关系中，当一切都与政治和安全挂钩时，经济、贸易都会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地进入“低政治”领域而受到政治因素的支配，看似无关紧要的人文交流恐怕更会陷入尴尬的境地。至少根据目前的状态，中外之间的交流或日益面临这种尴尬。拒绝或警惕人文交流的理由各不相同，从国家和权力的角度看，人文交流或许意味着间谍活动、破坏活动、文化政治渗透等各种损害国家安全的危险，随着关系恶化和对危险的认知被放大，这种担忧会发展为焦虑、偏执甚至疯狂的政策。而从个人的角度看，也会担心受到公权力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而对交流产生胆怯、怀疑甚至抵触。长此以往，难免会在相互之间形成交往一定是带有某种“任务”和“目的”的不信任与猜疑，并由此进一步限制交往的恶性循环。在“政治安全挂帅”的今天，这种趋势恐怕难以迅速扭转。 尽管不一定像中美关系那么明显，但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也不容乐观。支撑中日之间人文交流（更广义的人员交往）的或许是留学、商务和旅游三大块。最理想的人文交流是双向对等，可中日间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向日本的人员流动在上述3大块中都在上升，而日本向中国的人员流向却都在下降，日本的一个报告称，23年10-12月日美欧前往中国的游客只有4年前的5%。也经常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大多也不太愿意前往中国，有些学者暂缓对现状问题的研究而转向其他领域，有些则另辟蹊径，前往或借道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途径了解中国大陆，换句话说，通过“第二手资料”（估计大多应该还不能算客观的）继续研究。如果连学术交往都趋向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缺乏人员沟通的中日关系或就更让人担忧了。不过刚看到一条报道，东京地区的100余名大学生最近访问了北京，并参观了中国某知名互联网企业，采访中日本学生颇有大开眼界的感觉，更是出现了“怕已经追不上中国了”的多少有些羡慕的感言，想来这次访问交流至少改变了一部分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积少成多，滴水穿石，希望这种即使做不到感同身受、至少也能促进耳闻目睹的交流越多越好。 3月5日，“日本大学生看中国”访问团启动仪式在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成功举办。 在后人看来，麦卡锡主义荒诞至极，但在当时一时间却是政治立场坚定的标杆，而这种走火入魔和歇斯底里的改变并非来自于国际关系的改善，更是美国国内的抵触以及相应的制度纠错的结果。换言之，尽管民间层面非常重要甚至是必须的，人文交流依然需要国内政治和政策的调整与明确的方向。有些观点认为美国限制人文交往反映出美国对自身制度与社会的不自信，如果是这样，那么自信是否可以理解为是社会、政策更加的开放与透明呢？比如，面对强硬的反华人士，比起拒之门外任其口无遮拦地自话自说，或许将其请到中国来，在展现出的中国现实中进行交流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吧。

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4篇 韩荣斌 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副教授 在中美竞争的全球大局之下，脱钩成为一个美国的一个主要策略选择，体现在多个方面。特别是科技和经济领域，美国希望通过脱钩限制中国的科技和经济领域的进步，其基本逻辑是美国在这些领域依然有领先优势，而中国是在中美科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关系中获益较大的一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科技和经济有所依赖。这种思路有现实基础，这也是中方一直反对脱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中国反对脱钩，美国一些鹰派更加认为这是遏制中国的有效策略。实际上脱钩对于美国也有很大的伤害。首先，在中美经济科技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并非只有中国从中获益。至少当前美国通胀实际上和中美脱钩并非毫无关联。其次，这一策略的有效程度取决于脱钩的结果是中国被孤立还是美国被孤立，这个需要专文探讨，但是至少中国并没有陷入美国希望的孤立状态。第三，中方反对的原因有可能并非是中方在脱钩中受损更大，而可能处于中美双方战略思维的不同。 中国希望避免全球因为大国争霸而带来动荡，即使是受损较小，也不愿意脱钩；而美方可能认为这是唯一避免美国霸权旁落的机会，即使受损较大也别无选择。最后，脱钩的效果是否如美国所愿也成问题，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为例，脱钩可能不仅不能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反而刺激中国的进一步加大投入取得突破，毕竟中国已非吴下阿蒙，长期看来既不缺资金，也不缺市场，更有足够的人才。美方制裁不仅促使中国加大研发，甚至还主动让出了市场，给国产产品的成长和迭代留出了空间。 如果说经济和科技领域的脱钩至少有其逻辑的话，在文化和交流领域的脱钩简直是美国自毁长城，反映了美国的深度不自信，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美国过去坚持自由贸易和开放交流的策略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文化和制度的高度自信基础上的。开放包容，美国人走遍全球带去的都是美国的影响力，而自世界各地到美国的人们也无不感受到美国的魅力。但是目前美国一方面国内排外情绪上升，一方面限制美国人到访特定国家，特别是把中国放在第三级的旅行建议类别，让人不禁要问美国政府究竟是想通过此策略打击中国旅游业，在国际上孤立中国，还是是对于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现状有所顾忌。如果是后者，那简直是对自身软实力的自我阉割，那把美国比作晚清也不是毫无道理了。 晚清时期的中国，有识之士疾呼要开眼看世界；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真正完全阻止人民对外交流和了解世界。中国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走出了一条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学习、交流的心态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万万不可更易。最近中国进一步开放外国人来华，已经收到比较好的成果，不仅大大恢复了中外的经贸和文化往来，也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消除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 我个人对于海外网络视频网站的观察发现，非常多来到中国的旅行博主都对中国之行进行了如实的记录，他们本人以及很多评论者都强调眼见为实，中国并不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形塑的那个中国，许多人都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所折服。看到这样的情况，不禁希望中国能够把开放外国人来华的政策，特别是免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包含美国及其他五眼国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来亲身体验中国，百闻不如一见，相信效果会非常好。 海外博主记录中国旅游的长视频 而美国的文化脱钩和麦卡锡主义回潮，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美国近年来越来越内向的政治氛围，对美国确实不是好事。美国在二战后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制度自信和软实力基础之上，而当今美国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担当山巅之城的形象。海纳百川故而成其大，今天的美国是否有这样的胸襟气度？很多迹象已经让人不太乐观，特别是拜登政府对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萧规曹随非常让人失望，因为这至少说明美国之病不在一个特朗普。更不用说文化交流上的脱钩从纯粹功利性的角度也是不智的，这不仅打击了中国内部对美亲善友好的势力，更可能使得美国越来越不了解中国。如果中方继续保持开放心态，不断努力了解学习美国，那最终双边关系可能是一种单项透明的状态：中国有知美派，而美国没有知中派。这种情况下的博弈美国很可能做出误判，从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灾难性的后果。当今的美国，需要开眼看中国。

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11篇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教授、前院长 新冠疫情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逐步恢复，但中美之间的人员流动却显得格外“独树一帜”：一方面，中国继续显示出向美开放和向美学习的姿态。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于2023年11月发布的《2023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22-2023学年留美国际学生人数再破100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为289,526人占总数的27.3%，连续第14年成为美国国际生最大来源地。但另一方面，美国来华留学生2022年350名，2023年700人！两国青年学生的流动形成了天壤之别。 美国人对中国之“冷”，应大大“归功”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开展贸易战，尽管实际效果并不如意，但却大大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爱国仇华“热情”。加之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总统的刻意操作，美国社会的仇亚反华事件不断。拜登入住白宫后，不仅把贸易战的精神扩大到科技和其它经济领域，而且在国际层面积极组织反华统一战线。几乎“不共戴天”的特朗普和拜登，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难得的一致，从而把指责中国批评中国上升为美国朝野的“政治正确”，再加之官僚政府的各种教条和隐秘操作，起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从事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中国学人赴美或者遭遇吊销签证，或入境时被刻意刁难；二是美籍华人遭受美国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三是激发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妖魔化，打消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兴趣。由此才导致上述“中热”“美冷”的反差。 中国古人有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美国政府这种在人文领域对华脱钩的思想与操作，最终将会导致对中国更多的不解、误解和错解，走入一个以中国为敌的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应当告诫美国决策者：如果没有了中美之间近在咫尺的人文交流，结果就只能是越来越远在天涯的中美两国。 习主席在2023年11月访美时，公开宣布中方愿意在未来5年内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充分显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中所需的广阔胸怀和长远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