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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6篇 由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悉尼大学荣誉教授 若从道德的层面选一个词来定位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世纪咆哮”，“春秋无义战”或许比较贴切。然而若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的崇尚实利、武力的传统观念来看，他不过是把历史向后倒退了几个世代，还原了人类弱肉强食的原始属性。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而言，遵从国际法远没有奉行丛林法则来的实惠，特别是在无需付出多少经济军事代价的情景时。 其实内地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存在许多误解。首先从严格的军力对抗的意义上说，它不能算作真正的战争，而是一场绝对强者对绝对弱者的降维式的惩罚。当然即便是绝对弱者，它也会有点反击能力。冠之以各种不对称的战法，对敌手造成些许的伤害，也在情理之中。相比美军所投入的兵力而言，它的战损其实很微薄。不对伊朗进行陆地作战虽然暴露美军的天然弱点，但仅靠非接触攻击就将伊朗重创更反映了美军主宰战事的压倒优势。 | 图片源于网络。 第二，以几架战机的折损，弹药的消耗量来判断此次战事的成败是否过于肤浅。所有这些实难撼动美军的战场主宰和承受力。若说特朗普的开打目的是伊朗政权的垮台，自然是他的期许之一，但很难说是他预先敲定的终极目标。伊朗政权仍在，so what？这又如何？其国本被动摇，军力，财力，生产力被伤至根本，这或许才是特朗普发动攻击的初衷。 第三，从更宏观，更战略的层面看，特朗普此次的任性或许造就他独特的历史定位。里根被说成是整垮苏联的功臣，其实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更大。没有美国总统在过去47年里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特朗普做了，而且这很可能从根本上加重德黑兰现政府的危机。回头看他在委内瑞拉的成功，下一步对古巴政权更迭的推动，如能一气干掉三个美国的宿敌，几十年后会不会有好事的美国人也把他的头刻在山里的石头上？相比于和平奖，这是不是他更期待的？ 问题是，他的这些努力一点一点地把逐渐被文明世界所扬弃的强权及真理的法则又带回到人类冲突的现实里，尽管他的所作所为符合美国的利益。新的阵营对抗，新的国与国的对峙，新的军备竞赛正加剧新的世界级战争的生成。或许美对伊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人类大历史回转的开始。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2篇 辜学武 德国博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 伊朗战争的爆发和伊朗反击美国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少想过的理论问题: 与美国结成盟友, 尤其是让美国在本国领土上驻军, 到底会给美国的盟友带来更多的安全还是更大的危险? 长期以来, 美国的盟友“遍天下”,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 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有美国驻军. 这个现象在亚洲也很普遍, 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就是典型的例子. 阿拉伯国家也不例外, 光是在中东地区, 美国就至少有19个军事基地, 分布在巴林,卡塔尔, 科威特, 伊拉克, 约旦,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说明,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军事安全和国土防御寄托在美国人的身上. 任何军事结盟政策都是一种政治决断. 在这个决断的背后是一种坚信, 坚信美国驻军就是一个保护伞, 任何现实和潜在的敌国都不敢对我轻举妄动, 更谈不上军事打击了. （2026年4月16日，韩国仁川机场的大韩航空值机柜台。韩航司燃油附加费今起上涨 低收益航线陆续停飞。来源：韩联社） 然而, 伊朗对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发动的导弹与无人机攻击似乎开始或正在摧毁这种坚信. 如此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危机来临时却成了“负资产”, 把阿拉伯国家拖入了一场他们并不想要的军事冲突. 美国和以色列同伊朗之间的战争本不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战争. 但是, 当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不宣而战之后, 所有的美国阿拉伯盟友突然发现, 驻扎在他们领土上的美国武装力量, 不仅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而是恰恰相反, 给他们带了“杀身之祸”. 受到美国狂轰滥炸的伊朗, 苦于对美国本土鞭长莫及, 无法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敌人实施报复性打击, 不得不“舍远求近”, 将所有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支撑这个存在的美国盟友都定义为“合法打击目标”. 一夜之间, 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变成了“回旋镖“, 直插阿拉伯列强的安全软肋. 伊朗也是刁钻的很, 除了猛烈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之外,…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3篇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如下是三点粗浅的思考，许多地方还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 思考之一：在国际战争中，“斩首行动”能否通过快速解决对方的领导人，缩短战争的时长以及对平民的伤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在古代，中央政权对全国的控制相对较弱。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强大的政党组织系统，对敌对国家高层的斩首的确可能使得对方陷入混乱、崩溃，很短时间内快速投降。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民族主义、政党政治等因素的存在，斩首对方的领导人未必导致对方政权的快速崩溃，也就不能导致战争的快速结束。只要被斩首一方的政权能够继续正常运作并控制全国，那么两国之间的战争就将延续下去，变成一场全面的、长期的战争。 （在2017年的照片中，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发表伊朗新年致辞。他旁边是已故革命创始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画像。来源：AP） 思考之二：“斩首行动”会减少还是增加核战争的风险？相互核威慑带来国际稳定的逻辑还存在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核战争的风险并不会明显减少或者增加。假设战争一方因为具有先进的隐身作战能力，可以对某个有核国家的领导人发起“斩首行动”，那么可能出现两种情景：一种情景是斩首成功，敌对国家新的领导人继位，新领导人可能会继续敌对，也可能改变政策，但不管是哪种选择，都不太可能因为旧领导人的死亡而主动发起核战争。另一种情景是斩首不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太可能因为可能被斩首而发动核战争，但的确相比非“斩首”的作战方式而言，核战争的风险会有所上升。但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特殊场景：领导人因为得知马上要被斩首而又无法避免，下令对另一方发动核打击。这种特殊场景下，核战争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尽管有了“斩首行动”，核威慑的逻辑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但某些特殊场景下核战的可能性的确会明显上升。 (2026年1月21日，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中央控制室。来源：AFP） 思考之三：“斩首行动”与正义战争的关系：什么情况下“斩首对方”是合法的、甚至是正义的？从目前的国际法来看，“斩首行动”如果针对的是恐怖主义领导人、入侵者和犯下种族清洗等反人类罪行的领导人，那么这是符合国际法的、正义的。但有两种情况值得进一步讨论：一种是当两国已经明确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例如为了某个领土争端进行战争，这种情况下斩首对方的领导人是否是合法的作战形式？从“擒贼先擒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出发，斩首是一种合法的作战形式——但谈不上是正义的；另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即一国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对另一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这种情况往往具有较强的入侵含义，既不合法，也不正义，会导致国际关系的严重无序和氛围恶化。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0篇 刘亚伟 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最大的启示是尽管美国政治风云变幻，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坐庄，国家安全政策也因为总统的更迭而经常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的是美军服从命令的天职和专业素质的平稳。换句话说，美军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选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并因平时高强度的训练和演练可以随时打仗并打胜仗。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不问政治、高度爱国、重视训练、超级稳定和追求专业的武装部队是巨大的福气。 其次，因为美国的部队不问政治，以总统的马首是瞻，在国会对行政部门束手无策或放任自流的情况下，它在执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或愿意为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推翻其他一切普世的价值观的领导人的命令后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无穷的不确定性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美军“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和与以色列一道试图推翻伊朗政权的做法彻底改变了当今世界运行的一些起码的准则，让美国最为推崇并让所有国家遵守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成了一个荒谬的说法。 美军随时待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 最后，速战速决或许会成为美军今后军事行为的主要原则。越战不仅把美军拖得精疲力竭，甚至颠覆了美国的政治秩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使得美国浪费了大量资源并为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突袭委内瑞拉的巨大成功让特朗普总统沾沾自喜，认为他可以在伊朗复制在南美的“立竿见影”。虽然在伊朗的军事行为耗费了美国巨大的资源，但特朗普不会让这次军事行动变成一次新的军事马拉松，这也是他为什么威胁要摧毁伊朗文明和把伊朗变成焦土。美国领导人在未来决定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时（比如在台海或南海）会变得更加谨慎。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1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战争法规范的严重碎片化反映了国际秩序转型期的深层张力。近期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均未能满足《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关于使用武力的严格限制，进一步印证了既有战争法规范在强权政治面前的脆弱性。在“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国将旨在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单边武装干涉包装为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执法行为；在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中，特朗普政府又通过无限扩张“先发制人”与“集体自卫权”的概念，试图为缺乏安理会授权且在任何方面都不满足“迫在眉睫”标准的预防性打击披上合法外衣。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讨论开战合法性，特朗普更为关心美国公司如何获取委内瑞拉石油，以及如何向民众表现出已经赢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美国在对外干涉中对开战权（jus ad bellum）的任意解释和漠视消解正是当前规范碎片化的核心内涵与典型表现。 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正义战争的话语将战争行为的责任转移到敌人身上，因此动用武力“永远都不会是非法的”。“任意编织开战理由”的做法，揭示了正义战争话语的核心悖论：当动武标准本身可以被策略性地突破和重构时，任何军事行动都可以在事后被包装为“正义”之举，战争法规范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功能转变。规范不再是对所有行为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而沦为打击对手、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这种转变正是规范系统性碎片化的核心症结——它不仅破坏了规范的普遍适用性，更在话语层面消解了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基础。 战争法规范的工具理性在于通过稳定的预期形成互动秩序，这是一种着眼于系统稳定和长远利益的全局理性。然而，在当前一系列国际冲突中，无论是为了维护地区霸权而实施的单边突袭，还是为了实现政权更迭而进行的斩首行动和对民用设施的威胁，决策者往往被短期军事收益和局部政治目标所裹挟。当短期理性压倒长期理性，交战方更倾向于将战争法视为阻碍胜利的绊脚石，从而在战术层面上选择性地无视区分原则与比例原则。这种局部理性的膨胀，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战术上的优势，但却以透支国际社会信任、破坏长期互动秩序为代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每一次对规范的短期背离都会降低未来遵守规范的预期收益，从而进一步削弱长期理性的约束力，最终加剧国际体系的无序与动荡。 作为对人类使用暴力施加的最低管制，战争法规范效力的恢复与重构必须建立在内部审慎精神与外部制衡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在国内层面，必须重建对战争法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价值认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战术性工具。审慎而明智的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以所谓理性计算开启的暴力若失去自我克制，最终必将终结于疯狂与自我毁灭。在国际层面，面对主导国家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既需要通过多边机制、国际司法机构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持续发声，形成对滥用武力行为的道义与政治制约，更亟需找回基于权力制衡的硬约束。只有当内部的审慎精神与外部的制衡力量形成合力，战争法规范才能在碎片化的废墟中实现再建构。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7篇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张望 “自卫队基地内原则上无法使用WI-FI”！ 2023年，《日本经济新闻》负责政治/外交的记者发现这一惊人现状，激起日本国内讨论自卫队应如何适应新战争形态。据报道，基于现行法规，由于担心干扰民间通信频道，自卫队基地内长期限制甚至禁止使用Wi-Fi，这一做法原本出于信息安全考虑，却在无人机战争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在当今作战环境中，无论是无人机操作、实时情报共享，还是指挥控制系统，都高度依赖稳定且高效的网络支持。当其他国家不断推进“网络中心战”与数据链整合时，日本内部的防卫省与总务省协调不足，在基础通信条件和法规制度上受到限制，举步维艰。 2026年4月13日，日本防卫省开始着手强化无人作战能力建设，设立以“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为核心的专门机构，统筹无人机等无人系统的研发、采购与运用。这一举措直接受到俄乌战争及中东冲突中无人机广泛应用的影响，反映出日本对未来战争形态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转型的判断。 俄乌战争带来的现实冲击 2022年爆发的“普京的战争”（俄乌战争），是日本重新审视未来战争形态的重要契机。这场冲突中，无人系统的大规模运用彻底改变了传统作战模式，也让日本外交/防卫界深受震动。 在战场上，乌军大量低成本无人机被用于侦察与攻击，对步兵、坦克乃至后勤系统形成持续威胁。装甲力量的生存能力明显下降，俄军T-80等高性能重型坦克装备在无人机面前暴露出防护不足的问题。同时，无人机和反舰导弹的有效结合也在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2022年4月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被日本专家视为利用无人机作为诱饵/分散注意力的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案例，显示出低成本手段打击高价值军事目标的现实可能。 图中分别为陆上自卫队侦察用无人机（UAV）和16式轮式装甲战斗车（Type 16 MCV）。 相比之下，自卫队的基层战术训练调整显得迟缓，目前缺乏能力在日本本土复制乌军的作战模式。据笔者观察，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陆上自卫队仍缺乏针对“装甲部队如何应对无人机威胁”的系统性训练，思维仍停留在2000年代的战争形态。随着俄乌战争局势变化，近年来日本才逐步将无人机对抗纳入实战化演练。例如，笔者留意到：2026年4月，在陆上自卫队第一师团64周年纪念仪式的基地开放日，出现了87式侦察车，16式轮式装甲战斗车（Type 16 MCV）和无人机（UAV）协同操练的场景。但据现场观察，无人机只是作为侦察和火力诱导的工具，依然未出现类似乌军的成建制的无人机攻击部队。 国产化路径的选择 日本在军事技术发展上长期强调自主可控。面对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估计日本会倾向于先将相关能力嵌入本国产业体系之中。美国学者Richard J. Samuels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中提出，日本防卫产业的特色是采取一种典型的“spin-on方式（民转军）”，而非美国式的“spin-off（军转民）”。所谓“spin-on”，是指将民用领域的先进技术反向引入军事用途。由于日本长期受和平宪法与防卫政策限制，军工产业规模有限、防务需求不足，因此难以形成像美国那样由军方主导、再向民间扩散的技术体系。相反，日本更依赖其发达的民用工业基础将成熟技术转化用于防卫装备。同样，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军民融合”模式发展无人机，通过防卫省与美国，土耳其和以色列企业的合作，加速引入无人机技术（如土耳其的TB2S和以色列的MKII）并向日本国内实施技术转化，并准备逐步淘汰目前正在一线使用的陆上自卫队攻击和侦察直升机（例如AH-64D“阿帕奇”和OH-1）。 图为美国学者Richard J. Samuels出版的著作《Rich Nation, Strong Ar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自2022年兴起的新军事革命面前，日本表现出对技术变革与战争形态变化的“迟感”。近年来，在外部冲突刺激下开始调整认知，并逐步推进制度与战力的建设。2026年高市政府即将推进的防卫力量改革，预计将把无人机与AI等关键技术领域置于优先发展位置，并作为推动日本防卫能力转型的核心支柱以实现系统布局。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8篇 朱俊玮 浩瀚智库研究员 近年来，AI军事化应用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俄乌战争和不久前美国与以色列挑起的对伊朗战争，为AI技术提供了深度参与实战的机会，深刻改变了作战样式。如果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第一场信息战”，那么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可以被视为人类最初的AI战争实践。 从俄乌战争到伊朗战争，AI从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发展到更深度地承担目标筛选等核心任务，大幅增加了打击目标数量，加快了打击节奏。硅基智能在处理海量信息方面对碳基智能具有碾压式优势：像“9·11”事件前美情报部门虽已获取相关原始情报，但因工作量太大而而来不及翻译分析的情况将不再会出现；人类团队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完成的图像判读和目标识别等工作，对AI而言只是“小菜一碟”。然而，AI的能力越强，人类的责任就越大——人类需要把自己的认知与各方面能力提升到更高水平，确保AI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为人类服务。 图片源于网络。 首先，人类军人需要深刻理解各种AI工具的优势、短板及各种风险，同时对人类在与AI交互中可能存在的认知误区、陷阱、弱点等保持警觉。AI应始终是人类的工具，工具使用者应当对其各方面性能有充分的了解——尤其应清楚何时会出故障、存在哪些风险，以及如何防范和排除风险。这些问题在学术界、智库圈、政策界已有深入讨论，但目前外界尚不清楚战场内外的AI工具使用者，比如一线作战人员、指挥官乃至高层决策者对此认知有多深刻。 其次，人类军人必须对AI模型输入和输出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进行严格审核。一方面，要确保输入数据准确有效。若输入数据本身就有问题，那么AI就会成为错误的加速器和放大器。据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误炸了伊朗一所女子学校，导致约170人死亡，初步分析显示，误炸原因可能涉及使用过时的目标数据，而美军使用的AI系统Maven加剧了这一错误。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首任主任杰克·沙纳汉中将指出，从Maven项目启动之初，他就反复强调，向AI模型输入实时、准确的数据，才是最核心的难题。另一方面，必须对AI模型的输出结论进行审慎复核，避免被AI的算法偏见、“幻觉”等偏差误导而酿成悲剧。训练后的AI模型往往如同一个“黑箱”，人类知其输入与输出，却不清楚其内部经过何种步骤得出结论。大量实验证明，输入数据中极细微的扰动就可能颠覆AI的判断与输出。上述误炸事件另一层面的原因在于，一线作战人员在高速作战节奏的压力下，难以对AI提供的结论逐一加以确认与审核。作战历来强调“兵贵神速”，而AI的应用进一步压缩了信息审核与决策时间，无形中埋下了无数未知的错误隐患。人类需要反思：在AI时代的战争中，我们应当继续一味追求速度，还是应当适时谨记“欲速则不达”的古老智慧？ 图片源于网络，图为伊朗被炸毁的学校。 再者，人类军人必须担当起AI模型的“伦理审查官”角色。AI模型的训练依赖可编码信息；情感与伦理等虽可通过多模态数据被部分表征，但因其高度情境依赖与价值多元性，难以被完整、稳定且无偏地建模，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同时，人类社会本身的价值分歧与数据偏见，进一步限制了AI在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可靠性。近期研究实验显示，AI既不懂人类眼中的“风险代价”，也不懂“核禁忌”。不久前，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人员使用GPT-5.2、Claude Sonnet 4、Gemini 3 Flash三款大语言模型进行兵棋推演，在95%的模拟推演中，至少有一款大模型选择使用战术核武器；无论战局如何恶化，三款大模型均不选择妥协或投降；在86%的模拟推演中，冲突升级程度超出了决策逻辑的预期范围。这就引出了一个终极问题——究竟谁该为AI在战争中的应用负责？ 最终，承担一切战争责任的应当是人类，也必须是人类。人类必须主动作为，为AI扎紧护栏，构建人、技术、制度、规则多重防线，明确不同岗位的具体责权。只有板子打到具体的人身上，责任才会被认真对待。唯有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环节——从数据标注、模型开发、系统部署，到情报搜集与审核、指挥决策、最终执行，形成一个可追溯、可问责的闭环，才能避免责任被技术外包、被系统稀释、被流程掩盖。确保“人在环路”固然重要，确保“每一环都有人负责”更为关键。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9篇 白智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新潟大学法学部 （一）美以袭击伊朗：怎样应对不确定的世界？ 美以袭击伊朗，加重了世界的不确定性——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是每个人不得不思考的课题。 首先，高度不确定的世界，让我们不知所措于何为“正确”，这就需要每个人基于个体体验或经验、经历，做出你自己的价值选择。这应该是美国政治学家阿伦特指出的一种方法——这位幸运逃离纳粹魔爪的犹太女性，总是直面苦难而不停思索。 其次，无论有没有阿伦特那样的个体体验或经验、经历，面对不确定的世界，还应该重视平时生活中的“常识”，基于常识做出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日本思想史家藤田省三曾说过：常识是每个人都有的对事物的基本认识，不需要太多的道理，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经常忽略了“常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最后，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除了需要细致追踪事物的变化之外，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重要的是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把握与运用。这是一位年轻同事提到的——大家们的重要研究成果，一般都建立在不复杂的基本理论之上。 美以袭击伊朗下的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令人彷徨，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深度思索的契机，会让我们这些个体去反思常识的重要性，还可能促进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回归基本理论和概念来更好建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二）“返祖复古”的战争和战争的“返祖复古” 近年国际秩序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俄乌，还是南美，更是当前的美以伊，都表现为主张实力的国际政治形态，以武力和战争解决国家地区争端，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不过，这些在人类史上早已有之，相反世界实则在向过去和传统回归——我们不妨将此称为“返祖复古”的战争。 与此同时，这些不同地区的不同战争形态，实质上在过去的历史中也早已部分出现过——就此我们不妨称之为战争的“返祖复古”。一是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访美时，令其“尴尬”的特朗普总统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的珍珠港之战。二战中纳粹德国惯用闪电战，虽然功成一时，最终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高市早苗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照片来源于网络） 最近出现在南美以及中东的斩首作战，看似战争形态的“创新”，但对于熟悉中国历史故事的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不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兵对兵将对将，擒贼先擒王的另一种表现吗？日本文豪森鸥外笔下的古代历史小说中也有类似场景。可见，斩首行动的原型历史更为久远。 与此相关联，从当前作战的实际结果来看，斩首行动以及这些地区的战争形态，都表现出有限战争的特点。即打击的对象和范围被限定，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战争形态比较，可以称之为有限或低限度战争，这或许是一种变化。究其原因，可能还与国际政治研究早已得出的现代战争具有的超大破坏力这一基本结论相关，即特别是在今天，人类已经发展到可以多次毁灭地球的程度，所以各方出于部分理性思考在把战争控制在有限程度之内吧。 （三）结语 总之，无论是返祖复古的战争还是战争的返祖复古，共同項都是军事武力暴力战争，无疑是当今现代国家和国际政治劣化的表现，返祖复古是历史的“反动”。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更是AI时代——人类高度发展时代现代国家的最大悲哀。 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即现代国家继续存在，国家间的战争则无法完全消除。因此在不可控的现象面前，我们个体总是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即便如此，人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当无人机或机器人大战等后现代战争形态出现时，不把它当做科幻电影或电子游戏看待，拒绝把战争当成娱乐欣赏——以微弱之力，抵抗历史的“反动”。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10篇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所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兼职研究员 霍尔木兹海峡成了＂人质＂，一剑封喉，扼紧了全球的命门。一场新的战争形态悄然出现了，让全世界认识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综合当前的中东局势与相关数据，笔者关注以下要点，即“油价与中间选举”之间的关系。 在 2026 年 11 月 3 日的美国中间选举中，油价依然是影响执政党政权稳定性的晴雨表。从2026年2月的每桶原油价格60多美元到3月底的近120美元，仅用了一个月时间，油价几乎翻倍。 次选举证明，当全美汽油平均价格超过 4.00美元/加仑时，选民对执政党的负面情绪会呈指数级增长。2010年，奥巴马政权在中间选举当时油价处于高位，每桶上涨到113美元，选民将通胀压力发泄在民主党身上，导致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 受中东冲突影响，2026 年 4 月油价跨过了4美元的＂心理红线＂，一度在达到4.25美元/加仑。这对现任政府维持国会席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美国的政局将面临新一轮的震荡。 油价与美国中间选举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这通常被称为“口袋书投票”（Pocketbook Voting）——选民通过感受自己钱包的厚薄来决定选票的去向。 “口袋书”即钱包。口袋书投票是指选民在投票时，主要根据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来做决定。如果选民觉得自己最近钱包变薄了，生活成本高了，他们就会倾向于惩罚现任执政党。 每一加仑油价的上涨，都直接削弱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将“通胀焦虑”直接转化为投票压力。在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油价是激发“口袋书投票”最敏感的触发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油价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一个强大的“减分项”。如果油价在选举前几个月保持在高位，执政党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重内政而轻外交的美国现政权，国内的动荡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际局势的走向。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5篇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的空降兵和坦克集群杀向基辅，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这场局部的区域战争，迅速向外蔓延，就像一枚导火索，引爆了世界各地的战火。各种规模的战争，冲突此起彼伏，硝烟四起，把这个世界积攒的各种历史积怨，地域争端，民族矛盾都以战争的形式激发出来。由于美，俄及欧洲一些大国的参与甚至深陷其中，逐渐演化为自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 这次“世界大战”有三个特点：战争形态的剧变，国际秩序的松动和国际联盟的重组。这也是当前全球安全格局最核心的特征。而且它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 战争形态的变化 俄乌战争 战争形态的变化，从俄乌战争的第一天就拉开了序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几乎完全效仿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模式。通过空降兵闪电控制首都机场、电视台和政府要害部门，在数小时内瘫痪国家指挥系统，坦克集群的钢铁洪流长驱直入，一举推翻基辅政权。 二战时期的苏联坦克集群的钢铁洪流 但这一次“布拉格模式”彻底失灵，因为战争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在美西方的帮助下乌克兰成功地利用“信息战”、“情报战”、“电子战”和“舆论战”，对俄罗斯进行反击。 首先是“情报战”大幅提升了战争的预判和战场的感知度。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机构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手段，提前精准地掌握了俄军动向，兵力部署甚至发动时间，早已做好应对准备。所以在俄军进攻时，泽连斯基政府没有像捷共领导人那样犹豫逃跑或束手就擒，而是坚守基辅、全民动员。然后是“信息战”，卫星通讯和社交媒体让战场单向透明。俄军空降兵突击安东诺夫机场时，战斗被全球直播。乌军迅速炮击跑道，使俄罗斯后续重型运输机无法降落，俄罗斯空降部队成了孤军，遂被歼灭。同时乌克兰政府还通过数字技术快速发放武器、组织领土防卫，顶住了俄军第一梯次的冲击波，没有被一击即溃，为接下来的抵抗和西方的援助赢得了时间。 乌克兰首先运用了信息时代的战争手段，使停留在传统战争模式的俄罗斯，遭到了巨大挫败。当时有分析认为，俄乌战争是“两代人的战争”，是苏联式“钢铁洪流”与西方“信息化部队”的代际碰撞。 一个战士可以控制100架无人机 反观俄罗斯，战争初期时，还是二战战争思维的延续，照搬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模式，空降兵+大规模装甲集群。乌克兰通过电子设备对俄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俄军在战场上成了瞎子，聋子。这种“单向透明”信息不对称，使武器装备数量和兵力远不及俄罗斯的乌克兰，利用单兵反坦克武器（如“标枪”、“NLAW”）和无人机对俄军重装备逐个点名，使俄军损失惨重。乌克兰的信息化部队，依靠星链保障通信不中断，用大量廉价无人机（从土耳其的“旗手”到改装的民用四轴飞行器）进行侦察、校射和直接打击。利用精准的信息对俄罗斯还在用手机指挥的高级指挥官进行斩首。他们开发了像“Delta”这样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士兵用平板电脑就能看到敌我态势。大大提升了乌克兰的战场认知度。同时乌克兰还通过“舆论战”，利用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手段，在舆论上碾压俄罗斯，使全世界每天都能看到战场的直播，听到乌克兰的声音。 这确实像一代人在打“二战”，另一代人在打“电子信息战”。率先掌握“信息化”战争手段的乌克兰，在战争初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且以小博大，摧毁目标的成本和速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一枚几万美元的导弹摧毁一辆几百万美元的坦克，一架几百美元的无人机撞毁一门火炮。 俄乌战争 是一个典型案例，是融合了人工智能、无人机作战、网络舆论战、经济制裁与混合博弈等多元手段的新型战争形态。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简称美伊战争） 战争形态随着科技发展、国际格局与作战理念的变革不断演化。与二战大规模机械化兵团对决、阵地攻防、火力碾压与人海作战不同，美伊战争开启了信息化、精准打击的全新作战模式。制空权、远程制导与非接触作战开始主导战场。精准“斩首”与“个人信息战”，是美伊之战的特色之一。 首先是技术极致化。美、以依托其强大的信号情报（SIGINT）能力和AI分析平台（如“Habsora福音”），基于海量数据可以对特定个人进行“终身定位”。通过分析手机信号、银行流水、家庭成员的社交媒体动态、甚至是特定地点的用电数据，AI能预测出目标在未来某时某刻最可能出现的位置和行动轨迹。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信息定位”。 其次是战术多样化。战争手段不再限于空袭导弹。还有包括：远程遥控的无人机炸弹，针对核科学家的定点消灭， 甚至寻呼机，对讲机炸弹，也使真主党成员蒙受巨大损失，通过黑客手段激活目标的手机麦克风或摄像头来辅助定位，实施“斩首”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从“摧毁军队”转向“摧毁关键人物”和“瘫痪社会运行”。 战争的门槛被降低到可以“定点清除”一个个人，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更难控制。 基于海量数据与AI的“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美以对哈梅内伊等采取“斩首”行动 但是伊朗并非委内瑞拉，而是采取强硬的“非对称”回应。在多线对以色列进行饱和式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使其核设施和军事目标遭受的“神秘爆炸”和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进而封锁霍尔姆斯海峡，切断世界油路。双方谈判条件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很难找到交汇点，中东又是一个“死局”。 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三大趋势： 1. 不再仅仅是军事装备的比拼和对决，而是比拼谁的侦察、信息，通讯、计算、毁伤评估链条更短、更智能，更迅速。 2. “军人”的概念得到新的诠释。“信息化”部队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兵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人外，无人机操作员、IT志愿者甚至社交媒体博主都成了战斗力。战争在前方后方同时进行。 3. 从“夺取领土”到“摧毁意志。斩首领导人、瘫痪电网、伪造信息、制造恐慌，最终目标是让敌对国家或组织从内部瓦解。 AI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运用使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空间“全域化”。陆海空天传统战场在物理空间激战正酣，如俄乌、中东的地面攻防。而在无形空间，网络攻击和认知战中，AI被用于识别打击目标、制造虚假信息、操控舆论，动摇敌方意志。无形战场决定有形胜负。其次是手段“智能化”。算法与人海战术的博弈。 AI深度介入，是战争形态发生变化的一个加速器。美、以近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AI平台将目标识别与决策周期从“数小时缩短到几秒”。 无人装备崛起，无人机成为战争主角，也是现代战争形态的一大标志。俄乌冲突中无人机造成超半数毁伤，低成本“小摩托”挑战传统昂贵防空体系，甚至出现全球首次针对超大规模云计算数据中心的直接打击。 AI技术对掌握现代战争的主动权有决定性的影响 AI的发展和运用会加剧战争的烈度使未来的冲突会更“失控”。这场深刻的变革正在重塑每个人的安全观。如果AI能使普通人的数据成为战争情报。如果AI能独立识别和攻击目标，那么AI在战场上做出“杀人决策”将越来越脱离人的指令，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 国际秩序的松动 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面临巨大挑战，已经出现大面积松动。联合国的权威正经历最严峻的考验。联合国宪章被藐视，处境尴尬。最重要的是，许多重大国际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俄乌战争，恰恰是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间展开的。这个原来世界公认的国际仲裁和决策机构，已无法正常运转和履责。 第75届联大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Volkan Bozkir)坦言：“联合国正试图用20世纪的旧机制，解决21世纪的新问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机制，常让应对危机的行动陷入僵局。雪上加霜的是，2026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警告，联合国面临“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风险。大国拖欠会费严重，制约了其行动能力。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中东乱局，联合国秘书长都承认“战争已经失控”，其发出的停火呼吁常被直接无视。联合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完全无能为力。 但是，联合国的框架还在，合法性也依然存在，所以尽管联合国的决议常被违反，但各方仍需在联合国框架下博弈。军事行动后，各方仍试图在安理会决议中寻找合法性。联合国仍是协调全球人道救援、难民救助的核心平台。这就是目前联合国的现状。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转折，一个危险的新常态。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战争层面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传统安全边界在无人机和AI面前形同虚设，而维护国际秩序的联合国却因机制滞后和财政危机难以有效应对。这场变革中，AI和无人技术领先者将掌握更大战场主动权，而国际秩序则陷入“国家利益”的博弈困局，联合国宪章被粗暴践踏，形同虚设。 在“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建立之前，联合国往往被绕开。同时会出现新的“责任联盟”（比如G7、金砖国家、区域组织）来取代联合国制定战时国际规则，比如禁止AI自主杀人、保护民用数据设施等。但不排除某些大国彻底抛开一切规则，不讲“武德”，回到“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 军事同盟的重组 现代战争形态的另一个特征是世界战场的高度互联 ，乌克兰和中东战场已不再是孤立的“局部战争”。俄、伊正形成“互联战争”体系。俄向伊提供实时侦察数据，伊向俄供应无人机技术。通过在两个方向牵制西方，分担彼此战略压力。乌克兰则向海湾国家提供无人机技术，实际上是要把俄乌战争与美、以和伊朗的中东之战连为一体。 西方正在讨论组建一个新的军事联盟 西方正在讨论组建一个新的军事联盟，该联盟将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基辅多年来一直试图加入欧盟和北约未果，对这一机会求之不得。西方国家计划组建一个新的军事集团，需要通过乌克兰来发动一种新的战争。亚洲的日本，台湾地区也在“试水”，企图加入西方同盟，成为西方战略中的亚洲链条，从而得到西方的支持和保护。 总之，现代战争已经彻底跳出传统军事对抗的范畴。把“二战”和“布拉格之春”与“俄乌战场”和“中东斩首”连起来看，恰好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战争形态演化的过程。工业时代的战争逻辑（火力、规模、纵深）正在被信息时代的战争逻辑（链接、算法、精准、认知）所取代。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制胜机理和博弈逻辑，呈现出大大区别于传统战争的全新形态和特点。 当前的战争已逐渐进入新型战争形态，不再是单纯的兵力对垒，而是演变为在物理、网络、认知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的混合战争。 对战争新形态，新特点的认识和研究，是我们对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思考和研判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