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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23篇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特朗普执政后雷厉风行，内政外交大手笔不断，但与其说是拨乱反正，更可以理解为进一步制造混乱。接管加沙迁走居民修建“度假村”，强买也要得到格陵兰岛，暂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促使乌克兰接受“和平”……据说特朗普还期待用霸道总裁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所有争端以竞争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难以用二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常识来理解的奇思怪招一旦付诸实施将毫无疑问对战后的国际秩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特朗普对秩序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这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到底有没有战略性的内政外交方向和施策方针，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对象国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对象国之间如何协调。目前特朗普可谓肆无忌惮地四面出击，如果成功无非是两个因素，一是肆意行使其他国家难以正面对抗的权力，二是对象国并不团结而都倾向于选择妥协和忍耐，被各个击破。因此，众多难逃特朗普算计和威压的国家的政策取向非常重要，特别是信任或想要信任美国的那些美国盟友们。 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无疑是日本，1996年日美安全“再定义”之后，从战略磋商到具体合作几乎所有层面的制度化都在顺利进展。哪怕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缘于安倍“成功”的“特朗普外交”，日本也鲜被特朗普点名批评，而这次日本恐怕无法轻易过关了。目前看，特朗普尽管还没有对日本过多关注，但鉴于日本超过6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黑字，不需要朋友的特朗普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其方法应该是征税、要求日本增加对美投资以及增加进口美国商品。如果日本不主动配合，那么就用弱化同盟来要挟或实际上减轻美国负担和安全责任，让日本增加国防经费（据说已表示日本国防经费应增加到GDP的3%），总之，交更多的保护费和购买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 对于特朗普早晚会到来的施压，日本在拜登政府期间奉行的以重视意识形态、优先合作为核心的对美政策也会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或许马上要想明白的是以事前尽量充分准备、投特朗普所好、以哄和捧为主的安倍对策是否还管用。其次，即使还管用，也必须研究如何处理贸易黑字问题，上次特朗普意外下台，没来得及在贸易问题上敲打日本，但这次特朗普不缺时间且更加偏激，是否“允许”日本继续享受特殊待遇很值得怀疑。这两天特朗普指责日元汇率就是前兆。 如果上面两个问题都是否定答案，日本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与特朗普谈判，也会有四种选择。首先，通过让步或说服美国继续加强合作或至少维持现状，但这不是日本能主导的，取决于特朗普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美关系和对日本的要价。其次，采取包括关税报复在内的对抗措施，鉴于日美力量对比和上个世纪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第三，则是建立至少在某些领域共同制衡（不一定必然是对抗）美国的的国际合作关系，彰显“团结”的力量。最后一个选择则是以亚洲为出发点，通过缓和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加强经贸合作，推动地区一体化以缓解全球的不确定性。其实，这些选择都是与日本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相关的，换言之，美国颇具破坏可能性的不确定是否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是日本、也是中国必须思考的紧要课题。同时，说现在的日本政府在对美关系上诚惶诚恐并不为过，理由或许就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唯日美同盟“马首是瞻”的战略思维定式。日本是否、能否重新审视这一思维定式，调整战略或至少调整政策值得关注。 追溯历史，特朗普外交如果放到轻视道义和意识形态、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分享”牺牲小国带来之利益的帝国主义时代，就似乎显得正常和具有更多“合理性”了。问题是，这却有违于正是由美国主导构建的战后秩序和游戏规则……。很长时间里，权力转型研究的或许更多是崛起国是否挑战秩序的问题，但现在，恐怕更有必要研究守成大国主动解构秩序可能引发的无法预测的问题吧。就中国而言，在如此“乱世”之中，冷静观察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独善其身似无可能，唯有在基于对世界秩序、本国定位、权力政治等认知领域进行深刻思考之上进行决策与实践方可进退有序。如果特朗普给世界带去了更多的不安和不确定性，那么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安心与稳定呢？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24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白宫口角”事件显示，特朗普无意摧毁美国同盟体系，却决心将其改造成以“美国优先”为唯一准绳的权力机器。他将马基雅维利主义包装成商业谈判技巧，用交易话语消解道德羁绊，最终将外交场域变成巨型证券交易所。那些谴责其粗鄙的人们或许不愿承认：这种“明码标价”的直白，恰恰撕碎了长期笼罩在既有秩序上的温情面纱。   特朗普的精明在于精准拿捏战略不对称地位的价值。他深谙欧洲的安全焦虑与乌克兰的存亡危机仍系于华盛顿，遂以近乎冷酷的实用主义，将这种战略依附转化为重塑规则的杠杆。这些看似失序的举动背后，实则是系统性重构同盟等级秩序的战略实验：美国不再扮演无偿提供安全公共品的“仁慈霸主”，而要成为设定交易条件、索取超额回报的“安全承包商”。这种“战略推拉术”并非纯粹的情绪化表演，而是刻意制造的不确定性恐慌——当德法担忧美国撤离欧洲防务时，自然会加速履行军费承诺；当泽连斯基恐惧沦为“弃子”时，便不得不接受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框架。 通过将每一次援助都设定为需要重新谈判的“临时合同”，特朗普成功将盟友的危机感转化为规则重置的驱动力，这种“悬崖边缘博弈”恰是其权力操弄的典型范式：通过制造可控危机迫使对方在崩溃前妥协。 然而当“保护—服从”的传统契约被降格为“付费—服务”的临时交易，特朗普正在严重透支其霸权信用。在基辅与布鲁塞尔的战略计算中，那个曾被视为永恒常数的美国霸权，正逐渐变成需要重新评估的风险变量。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21篇 刘佩怡 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主任 川普被媒体称为“非典型政治人物”，主要原因在于他未受美国长期政治制度洗礼，也不原受到既有的政治规范所约束。川普的行为模式较之其他美国总统较难掌握，他的难以掌握，不仅让北京陷入较为困难的观察与研判；对西方盟国来说，也是如此。 当川普表示“不排除以武力取得丹麦所属自治区格陵兰”，这在以往，不可能会是由一个领导西方世界的国家领袖所提出的，而川普却无视盟国利益地提出了；其次，这个言论可能打破“民主和平论”，也就是民主国家会透过谈判，而非战争方式，来解决彼此的矛盾。 川普的“非建制”特性，也显现在表态将退出《中程核武INF条约》、《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甚至WTO、TPP等国际协议与组织。他指责是因为俄罗斯与中国大陆未依既有规范与协议，所以美国也无须遵守。在竞选过程中，这个说法尤获得选民支持；民主党的建制主张，反成了选民质疑的对象。 当川普扬言，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州”、墨西哥湾应重新命名为“美国湾”（Gulf of America）、墨西哥湾是属于美国的；以及，美国必须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想必其结果，将可能出现西方阵营内部的对抗性。以前的国际结构是联盟、阵营之间的对抗，未来有可能打破联盟、阵营的集团性，而出现高度个别性的国际体系。虽然川普还是指称，许多作为是基于民主阵营的利益；但未来民主阵营的合作程度可能降低。如果美国持续强调美国国家利益至上，以后便无所谓“忠诚盟友”。 就这个角度而言，未来国际体系某种程度的“零碎化”可能出现。因为美国会失去许多国际事务的主导权，盟邦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与盟邦之间也会产生新的博弈。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美国最终还是有能力整合西方国家与其他盟国，而出现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持续对抗。这种可能，基于美国能否提出足以让大家愿意追随的利益，以及美国是否会提出让大家因为害怕不追随而造成更大的损失。有一个新闻值得关注，美国目前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所有军事援助，而且美国也禁止英国与乌克兰分享华盛顿的情报，该禁令包括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特种部队以及国防情报总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西方国家是否最后还是会认为他们不能失去美国，必须追随美国。不过，如果未来民主阵营不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利益与理念而相互结合，而是因为害怕不追随将造成损失，阵营便不容易出现一致性的决策与行动。 第三种可能是美国确定与俄罗斯合作，而俄罗斯也确定愿与美国合作，并共同对中国产生压力。这种型态将相当类似70年代基辛格的“战略三角”的反面翻版，由美国与中国的合作，转向与俄罗斯的合作，这种型态将会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冲击。不过，此前两种战略三角未能混为一谈，最重要的关键在于60年代所出现严重的中苏交恶，对美国与中国共同推向了合作的可能；但目前中苏之间的战略合作关係，看似仍相当紧密。 第四种可能是美国持续推动以国力为后盾的经济战，但美、中、俄都采取不相互对抗政策，各取所需。这种情况，最后将可能出现“在不影响彼此利益下的大国决定论”。若此，影响最大的将会是欧洲与美国的其他盟邦，包括日、韩，这些国家应尽快确立自己的战略。 不论是何种可能，川普的“美国至上主义”都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领导力；西方民主阵营的合作程度，也可能降低。不过，还有一个变数必须观察，那便是两年后的美国期中选举。如果共和党失利，川普成为跛脚总统，自又另当别论。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22篇 周方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月28日，泽连斯基对白宫进行了一次无果而终的访问，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众目睽睽下发生激烈争吵，双方不欢而散，一时在媒体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人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谈判失败的结果，而在于谈判失败的方式，以及特朗普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不留情面的强硬态度。双方争吵的发生有一定偶然性，但其背后有更持久和非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两国领导人在媒体前公开争吵体现了当前一些国家领导人行为方式的变化。从传统外交的角度，领导人举行媒体见面会时，经常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往往会保持克制，不把分歧直接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既是一种“成熟的”外交风度，也能给自己留下更大的政策空间，避免激烈的民意绑架政府立场，或者因为付出过大的观众成本，而使自己在政策选择中失去退路。 此前，特朗普的某些做法在建制派看来已经是离经叛道、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他应该不惮于由此引发的社会反响和国际反应。见面会对泽连斯基应该是一种新的外交体验，虽然在媒体前显示强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的利益，但协议由此未能签署，尤其是两国关系可能出现大幅下滑，应该不是泽连斯基希望的结果。见面会的戏剧性过程也会影响其他国家领导人未来与特朗普当面打交道的方式。 除了外交风格之外，更深层的因素应该还是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不对称联盟关系中，普遍存在着“连累-抛弃”的平衡问题，在其中一方已经卷入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问题往往变得更加严重。虽然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在西方国家试图在国际上展现一致立场、且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付出巨大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关系依然可以大体运用“连累-抛弃”的分析框架。 对乌克兰来说，两国总统准备签署的协议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持续获得来自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支持与援助。其最担心的局面是，在前线战事正酣的情况下被美国突然抛弃，这从长期使其在战场上难以持续，从短期也会极大地打击前线官兵的士气。从这个角度，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见面时表现桀骜不驯姿态应该不是特别好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做法在拜登政府时期从表面上似乎行得通，但它容易引起美国方面的反感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泽连斯基在华盛顿碰壁后前往伦敦，得到欧洲领导人的普遍支持。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欧洲国家普遍展现出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态度，会有助于强化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但这个逻辑对特朗普并不适用，反而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特朗普可能认为，泽连斯基的做法是携欧自重，用欧洲国家的态度来要挟美国，跟美国要价，特朗普还可能认为这是对其个人权威的一种挑战。按照特朗普的思维，既然欧洲国家愿意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以后乌克兰就靠欧洲支持打下去好了，这同样可以大幅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欧洲各国领导人非常清楚，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仅仅依靠欧洲，乌克兰在战场上可能很快就会难以为继。 相比之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连累的问题。泽连斯基反复强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强调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美国彻底地拉下水，只要俄乌冲突继续，美国就不能离乌克兰而去。实现这一目的对乌克兰是重大的战略利益，为此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非特朗普眼中的美国利益。对美国来说，陷入长期的战争泥潭而难以自拔，这样的经验在战后并不鲜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南越的吴庭艳政府，以及美国在阿富汗扶植的政权，都希望获得来自美国的慷慨以及无限期的支持，但由此给美国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延长，这一代价会持续增大。 当前，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虽然只是代理人战争，但由此付出的成本依然很高，尤其是在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巨大、美国经济形势并非十分乐观的情况下，如何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降低美国的付出，使战争在经济上更可持续，对于非常重视经济成果的特朗普来说，是绝不能被忽视的问题。通过这次公开争吵，向乌克兰和欧洲显示美国的支持不是无限期和无条件的，有助于改变这些国家的预期，让乌克兰思考战争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对美国来说未尝不具有某种战略价值。未来，特朗普也不会轻易放弃从乌克兰获取某种回报的努力。这意味着，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仅仅从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认识这场战争是远远不够的。 特朗普在俄乌冲突方面政策立场的变化，对美国与盟国关系的运行方式会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各国可以据此对美国支持盟国的基本逻辑、支持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从长期来说支持能够达到的限度等形成更准确务实的判断。未来可能卷入冲突的盟国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美国的支持自己就一定不会输，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战争代价很大时自己不会被美国抛弃，而需要在涉及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有更为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利益计算。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19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 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显示，美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特朗普政府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仅意味着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弱化，也可能成为国际秩序剧变的信号。在寡头政治日益强化的背景下，美俄可能形成交易型外交，绕开传统多边机制，以利益交换的方式重塑全球格局。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政权的“寡头化”治理模式下尤为明显。特朗普的政策深受商业利益集团影响，其决策更倾向于以短期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导向，而非传统的战略同盟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战略，以确保不在全球权力重组中被边缘化。 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可能促使欧洲重新思考安全政策。若美俄形成交易，欧盟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单独支持乌克兰。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承诺持续弱化，日本或在21世纪中叶重新考量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甚至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削弱对美依赖，谋求更自主的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尽管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存在历史争端，但日本可能采取更务实的对俄政策，甚至在未来某个阶段寻求与俄罗斯的某种战略协调，以减轻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未来中国的“中间路线”仍能维持，但空间将被压缩。美俄可能的勾连，使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若美国愿意在台海、东北亚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交易，中国应积极响应，把握战略机遇。此外，中国应加强在南海、东南亚的存在，确保自身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利益。全球寡头政治模式下，国家间交往将更加现实主义化，双边交易可能取代传统国际秩序。在这一趋势下，中国必须强化外交主动性，密切关注日本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动态，防止地区格局出现对华不利的剧变。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20篇 公为明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对外一向是吃软不吃硬。面对特朗普的对华冲击，中国会奉行有限度但会更坚决的斗争。“有限度”就是指中国会紧紧把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经贸、科技和国家主权等方面，中国会更加坚决具体有效地反击美国的霸凌和干涉。 特朗普对俄政策转变会冲击中国所谓的“中间路线”，但冲击到底有多大还不好说。美俄之间肯定会走的更近，很可能会恢复全面正常关系。但是美俄走向联手的可能性不大，特朗普想修复千疮百孔的美俄关系，美俄想损害中俄关系都是很难且不明智的。中国寻求与俄罗斯、欧洲甚至美国的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事求是的选择。现在的俄罗斯相比四年前更依赖中国。中俄关系会继续向前发展，但俄罗斯未来可能还会寻求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如果特朗普完全倒向俄罗斯，中国对俄政策肯定会适度调整，中国将根据俄罗斯的反应做出自己的反应，而且我相信这种反应也会很及时且有力有度。 相比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国现在牌更多，更有底气，因为已经有所准备。中美双方似乎都对自身更加自信，但中国对美国的制度信心在下降，这反过来增加了中国的道路信心。中国跟美国谈判甚至首脑会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美国必须有诚意、讲诚信。中国将会在中美俄欧以及世界各地发挥更加积极且更灵活的作用，如扩大开放、增加进口消费以及推进军事安全合作等。中国会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好的建设性作用，会巩固和扩大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保持高度警惕和持续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明智选择也应该是始终保持中美高层沟通，以避免中美关系滑入不可逆转的漩涡。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两岸热点》系列讲座 第四十三讲 美东时间2025年3月22日晚（北京、台北时间3月23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和上海东亚研究所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四十三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召集人赵全胜主持，台北市议员、政论节目评论员侯汉廷和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包承柯联合主讲。来自全球各地的近30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柯玉枝、严安林、夏立平、邵育群、刘洪钟、李振广、林宏宇、朱磊、朱俊玮、朱志群、徐昕、祁冬涛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侯汉廷议员首先分享了台湾立法院当前生态与政治攻防，尤其是绿营试图瘫痪蓝白的四步骤以及绿营“大罢免战略”的三步骤。通过台湾各部门预算比去年增长的现实，侯议员分析了预算战是如何催化罢免的，以及赖“17条”的具体操作手法和政治效应。随后，侯议员分享了罢免战的最新进展，以及国民党的反击及成效。侯议员也分析了大罢免因为违反民主精神，让立院空转及制造的对立而对民主造成的伤害。最后，侯议员通过民调展现了国民党的危险处境及绿营的有恃无恐，并对接下来的走向以及各方的风险做出了判断。 包老师从台湾立法院“动手”入手，解析了“罢免”相关的政治生态。他首先概述了赖利用行政权力所做的司法追杀，并分析了台湾乱政的深层原因及长期因素。他认为赖在去年获得的双少数支持、他个人的激进目标与主张以及本人的个性使然都是重要的因素。而台湾社会对立性社会结构，尤其是日本殖民文化的教育及抗日战争中同日本打了14年战争的群体的后代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老师最后也展望了未来台湾政局的演变与发展。尤其是针对大罢免的不同结果做了分析。 在问答环节，学者们就“蓝白的还击”“美方的介入”“罢免成功的可能性”“国安法”“法律行动如何改变立法院的结构”“国民党领导层的判断”“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白宫事件的影响”“对深绿和中间选民的区分对待”“台积电”“军事法庭”“韩国的样板”“中欧美俄格局”“国民党当不当两岸武统的刹车皮”“美方是否会让赖刹车”“国民党一直处于守势”“大陆的政策”“沙盘推演”“特朗普的交易”“蓝营内部”“蔡赖对比”“台湾经济与股市”“台湾年轻人”“美国因素”“大陆的方案与绿媒的扭曲”“军费提升对民生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热烈地交流。与会学者们认为讨论深入，且两位嘉宾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也带来了一线的观察与思考。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17篇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特朗普上台以来，不仅在美国国内对政府和政策进行大幅战略重组，而且通过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对欧盟施压，逼迫欧盟也不得不进行战略重组。对于中国来说，西方的战略重组能够提供有利机会，主要是因为无论在美国还是欧盟，分裂是他们战略重组中面临的一个挑战。这种分裂不仅发生在美国和其盟友之间，也发生在欧盟内部，更重要的是发生在西方各国内部。 一 美国内部的分裂 首先是美国内部的分裂。特朗普上台后，他和民主党之间的分裂不仅更加激化，而且变得更加个人化，也就是特朗普对拜登等民主党领袖个人的攻击仍在继续。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可能围绕着遏制中国战略出现某种程度的分裂。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以国务卿卢比奥为代表，是长期的反华鹰派，致力于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以利于美国集中资源专心对付中国，从而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特朗普虽然也想尽快结束战争，但目的主要是逼迫欧盟独立在欧洲“维稳”，美国能够从欧洲脱身来集中精力处理好美国的国内事务。和建制派不同，他不但不认为美国的全球霸主身份给美国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软实力等各方面的好处，反而认为美国做霸主得不偿失，甚至经常成为“冤大头”，被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友占便宜。所以，虽然在经济上他也许仍然想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在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他似乎是倾向于划分不同的势力范围，让每个势力范围内部“自治”，不必“麻烦”美国来帮助“维稳”，这就是他的孤立主义思路。 特朗普对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兴趣不大，不认为美国必须是在全球“维稳“的霸主，所以在他眼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没有那些反华鹰派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是出于他的交易性性格和思维，他有可能还认为自己能够威逼利诱中国为他的MAGA大业做些贡献，就像他威逼利诱美国的盟友一样。这些对中国相对灵活的态度，是他和卢比奥等共和党内建制派的重要不同，可能造成他们未来某种程度上的分裂。 2025年2月26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次白宫内阁会议上的马斯克。 二 欧盟和美国的分裂 对于欧盟来讲，特朗普政府不但在抛弃乌克兰，也在抛弃欧盟。欧盟被逼着要通过战略重组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对欧盟是个巨大的挑战。在军事上，欧盟虽然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巨大威胁，自己的军费开支却只占欧盟GDP的1.8%。在贸易上，不但面临来自中国日益升高的竞争压力，现在又面临美国强加的高关税。在不少新兴科技领域，欧盟已经落后中美。而欧盟不同于中美的经济社会体制和文化，让欧盟快速提高军事预算和经济科技竞争力变得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欧盟各国内部右翼政治势力快速崛起，左右派冲突加剧，造成内部政局不稳，让欧盟各国之间的整合也变得更困难。 在如此困难的战略重组期，欧盟虽然在口头上仍然会坚持和宣扬有别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但其成员国对中国的立场应该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分裂：有些会计划在战略重组期要更接近中国，有些持观望态度，有些则会固守意识形态反华的老理想。被美国“抛弃”后，作为战略重组的一部分，欧盟应该也会先和意识形态接近的域外国家，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进一步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从长期来看，美国和欧盟的命运仍然是紧紧绑在一起的，所以美欧也不可能彻底分家。欧盟和北约提升军力之后，反而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更好的帮手。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18篇 金君达 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其他一些倾向右翼民粹的政治人物，已经反复表达了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减少援助的立场。从特朗普近期的动作来看，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减少投入的意志是比较坚决的。而且与第一任期不同，特朗普受到的国内掣肘比较小，更有可能达成与俄缓和关系、从乌克兰抽身的目标。 但是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的高民意基础并非凭空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党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平庸绩效存在联系。虽然拜登总统在上台之初号称得到了美国主流智库的背后支持，且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但美国人民对他的外交成果恐怕难称满意。当前一个重要趋势是，美国的民意已经不再支持大规模的对外投入，进入了一个收缩周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民主党再次上台，可能也无法全盘抹消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遗产。甚至会利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作为筹码，对盟伴继续剥削施压。 有一些美国政治史学家，比如说施莱辛格父子曾经试图构建关于美国政治的周期理论。周期理论有很多种不同的维度和形式，但是大致概念是美国从社会文化到外交政策上，都存在外张和内敛的周期。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立在不同理念之上的国家。他的外交政策有时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拜登政府的援乌政策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即使在当时，也受到许多共和党人的抵制。这种阻力未来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有变大的趋势。 特朗普在竞选中获得了美国蓝领阶层的支持。 导致外张型政策遇阻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原因就是美国社会不同思潮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从客观角度来说，美国蓝领工人在国家经济脱实向虚中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政党短期难以解决的。但是两个政党长期都无法解决工人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代表性危机，进而带来民粹主义。蓝领工人参与的民粹主义在近年来呈强化趋势。即使在特朗普胜选后也发生过诸如“民粹—马斯克移民问题辩论”的事件。虽然这股力量建设性存疑，但是能够对选举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两党政客，包括一些有着竞选理想的外交官僚，为了迎合这股力量，就不得不在其外交政策中夹杂一些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成分。 此外，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拜登任内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带有很强的美国优先色彩。拜登号称要与欧洲国家建立意识形态同盟，但是实际上做的却是把欧洲绑上美国战车，通过破坏北溪管道等行为，加深欧洲对美国的能源依赖。通过破坏俄欧关系，加深欧洲对美国的政治依赖。通过炮制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将盟伴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关键企业绑上美国的战车。这种行为可完全称不上是理想的国际秩序。 作为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转向已经对全球秩序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冲击，也对一些既有国际规则形成的破坏，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都造成了一定影响。中国外交官近来多次表态，乐见各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面对当前部分国家引发的乱象，中国还是比较坚定的站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的一边。 但是要看到，任何形式的国际秩序，终究还是要靠一定的实力来维护。南方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集体行动力并不强大。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拜登上台，这种状态都无助于广大全球南方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俄乌冲突和特朗普总统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变局下，各国应该首先学会自救，而非期待于美国总统个人更迭。或是其他国家为维持国际秩序付出主要成本。世界是各国共同的世界。如果对大国单边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感到忧虑，就应该联合发声，并且做出区域互助和全球治理治理成果。与中国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

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15篇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 要终结俄乌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各做重大妥协，但这几难达成。近日美乌矿产协议的签订一波三折，更预示着即便川普政府强力干预，俄乌战争的结束依然难有希望。个中原委，在于俄乌各自诉求截然相反。乌克兰三年抗战，其过程艰辛悲壮。然而基辅的“正义”，在于必须收复全部失地以结束战争，这是多数乌克兰人和世界上多数“正义人士”的共同愿望。但是，这与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完全相反。莫斯科在战场上夺得的，绝不愿通过谈判失去。即使没有外部加持，俄罗斯的战争可持续力恐怕也非一些分析家所言只剩一年半载。对于乌克兰，若非美国援助，这场卫国战争就难以持续，更不用说全部收复国土。但在美国更换大统领、美国全球战略出现严重逆转之时，华盛顿现时急于抽身，绝无可能给予基辅明确的安全保障。且不论乌克兰在政治上不能妥协，即使它被迫做出有限让步，也很难换取莫斯科的重大退让。因此，这场战争目前难解，这不是美国所能调解，更非美乌矿产协议所能停止。 美国抽身另有他顾，迫使欧盟“挺身而出”，但这远水难解近渴。即使欧盟以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其实现也不知将是猴年马月，届时俄控乌大片国土已成既成事实，更难翻转。不过，美国偏袒俄罗斯，严重伤其国际领导力。欧盟被迫雄起，也一时难以取代美国。世界将因此进入一个美速降欧缓升的动荡年代。 川普政府对俄绥靖，是否在下大棋？未必。在经历了八十年的自由主义洗礼后，美国战略收缩、专注内修已渐成风尚，不然川普不会被再度选出。在外部方向，老川的第二任期确实将集中精力与资源对付中国，但这更多是为了防范而非挑战。虽然美国朝野已一致认定中国崛起为华盛顿的全球竞争对手，而俄罗斯只在地区级别制造麻烦，但若因此认为川二期政府就决意主动与中国摊牌，而非基于“实力”在威慑中国的同时谋取实利，同样可能误判美方的战略意图。同时，这还不是美国全面回撤、甘愿做回一般大国的时代，中方推动国统大业仍需精心运筹，把握时机。尽管美国疲态毕现，但它综合国力依然领先，仍具相当竞争力，中国如何发力仍需相当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