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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学者评【美国在人文领域的对华脱钩以及麦卡锡主义的回潮】第2篇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当今的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仇视中国、恐惧中国的情绪。仇中恐中情绪，既来自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结构性因素，也来源于日本媒体长期以来妖魔化中国所带来的误解与偏见。各种舆论调查表明，这种误解、偏见又与访问中国的日本人的减少有很大关系。实际上，访中日本人的人数从最高峰2011年的366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268万人，这与访日中国人的人数从104万人增加到960万人有着天壤之别。新冠以后访中日本人不但没有回复，长期在华的日本人数量也创历史新低。 纠正和消除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误解和恐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吸引更多的日本国民访问中国，亲身体验真实的中国。我的学生的中国研修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为了鼓励学生在学期间有一些海外体验，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我所在的学校提供一定的补助金，鼓励研修班（seminar）老师带学生去海外研修。2023年9月的中国研修是新冠后的第一次海外研修。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安排访问上海著名制药公司，参观苏州日资工厂和广州丰田汽车装配线，拜访杭州阿里巴巴总部，与暨南大学学生座谈等诸多活动；同时要求学生在游览上海、苏州，杭州和广州时，通过购物、乘坐地铁和出租车等活动与四地市民广泛接触。这应该是一个内容丰富翔实的研修计划，本以为会有很多学生报名。结果却出乎意料。与新冠前三分之二的报名率相比，这次报名人数不到一半。尽管我做了很多解释，很多学生的父母就是不让他们的孩子去中国研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年计划中的马来西亚研修，23名学生中有22人报名参加）。他们的理由就是中国不安全，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抓起来，会被中国市民欺负。实际上，由于福岛核电站排放核污水（日本称之为“处理水”）导致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国内舆论当时对日本也比较严厉。日本驻华大使馆甚至发出了在华日本人在公开场合不要大声说日语的警示，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恐惧。 横滨中华街 在这样一个不太吉祥的背景下，我带着十三个学生踏上了中国研修的九日之旅。回来后，所有的学生都说中国研修太值得了，修正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科技发展、城市发展和环境卫生都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诸如坐地铁行李要安检、公共厕所没有手纸，大学生要参加军训等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也成为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听了同学们的研修报告之后，很多没有参加研修的学生都非常后悔。有一个学生回日本后写了一篇长达20000字的《中国纪行》，详细描述了在中国研修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心路历程。《中国纪行》得了学校散文比赛的二等奖，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这个学生是我校中文项目的学生。去中国前，他已经有了一些中国的基本知识，也能认识到日本媒体报道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歪曲。但因为是第一次去中国，仍然惴惴不安，不知道会在中国碰到什么事情。9天的研修，他的最大的体会就是，自己平时的生活是多么狭隘，是怎样被偏见所包围。要走出这样的信息茧房，必须鼓起勇气自己去亲身体验。受中国研修的启发，他后来又去了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百闻不如一见。要向世界展示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除了我们自己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更应该让外国人来中国以身说法，让外国人来讲中国的故事。应该说，外国人讲的中国故事更能够让外国人接受。 进一步放松管制，为更多的外国人访问中国提供便利，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在这里我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就像对欧洲很多国家游客单方面开放一样，对日美游客恢复新冠前的15日免签制度。去年我的学生为了取得签证，每人花了两万多日元（通过旅行社）。对于一个每月打工收入只有5万日元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有几个学生在广州的自由活动日里，擅自去了澳门，结果回不了大陆，只能另买机票从香港直接回日本，提前结束中国研修。第二，对有关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出台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解释，免除普通外国人的访华疑虑。新冠前经常和我一起去中国做调研的老师说，以后再也不去中国了。我问他原因，他的回答竟然是害怕被抓起来。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特朗普封口费案影响有限 特朗普诸多司法挑战中的“艳星封口费”案这几天有了阶段性的进展。曼哈顿的12位陪审团成员一致判定特朗普与封口费案有关的34项重罪全部成立，且每一项都没有任何陪审团成员有异议。 针对这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个结果可能是特朗普及团队始料未及也是最坏的。本来，无法达成共识或无罪可能是他们期待的结果，毕竟整个司法规则对特朗普极为有利 – 只要有任何一位陪审团成员对某一项罪名有异议，那一项罪名就可能无结果。而虽然案件是在深蓝的纽约审理，但通过已经公开的陪审团成员的媒体信息源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只接受中立客观或者左翼媒体的信息。比如2号陪审员只从右翼社交媒体大本营、特朗普的主场平台“真相社交”和“X”两个渠道获取信息 – X自马斯克接手之后对右翼信息的宽容度也大幅提高。可以说，这位陪审员很大可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是铁杆。但在铁证面前，他也没有对任何一项指控投反对票。 不过，具体案件虽然情况不理想，但远远还未到能从根本上影响大选结果，让特朗普输掉选举的程度。相反，接下来的发展依旧充满变数。 首先，在宣判之后，两党政客针对此案的站队和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和党因为近年来已经被特朗普派控制，出现了迅速聚拢力挺特朗普的局面。一些心心念念要竞争特朗普二把手相当副总统的政客更是到各种媒体平台去为特朗普辩护、发声。共和党精英层内并没有形成因为此案而倒戈的趋势。唯一表示建议大家要尊重陪审团决定的前马里兰州州长、今年国会参议员候选人Larry Hogan也被特朗普派围攻。可见，特朗普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因此被撼动。反观民主党这边，大家似乎并没有就如何利用这一话题形成一致意见。有些人觉得应该针对这个对特朗普有负面影响的判决做做文章，但另外一些人则觉得应该让案件自己发酵，以避免因为太多渲染而给人造成是通过司法工具在干预政治的印象。所以案件让共和党的凝聚力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却让很多民主党人陷入两难。 其次，该案法官接下来会在7月11日进行量刑。从5月30日到7月11日这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特朗普的团队有很多干预的方式。比如，他们可以去寻找潜在的新的证据，他们也可以去探索任何陪审团成员在案件讨论过程中的任何不当行为的蛛丝马迹，并以此来改变审判的进程。而且，人无完人，我们很难断定特朗普的团队一定会空手而归。 第三，针对特朗普的量刑估计会比较克制。这个案件是史无前例的，对量刑的法官有较大的挑战。对特朗普的指控属于非暴力的E级重罪，在纽约属于最低级别重罪，理论上每项罪名最多可判处16个月至4年的州监狱监禁，总刑期最长不超过20年。但鉴于特朗普77岁的年龄，不仅没有刑事犯罪记录，而且又同时兼备前总统的背景，他被判监禁的可能性虽然不能被排除，但并不是非常大。法官也可以判处他缓刑，也就是说，需要假释官批准才能出州旅行 – 当然，这个可能是在纽约州执行，也可以是在当前特朗普的首要居住地佛罗里达执行。另外，除了也可能判处罚款或有条件释放，要求他不再惹上法律纠纷外，也存在让特朗普进行一定时常的社区服务的可能性 – 比如去公园捡垃圾或者在四岔路口维持交通秩序等。 第四，特朗普当前面临的诸多司法挑战中，其他重要的案件已经基本上在大选前被扫清障碍，封口费案出了结果让特朗普对接下来几个月的选情能有更好的把控。特朗普本来面临的重大案件可以用“5+1”来概括。5个案件分别是民事欺诈案、国会山暴乱案、文件泄密案、佐治亚州干预选举案以及这里提及的纽约艳星封口费案和相应的“禁言令”。 民事欺诈案此前已经走完流程，当前处于申诉阶段。多年来，特朗普一直在隐瞒自己的财富，建立了房地产帝国，使他成为明星并入主白宫。这个案子特朗普被罚4.54亿美元，特朗普只要凑够钱，政治上影响不大。 国会山暴乱案特朗普已经通过建议总统具有豁免权而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了拖延。现在，法官表示必须等最高法院出结果，该案才能继续。虽然最高法院很可能不会判定总统具有绝对豁免权，但部分豁免或有条件的豁免是可能的。而特朗普只要拖到自己当选总统，像这样的联邦层面的案件便都可以不再继续诉讼。 同样的，文件泄密案的审理本来是定在5月20日的，但现在已经出现无限期拖延，具体会被拖到什么时候还不清楚。但这个案子的法官是特朗普任命的，陪审团也会从2020年特朗普赢下的选区选择，所以特朗普赢的可能性不小。 佐治亚干预大选案本来是最有可能让特朗普坐牢的案子，因为既不是联邦案件因而不会因特朗普当选总统而消失也同时证据确凿。但特朗普团队捕捉到了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 (Fani Willis) 与特别检察官内森·韦德 (Nathan Wade) 陷入恋爱关系的情况，并以此申诉他们因为涉嫌利益冲突而不再适合继续负责此案。而在法官表示两位检察官必须有一位离开该案，韦德也已经辞职之后，特朗普团队又申诉表示威利斯也不该留在这个案子上。所以，一拖再拖，这个案子也很可能在大选前不会有结果了。 所以，“艳星封口费”本来就已经是这几个案件当中最不起眼的，法律基础最不牢固的案子，现在反而成了唯一可能在大选前给特朗普带来一定挑战的案子了。而且，特朗普多次通过社交媒体发言来威胁和攻击法官的家人、证人等，已经多次违反禁言令。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所考虑。不过，因为控方采取的逻辑比较新颖，罪行既不是有婚外情，也不是支付封口费，而是要将这些行为认定为是影响了2016年选举的走向，且违反了一系列竞选财务相关的法律。因为这较为复杂的指控，在量刑之后的上诉过程中，特朗普的团队应该仍具有提出有效挑战的可能性。不过，对他们而言，只要继续拖延，等特朗普当上了总统，可能又会有新的转机。 第五，这些司法挑战对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影响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美国的媒体环境已经非常割裂，特朗普基本盘平时接收信息的右翼媒体不太会过多报道特朗普的负面信息，甚至还会继续包装和鼓吹该案是“政治迫害”。特朗普可能也并不需要太多的中间派或者民主党人去给他投票，因为他的一贯策略是尽可能地激活自己的基本盘，而非扩大盘子。 第六，从民意上来看，该案对选民的影响也并非是单方面的。虽然最新的几轮全国性民调在问及如果特朗普被判有罪，选民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投票行为时，有4-30%不等的共和党选民表示会不再把票投给特朗普，但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清楚，在问卷调查时使用假设场景对判断事件真实发生之后个体的行为的帮助并不大。而且，现在离选举还有半年时间，尤其是如果量刑并不包括监禁的话，到时候这个案件还能留下多大的影响，仍有待观察。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团队不断鼓吹“政治迫害”的叙述，也会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当年克林顿因莱文斯基案被弹劾之后，民调一下子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次特朗普封口费案判决出来之后，对他的捐款也猛增，甚至一度因为捐款人数太多而让捐款网站瘫痪的程度。可见，案件对特朗普的选举不仅有负面影响，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助力。 我们当前唯一能预料的和大选相关的影响是，因为佛罗里达这个特朗普当前居住的州对刑事犯罪不太宽容，所以特朗普在11月如果入狱则可能会因为犯人的身份而失去选举权 – 虽然他的被选举权不会被剥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状况，就是特朗普可以获得美国近一半选民的选票，但自己却因为被剥夺了部分政治权利而无法给自己投票。当然，因为有刑事犯罪纪录，特朗普可能无法做理发师、保安等工作，但他可能本来就没有要从事这些领域的想法 – 可见相关法律对普通人的约束和对特朗普这样的人的约束很不一样。 拜登方面也很清楚当前的政治和司法状况，且已经号召选民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通过大选投票，才能真正击败特朗普，让他远离白宫，让他面对法律的制裁。特朗普也自然把大选当成是重要的“救命稻草”，称陪审团的决定是“耻辱”，表示“真正的判决”还要看11月5日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可见，特朗普的司法挑战可能不一定会影响大选，但大选却可能反过来影响特朗普的司法结果。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11篇 王亦诚 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 美国各校管理层对校园抗议的镇压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原则的侵犯。美国政府也为了盟友以色列，做出了自越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做出过的行为，即面对抗议学生派出武装警察进行镇压。这种镇压行为无疑会极大影响美国的国际声誉，让美国在指责其他国家人权状况时失去道德高点。事实上，就在几天前的5月3日，布林肯和拜登发表声明庆祝世界记者日（又名世界新闻自由日）时，就被大量评论指责为伪善。这种指责不仅是因为美国对待自己校园抗议的态度，也必然会因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几乎无条件支持而激化。在此次战争中，已经有至少97名新闻记者被杀，其中至少92人死于以色列的袭击。在世界记者日之后一天，以色列政府就全面禁止了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活动并洗劫了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办公室。但美国政府在庆祝世界记者日的同时，却拒绝对以色列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进行谴责。 拜登和布林肯生命被大量指责为伪善 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政府已经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出其与专制政府的类似性。在以色列的官方宣传说辞中，抗议以色列的战争行为被与反犹画上等号，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专制政府时常挂在嘴边的“伤害民族情感”的说辞。这种说辞的实质是将一国政府作为国家和民族无可置疑的代表，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对政府行为的反对才是等于对一个民族全体的反对，而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是高度集权的。而美国政府和很多高校领导层对于以色列这种言论的完全接受，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理念。更讽刺的是，美国不少媒体都试图论证校园抗议来自于“境外势力”的煽动，或者声称学生自身不可能发起如此全国性、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试图以此将校园抗议非法化。这种说法同样与某些专制政府面对抗议和反对声音时常用的“境外势力”、“别有用心之人煽动”的话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同样十分讽刺的是，不少此次表态支持以色列的右翼政客，此前缺对持反犹观点的新纳粹组织抱有宽容态度。在笔者所在的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2017年就曾爆发过新纳粹组织的反犹主义游行，并造成一人死亡。新纳粹分子高举火把高喊反犹主义口号（“Jews will not replace us”）的画面，也成为著名的新闻照片。但对比2017年的右翼游行和2024年左翼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弗吉尼亚州警方和弗吉尼亚大学校方的态度缺截然不同，对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宽容。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中，抗议者也使用了“Where were you in 2017”的口号作为对警察清场的回应。 弗吉尼亚警方对2017年新纳粹反犹主义游行更宽容 而由于此次抗议出现在美国的大选年，拜登政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果说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只是疏远了阿拉伯裔选民的话，那么对校园抗议的镇压则疏远了不分族裔的众多左翼年轻人。拜登此次竞选的策略本来是大量渲染其对手特朗普的专制主义倾向，因为特朗普将媒体和自己反对者的言论说成是fake news的做法无疑是对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巨大挑战，而特朗普多次声称要将反对者关进监狱也让人感到结社和抗议的自由受到威胁。但在对校园抗议的多地镇压之后，笔者圈子内的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施行了他声称特朗普会实行的专制主义措施。甚至有人表示，现在看来，即使特朗普当选，或许言论自由的状况也不会变差太多。由于拜登的竞选活动极大依赖对特朗普的负面宣传，而自身的正面宣传则在民众中不太深入人心，现在的舆论状况是对拜登非常不利的。这些民主党的支持者绝不会改投特朗普，但投票率的降低是可以预期的。而在2020年，拜登的当选得正是益于超高的投票率。 目前，哈马斯已经接受了美国和埃及调停的停火协议，但以色列仍然没有接受该协议，并将会入侵加沙仅剩的大城市拉法。拜登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其尽快接受停火协议，以在大选前挽回年轻人中的民意。但美国其实并没有有效的筹码强迫以色列停火，而种种迹象表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不会在完成对拉法的入侵之前接受停火。在几天前，以色列特拉维夫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非常讽刺，拜登为了以色列盟友而大规模镇压美国国内的抗议，但很大程度上，拜登能否挽回民意，缺取决于以色列国内的抗议能否成功。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10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对于加沙地区数千妇女儿童惨遭杀害事实，尽管右派反复宣称这是反恐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种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知道当年美军B52对越南北部的战略轰炸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其结果改变了美国舆论。对于加沙平民的悲剧社交媒体报道迅速，而西方媒体的报道也不得不有所调整，“目的的正确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已经成为全球公众对待这场屠杀的共识。尽管全球多数公众对加沙平民的惨烈牺牲倾向同情，但他们仅仅是各种屏幕后的视听者，十分无奈。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国学生站了出来，他们诉诸语言乃至行动，从而揭开美国校园抗议活动的帷幕。 5月16日，巴勒斯坦民防人员从加沙城被炸住宅楼的废墟中救出一名儿童。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尽管当下这场学生运动在规模，烈度方面与半个世纪前那场学生运动尚有所不及，但两者对全球正义的政治诉求从本质上看并无二致。当然上世纪学生的抗议运动除反战外还包括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对管理社会的反抗，反种族歧视，伸张女权等。而对于当下这场运动如何发展我们则需要拭目以待。 这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相当的同情乃至支持，但目前来看尚未吸引主流社会的坚定支持。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内部权力的分裂，另一方便可能在于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个“大众社会”今天已经破碎成为无数“小众群体”，“公众关心”难以焦距。尽管如此，这场学生运动的诉求对我们思考当下世界政治并预测21世纪全球政治趋势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美国纽约，警察拘留了在纽约大学校园内设立营地抗议巴以冲突的亲巴勒斯坦学生和抗议者。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9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过去的半个月里，一场大规模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各大高校。亲巴勒斯坦的抗议人群在学校草坪和公共设施安营扎寨，高举着从“停止屠杀”到“从河到海”的各种标语牌，要求学校立即采取行动中断同以色列的各种经济和学术联系。然而在短暂的静默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UCLA等相关学校校方先后做出极为类似的回应，要求学生撤出被占领的公共区域，否则将面临被停学甚至开除的惩罚。随后在校方要求下，当地警方介入清场并实施逮捕。目前，全美已有超过两千三百名抗议者被捕，其中既有学生也有部分与学校无关的人员。 在UCLA举行的亲巴勒斯坦游行 尽管各种版本的“阴谋论”仍在不断蔓延，但本次抗议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无疑是学生，尤其是在哥大、耶鲁、纽约大学、南加大和UCLA等最顶尖高校就读的学生。事实上，自哈以冲突爆发后遍布全美的各种抗议示威就从未间断。其中，既有支持巴勒斯坦也有支持以色列的活动，但青年学生一直是亲巴勒斯坦抗议的主力军。皮尤中心2月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比更年长者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更为积极，也更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作为左翼聚集的大本营，美国高校，尤其是东西海岸的顶尖高校们在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和支持对加沙平民人道援助等问题上始终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然而随着抗议的继续，围绕言论自由、公共秩序和反犹主义等诸多议题产生了大量的争议，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恰恰是高校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被解读为左翼的内部摩擦，而非进步派同保守派之间的对抗。在抗议者眼中，强力维护校园秩序的学校当局此时构成了学生的直接对立面；而在校方看来，被网络动员起来的，立场不一、成分杂糅、组织涣散的抗议者们很难成为有效的谈判对象。因此，紧张关系的核心不在于学生的“反以”行动是否冲撞了美国的政治禁忌，而是自发的学生运动无法达成统一、明确的政治诉求，从而导致校园失序缺少终局方案。校园中的紧张状态是一个缩影，所反映的正是民主党当前不得不面对的最大困境——相较于共和党支持者更为单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支持民主党人群的拼盘色彩更为明显，由此导致的内部摩擦与冲突无疑将降低其整体的战斗力。 在USC举行的亲巴勒斯坦游行 就今年的大选而言，根据哈佛大学3月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拜登在30岁以下最有可能参与投票的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了特朗普1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接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拜登的主要支持群体之一。然而也是同一批人，对于拜登处理哈以冲突的措施普遍感到不满，认为政府行动过于偏袒以色列一方。在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后，拜登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支持度必然大打折扣。而另一方面，保守派组织力和凝聚力更强的优势在竞争中就越发明显。毕竟，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学生运动后上台的往往都是共和党政府。

庚欣，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直新闻：针对美国及以色列在中东的所作所为，美国校园爆发抗议且愈演愈烈，拜登政府似乎进退两难，您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庚欣：现在拜登政府面对巴以问题，有三条战线上的两难困境。 第一是在中东现场，美国既要继续支持以色列，清除哈马斯，但同时又要避免战火烧得太大，也要避免过多的人道主义灾难，所以不断提出“停火止战”的要求，可是得不到以色列的响应，并一再被内塔尼亚胡“打脸”。这时拜登政府呈现出一种既缺乏魄力又缺乏智慧的两难困境； 第二就是在国际上，拜登也同样如此，美国本来就不希望在俄乌冲突之际中东再开战，但既然已经开打就不能不顶着巨大压力，做出“维护以色列”的强硬姿态，在联合国多次否决“谴责以色列”以及“支持中东停火”的决议。但同时美国又不想在国际上丢太多分，把这样一个中东的乱局，完全归咎于美国自己，并且使美国苦心经营的“盟友群”也呈现分歧，这是拜登在国际上日益明显的进退两难； 第三就是在美国国内，这对拜登而言是最主要的，因为大选将近，拜登现在必须明确提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诉求，美国会也以大比分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因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犹太族裔”都是不能得罪的。但拜登也不能明确反对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援反人道主义灾害”的学潮运动，因为他实在是怕失去现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所代表的本来比较亲民主党的力量以及阿拉伯选民的支持。 首先，这次美国二十多个州近30所大学而且大多是名校展开的抗议运动，是和美国国内整体的社会氛围连在一起的，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反对以色列非人道主义的暴行、反对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偏袒的诉求，和青年学生们的示威行为相互影响、呼应，而这些比较年轻、比较有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比较倾向非保守主义阵营的中青年精英现在正在出现变化，转向反对拜登政府。他们的诉求也正在从开始的“反以亲巴”以及要求学校与“挺以好战”势力切割，逐渐转向反对“学校请警方进入校园管控校园”、要求民主自由发表意见，进而反对美国政府过于偏袒以色列、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政策并对决定这种政策的拜登当局投出否定票的方向，这就对拜登的选情形成巨大压力。 其次，美国有350万的阿拉伯裔人口，虽然仅占美国人口1%左右，但2020年近八成是投票给拜登的，特别是在摇摆州，阿拉伯裔选民的选票对于拜登的选情至关重要。如果这些人半年后“拒绝投票支持拜登”或“弃拜投特”，这也会使本来选情就告急的拜登“雪上加霜”。 而且，就在拜登面对上述两难压力的同时，特朗普及共和党也面对着类似的困难选择。因为共和党本来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党，四年前特朗普也有过很偏激的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他和民主党之间在中东问题上，政治上是有分歧的。但是在这一次美国大选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及社会动荡，对拜登政府形成了形成了明显的冲击时，精明的特朗普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来收割拜登的选票。但是他又不能丢失自己“亲以”的本色以及已经拥有的支持率，这也是具有两难性质的选择。 直新闻：在目前中东变局中，您觉得对于构建中美相处之道有什么机会吗？特约评论员 庚欣：确实，在百年变局、美国大选将近的情况下，中东冲突和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动荡因素，都在呼唤处于复杂变动下的中美两国，构建稳定、正确的相处之道，并积极、建设性地致力于消除国际治理“赤字”上。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大形势下，我认为中美“构建相处之道”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视为整个国际秩序包括中东局势走向平稳的“第一粒纽扣”。 鉴于在俄乌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共识度依然偏低。但在中东问题上，中美似乎可以找到很多的共识。首先，俄乌战局美国是主要当事方之一，而俄罗斯又是中国的重要伙伴，在这时中美之间要取得根本性的共识，目前看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中东问题上，中美各大国应该说都不是直接当事方。即使是由于种种因素不得不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并不赞同内塔尼亚胡政权目前这种极端的屠杀行为。这就为中美构建在中东问题上的相处之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是在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前，中美其实都在中东地区，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所谓“中东和解潮”，并取得了一些“殊途同归”的正面效果，而且相互之间明显有一些难得的兼容性。这至少表明中美在这场冲突起初阶段的共同点。 再次，在目前中东冲突延展过程中，中美等各大国都不乐见中东战局扩大，人道主义灾难蔓延，即使美国多次滥用否决权，干扰了中东停火及“巴勒斯坦入联”等进程，但从本国的基本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稳定起见，各大国包括美国都希望尽快推动中东停火止战。美国也不希望为以色列背这个黑锅，在国际上丢太多分，而且美国的“盟友群”以及国内支持者也呈现分歧，影响拜登的选情，这也是中美在国际多边场合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中美在中东问题上如能够达成一定共识，将会在稳定中东乃至整个国际乱局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一直认为，中美构建相处之道，必须从现实的、重要的案例中取得实质性的实践成果。没有一步步实际合作的行动，没有一个个互动共赢的案例积累，可能很难实现中美相处之道的构建。中美过去是“不打不相识”，今后则是“不合作就不能构建相处之道”。中美之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今天世界上，我认为最具有构建中美相处之道条件的热点问题，中东问题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美东时间2024年5月19日（周日）晚间，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与外交学院联合召开了线上中美关系讨论会。 参加讨论会的海外团队学者包括：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人论坛召集人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杨   溢    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伍   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大陆参会学者包括： 王   帆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李  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邵育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院, 台港澳研究所所长, 副研究员 曲   博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会议之始，主办方王帆院长和赵全胜教授致辞欢迎参会学者，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背景，并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诚挚交流。 之后参会的海外和国内学者就中美关系中的八个问题各自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这八个问题涉及了美国大选，中美科技战，中美禁毒合作，美国亚太经济战略，台海问题等诸方面。 孙太一和刁大明两位教授各自对美国2024年末的总统大选及下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 杨溢教授的发言涉及了拜登政府对华芯片管制政策的影响及走向以及美国方面对中美禁毒合作的态度和评价。 李巍教授对美国亚太经济战略做出了综合论述。 曲博教授谈到了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 伍国教授对中国非法移民问题的美方观点作出了分析并就中美日三方互动给与评价。 凌胜利教授总结了美国亚太地区联盟发展。 朱志群教授分析了赖德清上台后美台关系的走向及对台海局势的影响。  邵育群教授分享了对美国最新对台策略的观察和思考。 个人发言之后，王帆院长主持了学者之间的互动，对多个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最后赵全胜教授对此次交流做出总结，并提出了值得大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会议主办双方希望此类的交流活动还会继续开展。《海外看世界》也会继续关注华人学者在美的学术政策交流活动，敬请关注。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7篇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四月中旬发轫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挺巴”学生抗议运动很快延烧到美国东西两岸。虽然受到警方的强力压制，至今仍未有偃旗息鼓的迹象，成为美国政治一道新的风景线。 二战后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学潮，1970年代的反越战学生抗议运动，1980年代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运动。这次的反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抗议运动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学潮。这三次学潮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由美国外交政策所引起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外交在全球遇到的新挑战。和前二次学潮一样，这次学潮也可以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纠错机制的体制外启动。 从规模上看，当前的学潮还处于初始阶段，远比不上70年代的反越战抗议运动。当时全美至少有近900所大学和中学校园爆发了抗议示威，超过450所大学和中学被关闭，参加的学生据说超过400万。而这次卷入的学校到目前为止尚不足百所。 与此相关联，此次抗议运动的激烈程度也远不及反越战学运。学生的抗议活动基本上是非暴力的。他们在校园搭起临时营地，占领了一些学校大楼，图书馆等，没有关于学生使用任何武器的报道。进入校园清场的主要是当地的警察，有些地方在过程中使用了橡皮子弹，烟雾弹，哥大警察在进入被占大楼时还开了一枪，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虽然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了2000多人，在一些校园警察和学生出现了肢体冲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发生伤亡的报道。 此次抗议运动规模和激烈程度均不及反越战学运 而在镇压反越战校园抗议的过程中，美国近20个州动用了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打死了4名参加抗议的学生，打伤9人。参与学生进行抗争的烈度也更高，如哥大学生占领了5栋大楼，将一位学院院长扣为人质。一些校园最初的和平抗议演变成骚乱，学生放火焚烧了近30个预备役军官训练中心，不少人还当众将政府颁发的征兵卡付之一炬。 从学生的诉求来看，这次学运比较接近1980年代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校园抗议。当时学生要求所在大学从那些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获利的公司撤资并断绝关系。而这次学生向校方提出的要求也非常相似。如哥大学生要求学校当局和支持以色列加沙战争并从中牟利的美国公司终止合作并撤资，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他们还要求学校终止和一些以色列教育机构，如特拉维夫大学的关系。 应当说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学潮提出的诉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7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越战学运和美国全国的反越战浪潮汇合在一起，加速了尼克松政府和北越达成协议，全面从越南撤军的步伐。80年代的校园学生反种族歧视抗议也实现了其目标。很多大学终止了和南非当局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公司的合作，撤掉了有关的资金。这些抗议也推动美国政府最终改变了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南非政府不得不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政策。 本次学运要实现目标难度要大得多 然而这一次学运要实现其目标难度要大得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国策，不太可能在学生的压力下轻易改变。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强大存在。例如美国有30多个州有法律明文禁止州政府和任何对以色列有任何抵制，制裁和撤资行为的公司发生商业来往。因此和前两次学运有所不同，在加沙战争的问题上，美国社会没有共识，处于分裂状态。这次学运发生以后，在不少校园就出现了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群体对峙的局面。受到政府和社会亲以色列势力的双重压力，不少大学管理层在校园抗议出现后都在第一时间主动要求当地警察介入，以迅速平息事态。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亲自跑到哥大去对校长施加压力，要求她解决不了学潮就下台。哥大的一位大金主也已经表示将重新考虑对学校的捐助。 这次学潮会如何发展？从目前情况看，校园抗议发展成反越战级别的全国性运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外，这次学运背后的驱动力和反越战学运也有所不同。巴勒斯坦平民在加沙遭遇的苦难总体上并不直接影响美国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他们挺身而出主要是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而70年代反越战学运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是道义，还有学生们的切身利益。当时美军在越战的死亡人数已接近6万，成千上万的年青人面临应征入伍，踏上死亡之旅的风险。因此，对他们来说能否尽早结束越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另一方面，学潮出现之后，美国社会并没有形成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大氛围。事实上，美国社会，尤其是右翼势力，对学运的态度总体而言是相当保守的，认为学生常常是“麻烦制造者。”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反越战学运并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支持。甚至在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所谓“肯特大屠杀”发生之后，民意调查发现仍然有更多的美国民众认为错在学生，而不在国民警卫队。这次学运发生后，舆论倾向于给学生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认为学生行为破坏公共秩序，不少政治头面人物如前总统特朗普都要求当局用铁腕对付学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特朗普等政治头面人物要求当局用铁腕对付学生 目前美国大学已经临近期末。学校和政府的管理者和当政者都希望等考试一结束，大部分学生会收拾行囊，回家逍遥去了，学运可能就会无疾而终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使学运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因素。比如美国执法当局在平息学潮的过程中如果执法过当，导致学生死伤，就有可能激化学生和当局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事情的性质起变化。另外学运的走向也取决于加沙战局的演变。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重大停火协议，以色列放弃进攻拉法，自然能够对学运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如果拜登政府无法阻止以色列大举入侵拉法，再度造成巴勒斯坦平民的重大伤亡，显然会给学运火上浇油，从而导致出现一发不可收的局面。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此轮校园示威不会有深远影响 随着示威抗议在美国校园的蔓延，全球媒体都在聚焦事态的发展。报道的同时，有的人开始揣测随着抗议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会不会又是一次类似60年代反越战抗议那样的能深远影响美国政策并改变大选结果的重要社会事件？事实上，此次事件不仅不太可能影响实际的政策以及今年的美国大选，它和60年代的抗议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前不同的校园内状况也很不一样。 1 不同校园大相径庭 虽然校园内的示威最初大体上都是从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开始的，但事态升级的原因和过程，甚至抗议者诉求都有很大的不同。哥伦比亚大学是警察最先进行大规模清场的学校。但学校之所以请来纽约警察清场，主要原因是因为抗议者（很多都是非本校学生）在清场前一天晚上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并对楼内的包括所有摄像头在内的设施进行了破坏，也把门窗全部封住。如果仍然是由学生们在校园的营地里不打扰他人的抗议，估计事态也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园，所以最近有一个比较连贯的观察。这个校园位于离白宫仅仅五个街区，毗邻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地带，但警察、学生、校方等的互动与哥伦比亚大学很不一样。最初抗议者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华盛顿特区警方就直接拒绝了校方领导层要求将示威者赶出校园营地的请求，称他们担心针对少数和平抗议者采取行动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抗议区域外围首先是该校的一些教职工手拉手围成一圈保护学生，避免校方或警方对自己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而离营地最近的各个方向的一个街区自抗议开始以来就被警察封锁了道路，因为帐篷搭到了路中央了 – 警察可能主要是为了考虑学生的安全。所以，在华盛顿，似乎教职工和警察到目前为止都站在了学生这一边，学生的抗议也比较有序、平和，只有学校管理层处于对立面。当然，最终乔治·华盛顿大学还是因为市长受到不作为就得去国会作证面临问询的威胁后被清了场。 4月25日，巴黎政治学院学生们在校内聚集举行抗议活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的对立面既不是哥大那样的学校管理层和市一级的警方，也不完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那样学校的管理层。因为在警察清场的前一个晚上，该校亲以色列的反示威抗议群体想尽办法要破坏亲巴勒斯坦群体的抗议活动，除了朝对方丢危险物品外，还引发了肢体冲突。因为两派示威者出现了群体性斗殴事件，本来像华盛顿特区警察那样仅仅在外围观望的洛杉矶警方才决定第二天晚上清场。而且警方很有经验，故意早早围起来，但按兵不动 – 因为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什么时候动手他们说了算。抗议者这边，本来当地时间晚上六七点就已经做好顽强抵抗的准备了，结果没能一鼓作气，反而经历了再而衰，三而竭的过程，等到凌晨，无关人等都回家睡觉去了，警察才开始动手，而且很顺利就完成了清场。 其他几个我了解的包括我自己教书的大学的情况也都和以上三所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此次抗议的核心对立面并不完全是美国的联邦政府，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且，因为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不破坏学校设施、不导致学校活动中断的前提下，一般只要和校方报备一下（有的要批准，但批准并不难），便可在自己的校园里进行正当的抗议。学校可能会因为学生缺课而做相应的处罚，但不能因为政治信仰和立场让惩罚变得更严厉。 2 不同时代相去甚远 因为哥大被抗议者占领并封锁的汉密尔顿大楼在56年前的1968年的同一天（4月30日）也被当时反越战抗议的群体占领，所以很多人拿2024年和1968年进行对比 – 甚至还有人提到这两个年份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也正好都在抗议发生后在芝加哥开。但事实上，两场抗争已经有着天壤之别了。 首先，抗议者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1968年，当时警方逮捕了700人；进入汉密尔顿大楼的一些抗议者烧毁了很多教授辛苦积累的研究素材，有点打砸抢的感觉。而这次，抗议者们并没有被热血冲昏了头脑，而是在营地进行平和地交流与对话。对于想破坏他们示威的人，他们很温和地将其请出，并设立了营地的守则，明确了边界。在期末、毕业临近的时刻，很多学生也在学业和示威之间找到了平衡，当然与60年代一样，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很在意照顾群体内的少数人，去满足一些人素食或者宗教相关的诉求。学生记者对现场事件的报道也努力做到客观、有效。而另一些人也练习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撰写声明，搜集数据，利用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技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名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被捕 其次，警方的操作也很不一样了。无论是哥大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方都通过各种方式，尽量避免事态升级，在没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就带走了几乎所有大楼和营地的抗议者。这种协作经验的积累在哥大之后清场的几个校园里尤为明显。 而学校的管理层，则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深刻的问题。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对金主负责，还是对学生负责，做决策时完全没有听取本应参与学校治理的教职工的意见，与60年代相比有着重大的退步。一些学校领导层越来越把学校当作盈利机构在运作，与学术精神日益脱节。这使得他们并没有用心在解决问题，满足诉求，而是在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要时时考虑金主的感受。 当然，1960年代美国的抗议直接涉及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自身的利益，除了服兵役外还涉及到民权、反种族歧视等多重议题，更可能让多元的美国社会聚拢，进行抗争。而当前的以哈冲突，在美国国内缺乏大规模的有强烈诉求的受害者，很多人都是因为价值认同、身份认同而将自己代入，并不直接受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抗议规模比1960年代要小得多。像哈佛大学这样的抗议，抗议学生们已经自行决定拆帐篷收场了。 3 不太会影响政策 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校园里，抗议者的诉求很不一样，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把“停战”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更希望学校管理层“转移投资”，不再把资金注入帮助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公司。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呢？有研究学生运动及诉求效果的学者指出，这样的做法其实恰恰不利于他们的诉求。因为一旦学校减少持有相关公司的股份，他们的话语权相应的也会减弱，这些公司就更没有必要来听取学生的诉求来改变行为了。 另外，我们同样看到，诸如布朗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与学生抗议者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仿佛是校方做了让步。但事实上，校方可能仅仅是以此拖延时间，让学生们提交一个具体的“转移投资”的操作方案，然后答应对相关方案进行投票。而在学生研究操作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大学可能根本没有直接投资以色列的公司（比如密歇根大学），很多学校，都是托管专业机构管理资产，买的也有很多都是包含各种投资组合的指数基金。而一旦这个研究和撰写方案的过程经历数周或者数月的话，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可能事件本身已经化解了，但抗议者的政策诉求也许并未实现。 抗议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支起帐篷 学校层面是这样，政府层面也一样。拜登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发声，但很显然，他依然决定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这边。这不仅涉及到个人偏好，也有对政策延续性的考量。所以，拜登政府的对以政策不会转向，顶多就是支持的力度会略微有些变化，比如暂缓提供进攻性武器等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提供。当前，拜登和布林肯都已经提到了不会支持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进攻行动，布林肯最近在中东也是希望能在以色列发动更为惨烈的战争之前，能够在和谈上取得进展。但拜登政府的这点微调显然改变不了真正在地面推进攻势的以军。内塔尼亚胡也已经明确表示，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都会进攻拉法，而且也已经向美方和一些国际组织通报了相关的计划。也就是说，最近的这轮抗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很难实际影响政策和结果。 4 不太会影响总统选举 前文已经提到，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校方和学生或者不同派系抗议者内部，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并不是最主要的。虽然拜登会比特朗普更担心抗议，毕竟抗议已经直接造成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也给拜登政府披上了“和特朗普时期一样混乱”的阴影，但真正参与该议题甚至关心该议题的群体仍然是少数。 最近一次哈佛大学做的针对18-29岁年轻人的民调询问了这个群体最关心的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议题。问卷给了16个不同的议题，而巴以冲突仅仅排在倒数第二位。年轻人最关心的依旧是通胀、医保、住房、枪支暴力、就业等直接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议题。在加沙地带的受害者毕竟不是美国人 – 这和当年反越战的群体和逻辑很不一样 – 有不少当前参与抗议的人也是职业抗争者。所以，虽然对一小部分在乎的年轻人而言，这个议题他们很在意，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十分在意这个议题，就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的投票产生实质影响了。 当地时间4月24日，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一名抗议学生静静地盯着一排德州警察。 另外，即便因为这一议题，一些年轻选民对拜登产生了反感，但他们知道任何不投给拜登的票都将是在帮助特朗普，而他们中很多人憎恨特朗普的理由要远远超过不喜欢拜登的原因。因此，在考虑了拜登以外的其他选项之后，很多人最终可能不得不还是不情愿地把票投给拜登。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连任是大概率事件了。拜登的民调依然低于特朗普，在六个关键的摇摆州里有五个都明显落后，他要连任依旧挑战重重。只不过，真正让他连任受阻的因素可能仍然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和社会议题，而不太会是巴以问题。 所以，此轮校园示威虽然很吸引眼球，也让一些人浮想联翩，但不太会有实际而深远的影响。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5篇 王景贤 《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美国和欧洲各地大学爆发了众多大规模支持全美学运和“挺巴反以”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上世纪60年代“反越战学运”领军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于4月17日举行了大规模校内抗议活动，再一次成为了这次21世纪全美学生反战运动的源头。 哥伦比亚大学声援巴勒斯坦学生的营地 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政府以报复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为名，引发了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人民的轰炸和屠杀，造成了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而在美国政府持续偏袒和支援以色列的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仍因拿了犹太资本的援助，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成立“全球中心”，并在该中心实施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只允许犹太人进入，禁止阿拉伯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对于犹太资本的这种效忠行为惹怒了学生，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学生们要求校方撤销该种族隔离政策，并从以色列资本密切相关的公司撤资。 对此，学生们因“反犹主义“遭到警方镇压和逮捕，引发了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全美著名高校学生的愤怒和加入，其后美国警方则加大了对学生的镇压力度，据《纽约时报》统计，截至5月3日为止，全美高校示威中被捕人数已超过2300人。随着全美高校示威行动愈演愈烈，抗议行动形成“挺巴反以”的浪潮蔓延到欧洲其它国家。5月3日，法国巴黎先贤祠广场声援美国学运和“挺巴反以”抗议集会的学生达400人，学生们希望以此唤起更多青年群体加入，从而影响法国政府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街头接受采访的法国民众表示，“这是一场正义的运动……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今天，（加沙的）儿童和老人正在被屠杀，目前数据显示已有35000人受害……年轻人是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坚持到底，让这场屠杀停止。” 5月3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也有300多名学生举行“挺巴反以”抗议运动，遭到了警方清场和调查。示威者高呼的“从河到海”的口号，源自一句歌词“从河到海，巴勒斯坦终将解放”，该言论被批评者认为是“反犹主义”。 在法国的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队伍 说起反犹主义，必须提及美国国会5月1日投票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法案规定，所谓“反犹”行为，将由“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2016年制定的“IHRA 2016”标准定义。众所周知，犹太族群在长久的历史中遭到过迫害和屠杀，从保护特定种族避免遭受歧视和迫害的角度而言，反对”反犹主义“无可厚非。进一步而言，反对对特殊族群的歧视和压迫，诸如反对”反华主义“反对”反亚裔“等都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只单独提出《反犹太主义意识法》？ 据统计，美国犹太社区的人口数量约为700万，仅占美国总人口的约2%。尽管如此，美国犹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犹太人在华尔街的金融界具有重要地位，许多犹太裔企业家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犹太人在政治领域也拥有极高的代表性，当今美国政坛的主要人物如布林肯、耶伦等皆为犹太人，他们对当今美国政治乃至国际局势起着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也在美国社会中不断出现。据称，近年来，一些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传播反犹主义言论，煽动仇恨和暴力。这些言论和行为威胁了犹太社区的安全和稳定，也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和谐与团结。美国《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的出台，据说正是为了确保社会团结与和谐。通过保护犹太群体，遏制反犹主义浪潮，美国社会要向世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无论种族、宗教还是文化，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和尊重的对待。 然而有人指出，这一立法的局限，在于将打击美国的盎撒群体，反而进一步推动反犹主义。以昂撒群体为例，美国的盎撒群体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则在犹太资本猖獗下导致严重贫富分化，经济衰退，众多昂撒人正在饱受剥削和贫穷。在此状况下，盎撒人只受到法律限制和约束，却没有生活的彻底改善，则该立法不仅将对他们的权益产生影响，也很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冲击。进一步而言，只是人为的限制人们对犹太资本的责难，却并不对犹太资本进行限制，则会推动反犹主义运动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发展。 美国的现实情况是，犹太人和昂撒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引发了两者在当今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机会和地位的不平等，激化了两者间的矛盾。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在代表性产业诸如好莱坞影业、金融、军工、医疗、媒体等各大产业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资本的力量几乎掌控了美国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思想，并影响和决定了美国的政策，这些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对，很多居于社会底层的盎撒人则深刻地面临贫困、毒品、枪支事件、“零元购“等现实。这种美国内部的深层矛盾日益激化，而此次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明显只倾向于保护犹太人利益。 不仅如此，这一法案如题所示，不仅在言论上侵犯了犹太人以外族群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在“意识“上也侵犯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这与美国宪法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禁止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及国会不得确立国教及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政教分离原则。此次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要求不得将当代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政策进行比较，也不得使用与典型的反犹太主义相关的符号和形象。但有人却指出，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平民的屠杀，与纳粹对于当年犹太人的屠杀无异两样。至于基督教《圣经》中众所周知的”犹太人杀害了耶稣“这一说法，未来似乎也将违反了法案。这明显侵犯了基督教的宗教自由，也侵犯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简介与推进进度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笔者也反对反犹主义，认为应当保护包括犹太种族在内的任何种族不受歧视和侵犯的权利，但美国社会所谓的“反犹主义”却并非凭空而生。美国社会贫困加剧、言论思想自由乃至民生也逐渐得不到保障、其各种资本主义特征日益衰弱，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资本操控者——犹太资本集团却因主导国家参与各种战争，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战争资源，大大地影响了民生。这种以犹太资本为核心的资本制度逐渐走向反动的背景下，全球性的”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地浪潮。 因此，笔者认为，要想彻底保护犹太族群不受利益侵犯，首先应该做的不是镇压大学生的抗议游行、利用突发性立法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而应该是改变犹太资本在美国的肆虐和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