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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5篇 美日的计划经济 天地倒置，自傲是市场经济灯塔的美国搞起了计划经济。白宫做了产业计划，划拨了财政资金，强迫台积电等厂家来美建厂，补助过半建厂资金。台积电计划建28nm半导体工厂，说是美国市场需求多。白宫怒，必须建5nm最高大上的工厂，之后还要再建一个3nm的，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也不要怕在美生产成本高，白宫动员美国厂家贵买你的美国造芯片。可是，说好的市场经济呢？ 日本从来都是紧跟的，不仅叫来了台积电，资助过半建大厂；还由日本政府亲自从零开始成立国有公司，取了个拉丁文的名Rapidus， 砸400亿美元建大厂。日本第一次订购了一台荷兰的EUV光刻机，说是要制造美国IBM设计出来的2nm芯片，把日本造芯片的nm级从现在的48nm，一举提升到世界第一。可是，说好的市场经济呢？ 不怕事儿大的国人自媒体们跟着炒作：狼来了！真的来了！ Rapious董事长东哲郎 真的狼来了吗？美日计划经济一开门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没有了市场意识，马上搞起了指令性计划，指令企业必须贵买贱卖。几年后，半导体工厂真的建成量产时，企业宁可破产也去贵买贱卖吗？ 况且那5nm以小的半导体，主要用于手机，美日国内基本不自制手机，而全球手机70%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的生产厂家们会贵买贱卖吗？苹果们也不会去自杀吧，为什么会放弃买物美价廉的韩国、台湾制造呢？ 再者5nm以小半导体占半导体在世界市场上的规模不到5%，就算美日都垄断，也就是5%，无法统治世界市场。 中国旧时的计划经济也没搞到美日这胡来的份儿上呀。看来计划经济，没有点儿经验的话，想搞也搞不明白。 中国的市场内卷 在中国，感觉上是管得多，可是具体看一看就会看到，手机、汽车、家电、网云、光伏、风电……国家从未限制市场竞争，任由企业在市场上卷卷卷，适者生存。 中国的产业政策确实有不甚成功的项目，但近期涌现了若干重要的成功模式。 首数华为模式。在主攻卡脖子课题的产业政策上，显然，政府支持了以民企华为领军的手机半导体项目。曾经在研制两弹一星时，形成了军委做项目领军，考察并调集全国研发力量的成功模式。手机类市场民品，在市场竞争中炼出来的常胜军团领军，当会胜机更大。华为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软硬件研发所需的数百大中小微企业，派出攻坚团队，团结奋战四年，打通所有节点，使中国半导体制造成功推进到7nm，并建成全系统国产生产链，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在市场经济里，产业之中的领军行业，及其中的领军企业是客观存在。2022年，政府文件称谓，互联网平台业是产业发展的领军企业，可见认识到了互联网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都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其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呢？国家的看得见的手通过什么机制才能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得以实现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经济里，产业中的领军行业，及其中的领军企业的领军行动得以实际的；国家的看得见的手，通过支持领军行业，及其中的领军企业，来保障并促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支持领军行业、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了，产业政策也就实现了。 中国走出了胜利之路，要认知，不要动摇，不折腾。 美日还在盲人摸象，却又自以为是。台积电的美国工厂已宣布延迟一年完工了；日本的世界第一2nm工厂还未动工。历史的高铁不会等谁，中国只是走好自己的胜利之路。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3篇 在晚近中美科技贸易战中，「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经常受到中外各界的重视和讨论。号称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以及其创办人张忠谋，究竟有何过人之处？的确，「台积电」和张忠谋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其贡献，但仅仅只靠张忠谋无法成就「台积电」，而光靠「台积电」也无法成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和经济发展。 台湾半导体产业和「台积电」的出现和发展与政府的决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先生为了提振经济发展，责成行政部门的主管积极研拟对策，于是费骅、孙运璇、李国鼎、方贤齐等具有科技背景的部会首长密集研商，决定选择半导体作为下一个阶段台湾科技发展的目标。我们可以说决策体系的一条鞭以及经国先生充分授权支持是奠定成功的基础。 其次是台湾旅美的科技人才牺牲小我，全心全力的奉献是获致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在美国RCA服务的潘文渊先生衔命召集了一批旅美半导体科技的专家学者，利用周末定期聚会，为半导体发展擘画方向及蓝图。他们的无私无我令人动容。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以美国硅谷为模范，在新竹打造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发展制造的中心。在研究制造方面的主力是「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其属下的电子所更是台湾半导体成立之初唯一的半导体制造工厂，也是台湾半导体制造之母。根据「工研院」的记录，1980年创办的「联华电子」（简称「联电」）和1987年成立之「台积电」都是从该院分支出去的。其次是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建立半导体制造的中心。值得注意的该园区是由国科会负责，这有别于其他由经济部主导的加工出口区，这或许是能够达成任务的重要因素。其三，两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尤其是后者）负责基础研究及培养人才。 第四，政府果断的推动民营化。由于赵耀东先生在国营中国钢铁公司所采取的企业化的经营，成效卓著。这使得台湾政府毅然决然推动将半导体产业民营化，将工业研究院电子所的人才、技术、资金无偿转移，成立民营企业，联电就是第一家这样的企业。也由于第一阶段民营化的成功鼓舞了政府再接再厉，先是由李国鼎先生邀请张忠谋先生回国主持工研院，并负责规划成立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在成立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透过开发基金提供了创办所需资金约百分之四十八，同时透过财经首长俞国华、李国鼎等邀请国内民营企业（这包括了王永庆的台塑集团），以及国外的荷兰飞利浦公司投资，于是台积电在1987年正式挂牌成立。 抚今追昔，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赖于政府的决策和建立良好的环境。今天不论是台积电或是其他早期半导体企业之所以能够创立并茁壮是整体的主客观环境的变迁，并由政府因势利导，奠定良好的基础。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4篇 近年来，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竞争的领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美国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如新能源行业；二是中国对美国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如半导体行业。美国针对这两类型的行业采取了差异化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政策。针对其自身具有优势的行业，美国更多是通过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尤其是联合盟友推行多边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制程的产品、技术，同时禁止美国资本与“美国人”参与中国先进制程的研发或为其提供资金/服务。此处的“美国人”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包括美国公民、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永久居民、位于美国的外国人、美国设立的公司单位法人组织等。针对中国具有优势的行业，美国更多的是通过带有条件的国内产业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国内企业的支持。譬如，在2022年8月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中，消费终端的购买者若想享受政府规定的税收抵免，其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厂商采购的关键矿物与电池组件等均需有规定比例来自美国本土或美墨西加近岸地区。 美国为鼓励科技创新持续推行税收优惠或抵免、广义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等产业政策，对全球相关产业链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半导体产业中，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的趋严，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本土化与自主化战略，以期用国内大市场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并形成正向循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生产端的美国企业为拿到政府的优惠政策，不得不被动的去调整采购链与生产线。而对于消费端的消费者而言，由于政府的优待政策，相较于传统汽车而言，其更青睐于能够获得税收抵免的新能源汽车。据统计，2023年1-7月，美国纯电动、插电混动、混合动力汽车销量为分别为61.9 万、14.11万与 61.77万，去年同期这三类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40.1万、10.8万与45.9万，同比增幅分别为54.36%、30.65%、34.58%。事实上，特斯拉等美企在享受到新车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政策后，其价格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他企业也纷纷参与到这一市场，美国新能源汽车车型选择开始变得更丰富。 展望未来，中美科技竞争仍将持续，美国“小院高墙”的策略不会轻易改变，但被纳入小院的产品与技术将会更为精准化。通俗来讲，小院的院墙会越垒越高，但小院的管辖范围并不会轻易再扩大，甚至针对纯民用领域且又可以跟踪到最终用途的部分产品与技术，美国或将放松管制。另外，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而言，民主党与共和党对于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偏好存在巨大差异，代言的利益也并不相同，这将影响后续优待政策的落地。

本文是《海外看世界》与纸质期刊的又一次合作，是部分“海看快评”文章的升级版，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2023年第二期上发表。 《日本研究》编者按： 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影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东亚地区呈现出令人关注的新趋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指向性上升，加紧构筑多层次的盟友关系；在美国战略的影响下，日韩政府均在政策和行动上有所跟进；东亚国家间信任和合作成本提高，地区内博弈进入窗口期。本期笔谈精选了五篇海外华人政治学者的新论，从现实和学术双角度对美国战略影响下的东亚新局势进行了追踪分析，作者认为中国需要审视地区安全趋势，创造性地利用好危中之机，在严峻复杂的安全发展环境中把握好机遇。原文曾发表于《海外看世界》，后经作者大幅度修改，特集结成本篇“笔谈”，与读者分享。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篇 引言：为什么产业政策再度受到关注？ 2022年8月，美国议会通过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经典的产业政策，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都不愿意提及这个词，它代表着一种立法和政府行为的规划，意味美国开始向企业直接提供补贴来支持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不久前，欧洲议会通过了《芯片法案》，到2030年欧盟芯片产量占全球的份额应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要利用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近岸(nearshore)、在岸(onshore)研发和生产的转变，在强化自身供应链健全和稳定的同时，逐渐实现同中国产业链脱钩的目的。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21年6月发布了《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这一白皮书将半导体数字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围绕尖端产业尤其是芯片为核心的的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出台，使得沉寂已久的产业政策一词再度受到国际上的关注。或许可以说，半导体芯片战改变了产业政策讨论的趋势和走向。 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标志着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01 “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一词在上世纪50年代原产于日本，1973年日本通产省正式设立产业政策局。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产业政策”一词被引入中国。纵观国内各大学派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讨论，除了吴敬琏先生，很少有人探讨过“产业政策”这个学术名词的来源，以及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推广产业政策的经验与教训。 产业政策一般大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selective industry policy）和“功能性产业政策”（functional industry policy）。“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其理论基础是“赶超理论”。日本的产业政策属于此类的最多。“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加强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促进技术创新与机制转移，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政策。 02 “产业政策” 研究的分歧：有效还是无效？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政治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教授（Chalmers Johnson，1931-2010年）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约翰逊后来担任过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他在此书中对日本式“选择性产业政策”倍加推崇，以此为契机，“产业政策”这个概念和所谓“通产省奇迹”一起，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韩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模仿实施并导入政府决策过程中。这本书近年来在中国不断地再版。 另一本书是日本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Ryutaro Komiya，1928- 2022年）等主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年，东京大学出版会；中文版，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该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批判性地总结了日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产业政策的中心课题，就是针对资源配置方面出现或即将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何采取对策。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出现市场失灵就必须运用产业政策进行政策性干预，因为政府调节的成本很高，政府也会“失灵”。该书总体认为，日本的产业完全按照政府的意图发展的案例很少，“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高速增长期的产业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来自东京大学三轮芳朗教授（Yoshiro Miwa, 1948-）和哈佛大学Mark Ramseyer（1954-）教授的合著《产业政策的误解：高速增长的真相》（日文版，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该书全面地探讨了日本高速增长期被称为代表性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以及执行过程，并且对日本及国外关于产业政策的经典性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对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无效的。 03 “产业政策”的两面性与政府职能定位：超越“赶超心态” 我们要认识到，“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它同时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密切相关。 一方面，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在特定的产业领域，比如说半导体芯片产业，中国没有一定时间很难全面追赶上来，正是因为有了产业政策的有力支持才会一定程度上提前赶超。另一方面，如果产业政策出了问题，就意味着决策过程出了问题。 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被形象地称为＂温室里的竞争＂（参见伊丹敬之等《竞争与革新：汽车产业的企业成长》，东洋经济新报社，1988年，日文版）。政府在高速增长期的“有所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迟了外资进入日本市场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日本资本自由化的进程，为民族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规模生产能力、以及完成外国技术国产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二是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提供了优惠政策，为企业构建了一个良好而有效的融资平台，因为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巨额的研发费用。三是在培养供应商方面，尤其针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提供了许多及时到位的支持。可以说，政府为企业成长、尤其是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非常重要。就当下中国现状而论，中国急需超越“赶超心态”，重新定位企业-政府关系。尤其是已经过了赶超期的政府应该有意识地管住自己那只“闲不住的手”，真正做到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当然，完全交给市场自发调节也是不够的。政府执行的主要是公共职能，对进入私人产品生产领域总体要持慎重态度，必须有所节制。从经济学原则上来讲，政府和企业之间隔着一个市场，政府不能一步跨过去，直接介入企业行为。 总的来讲，“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日本早已过了保鲜期。“功能性产业政策”如何发挥提升市场功能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一对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个人觉得，其形象颇像中国原创的阴阳太极图，此消彼长。如何解决并调节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这对孪生的“失灵”问题，或许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然而，近年来中美贸易战、拜登政权不断升级的对华竞争策略、及其围绕半导体芯片为核心的尖端产业一系列歧视性产业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关于产业政策讨论的走向。 04 日本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国际竞争力 2023年5月23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修订《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将23种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这些设备和材料包括清洗设备、成膜设备、曝光设备、光刻设备、蚀刻机、高端光刻胶等等。这些设备被认为是制造高端芯片所必需的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和其他领域。2 这是一项相当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即便是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这项修订将于公告期结束的两个月后，即2023年7月23日开始实施。虽然日方声称并未针对中国，但受到管制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除了面向42个友好国家和地区外，出口其他国家也需申请许可，而中国正在其中。 虽然日本芯片制造实力一般，但综合实力非常强。在芯片产业链方面，尤其在存储器、传感器和功率半导体等领域拥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在设备制造、材料加工等方面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半导体制造企业数量居全球前列。日本的芯片话语权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半导体材料，一个是半导体设备，这两个领域都处在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 从整个半导体材料市场来看，日本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主要材料的全覆盖，占了大约60%的份额。在半导体关键设备领域日本也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全球份额约为40%。比如富士化学、JSR等日本企业高度垄断了高端光刻胶，佳能、尼康在光刻机也有较强的实力。这些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依赖度比较高，而日本企业也需要中国的市场。2022年，日本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总金额超过了600亿元人民币，中国大陆是日本企业的第一出口国，占到31%的比例。3 2023年6月，日本政府系基金“产业革新投资机构”（JIC）宣布将以1万亿日元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收购半导体材料大厂JSR的全部股份。JSR是半导体关键材料和光刻胶市场名列前茅的上市公司，但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过半，存在被海外公司收购的风险。政府系基金收购可以确保这家公司不被海外企业收购，维护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日本，让上市企业退市并且使政府系基金成为企业所有者的做法极为罕见。 05 日本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三步走”战略…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2篇 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纷纷拾起已被抛弃二十多年的产业政策，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大容量电池等新兴高科技领域，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西方媒体惊呼，产业政策正在卷土重来。 从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和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开始，产业政策事实上一直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从德国到美国再到日本，当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从来都是产业政策的坚定践行者。但是，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言，当这些国家借由产业政策而变成发达国家之后，他们就选择性地“忘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并试图踢开那个使其爬到顶端的行之有效的“梯子”，转而向发展中国家“贩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好政策”和“好制度”。 19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玩家”。不过，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打工者”身份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而赚取微薄利润不同，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并未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是通过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从电子、汽车到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和超越，这也使得东亚成为二战后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最为成功的一个地区。虽然1980年代之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影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看似逐渐式微，不过，如果观察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会发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只是与1960-70年代所谓的发展型政府时期相比，政府治理市场和企业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作者发表于《当代亚太》2023年第3期的文章“驾驭全球化：韩台半导体产业发展与超越的制度基础”）。在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1990-2000年代，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是在一种开放的竞争条件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并不以保护和封闭本国市场为前提，相反，都是通过推动本国（地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并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利基市场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之路并非一路坦途，相反也经历了诸多障碍甚至是“生死挑战”，但最终都通过密切的政企合作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充分利用而走出困境，台积电和三星引领全球半导体市场绝非偶然。 与东亚各国（地区）不同，也与其自身早期发展不同，当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在一种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重拾产业政策的。其发展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大容量电池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而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去风险”。因此，在采取政府补贴等政策之外，这些国家还必须辅之以投资审查机制、出口管制甚至“小院高墙”等非市场保护措施，试图以此将更具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产品拒之门外。从这一点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与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产业政策存在着本质区别。简单说，后者是为了发展而保护，前者则是为了保护而发展。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产业政策当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影响将是短期的。长远来看，除非这些国家能够完全与中国脱钩，重新构建一套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体系，否则，其产业政策将不具有生命力，因为在一体化的竞争市场中，企业成败终究还是要由资本、价格、质量和服务所决定，各国发展也终究还是要取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无需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理性政策“以牙还牙”，而是应更大范围地开放本国市场，以更加开放的胸襟迎接外国投资者，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态度面对西方的非议甚至批评，最终以“四两拨千斤”的灵活手段将外部压力化解于无形之中。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 美东时间2023年9月9日晚（北京、台北时间9月10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和上海东亚研究所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三十二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师大兼任教授黄自進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段瑞聪主讲。来自全球各地的近20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朱志群、胡少华、韩荣斌、殷燕军、赵宏伟、祁冬涛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行刚刚结束了大陆之旅，全程参与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黄奎博首先和在场的学者们分享了一下此次大陆行以及双城论坛。黄教授从2010年台北的郝龙斌市长率团到访大陆开启第一届双城论坛开始，回溯了一下双城论坛的来龙去脉，以及柯文哲当市长参加论坛时的一些细节及背后的考量。在谈及蒋万安此次参与论坛的经历时，黄教授将其描述为是“铁人行程”，他自己连想抽空去买个想要买的小吃都没时间。随后，黄教授主要从一（一中）、二（双城）、三（公权力、人民和媒体）、四（两岸政府及两市政府）四个侧面描述了双城论坛的特点以及他的观察。 黄奎博教授 回到“蒋介石与两岸及中日关系”的主题，黄自進教授从蒋介石的日记出发，生动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尤其是就他早年时常记录自己的情绪以及晚年平稳的生活与规律的作息进行了对比。从文献与史料中，黄教授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叶对蒋介石是不满的，而这样的态度一直到1967年蒋开始推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才有所改观，一些知识分子在他扛起了中华文化的大旗之后才回到中国。黄教授随后就“孙中山与日本”和“蒋介石与日本”进行了对比，并认为蒋介石看到了日本武士道中，在武家里对“士”也就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注入。蒋认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依赖于阳明学，所以是中国文化的支持者、信仰者。最后，黄教授分享了一下他对蒋介石在中国历史的地位的看法，并也对蒋万安访问大陆进行了点评。 黄自進教授 段瑞聪教授从他出版并已在日本获奖的书讲起，着重分享了1949年到1971年之间的蒋介石、两岸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他提到了琉球和钓鱼岛，联合国代表权、1949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他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了在日本大家对蒋介石的评价。尤其是，在千叶、横滨之前都有蒋介石的碑，爱知县有中正神社，还有地方立了蒋介石的雕像，和麦克阿瑟并排放在一起等等，这些都显示出部分日本人心中蒋介石的地位。另外，段教授也提到孙中山当前依旧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段瑞聪教授 学者们在问答阶段主要围绕“为什么日本人把蒋介石当恩人”“内战的责任”“蒋介石日记”“民族主义”“边境冲突”“蒋介石对日对美的态度”“甲骨文与中国文化”“蒋介石再评价”“蒋如何对待被俘日本人”“蒋如何错失良机”“蒋如何调和儒家信仰与基督教文化”“联合国的地位”“蒋介石的错误”“蒋介石与民主化”“战犯的处理问题”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你来我往、欲罢不能。 赵全胜教授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接下来，受邀学者将对台湾地区大选及影响展开讨论，《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 2023年9月15-17日， “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华人论坛）的九位学者应邀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南京论坛2023”。 “南京论坛”始于2015年，是继“北京论坛” 、“上海论坛”和“天津论坛”之后第四个在中国举办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 “南京论坛2023”的主题是“文明 科技 共同价值 – 亚洲的远景”，设立“文献，考古与亚洲文明”，“亚洲古代的文化与贸易交往”，“创新突破与亚洲科技进步”，“人工智能时代的亚洲文化交流”和“企业家精神与亚洲的经济发展”五个分论坛。 以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为首的“华人论坛”代表团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参与了分论坛四“人工智能时代的亚洲文化交流”A组国际关系方向的组织与讨论。出席会议的“华人论坛”海外学者及他们发表的论文如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们出席了相关讨论。 在宁期间，“华人论坛”的学者还与南大国关学院朱锋院长、王逸舟院长、姚远副院长、赵光锐副教授、周文星助理研究员等举行了座谈，探讨双方未来进一步合作的计划。 “华人论坛”代表团与南大国关部分教师合影。 “南京论坛2023”会议结束后，华人论坛的三位与会学者赵全胜、殷燕軍和胡少华又在当地停留了几天，或参加另外的会议，或在南京大学举办讲座，并一起去南京附近地区进行考察和调研。 此次华人论坛海外团队赴南京参加盛会是今年海内外启动交流以来的又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参会人员都深感收获满满，期待着疫情过后海内外交流的活动更加活跃，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

17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系列第17篇 伴随美台都临近选举，台海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的涉台动作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都清晰感到“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具风险性的核心问题”；特别是有关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在尝试解读近年来中美关系遭遇困难的原因，于是有人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困局的最大症结”，希望凸显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但是，从几十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政府对美和对台政策来看，这还是一个值得思考、讨论的大问题。 日前，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介绍布林肯来访中方阐述立场重点时，第一条就是“讲清了当前中美关系困局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中美关系之所以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它的根源或者它的主要病根，就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这是王毅先生的原话，我很赞同，高度赞赏这个准确的概括。中美关系历经波折，现在陷入低谷，有很多问题，如台湾、南海、科技打压等等，但什么是中美困局的首要或根本问题呢？毛泽东当年说过，世界上一切矛盾斗争，最根本的是要分清敌友，中美之间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的认知，就会导致政策偏差，中美关系就会困难重重，一个小小的“气球”也会惹出天大的麻烦。1972年中美当时还没有建交，还在刀枪相见之际，但由于中美元首认定中美关系将“化敌为友”，那么像台湾问题等也会找到相对妥善的处理办法，当年上海公报就台湾问题巧妙的经典描述，大家都记忆犹新。这并不仅仅是基辛格的“妙笔生花”，而是中美找到了准确的相互定位和相处之道使然，双方正确定位彼此关系主要是朋友，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就会相向而行，没有外交关系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各种难题（如台湾）也都比较容易取得谅解或解决。 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与美国防高官商讨中美国防事务 其实，美国在对台政策上一直有两面性，这种现象具有深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因背景，而且还不断处于变化波动之中。当年美国二战后在“台澎金马归还中国”上的表现，明显比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表现要好。但1949年后尤其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一直是台海对抗的祸根。1972年中美终于破冰，但联合国涉台博弈，美国依然故我，即使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美国还出台了“对台关系法”；1982年“817公报”发表后，美国也对台提出了“六项保证”。但是，所有这些多重的干扰，都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咬定青山”“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决心，都没有阻挡中美关系的迅猛发展。同时，两岸关系也在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急流险滩，在2005年后逐渐实现了“两岸和平发展新格局”，这个积极的发展进程，不仅有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也有来自美方的“建设性作用”。虽然后来民进党上台后倒行逆施，特朗普到拜登一直在推波助澜，但都很难根本改变“木已成舟”的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五十年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当时“中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中国国家主席语），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阶段性进展。 可见，根本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把中美关系的定位搞清楚，这是中美关系和构建正确相处之道的最重要前提，也是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最重大保障。如果说中美关系是今后50年世界最重大的事情，那么中美摆脱困局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定位中美关系的性质。这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在局部细节问题上过于纠缠，就可能导致像美国这样，被一些表面的分歧现象蒙住眼睛，看不清中美关系的大方向，甚至于走向对抗。无论是中美两国相对均衡的力量关系、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还是高度共有的风险关系，都决定了中美不可能发生冲突，只能以合作为唯一选择，“中美主要是朋友”的基本定位，才是中美关系的现实本质，不符合这个基本定位的言行，都是应该改善的，这也是构建中美相处之道的关键所在。最近美国在中美关系包括台湾问题上的很多过分失当举动，一方面是自己霸权的焦虑，更重要的病根，就在于它没有正确把握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定位，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但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更不是中美关系困局的根本症结。两岸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进程可能是长期的，即使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台湾问题”的分歧，但就像过去50年没有影响双方整体上改善中美关系，化敌为友的历史进程，今后50年，也不应该影响双方构建“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中美也确实在台湾问题上有过积极互动乃至合作，除了上述史实，即使在十几年前（2005年后的一段时间），在遏止台独冒险等方面，美国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正如2012年4月，时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先生访问美国，会见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今天的驻华大使）所强调：“中方希望美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十年前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后我们也可以争取做到。

17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第15篇 台湾问题已随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陷入危险境地。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态势下，台湾成为美国敲打中国最好抓手。美国不断持续通过军售、军援、协训等恶劣行径，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加速武装台湾；在外交上，美国避开一个中国原则，不断提升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交往层级，增加美台官员互访。支持台湾参与WHO、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分支机构，同时在国际上拉拢盟友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在经济上，美国通过强制介入台湾集成电路企业研发、投资、经营和贸易活动，达到“以芯制华”、“联台制华”，发起对华科技战。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坚决反对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并采取全方位手段因应美台勾结。通过环台实弹军演，大陆舰机常态化绕台及抹掉了所谓的“海峡中线”等实际行动，随时回击一切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海峡成为俄乌战场另一大国竞争的最前沿！在这里，牵制中国发展、阻挠两岸统一的力量与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在此对决，让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在此陷入了安全困境，台湾海峡由此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台湾将是下一个乌克兰吗？从本质上说，台湾问题性质上根本不同于乌克兰，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且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包括美欧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承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另一角度看，美国不断围绕台湾排兵布阵，布了重重陷阱，却真的与乌克兰类似，这是美国战略超人之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挖了一个大坑，那么中国明知是圈套也不得不往里钻，明知是火坑也不得不往里跳？大陆和台湾内部肯定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没有认识这个大坑后面的残酷性！从残酷性看，如同“俄罗斯轮盘赌局”（Russian roulette），台湾、大陆一旦扣动扳机，只要弹仓反复多次旋转下去，肯定就有一方或几方毁灭。从概率上看，则更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日等国不断挑逗大陆，让大陆不得不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大陆强行攻台则正中了美日打“代理人战争”之计，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从而进一步迟滞甚至是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最可怕的结果可能是，台湾被摧毁的可能性肯定是100%，而大陆由于地大物博，轻则如俄罗斯遍体鳞伤，民不聊生；重则是如苏联般解体。美国尽管可能也会受重伤，但却成功消灭了头号竞争对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再也没有与之能力近乎匹敌、能与之抗衡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它依然可以是世界老大！ 面对竞争对手的重重陷阱和步步进逼，所以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无疑是居安思危，以超前的眼光，“最坏打算”，去拼意志和耐力，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战略上，面对极限施压，根本还是要统筹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大局，解决台湾问题要坚持以我为主，以战略耐心换取战略主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符号和智慧象征，我们对待自己难道就不能多些耐心或者说戒急用忍？为此，我们要严防台海的风高浪急，干扰和冲击中华民族复兴全局，这需要两岸政治家拥有足够的战略远见，保持战略定力，台湾拒绝“倚美谋独”，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暂不“以武促统”，双方各退一步海阔天空，才能让两岸兵凶战危转化成中华儿女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