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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第4篇 从2024大选看台湾之变与两岸关系契机 戎抚天丨台湾旺报社长兼主笔 选举是社会的总动员，也是政治与社会资源的重分配，4年一次的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影响面更大，不但是全国性政治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也是国家发展方向与目标的总检讨，还将影响数以百计，甚至超过千人未来4年的工作与收入，社会动员强度可想而知。 不过，今年选情发展非常诡异，第一个诡异是蔡英文执政7年失败，超过五成、接近六成民意希望政党轮替，赖清德民意支持度一直在35%附近徘徊，民进党享尽国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却换不到民意支持度。第二个诡异，国民党刚刚赢得地方选举，提名声望最高的侯友宜却未获得选民肯定，反而让民众党柯文哲弯道超车，支持度直追赖清德，百年国民党显然出了大问题，若不能急起直追，选后将面临亡党或沦为尾巴政党的危机。第三个诡异，郭台铭没有胜选的可能，孤注一掷的结果只是保送赖清德当选，却不肯识大体，他究竟在图什么？第四个诡异是选民变心，到目前为止，所有可信赖的民调数据都显示，赖清德支持度低于民进党支持度、侯友宜支持度低于国民党支持度。 更大的诡异是，自1996年改行总统直选制后，历次大选社会总是洋溢着激情，造势场合动辄数万人，甚至可能超过10万，而且除2000与2004之外，选前6个月大致可就以判定投票结果。但这次选举不但无从判断谁胜谁负，而且选情极冷，社会激情不再。预判未来5个月，赖清德支持度大约就在35%附近，柯文哲毕竟受限于一人政党根基不深，目前应该是最高点，侯友宜起步太晚，7月9日发布「2040无煤台湾」政策，是攻势的开始，后续将有一波波新攻势发起，支持度可望逐渐拉高。 现在无从预测选举结果，但从选举的诡异现象，可以归纳几个论点：第一，台湾不再是马英九时代的台湾，美国也不再是冷战时代的美国，中国大陆更不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时代的中国，民众已走出非蓝即绿的心态，向「无色」靠拢，年轻人更不再是顺从长辈、乖巧听话的世代，台湾变了，中国大陆与美国也都变了，判断台湾政情与两岸关系走向也需要跟着改变。  从两岸关系角度观察，台湾走向「反独」非常明显。第一，蔡英文两岸路线向中间靠拢，「中华民国台湾」固然难脱「华独」之讥，但也代表对法理台独的抛弃。第二，赖清德成为候选人后，不断淡化「务实台独工作者」形象，在国家定位问题上尽量模糊，也主张两岸和平与交流，甚至希望和习近平共餐，可以看出赖清德的转变。第三，台湾社会「抗中保台」狂热退潮，「小红书世代」年轻人对大陆并无恶感，反而厌恶民进党双标、自利式的反中。但这并不表示台海将风平浪静，两岸关系在美中对抗格局下，不随台湾政局发展，更不随哪个政党执政，或谁当总统而改变。年轻人对大陆没有恶感并不代表有好感，更多是对两岸问题无感，长期而言，两岸关系不确定性更高。 对大陆而言，平稳的两岸关系是中共政权稳定、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民进党执政证明法理台独走不通，美国追求的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台湾的利益，台湾已经改变，现在是大陆改变对抗思维，彰显「两岸一家亲」的时间点。

17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第3篇 美国是如何把一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两个问题真的问到了点子上。确实，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台湾问题解决得很不容易，两国建交后先后发表了两个联合公报来解决遗留问题。同时，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又制定“六项规定”，来安抚国内反对派和台湾社会。总体而言，确实没有哪个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如此上心倾力，与中国进行这样复杂的博弈，可以说只有美国一家在国际上硬撑台湾。 这个局面维持了近40年，但近几年有了显著改变。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自然的变化，而是美国台海战略和策略带来的，也是美国费尽口舌千辛万苦弄成的。第一是美国发现台海两岸力量对比变化巨大，中国大陆推进统一成为难以回避的课题，美国不出面阻挡不行。第二是美国眼看台湾的“友邦”纷纷转向中国大陆，由新世纪初的近30个锐减到一半，大有继续减少直至归零之势，“中华民国”招牌将被迫收回，美国再不出手相助就没法收拾了。第三是美国自感力不从心，无法继续以往一手遮天的模式，转而广泛借用盟友力量来支撑局面，遂有所谓“民主vs威权”公式与话语，并拉起了一个至少16国以上的挺台圈子。这里不能排除美国盟友对美依附性、坚守理念和对华傲慢的因素，也有它们维持国际能见度、见猎心喜和借机行事的心态与动机。由此可见，从台海这个窗口，已然可见新时代全球霸权的柔性渐进转型。 美国的思路是以台制华，即通过打台湾牌困扰中国的发展，使中方难以挑战美方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力量和资源，形成了一个以挺台护台为己任，影响波及半个地球的阵线，新霸权体系遂得以成型。此外，美国为防台湾彻底垮掉，可以说绞尽了脑汁，不遗余力开展了挽救台湾处境的努力，一是勒令台“友邦”不得弃台；二是动员盟友打破惯例与台交往。眼见台“友邦”一一离去，美国只好改变思路，另谋在联合国做文章，颠覆2758号决议，就是从“一中一台”思路出发，争取把台湾以某种单独身份拉进联合国。这显然是美国不得已而为之，虽确不乏外交技巧，但基本上是死马当活马医。 这就引入了美西方盟国的介入，到底是口头的还是实质的介入的问题。我认为，从近几年的发展态势看，事情已经不是口头介入了，美国国会通过十多个涉台法案就不说了，欧洲国家诸多议长及高官访台，在政治上就是实质介入了，实际上形成了多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新局面。并且形成了跨国全联盟模式、国内半政府模式、对台合作军事化模式。从这一重大变化的实质看，是美国在其国力下降、旧霸权模式不济的情况下，转向新霸权模式的表现。据初步观察，新霸权模式展现了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重要领域的综合性；把北约扩大到印太的体系性；吸纳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广泛性；打着保护民主、维护国际秩序旗号联合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虚伪性；务实操作顺势而为的柔韧性；树立价值判断标准的思想性；操控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性甚至考虑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的极端性。新霸权主义及其行为模式尚处在萌芽阶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分析，故须对之保持密切关注。

15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第2篇 台湾地区2024年选举临近，当前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选举之年自然引起重大关注。一般而言，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治领导人换届的选举之年，都存在政局不稳等可能引发危机的隐忧。另外，大陆在坚持和统的情况下，认为可能武统的外部声音还是甚嚣尘上，这种现象也会成为误判和偶然事件发生的直接动因，因此需要直面选举之年的危机管理。   首先，在选举民主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领导人换届的选举之年，参与竞选的政治主体间易发生公共政策即政策承诺的竞争，而出现不切实际的竞选政策极化现象。因此，需要认真审视选举过程中不同政治主体提出的向选民做出的未来执政后的政策承诺，不能因一些政治主体为当选而极化不现实的竞选政策和选举行为，而将我们带入误判之中。不能忘却的是，竞选中的政策承诺与执政后的实际政策选择之间，往往因现实政策实行条件的制约，而出现较大差距。 其次，在选举民主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领导人换届的选举之年，权力结构中中间官僚体系的政治响应会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出现“僵尸政府”现象，从而引发权力内部运行的空转危机。“僵尸政府”即本来最具效率的官僚制停摆，在下一个“主人”出现之前而不作为。因此，在选举之年，这段时间的官僚体系经常处于举棋不定的观望状态，揣摩选举后的公共政策变化趋向而无法投入全力，更是决策和执行停滞等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期。     最后，以上选举之年的极化的竞选政策和“僵尸政府”现象，以及前述围绕和统和武统的内外部认知鸿沟，更容易导致一线人员的过度紧张和误判，以至于可能带来偶然事件发生的危险。当风险来临，决策者当然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耐性，而选举之年最大的危机管理则是如何避免偶然事件与误判。相信两岸有足够的智慧管控危机，在微妙的选举之年，察知选举之年可能存在的隐忧，而预防误判和偶然事件的发生，则是切实的现实问题。

15学者评【台湾2024选举和岛内外动向】第1篇 随着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日益临近，岛内蓝绿白三方相互攻防，大陆与美国乃至日韩欧洲相关力量也密切关注。考虑到近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关系的紧张，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版图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当前台湾内部的新发展以及岛内外各方力量互动，个人有两个基本判断，与各位读者分享。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但是台湾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双方的战略互动。而中美关系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能否保持稳定和健康发展，能否保持综合国力的稳步提高。尽管中方已经反复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红线。但是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已经偏离了一个中国政策，岛内蓝绿白各方虽然具体态度有所差异，不出所料也基本会随着美国的基调起舞，不会偏离太多，至少不太可能有主要政治力量主动往大陆立场靠拢。 总之，岛内主要力量的立场应当放到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两岸关系的走向归根到底要看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双方战略态势的转变。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能否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稳步提高综合国力。中美对抗既有结构性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影响。从美国近年来的政治发展来看，对华强硬已经基本成为两党共识，拜登政府在中美关系上基本对特朗普的政策是萧规曹随，即便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也难改大局。中方似乎也对短期内改善中美关系不抱太大希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固然应该依然积极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以维持并提升中国继续发展的国际环境并推进全球共同治理的重要议题，更重要的却是需要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把注意力从中美竞争适度转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发展自身、达致善治为目的。中美竞争并非是以一方打败并消灭另一方为最优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迥异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历史并未终结，中美可以互为镜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台湾一隅之地，不应该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虽然近年来每次台湾地区大选几乎不可避免都会牵动两岸和中美关系，也无法摆脱两岸关系、中美博弈的影响，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台湾统独问题显然是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但是我们需知台湾选举也是岛内民众践行民主权利、追求岛内善治的机会。 目前而言，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的绿营、蓝营，以及欲打破蓝绿藩篱的白色力量在众多的岛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上都有论述后互有攻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岛内民意对民进党过去几年执政情况并不很满意，但是代表白色力量的台湾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和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民调几乎都难以击败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郭台铭不论是代表国民党还是独立参选，在民调上与赖清德相比也不占优。蓝白两党接下来的策略至关重要，尤其是国民党，目前侯友宜与柯文哲民调已经出现交叉，网上声量也不如后者，加之内部团结问题也让不少人诟病。考虑到许多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讨厌民进党也讨厌国民党，柯和民众党作为新生力量，反而有一定的想象空间。蓝白能否团结是能否下架民进党的关键。 就两岸关系而言，和平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这从台湾三大主要政党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2024总统候选人基本立场可知。虽然三位候选人无人公开友陆，毕竟岛内的选举政治生态就是亲中没有市场，而被美国讨厌很难胜选，但也基本都已表达希望能维持两岸和平的诉求，包括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也表态未来要为和平奋斗。虽然赖、侯、柯所言和平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在武统的达摩克斯之剑之下，台湾一般民众也同样由维持和平之需求。在此背景下，不管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扩大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依然有积极意义。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5篇 提起“国际话语权”，人们马上想到“大国较量”、“道德制高点”、“舆论优势”、“软实力”等高大上的话题，而我今天想从现实生活的常识出发，说说与构筑“话语权”有关的几个前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把事儿办好”，才能有“话语权”。 在咱们周边，韩国比日本注重“话语权”，比如“韩流”，做得也挺“成功”。但“美容业发达”，又总让人疑惑“韩式话语权”的真实度。日本则略有不同。比如，2003年的“非典”是和这次新冠疫情有可比性的灾难。当时，亚洲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沦陷了，唯独日本没有出一个病例。而日本是最喜欢吃生食的国家，那时我在日本，天天看着海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因此而不吃生鲜，或带口罩儿等，小孩儿也仍然喝生水（日本自来水可以喝）。但是疫情过后，很少有人听到日本人或政府，到处去讲演日本在非典期间为何没出病例？据说国际防疫会议上，有外国人向日本学者询问，日本人反而低调地说，“可能是我们运气好一点儿吧”，敷衍了事（有人说日本是“隐型哗众取宠”）。但是，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卫生、清洁、自律以及整个医疗福利基础设施的健全等。我这几年在香港，相比之下，香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日本至少20%左右。但是香港其实在生活质量上，特别是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和日本还有相当的差距，至少香港的自来水是不能喝的，而日本在30多年前我刚去留学时就是可以喝的。香港的年轻人现在最喜欢到日本去观光、购物，干净、安全当然是最基本的原因（其他自不待言）。日本的“话语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没有事实基础的话语权是沙漠上盖起来的大厦，迟早会坍塌下来。可见，“把事儿办好”，是构建“话语权”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是“把理儿说顺”，才能有“话语权”。 现在有人说，中国“事儿”其实办的还不错，但是没“把理儿说顺”。这个批评有道理。我们东方国家，包括日韩等在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普遍比较含蓄、内向，不好意思“吹牛”，这是确实的。但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该吹的牛也吹了，但没“把理儿说顺”，换言之，这就需要“话语权”本身的构建了。首先是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一真遮百丑”。其次是要说大家“听得懂的话”，有懂中文的外国朋友说，听不懂中国电视新闻说的什么。香港“由乱及治”后，有的官员说晚上看内地电视新闻，拿个笔听了半个钟头。不知哪个是重点。现在香港中联办主任就任时表示，今后在香港要多说“北京话”，到北京要多说“香港话”，大概也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再次，要“把理儿说顺”，还需要整理出一个既符合实际情况、又易于被别人接受、又能够自成一体、顺理成章的“话语体系”，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第三，构建“话语权”，必须要有“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 7月1日刚公布施行的中国“对外关系法”最后一条（第44条）规定：“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这里的“两推一促”，其实就是说“中国和世界”要具有“相互认知，交流互鉴”的能力。这是构建“话语权”的法律表述。这是一切“正确相处之道”的基础。这里边我认为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是“知人之智”，第二个是“自知之明”。这是老子在道德经第33章里讲到的两句话，本意是说“自知之明”比“知人之智”更重要、更难做到，其实是一个很全面、很均衡的认识论。换言之，就是要“知己知彼”，对人对己的认知都要客观，要准确，而且要有所不同。例如，在了解别人的时候，要对别人更尊重一点儿，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应该更多一点儿自律，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是遇到缺点和错误时，那就叫“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般而言的“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做的都不够。对一些负面的现象，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都不够，或者说都不够准确、不够充分、不够均衡。由此使得所谓“话语权”建设，就成了一个空话，也很难有批评自己或批评别人的话语权。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在一个大变局之中，中国又在一个“大发展”、“大转型”之中，这时要具备知人之智与自知之明，既能有批评的精神，同时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构建“话语权”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有这样两个前提，随时注意把它协调起来，知己知彼，才能真正构建正确的、准确的话语权。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3篇 笔者并不是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的专家，但在研究中美台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观察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的一些特点。在此将我的一些观察与想法与读者分享，供大家批评讨论。 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国内传播，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和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是建立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条件。就这三方面的多元化来看，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内传播中做得远比在国际传播中做得要好。 就传播内容来看，应当协调好展示差异性和展示共同性之间的关系。如果过度强调与其他国家在各方面的差异，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其他国家民众以民族主义式眼光来看待中国，而民族主义式认知在一些条件下很容易变为对中国的敌意，尤其是在中美长期对抗的新形势下更是如此。事实上，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无法掩盖，但如何展示却大有学问。例如，各种各样的的苦难是各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苦难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共性，所以展示苦难可以引起各国共鸣。另一方面，虽然各国走过苦难的历程看似不同，历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所体现出的精神和信念却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需要挖掘差异性中的共同性，通过展示共同性来减少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式认知。 就传播形式来看，应当更好发挥影视剧等文艺产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其风靡全球的影视剧、音乐、体育等文体产品上。这些产品基本上靠市场的力量在运行，不仅为美国带来大量经济利益，也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支柱。 就传播主体来看，“国家队”之外的”游击队“，例如自媒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西方民众对政府（包括自己的政府）缺乏好感和信任是个长期现象，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当下更是如此，不仅政府精英得不到广泛信任，很多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都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与此相反的，是网络和媒体技术的进步与普及带来大众专家化、传播个体化、信息高度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媒体和传统精英的影响力。美国有调查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相对更正面一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通常对政治更冷淡、更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同时也可能因为他们更多使用各种新媒体，例如自媒体，来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自媒体上关于中国的信息，要远比美国政府和传统媒体提供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更多元。 就传播对象来看，要了解受众的认知框架、认知特点和信息获取渠道。国际舆论和信息市场犹如一场自助餐，不同口味的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中意的饭菜。要想让食客常常选择自己做的饭菜，就要好好研究他们的口味是什么、这样的口味是如何形成的、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他们的口味、如何改变他们的口味等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对传播对象认知框架、认知特点和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的研究。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4篇 伴随着世界权力东移和中国、亚洲乃至东方崛起的加速，国际话语权在世界范围的再造与再分配便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看清伴随着权力的东移，国际话语权在东西之间出现再造和再分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次，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迎接这一趋势到来的准备；其三，要以交流互鉴的姿态，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这一权力。 一、     范式转换 近代以来迄今为止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可以说就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它的每一次的转换，基本上都发生于西方话语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内部，借鉴的是西方的经验和文化，形成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垄断了这一知识的生产权，而非西方国家只是这一知识的接受者和实际消费者。 但进入到21世纪，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西方发展至鼎盛而渐趋衰弱，西方大理论的日益趋同和由此而带来的不断僵化的困局，在西方的体系内部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西方理论似乎已悄然进入了福山式的“历史终结”期。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社会拉开了世界权力向东方转移的序幕，引发了亚洲地区的国家一个个先后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印度、越南……。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亚洲地区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亚洲开始进入到整体性崛起的新时代。英国国防部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列入《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报告，认为这是人类正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的重要变化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深信，亚洲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 新时代下的权力转移论，已经超出了奥根斯基对权力转移的狭隘理解，不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内部的大国间权力转移，而是在全球层面由西向东的转移，包括非西方的大国、新兴大国群体、一些区域等；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转移，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包括范式、标准、话语权、知识生产权、软实力等的转移等。 因此，亚洲大国乃至东亚和东方整体性的崛起，也必然带来其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崛起，传统的国际话语权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 二、     文化自觉 面对这一历史的必然和历史时刻的到来，中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老一辈学者就以其超前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思维性先后提出了“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和“文化自觉”（费孝通）的概念，率先开启了思想上的准备。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是在深情地呼唤着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就是要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沉沦和失落中找回自己，重拾自信，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世界“美美与共”。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际上话语权的打造和拥有是基于中国自身的逻辑体系的，深化对中国自身逻辑体系的发现和认识，是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笔者以为，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哲学高度加强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 第一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著作中，将中国提高到方法这一很高的哲学层面来加以认识。日本自古就沐浴在“以中国为方法”看生活中一切的精神世界里，对这一古老的原则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和认识。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后再次发出这样的“复古之声”，对中国是一个警示。 中国是自成知识体系的文明古国，202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振聋发聩！走“以中国为方法，世界为目的的道路”，已是时代的必然。 第二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东西两大体系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对于世界而言，西方体系是地方知识，东方体系也是地方知识。但这两大体系之间又绝不是孤立孤存的，而是共生和相互依存的，谁都离不开对方，并顽强地定义对方。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从体系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发现中国，打造中国，是中国与西方和世界展开体系性互动的根本保障。 第三是作为逻辑的中国。东西方作为体系性的存在，都拥有确保体系运转的一套独立而完整的底层逻辑，拥有彼此不同的而又共存一体高度互补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东西方存在着明显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质、路径依赖和逻辑偏好；在千百万年的演进与进化中又历史地形成了奇妙无比而又难以被人所觉察的各种互动规律等等。 通过从哲学高度开展对“三个中国”的东西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身的逻辑体系，找到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密码，进而夯实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坚实基础。 三、     交流互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历史上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数据，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重心当时稳固于东方。在保持了820年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重心开始向欧洲转移，之后又向北美转移，西方成了世界的中心，西方也因此而赢得了世界的话语权。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权力东移的态势，而且这一进程依旧还在顽强地推进着，但国际话语权由美西方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今后将延续较长的一段时期。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权力的加速东移和中国乃至亚洲与整个东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权格局正在出现松动、坍塌和倾斜，国际话语权亟需重构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已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按照西方二元对立冲突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势必展开一番激烈而残酷的争夺，结果就是“零和博弈”，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基于东方二元和合互补的逻辑，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重构则必然走向合作，实现最大限度的互补与共生。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打造新型国际话语权的新视角和新范式。 国际话语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建立在以东西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应跳出权力转移和彼此相互取代的单一历史逻辑，积极打造东西阴阳互补、中美王霸共济式的“新型国际话语权”。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1篇 华府CSIS智库Scott Kennedy 总于如愿以偿了，他曾在疫情期间两度努力尝试前往北京未果，一次还转进台北，伺机而动。此次美国成员基本上属于「接触派」的智库研究员和大学教授，都是温和鸽派，估计主要任务还是企图缓和一下两国气氛。其中哈佛大学江忆恩（Iain Johnston)教授为社会建构论的实证主义学派，长期研究中国的国际参与，为美国接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主流学派认为他的观点过于乐观。当年江忆恩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曾在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蹲点一年，搜集资料。 1995年两岸交流以来，明显的是大陆提供了台湾民众有关国际新闻的报导广度和速度，增加了台湾民众对大陆所提供的国际新闻的路径依赖，只是这个趋势受制于两岸政治关系好坏的起伏。总体来看，此一新增国际新闻来源，增加了大陆方面对台影响的影响力，形塑了一些台湾知识菁英的认知方式，间接提升了一些话语权。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10篇 当前国际政治的主流规范依然归属于标榜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不仅是西方政界和知识界的共识，还通过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加以强化，此外，福特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跨国团体的活动也为其扩散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流价值推波助澜。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即便是背离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特朗普政府也没能撼动其社会基础。其继任者拜登更是力图重拾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增强美国软实力的手段。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框定为“民主对抗威权”，一方面将中国刻画成游离于国际主流规范的“威权国家”，另一方面强化其盟国对民主身份的认同感。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愈演愈烈，拜登政府对华施加的“污名”可能会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并加深他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提升国际话语权由此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国际话语权泛指，一国通过修辞手法传播特定的叙事，从而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形象。一国传播主张和塑造积极形象的能力越强，受众越广，话语权也就越大。提升国际话语权不能局限于话语的内容本身，话语传播是否有效归根结底取决于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观众间的共有观念、传播者的信誉、传播的媒介、社会规范都可能影响观众对特定话语的接受程度。其中，共有观念和社会规范是观众与话语传播者之间的重要纽带。其形成非一朝一夕之事。在长期内，中国应当立足于知识创新，系统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在理论层面建立起与西方模式具有可比性的知识体系，切莫强调自身模式的替代性和普适性，而是突出其对于中国国情的适配性。 在短期内，中国应当力图淡化意识形态之争，在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坚持伸张国际正义，揭露美国霸权行径的伪善。霸权国时常面临着权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维护原则与攫取利益之间的权衡。因此，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与其自身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此外，国际规范本身也存在若干模糊甚至是相互矛盾之处。在个案运用中，规范的争议与冲突在所难免。譬如，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强调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国内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国家间合作承诺的重要性，但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并不承认民主国家本身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美国进行民主推广的活动如果破坏了主权原则，那么其行为在道义上则显得伪善。况且，美国的民主推广活动并非一以贯之，美国的盟友中也包括若干不符合美国民主价值的国家，而一些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也未曾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国可以运用这些案例来破解“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但是也要把握分寸。中美竞争本身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在捍卫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中，中国还需要考虑国际上不同观众之间的交流互动，率先争取同情者，并力求同国际上温和的反对者达成和解。

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9篇 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不完全在于说的是否响、说话的渠道是否多，而在于说的是什么，怎么说。国际话语是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经过不断地交流与碰撞在社会中构建的，它很难通过顶层设计、官媒主推的大喇叭形式对外产生效果，而必须获得有机生长的环境，并能够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扩散，获得生命力和可持续性。 有话语形成的有机土壤，不仅能够让话语的素材变得更为鲜活，让14亿中国人的故事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中国故事”的张力和丰富性，更能让发声的个体获得“实战”的经验。比如，当前互联网域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一些平台提供方人为设置的算法的限制，很容易造成某一派网民说了算，持不同观点者无法发声的情况。一些完全没有恶意甚至对增加国际话语权有帮助的自媒体反倒因为一些动机不纯的人的频繁投诉而会被删文、封号。或许是因为平台提供方害怕承担责任和风险，很多潜在可以为中国国际话语提供的素材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与此同时，一些善意的批评与反思不仅能优化自身还能显著促进一个社会和国家应对未来批评与指责的能力与韧性。正如举重奥运冠军不会一直拿最轻的杠铃训练一样，要真正能让中国这个崛起大国锻炼出较强的国际话语能力，就必须时常有面对并不友好的、不是轻易就能统治话语的舆论环境 – 中国拿来锻炼的素材和话语必须匹配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越是有挑战（尤其是有建设性的批判），越能让话语得到推敲和打磨，也可以引发新的思考和进步。如果一直让民众生活在话语较为单一、不被挑战的舆论氛围里，我们的国际话语能力也会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一遇到公共外交的必要在国际平台、舞台上发声，便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尖锐的负面批评，而不佳的应对又会进一步成为被炒作的点，让中国严重被遏制国际话语实力、被削弱话语权，最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因此，要提升话语权，功课要从内部做起。打破信息屏障，让大家能说话、敢说话。为什么仅仅允许言论自由还不够，还要鼓励大家说真话、说实话、敢批评、能思考呢？那是因为有很多重要而有益的讨论可能会因为个体的谨慎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而进行自我审查。只有有一群既了解自己国家真实情况，又知晓其他国家的客观现状，且敢于发声、懂得如何发声的个体时，国际话语实力才能有不断巩固和持续增长的土壤，国际话语权才能有本质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