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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6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 自进入特朗普2.0时代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愈发显露出强权特征。从重返白宫之初的恫吓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到2026年元月出兵委内瑞拉逮捕马杜罗总统，再到目前以武力及经济手段施压，企图获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与行动遭至包括北约盟友以及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公开或非公开的反对。国际社会暨舆论界和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此举影响重大且深远，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国际新秩序演变的新趋势，即传统的共同价值观导向的国际关系正日渐让位于利益优先导向的国际关系。 | 图片源于网络。 一 客观而言，上述美国暨特朗普2.0版“强权霸凌”之表现确实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共识构成了猛烈冲击，甚而有动摇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势头。然而，若仅以特朗普2.0目前的表现和影响来断定国际社会已重新回到所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窃以为可能会言之尚早。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国家长期掌控世界话语权，极易滋生一种“自丑不觉，人丑笑煞”的现象；正因如此，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种弊端，国际社会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让国际社会重返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不如说重塑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由此催生出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新国际关系体系。这一新国际关系体系正逐渐放弃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关系框架，甚至有摒弃西方国家基于“民主”“人权”或以意识形态划界所形成的联盟体系的倾向。 应该看到，除了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外，冷战后国际社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弊端也是导致国际关系趋利避害色彩不断深化的重要因素。造成西方陷入目前窘境的因素固然很多，简单而言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价值观输出所造成的地缘动荡。其余波不仅反噬了欧美国家，还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曾向非洲和中东地区输出其价值观，导致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社会危机，而由此产生的大批难民、移民则大量回流向欧美国家。这不仅冲击了白人基督教社会的文化基础，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促使欧美国家开始思考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给自身带来的诸般影响，进而判断把文化入侵作为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前提的利益得失，并评估其道德成本。 二是源自西方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可以说上述负面影响的警示作用已渐趋弱化，政治化用途亦发生质变。有学者认为，一些欠发达国家大都会将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前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作为不断向国际社会索取援助而找寻的一个说辞；反过来，曾经的加害国则逐渐淡化了对受害国的道德愧疚，转而更多地追求对外援助的利己性。 三是围绕供应链的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虽然全球化提升了生产、资源利用和资本运作的效率，并由此促进了各国的合作与分工，可一旦当供应链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就会使那些具有建立供应链能力的国家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而采取重塑措施，由此激化了涉及占据、控制资源的博弈。那些占有资源但未被有效开采的国家通常会将供应链重建视为推动本国发展和与发达国家对接的契机，而前述动向必然会冲击到那些依附于旧版供应链的资源生产国。 另外，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向北约的欧洲盟友和东亚的日韩等盟国提供了长期的几乎免费的安全保护。而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笃信谈判权来自于自身实力，而不是道德或者程序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连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不能保证，就不该用“价值”和“国际法”来对美国进行政治说教。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朗普动辄轻视和怠慢联合国、WTO、北约等组织机构的原因所在。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战后的北约成员国和日韩等国长期缩减军费支出，得以把更多的财政预算投向国内的医疗、退休金、教育和全民福利，从而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则承担了提供安全保护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军事行动所需的主要经济成本。说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关系秩序，打着民主人权旗帜，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动辄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后甚至打遍天下无敌手，进入一家独大，孤独求败的巅峰时期。 然而，近2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债台高筑，民生凋敝，综合国力每况愈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由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且这个回旋镖飞得太突然太猛烈，给自身造成严重“内伤”。为了疗伤，倒逼美国改弦更张，政府不得不出台许多奇葩的内外政策。特朗普本是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唯利是图是其基本价值观和职业行为准则，他将商业经营理念移植到处理国际关系层面，认为对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多收一些保护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一众几十年如一日追随左右的“同一个战壕里的盟友”。 | 图片源于网络。 二 从客观上看，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仍然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试图建构一个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既定目标，以外交博弈，特别是经济制裁为主要控制手段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看来，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秩序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这套秩序存在着长期的系统性的不公平问题，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 具体而言，美国长期承受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自称其平均关税世界最低，从而造成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导致大批中产阶级贫困化和走向破产，而美国精英阶层却将其称为“全球化红利”。此外，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被系统性外包。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离岸生产，让美国消费者很容易买到便宜的商品，却让美国中西部地区失去了制造业、技术和尊严；尽管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巨大，而普通制造业工人则失去立足之地。 在川普看来，经济全球化对美国而言非但不是经济红利，反而是造成巨额亏空之源，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吃亏越多。可以说，这对于川普的基本盘MAGA群体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由此看来，特朗普2.0时代的不断退群，滥加关税，大收保护费，甚而强推军事霸凌政策，这在逻辑走向上似乎有迹可循。然而，特朗普的这一尝试势将促使弱小国家、中等强国乃至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产生若干变化与调整。 首先，对于弱小国家而言，在国际机制方面，虽然特朗普2.0仍延续了1.0时期的“退群”作风，但其所作所为并不是让美国就此淡出国际事务，而是试图让美国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国际政治。近期特朗普筹建“和平委员会”，这表明美国仍有意愿涉足国际安全治理事务，但其前提建立在更露骨的“美国优先”诉求之上，就是说，正义与公理等国际准则统统让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以美国利益为标准来定义和平的示范意义，将导致在安全治理领域内，大国将以利益作为其行为的首要目标。换言之，急需救助的弱小国家需要以资源开发、能源供应、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投资设厂等方式加以酬谢，才能获得大国的有效帮扶和援助。 其次，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当世界警察，而以收费保镖身份涉足国际事务时，地区中等强国会在地缘政治中提升存在感。例如，在俄乌战争中，体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罗斯被乌克兰拖入战争泥沼，而乌克兰则在北约与欧盟的援助下成为中等军事强国，阻挡着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又如，2025年发生的印巴空战，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击败了印度空军，对于试图追求地区霸权的印度形成了掣肘。上述事例表明，在军事大国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在与毗邻大国博弈时，其军事实力将对邻近大国构成制约作用；而其外交实力则是争取周边其他国家或域外大国支持的条件，也是以确保前者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再次，美国的战略收缩可能会压缩大国在地缘政治事务中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其周边的弱小国家会在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博弈中变得更加精明，即采取不直接刺激大国，但又持续亲近中等强国的态度。如俄罗斯周边的中亚国家效仿乌克兰推行去俄化改革或增强与西欧、土耳其的政治经济联系；又如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中为前者提供军事上的便利等，由此导致地区大国始终处于以一对多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当区域大国试图像美国那样同其他国家深化战略合作时，其拉拢别国所承受的压力亦将增大，如伊朗为摆脱孤立状态而求助于俄罗斯，俄若施以援手则会阻碍其同欧美国家关系的修好，尽管俄伊长期友好甚至近乎准盟国关系，但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或可成为大国在外交博弈中的“烫手山芋”。 总之，真正的国际新秩序，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利益共生中寻求价值共识，在互利合作中构建稳定框架。尽管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不容小觑，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渐进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三 毋庸讳言，目前特朗普2.0版施政表面上看是在破坏现有秩序，而实际上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给旧秩序重新定位。在新世界秩序里，美国市场不再是单边开放的，必需遵循对等开放原则；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一项必需按价付费的服务；联盟关系不再只是价值共同体，也必需是要进行公平交易的商业关系。总之，在特朗普构想的新国际秩序里，美国仍居于顶端，有实力制定游戏规则；概言之，一切都要重新定价，一切都要遵循实力和美国国家利益原则。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唯我独尊的霸凌行径业已打破旧有的国际惯例，并导致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寒蝉效应。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绑架”，对格陵兰岛提出贪婪的领土要求，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州，这些霸道行为已近乎彻底颠覆了旧有的国际秩序体系。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马杜罗事件上都表态支持特朗普的行动，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却几乎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除此之外，美国对于欧洲防务问题的表态，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内部“重新武装”的呼声。 特朗普之所以敢于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霸凌”世界，凭借的仍然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然而，也正是美国的“特殊”地位，导致特朗普2.0版还不具备普遍的可复制性。申言之，尽管传统大国与地区强国愈发试图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但国际间的相互联系仍然无法被轻易切断，亦即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自形成完整的生存闭环，没有哪个区域可以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完成自我封闭。而这也意味着，任何在各自所在地区复刻特朗普2.0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面临一个抉择，即其自身的势力范围与特朗普2.0的美国势力范围发生碰撞时，如何妥善处置和协调双方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 从俄乌冲突的发展和现状来看，欧洲已在尝试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欧洲主要国家也在努力寻求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建立联系并开展务实合作。当然，尽管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的侵害，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曾与美国长期共享西方意识形态“红利”的盟友转而寻求开拓新的国际关系，以继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势必形成一种对抗特朗普2.0的“国际力量”，尽管这股力量尚未形成气候。 此外，尽管特朗普政权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或采取军事霸凌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但是在国内面临着诸如ICE枪击等事件的负面影响，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亦令其堪忧；同时，应该看到特朗普本人受限于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规定，其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否具有长期性也难免存疑。鉴于此，现在就断言国际秩序将从价值观主导向利益优先主导转向，似乎也还为时过早，学术界、舆论界的有关判断和结论仍有待商榷。 众所周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大变局中，所谓“共同价值观主导”的叙事逻辑渐趋式微，而利益优先法则遂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标尺。不得不承认一个冷酷的现实，冷战后西方标榜的价值观同盟，如今已被现实利益撕裂，未来能否弥合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欧美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乃是多元价值与现实利益的重新平衡，而非简单的“利益取代价值”。 那么，作为区域内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顺应世界大势，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保障国家发展之船行稳致远的同时，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多元价值理念仍是国际秩序基石，期望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回应全球治理、共同安全的集体诉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既有赖于世界大国决策层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更要仰仗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国家和人民的鼎力襄助。（本文写于2026年1月28日。）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3篇 赵光锐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欧洲主要国家以及加拿大等传统美国盟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霸权”和“不可靠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疑虑和不信任感，川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了众多“不合常理”的举动：“关税外交”、重回“西半球”、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威胁伊朗、强索格陵兰岛、施压和激烈批评欧盟、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降低对俄乌冲突的关注、成立“和平委员会”等。这些使很多美国盟友感觉到，当今导致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正是曾经被认为给予世界某种保障性和稳定性的美国霸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在华盛顿签署行政命令前，在白宫发言。来源：美联社） 合作性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为参与者提供确定的行为和利益预期，在一个霸权体系的制度合作中，霸权国提供的最重要的集体物品是未来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它主要表现为对盟友的明确战略承诺和连贯性的政策。在霸权体系的不对称合作模式中，美国必须要迎合盟国的需要，要为更大的收益而作出一定的牺牲，同时也要求盟国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对不承担义务的成员予以惩戒。对于霸权规则的维持者而言，这种可靠性的信誉极其重要。但是由于当今美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内部秩序出现了巨大问题，不仅导致其“承诺能力”不断减退，而且促使生成“霸权国利益绝对第一”的认知模式，美国会不断使用累积的信誉对盟友进行愈演愈烈的“榨取”和“惩戒”，这将使美国霸权体系赖以存在的信赖关系和可靠性日益透支。 实际上，对于美国作为“不可靠霸权和盟友”的认知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始于小布什时期，川普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也不会到川普终结，因为美国“政治的衰退”和“霸权可靠性”的衰退将是一个一体两面、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种“不可靠性”将加速盟友从霸权体系中脱离出来和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坚定奉行“确定性”和“可靠性”外交政策将具有更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4篇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 教授 执政一周年之际，特朗普的美国继续甚至加速了颠覆秩序的进程，从委内瑞拉到达沃斯会议，春风得意且志在必得的特朗普对现有秩序表达了充分的不屑和誓当终极终结者的气势。战后美国主导创立和维系的秩序中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体系、关税、国际法，都成了特朗普重点打击的对象。相比关税，这次对盟国的近乎羞辱的指责和傲慢以及对国际法类似于”就是废纸一张“的态度都可谓国际关系中可圈可点的经典案例，如果不考虑结果而仅从过程看，特朗普的一年对于战后国际政治绝对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差不多一百年前，孙中山在斥责日本对华霸权时提出了王道和霸道的概念，前者讲究仁义道德，后者则是功利强权，或许这值得美国多去思考。但是，仔细想来，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其前提是还存在一个“道”，广义言之可理解为规矩，但现在，特朗普的美国却是在破坏这一根本中的根本。在没有或摧毁主要规则的情况下，“霸”就成为纯纯的弱肉强食，可能就只剩下对权力随心所欲的滥用和烂用了，谁会想到一个曾经主导现行国际法体系实践的国家会明目张胆的索要甚至强要仅仅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土地呢？这种私利即真理、强权即利益的霸王式言行对秩序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 （以色列在北部城市海法一处住宅楼遭伊朗空袭摧毁现场进行搜救工作。来源：法新社）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会让加拿大总理说出中国较之美国更“可靠可预测”的话，可见特朗普的美国对盟国和中等强国的冲击是多么大。估计很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会想着再忍3年就有盼头、就有希望，但按照现在特朗普的魄力，或许用不了3年，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未必基于共识和规则的“新（无）秩序”的局面了。正如特朗普对加拿大作为国家存在意义的彻底否定，没有美国什么都不是的盟友们是继续熬着或者宠着特朗普，以期求3年后建制派们重回正轨，还是乞求特朗普赐不杀之恩，亦或干脆跪拜特朗普门下充当忠诚小弟，都不会是容易和低成本的选择。 （4月5日，在首尔汝矣岛纯福音教会，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复活节联合礼拜，他承诺，将全力以赴克服中东战事带来的危机。 来源：韩联社） 而对于崛起国家而言，最大的考验或许是诱惑。一般而言，学好不易学坏却更随意，毕竟当你拥有权力的时候，只要放弃自我约束和道德规则，短期收益大概率是不会小的。假定我们把遵循国际法作为“学好”的标准，那么当以往始终标榜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的所谓正能量模范变成实打实的负能量的带头人时，这种低成本(至少不用考虑一部分外交和国际公共财物的成本)高收益（弱肉强食的所得和满足感）的诱惑或许很难抵抗。如果要抵抗，就必须要去设计和推行一个新的更具吸引力的秩序观、细则和为此付出的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成本。如果不抵抗，甚至模仿，那么至少争取个局部性的战略优势地位并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势力范围的均势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种利益与价值观、长期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取舍，对于崛起大国而言才是最大的考验，是基于低成本和尽快收益的“同流合污”，还是高成本不确定但或更有前景的另起炉灶，的确很难决策。 战争、暴力和霸权正在越来越成为大国热衷的目标和手段，而特朗普的美国为这种时代的到来拆墙和开门。由此想到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典故，夏最后一个帝王桀独断专行，当臣子劝其慎行时，他傲慢地表示“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意即我就是太阳岂会灭亡，而民众的反应却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说宁可不要太阳了我们也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希望我们的世界不要惨烈到这种地步吧。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1篇 刘西诺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秩序并非总是稳定持续存在的，当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国家或个体的强势行为，而是规则逐渐退居幕后、以实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国际交往互动中被越来越多的组织和行为个体接受为常态。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古代帝国的扩张还是区域体系的更替，秩序的崩解往往始于统治阶级对其自身力量边界的误判，当阶段性的优势被视为长期优势，当原本被视为“可以如此行事”的彼时概率性成功逐渐演变为普遍默认的此时行为的逻辑基础，规则便开始失去约束力，冲突也随之积累。 今天所见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具体的物质文化及背后制度层面的观察视角。如契约文书、度量工具与货币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的文明想象，而是当时政治经济制度运行的真实痕迹。这些古代器物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长期稳定并不依赖持续施压而取决于背后规则是否清晰、公平是否可感、交换是否可预期以及公共供给是否能够持续。历史一再证明，当秩序主要依赖强制而非规则时，贸易会萎缩且信任会流失，边缘地区往往率先动荡，中心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 因此，在当前国际秩序显性松动、规则被多方选择性使用的背景下，中国在应对大变局尤其在东亚这一高度敏感、规则密集的区域，并不需效仿以突破和主导为特征的“唐罗主义”式做法。从更久远的文明尺度来看，克制并不等同于被动而是一种需要实力与耐心共同支撑的能力。因为稳定本身即是一种稀缺的公共产品，当各国都面临规则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时，仍然坚持秩序可预期性的一方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稳定锚点，真正决定长期位置的从来不是谁在混乱中走得最快，而是谁在混乱中仍然努力维护并提供可被信任的公共秩序，更像围棋中的“厚势经营”，看似不急于得失，却在时间中逐渐显现其优势。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2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当超级大国毫不掩饰地更改游戏规则时，权力逻辑迎头暴击了习惯于遗忘二战后的秩序属性叫做“霸权”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他不需要国际法，作为三军统帅，他的权力仅受“自身道德”限制。无独有偶，作为特朗普最为倚重的幕僚之一，斯蒂芬·米勒“教导”CNN主持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由实力、武力和权力统治的世界。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然而，面对如此纯粹的权力政治话语，即便在学理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人们也不会感到高兴。毕竟，一旦“丛林法则”被直白地写进白宫决策者的行动指南，在实然层面本就难受拘束的霸权更将如一匹脱缰野马，在规则的荒原上横冲直撞。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理性的胜利，而只是权力最为粗粝野蛮一面的显现。 富布莱特参议员曾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唯一准备好为了改变世界政治的本质而领导世界的国家”，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冷战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霸权稳定的幻想——通过权力构建秩序、借助价值改造现实。然而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历史上，主宰大国的表现都很糟糕”。在制衡缺位的后冷战时代，从单边制裁的滥用到对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系统性抵制，再到一口气退出一系列“有悖于美国利益”的多边机制，“霸权即秩序”的幻觉正被层出不穷的规则撕裂所戳破。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现行国际法体系即便尚未消亡，也不得不在权力野蛮化的缝隙中艰难挣扎。 事实上，即使在“霸权秩序”时代，强国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但这些行为至少遵循一种“伪善剧本”。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干涉他国内政，行动方总会极力寻求法律外衣，援引“自卫”“人道干预”或是模糊的联合国决议，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持。无论多么虚伪或牵强，这些做法都内含着对规则本身的默认——自1648年以降，哪怕在战争尚属“合法”的年代，动用武力也需要一个“合理理由”，这构成了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语法之一。 因此，在宣扬国际法“无用论”时，特朗普并非真的不要规则，而是在支撑霸权秩序的权力结构与规范结构均摇摇欲坠的背景下，动用“尚能饭”的实力地位颠覆“霸权时代”的旧规则，重构“后霸权时代”的新规则。当前危机的核心则是初露端倪的新规则——划分势力范围、任意干涉内政、使用武力常态化——极具冲突性和毁灭性，这是在21世纪版本“丛林法则”的危险所在。美国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表现与“必须的国家要求”并无太多关联，更与“审慎而明智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当政者正在从自由主义大幻想的一个极端滑向误认为权力的使用可以无所顾忌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恰恰是霸权的退场与失序的风险，为国际法的“重生”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沃尔兹在解释为何冷战后制衡缺位时曾说过：“当你不能改变一个巨人的行为时，为什么要惹他发怒呢？”当下世界仍对特朗普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忍让乃至恭顺，但由于权力结构变化与力量博弈方式调整，其本质与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巨人”的行为不再是偶尔的越轨，而是系统性的颠覆时，沉默与顺从便无法换来安全。国际法的“重生”，将不再依赖于任何单一强权的恩赐或自我约束，而是源于一个去中心化的、由多元力量驱动的“集体自救”进程。如果说“霸权秩序”时代的国际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训”，那么“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法将更多呈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赋权”。这套重生的法律体系，必然更少理想主义色彩，却可能更具韧性，其合法性不再源于单一文明的普世叙事，而是建立在多元力量对“最低限度秩序”的共同需求之上。 国际法还有用吗？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有用”。如果“有用”意味着能够阻止最强大的国家为所欲为，那么国际法从未“有用”过，将来也大概率不会。但如果“有用”意味着凝聚国家间追求安全与发展的普遍意志，那么国际法不仅有用，而且在强权肆虐的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9篇 杨恩辉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校级最高荣誉终身教授 引言：预测未来，先看秩序如何崩解与重组 本文尝试从历史结构与制度演化的角度，理解当代世界的变化趋势，而非对具体国家政策作价值判断。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支配人类行为的结构性逻辑高度相似。 当一个世界秩序开始动摇时，人们往往沉迷于“谁对谁错”，“谁赢谁输”，却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 秩序是如何被维持的？ 当维持秩序的成本超过收益时，世界会走向哪里？ 当下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转折点。 一、全球化秩序的终结：并非失败，而是“供给机制失效” 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化秩序，本质上依赖一个前提： 存在一个愿意、也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核心国家。 这一角色，长期由美国承担。 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这一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 • 美国不再愿意为“体系稳定”承担超额成本； • 美国国内政治、产业回流、安全焦虑优先于全球治理； • “规则维护者”逐渐退回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者”。 这并非道德判断，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阶段对应的不是王朝覆灭，而是： 周天子势微，礼制尚存，但执行力丧失。 二、现代世界正在进入“区化 + 博弈”的春秋战国阶段 当中央权威衰退，世界不会立刻陷入全面混乱，而是进入一个多中心博弈阶段。 其典型特征，与春秋战国高度相似： 1️秩序碎片化，但规则尚未消失 • WTO、国际法仍在； • 但“谁来执行”，“谁来兜底”无人负责。 2️冲突常态化，而非全面战争 • 热战被控制在区域。 • 更激烈的是： o 科技战； o 产业链战； o 金融与制裁战； o 法律与合规战。 3️联盟高度灵活化 • 不再是铁板一块的阵营。 • 而是：…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0篇 张畅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面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行动、对格陵兰主权的公开觊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军事行动，“国际法已死”的论调再度甚嚣尘上。然而，若仔细审视，当前的困境或许并非国际法的简单“失效”，而是其功能正从“普遍约束机制”蜕变为“选择性修辞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大国之间正在从规范争论向规范竞争加速演化——它们不再满足于在既有规则框架内争论诠释权，而是竞相抛出替代性规范体系，试图重写游戏规则本身。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行动 这一趋势在近年大国实践中反复呈现。 美国在批评他国时高举国际法大旗，在自身行动时却毫不犹豫地诉诸“美国例外论”：重拾“门罗主义”，将西半球的“特殊利益”凌驾于主权平等原则之上；以“反恐战争”之名绕过联合国授权；甚至公开宣称对他国领土的主权诉求。 日本则通过重新诠释宪法条文，将“集体自卫权”从宪法明文禁止的对象，转变为”符合宪法精神”的正当权利，进而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实质性约束，为军事力量的域外投送铺路——这种“不修宪而改宪”的操作，本质上是对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单方面重构。 俄罗斯同样在进行规范重塑：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既有行动提供合法化叙事，主张大国势力范围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这些行为背后都伴随着竞争性的规范建构：从“保护的责任”到“人道主义干预”，从“先发制人”到“维护区域稳定”，各国不仅在争夺对既有规范的诠释权，更在建构相互排斥的合法性话语体系。当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否决权而陷入瘫痪，国际法院裁决被公然无视，国际法便从约束工具退化为话语武器。 这场规范竞争的终局会是什么？悲观的预判是，当规则本身成为竞争的对象，国际秩序终将回归赤裸裸的实力政治——“法”不过是“力”的修辞包装。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种竞争性的规范重塑中，一种更具包容性、更能反映当代国际力量对比的新秩序有机会浮现。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尝试——强调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博弈，倡导发展优先而非意识形态对抗，主张文明互鉴而非价值观输出。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旗帜的规范倡议，在进入国际场域的那一刻，是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规范竞争的一部分？当所有大国都在竞相“立法”，国际社会还能否就基本规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抑或，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个更加碎片化、区域化的多元规范体系的诞生？这或许才是比“国际法是否有用”更根本的追问。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7篇 张勇进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对于关心当前支离破碎的世界秩序未来的人而言，2026 年达沃斯论坛传递出数条不容回避的明确信号。 第一，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早已被其主要缔造者亲手撕裂，如今已然彻底消亡、不复存在。 第二，跨大西洋盟友之间，乃至更广意义上曾被视作整体的 “大西方” 阵营内部，尽管拥有共同价值观，分裂却远胜于团结，而这种分裂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第三，以美国为首、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层面大体统一行动的西方，已不复存在。 第四，同理，若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 “西方” 与 “非西方” 两大阵营，也愈发不合时宜。 这些冷峻信号背后，藏着一个尖锐而重要的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 这一理念无论好坏，都从根本上塑造了世界秩序，定义了其合法性与目标 —— 如今的变局，是否意味着这一理念的终结？倘若答案是肯定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附英文原文： For those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the current fractured world order, several brutal messages from Davos 2026 are loud and clear. First, the so-called liberal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lready torn apart by its chief protagonist, is truly dead and buried.…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8篇 卫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讲师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秩序正被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和“脱钩断链”不断侵蚀；地缘冲突此起彼伏，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叠加，“丛林法则”的幽灵再度浮现于国际舞台。 在此背景下，有人不仅会问：旧秩序崩塌之后，新秩序何以建立？更会关注：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如何行动？尤其在东亚这一战略要地，面对日本右倾化、半岛局势反复、蒙古地缘敏感等复杂局面，中国是否应效仿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以区域主导者姿态强势介入？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东亚不是“后院”，中国拒绝“门罗式”逻辑 19世纪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则将拉美视为自家势力范围，排斥外部干涉的同时也压制区域内国家自主性。这种以“区域主导”为名、行“区域强权”的逻辑，本质上仍是霸权政治的变种，与当今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始终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加速突破专守防卫、韩国在中美之间艰难平衡、朝鲜半岛问题久拖不决、东盟国家担忧被卷入大国博弈、蒙古在俄中之间寻求战略空间，中国的选择不是“接管”或“主导”，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展开。 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生效，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从中日韩自贸协定持续推进，到澜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稳步建设，中国始终以制度性安排而非武力威慑或政治胁迫来增进互信、稳定预期。这正是对“丛林法则”最有力的回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有实力，更有定力 质疑者常问：中国是否有足够实力在秩序真空期承担领导责任？数据与实践已给出明确的答案： 经济上，2025年中国GDP占全球约17%，制造业增加值超美欧总和；对东盟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日韩贸易依存度持续深化。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东亚唯一明确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拥核国。理念上，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构建起系统性替代方案。 然而，实力不等于霸权冲动。中国深知，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不能靠一个所谓的“新霸主”来维持，而需通过多边机制、规则共识与相互尊重来实现。因此，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双暂停”与“双轨并进”主张，在南海问题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克制的国际领导力。 图片来源于中国日报。 中国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发展与和平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中国所能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核心，即为确定性。在全球治理碎片化背景下，中国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金砖国家扩员、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功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这为东亚乃至全球提供了多元共治的制度锚点。 面对美日韩同盟强化、半岛局势紧张、南海摩擦偶发，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在东亚制造阵营对立。中国—东盟海上联演常态化、对菲律宾等国的人道与救灾援助、与韩国重启防务对话，均体现了一种立足东亚、非对抗性的安全实践。 在全球治理失序之际，中国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全力推进RCEP高质量实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建设，并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这不仅维护了亚洲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为区域提供了可预期、非排他的制度保障。 归根结底，中国在东亚不谋求主导权，而是致力于提供发展动力、安全缓冲与制度支撑——这正是不确定性充斥的世界中最珍贵的公共产品。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丛林法则的再现，是旧秩序失灵的恶果，而非新秩序的起点。中国的使命，不是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而是与东亚各国携手，共同将本地区建设为和平、繁荣、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能力之所及，更是其道义之所向。

美东时间2026年3月25日，浩瀚智库与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简称“华人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华盛顿中心举办了“特朗普2.0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华人论坛全球召集人赵全胜主持，以线上、线下中美联动的方式进行。 华盛顿现场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Mike Mochizuki、欧亚集团主席Cliff Kupchan、美国国防部前任东亚事务助理部长帮办（2019-2021）Heino Klinck、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教授杨溢、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内华达大学副教授蒲晓宇、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太一。 线上参会的专家、学者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邵育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浩瀚智库执行主任朱俊玮。 会议围绕“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特朗普访华议题与影响前瞻”等两大议题展开，就“全球格局”“中国所受影响”“贸易战”“美战略重心”“拜登与特朗普政府涉华政策对比”“台海”“伊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立场与感受”“访华议题”“军售”“中美日关系”“特朗普表述”“关税与贸易”“新华盛顿共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行为及影响”“中期选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观点碰撞。 在附近的大红袍中餐馆餐叙后，华人论坛在美协调小组的此次参会的数位成员又返回会场，就华人论坛的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展望。 《海外看世界》接下来将持续追踪报道华人论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