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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11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引言 2024年12月3日晚，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布紧急戒严令，表示将铲除“从北势力”，维护“自由宪政秩序”。这一缺乏法律依据的命令不仅激起了国内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反对，甚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结果这场“戒严风波”成了“尹锡悦之乱”的同义语，直接导致了国会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尹总体政治生涯的转折点。随后，尹锡悦的被捕及遭弹劾不仅标志着韩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过渡期，也引发了韩国政坛的深度调整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在变化。拙文拟对韩国“戒严风波”的内外动因及其对东亚局势的波及与影响作一粗浅分析，一家之言难免管窥蠡测，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斧正。 韩国宪法法院（资料图） 韩国“戒严风波”的国际动因 从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大背景来看，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推动国际关系趋向“阵营”对立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打压中国迅猛发展的势头而试图在东亚地区构建以美日韩为核心成员国的“小北约”。此次韩国“戒严风波”亦可被视为美国东亚战略与半岛问题相互作用下的一种表现和结果。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因欧美日韩等国家加紧支援乌克兰，导致战况陷入胶着状态，进而大量消耗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加之西方对俄制裁和经济脱钩，俄不得不向其“友好”国家寻求帮助，并由此形成了与西方相对的跨区域的“阵营”式战争供应链。 其具体表现是，叙利亚及部分非洲国家提供兵员（雇佣兵），伊朗供应无人机和导弹，朝鲜提供普通弹药，印度等国则以购买俄罗斯能源方式提供资金帮助，匈牙利及塞尔维亚等国亦在外交上积极声援俄罗斯。该供应链的产生一方面将域外国家拉入俄乌战争，但同时也导致参与供应链的相关国家在所处地区加深了区域性矛盾并与俄乌战争相交织（朝鲜半岛即属于此种情况），进而演变为广域的联动性战略博弈，并由此产生以下现象： 其一是在乌克兰及援乌的西方国家看来，参与援俄供应链的国家因有意延长战争，所以也理应被视为西方制裁或打压的对象；其二是对于参与援俄供应链的国家来说，支援俄罗斯也等于变相向周边国家表示，自身与域外大国有深度合作，进而对其博弈对象构成一定的威慑；其三是部分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因国内反俄民意膨胀，出现了抵制亲俄势力的情况。但随着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该国对挺俄立场发生反转；同时，伊朗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遭受严重打击，不得不选择收缩并试图同西方国家寻求和解。 叙利亚库奈特拉省（资料图） 从国际局势的近况看来，只要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与援俄供应链相对应的西方“阵营”供应链也会延续下去，而由此促成的地缘博弈激化现象恐会持续强化而得不到缓解。但倘若推测其远景，则可以预见西方国家迈过二战、冷战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还会因俄乌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以特朗普路线为代表的美国本国优先主义向外扩散而加速推进。 客观说来，尽管与俄乌冲突有关的战事在中东、非洲等地相继发生，但在东亚地区，地缘博弈仍维持在“冷斗”状态。然而，若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冷和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仍然会被一些国家用“所在阵营”的有色眼镜看待，伴随着此类国家内部去“敌对阵营”运动的扩大化，中国在海外开展经济、人文交流、增强软实力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等举措亦将面临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为应对各自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俄朝两国在安全领域迅速强化了合作与支援；俄国以提供能源、导弹技术、外汇等为回报，获得朝鲜出兵援俄，借此弥补自身兵员不足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问题的加持，韩国对朝鲜增强军力的举措长期持有戒心，朝俄深度战略绑定必然会引发韩国一系列反应。那么，韩国执政当局会如何处置所面临的内政外交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呢？此时尹锡悦的登场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当地时间20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宪法法院弹劾案庭审第十场公开辩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022年3月，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其执政风格和政策方针与前任文在寅总统迥异不同，也备受争议。首先，他推行强硬的对朝政策，试图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对抗朝鲜，然而这一举动不仅未能有效缓解半岛局势的紧张，反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对立。其次，在对日政策上，尹锡悦政府选择了搁置历史争议，共同发展经济的策略，这一做法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不满，被认为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逃避和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再次，在对待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尹锡悦既想抱紧美国的大腿，又不想放弃中国庞大的市场，而这种首鼠两端的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韩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进退失据和孤立无援‌。最后，在对待俄乌冲突问题上，尹锡悦政府选择坚定地站在美欧等国的“反俄挺乌”立场上，这一方面是从意识形态阵营和韩美同盟关系上站队西方，另一方面则是想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俄乌战争的“机遇”寻求破解半岛北部“威胁”的途径。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尹锡悦显然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形势，上述问题构成“尹锡悦之乱”暨韩国“戒严风波”的国际动因。 韩国“戒严风波”的内在动因 俄乌战争爆发后，尹锡悦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战争的进展，这一过程中韩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中立到提供军事援助的转变。尤其是在乌克兰运用无人机、卫星定位、电子战、精确打击等技术，对体量庞大的俄军给予有效打击后，俄军装备的声誉渐趋崩塌。于是，韩国军工产业“及时”抓住了东欧国家在军事装备方面推行去俄罗斯化的机遇，获得了大量采购订单，赚了一大笔“外快”。韩国试图通过提供常规弹药和攻击性武器来增强乌克兰的战斗力，从而对俄罗斯形成更大的战略压力‌。而这种立场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韩国施加了压力，要求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以分担美国的军事负担‌。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东欧国家被淘汰的军事装备在制式及性能上同朝鲜军队的武器硬件大致相同，因此，通过研究这些俄制武器，韩国可以评估和掌握朝军的常规作战能力，并试图结合乌克兰对俄作战的经验，构建应对朝鲜军队的战术和策略。但与军工产业的加速推进不同，韩国尹锡悦政权在政治方面与朝俄进行切割的尝试却成为引发此次“戒严风波”的诱因。客观而言，韩国国内的主流民意是反对俄罗斯的，这其实等于给尹锡悦放了烟雾弹，促使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以遵循主流民意‌‌‌为借口做出站队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决定。但是，尹锡悦政府的这一举动不仅引起了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讨论和争议，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反对和警告。 作为“铁杆”亲美派，尹锡悦政权自成立以来就利用文在寅政权过分亲近朝鲜却未获得实际成效为借口，竭力打压国内的亲朝势力。然而，与乌克兰在行政、教育及文化层面积极推行去俄化的改革不同，韩国的亲朝势力在该国的社会中具有较深的影响力，短期内很难以扭转这种局面。究其原因，其一，亲朝势力同知识分子、工会等具有一定左翼性质的群体联系密切，拥有规模可观的受众基础；其二，虽然尹锡悦政府积极推动亲日政策，但韩日两国仍未能就历史问题达成永久性和解（实际上也很难达成），从而使得亲朝势力所提倡的“疏日近朝”方针依然颇具号召力；其三，在亲朝势力中，除了接受朝鲜支持开展“认知战”的人员外，一些韩国人基于历史上法德和解和东西德统一成功的案例，对于实现韩朝统一，进而利用朝鲜的矿产资源和核武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朝鲜已掌握核武器）发展成为区域大国抱有憧憬和期待；最后，从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塑造的角度来看，半岛本来是一个整体，朝韩两个国家的形成是近代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实施殖民统治和二战后美苏博弈暨冷战格局形成的结果；尽管去年10月朝鲜政府作出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边境的强硬表态，但韩国一直没有表示与朝鲜进行彻底切割。客观上，基于“血浓于水”“同文同种”等因素，两国民众之间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以尹锡悦为代表的韩国亲美派看来，基于上述动因，朝俄之间的深度绑定将会加强国内亲朝势力的影响力。于是以预算之争为导火索，尹锡悦总统与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导致尹锡悦忙中出乱使出昏招，宣布了紧急戒严令。而在尹锡悦宣布戒严招致民众反对并被弹劾后，许多亲美的韩国民众也走上街头以示抵制弹劾，进而导致“戒严风波”延宕至今。“尹锡悦之乱”充分暴露了韩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激烈程度。 对于韩国国内政治走向而言，尹锡悦之乱引发了韩国民众的信心危机，许多人开始质疑国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对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了严重怀疑，这种不满情绪无疑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在短期内，其民意关于何为“韩国”的分歧，具体来说就是客观接受和维持冷战对峙结果的“韩国”，还是寻求半岛统一版“韩国”的争论仍将持续下去。但长期来看，随着经历和知悉朝鲜战争的老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代对于朝鲜的亲近感、同情意识会逐步下降，代之增强的是基于“阵营”化国际关系而产生的朝韩对立的“异类认知”。这一点与目前我国台湾年轻一代如何看待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的情形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进而言之，对于韩国亲美派来说，随着韩军足以应对朝鲜常规军力，并在维持韩美军事合作，实现抵御来自朝鲜的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去除或消磨国内亲朝势力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目标。对于韩国亲朝势力而言，未来将面临国内支持群体老龄化，亲美派及美国的联合打压，国内年轻人群体因更加务实而不易争取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迫使其内部发生变化，即基于韩国国家发展的“本土”亲朝派，可能会与被朝鲜渗透、扶持的“外来”亲朝派逐步分离并划清界限。 总之，尹锡悦作为韩国总统被捕，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被逮捕的在任总统，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严重分裂，还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治对立。从事态发生的结果来看，尹锡悦试图通过发布“戒严令”来应对在野党的挑战，但此举不仅未能巩固其政权，反而使得韩国政坛陷入更加动荡不安的局面。“尹锡悦之乱”可以被视为一次“政治自杀行为”，基本上宣告了尹锡悦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戒严风波”及其善后处置问题犹如一团乱麻，其余波仍未散尽。 韩国“戒严风波”对东亚局势之影响 如前所述，“尹锡悦之乱”造成韩国的政治动荡，不仅加剧了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性，而且暴露了韩国整体力量的脆弱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国家形象。“戒严风波”还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使韩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毋庸讳言，韩国“戒严风波”及其未来走向也为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演进增添了新的变数，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对东亚局势造成的影响亦有待各界的关注和评估‌。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韩国“戒严风波”也映射了美俄中日等世界大国在东亚地区进行博弈的“投影”。韩国在面对地区局势演进变化中显然需要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以适应新的形势‌。美国作为东亚域外国家是韩国最重要的盟友（实际上的“盟主”），其态度和“言行”对半岛局势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俄罗斯尽管综合国力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十分重视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得失，因而也是东亚各方力量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因其深陷于俄乌冲突的泥潭难以自拔，目前尚无过多精力和力量投入东亚事务。而中国近十余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此消彼长之下亦使得东亚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需要适时作出新的调整。日本在东亚地区与美韩等国形成同盟势力，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配合美国东亚战略，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是其不二选择；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和经济实力排位世界第四等客观因素，尤其受到美国的青睐与倚重。 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尽管因经济落后而被忽视，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常规军事实力，在俄乌冲突中站队俄罗斯会得到能源、军事技术等实际利益的回报，有利于其经济社会的稳定，在东亚地区自有其位置不容小觑。应该说“尹锡悦之乱”能暂时缓解朝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朝鲜得到“喘息时机”；而朝韩关系是走向回暖还是继续剑拔弩张，值得格外关注。另外，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的不断挑衅、台湾当局操纵下显露的“台独”倾向、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小动作”等问题都是东亚和平与安全的隐患，且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随着特朗普二次上台执政伊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行“新政”，不仅对美国国内，而且对世界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可以说，美国的东亚战略还存在着较大的变数，何去何从，理应拭目以待。 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尹锡悦之乱”带来的政治动荡导致投资者对韩国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感到担忧，纷纷抛售股票以规避风险，韩国股市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下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经济前景尚不明朗。同时，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也大幅下降，纷纷将资金撤离韩国市场，导致韩元汇率贬值，对韩国的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造成了不利影响‌。另外，韩国“戒严风波”对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各国经济状况目前都不容乐观，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紧密，其政治动荡将会影响东亚整体的经济合作和发展‌。鉴于此，东亚国家理应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共度时艰。 从东亚地区安全问题来看。尹锡悦之乱对韩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变化。尹锡悦上台后采取极端亲美立场，试图促进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然而国内政治动荡导致美国对其表现感到极为不满，这无疑对美国的东亚战略产生了冲击。同时，尹锡悦在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上也引发了争议和不满，使得韩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度降低，影响了地区合作的进程‌。“戒严风波”也迫使周边国家重新审视与韩国的关系，进而调整各自的外交策略与方针。对于中国而言，韩国的政治动荡可能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对于日本来说，韩国的政治变局也可能成为其加强地区存在感的契机；而朝鲜则可能利用这一时机，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以巩固其在半岛的地位和自身安全。 客观而言，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直存在，朝韩两国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鉴于韩国长期缺乏政治独立性和军事自主性的国情，韩国领导人和日本领导人一样唯有采取“唯美国马首是瞻”之策才能保证坐稳权力宝座。鉴于此，任何政治动荡都可能引发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在某种意义上，“尹锡悦之乱”也是美国东亚战略和俄乌冲突交互影响的牺牲品。当然，这也与尹锡悦总统本人的“乱作为”脱不了干系。 结语 综上所述，韩国“戒严风波”不仅是一场韩国国内的政治风暴，更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变迁的缩影，基本反映了文在寅政府饱受国内外因素干扰，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时所走的路线——进退失据、无计可施、慌不择路和饮鸩止渴。“尹锡悦之乱”不仅影响了韩国自身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也使得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化，对周边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等都产生了连锁反应。东亚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与韩国的关系，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对韩策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局和新挑战‌。作为东亚地区的域内国家，“尹锡悦之乱”也带给中国极为重要的启示，即政治稳定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需要密切关注世界和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稳步提升综合国力（软硬实力），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东亚国家开展广泛的人文交流与经济合作，共同应对世界大变局下的危机与挑战，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12篇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对半岛的先入之见一定是南主和北主战，2024年可以说是颠覆认知之年，怎么看都是南尹挑衅，北朝创和。 众所周知尹大统领宣布了戒言，其时大声疾呼的一点是因为面对中国威胁。韩人不理会大统领讲的什么中国威胁，反而破了他的戒严，停了他的总统。可见叫嚷中国威胁的南韩政客不过是在为内斗找个借口而已；在这一点上，日美澳加欧亦不例外。由此类推，南韩叫嚣北朝威胁，亦是为内斗所需，并不是真有什么北朝威胁。 2024年，北朝做了什么？北朝宣布了南韩是敌国，所以自毁了通向韩方的所有铁路公路和桥梁。这是什么意思？这于其说是怼南韩，无可置疑的是北朝拆除了南进之路，表明永不南进，老死不相往来了。 韩国首尔火车站内，电视机正在播放朝鲜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的新闻 北朝这举措，不是进攻，是防御。今后即便有南韩为政治内斗而挑衅北朝,也不用担心北朝南进了，因为路也没了，桥也断了；北朝至多只会打几发导弹以示报复。北朝已经搞了一次放气球把一大堆垃圾空投到南韩。互相打几发导弹的事儿，也已有以色列和伊朗的前例，局势可控。北朝这是创出了半岛和平格局。 为了维持这一格局，即防止韩日美方挑衅，北朝还搞了出兵南俄，交换俄与北朝签署同盟条约，为北朝的和平格局加上了一道保险。这道保险在苏朝时代已经有过，后来中朝盟约续签至今，苏朝盟约终结了；现在这是又恢复了。 半岛和平,何乐不为？需实事求是地认知它；而跟韩日搞联合声明实无必要。跟日韩只谈相互关系，不涉第三方才是大原则。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9篇 于婉莹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12月3日发布紧急戒严令后的第43天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拘捕的现任总统。在韩国宪法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尹锡悦坚持紧急戒严的正当性，并对多项指控进行辩驳。这遭到了他在戒严后的对国民谈话中曾经作出的“不回避法律、政治性的责任问题”这一承诺的质疑。戒严风波核心证人在审判过程中的证词让戒严的事实关系越来越复杂，真相迟迟不能浮出水面。 在“戒严风波”后一系列的混乱之中，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尹锡悦的支持率一再刷新历史新低，但韩国执政党与推动弹劾的共同民主党之间的支持率差距正在缩小，戒严风波和总统弹劾案究竟如何收场，后续是政权的延长、交替，还是新创，结果难料。但能够确定的是当前韩国保守势力集结，政治阵营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在戒严风波后一度拉升到国民力量党的两倍，但随着弹劾进程的推进，不少民众撤回了自己对共同民主党的支持，两大阵营进入新一轮拉锯战，仍未摆脱极端对立的格局。 2024年12月27日，韩国国会，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发生肢体冲突。 在这场政治危机开始后，韩国一再强调自身民主的恢复力和韧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韩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剧，弹劾成为日常，国政运行失灵，反复陷入尴尬的循环，引以为豪的“韩式民主主义”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危险，有韩国学者讽刺韩国的政治已经是“植物状态”。追究在戒严风波中涉嫌“内乱罪”的人员的责任或是换一位总统，无疑会对韩国的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但这足以让韩国摘掉“帝王式总统”“青瓦台魔咒”的标签吗？ 这场政治危机如何收场关乎韩国民主的自尊心，如何弥合对抗式的阵营政治带来的社会撕裂将成为关键。当前韩国国内修改宪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关于修改宪法，韩国已经出现了“分权”“内阁制”“国民参与”等多元化的声音，也有人主张弹劾和修改宪法同时进行。无论修改宪法是否能够成为韩国政治危机的出路，对“1987体制”再思考的时刻已经到了，对韩国民主制度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10篇 申智善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尹锡悦总统的政治行动正在动摇韩国民主的发展方向。尹锡悦政权下检察权力强化、司法独立性遭到破坏、媒体管控措施等，削弱了民主政体权力分立的原则，而与在野党的极端对立则加剧了政治冲突。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发生成为观察韩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图从经济对韩国民主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韩国经济也经历了长期的增长放缓。特别是2011年以后，年均2-3%的低增长持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加剧，资产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在韩国的财阀结构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大企业就业比重仅占整体的14%，是OECD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与美国（57.6%）和日本（40.9%）相比，这一数字显著偏低，进一步凸显了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经济结构使得政府干预成为不可避免的选项，而政权更迭时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变也引发了恶性循环。 2024年12月14日，韩国首尔，代行总统职权的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中）召开临时国务会议。 经济不稳定持续的时间越长，民粹主义政策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成为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韩国行政权力一端强化的主要因素。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大导致韩国民主制度受到冲击并出现倒退的现象，从而在经济危机中更加激化了政治和社会对立，使韩国民主的发展方向更加不稳定。 在经济危机中，行政部门应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恢复国家经济，但若其权力过度扩大，则可能引发诸如民主制衡受损、经济决策失衡、公众信任下降、政治社会极端化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政治民主制度强化和经济稳定发展同时进行，韩国民主才能确保可持续性。只有找到韩国民主发展的指南针，才能确保韩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7篇 武心波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身陷危机旋涡之中的尹锡悦，打破了韩国总统任职期间被捕入狱的记录，而这场危机的传导路径，则是由外而内，即由多层级的外部危机叠加最终引爆国内政治危机的总爆发。 根据水桶理论，一个由多块木板组成的水桶能够装多少水，并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韩国是东亚安全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安全格局中的短板，发挥着平衡木的作用。韩国的任何重大改变或质变，都会引起大到全球安全层面的中美关系，中到地区安全格局层面的中日韩关系，小到双边关系层面的朝韩关系的巨变，从而打破安全系统的平衡，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国内政治危机的总爆发。 下面就基于由外而内的视角，围绕着尹锡悦政治悲剧的由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探析。 一、在中美大国关系上的战略失衡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大国，对全球和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与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历届政府在面对中美关系时都有大致相同的判断，即中美两国对于韩国而言都很重要，因此形成了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局面，韩国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和中立，而绝不应该选边站， 2017年中美关系发生巨变，韩国是对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国家之一，这引起了韩国学界、政界、媒体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担心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给夹在中间的韩国带来了“选边站队”的压力，战略回旋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使韩国“安美经中”战略面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韩国该何去何从，该如何平衡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成为韩国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战略选择，它关乎韩国的命运和未来。 但五年后韩国发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让人深感遗憾。2022年3月10日，随着尹锡悦当选第20届韩国总统，韩国的对华对美政策开始发生急速转变，在战略上放弃了行之有效的不选边站的对外平衡政策，开始选边站，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并不断地与中国交恶。韩国的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大转向，加剧了中美关系在东亚地区的对立，恶化了地区的安全环境，中韩关系更是急遽倒退。 显然，韩国在对华、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认知上出现了问题。中美关系是有冲突的一面，但这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面，尹锡悦没有看到中美关系的另一面，即合作的一面，而合作的一面则更有发展前景。从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的长远未来看，当下的中美关系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战略大调整，大动荡，大磨合，可以说中美关系本质上不具有走向冷战，爆发热战甚至是核战的必然性。中美一旦完成了战略上的大调整与大磨合，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全新的中美共治的时代。  韩国作为亚洲安全的平衡木，应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到中美关系合作的另一面，并对此保有自己的战略预判和准备。作为中美之间的第三方，尹锡悦如能积极支持中美两国的沟通与合作，发挥大国关系的平衡作用，做好协调和调解工作，从长远看不仅有利于大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地区安全的稳定，而且也更符合韩国国家利益。 但尹锡悦却突然放弃或背叛了韩国历届政府行之有效的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冒然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且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各种制裁限制，不仅导致了中美大国关系在东亚地区的失衡，引发各种冲突，而且还严重地伤害和危及到了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如导致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整个韩国经济也跟着持续恶化等。  这一战略上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尹锡悦深陷危机旋涡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二、在东亚安全格局上的战略失衡 中日韩三边关系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组非常重要的三边关系，是东亚安全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如何推动中日韩三边关系健康地成长，韩国地位关键，居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平衡作用。 中日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本应加强合作，共同担负起主导亚洲的发展与安全之重任的，但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之域外大国力量的深度介入和频频干扰，中日两国始终无法建立起战略上的互信，这导致中日两国在亚洲事务的处理上，不得不倚重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 首先，在发展方面，出现了以东盟为主导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一被人们比喻为“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其次，在安全方面，因为韩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以及与域内域外大国的特有关系，这个中等强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协调区域安全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平衡力量。 可以说只要韩国作为第三者的中立立场不变，积极地发挥协调作用，那么无论是中韩关系，还是韩日关系，以及中日韩关系都会因为韩国的居中平衡与协调而稳定，而发展。而一旦韩国失去了中间协调人的地位与作用，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三边关系都会因此而倾斜生乱。近两年来韩国的突然转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尹锡悦突然无原则地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上，激怒了国人。如取消了日本出资10亿日元的慰安妇赔偿基金会，转身又喊着让韩国企业自筹这笔钱，赔偿给二战时惨遭日军摧残的受害人；在日本排放核污水期间，李在明以绝食示威，以此抗议尹锡悦政府的不作为等都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外的矛盾。而尹锡悦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恶化，对华全面交恶，导致中韩关系紧张，则进一步导致了韩国国内各种力量的严重不安和担忧。 这一战略上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尹锡悦深陷危机旋涡的重要的外部原因之二。 三、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失衡 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桶，曾多次引发国际战争，导致欧洲乃至世界动荡。在东亚也有一个火药桶，那就是朝鲜半岛。二战后遗留的朝鲜半岛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加之地理位置独特，大国力量集结，汇聚了各种矛盾，稍有不慎就会被引爆。 进入21世纪，朝韩关系发展基本平稳，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奉行对朝和解合作政策，到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时期，两国关系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折，但随着文在寅任上与金正恩举行三次会晤，共同发表了两个宣言之后，半岛局势趋于稳定，但尹熙悦上台开始紧随美国步伐，对朝采取强硬政策后，半岛局势就开始急剧恶化， 如今朝鲜半岛风起云涌，战争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目前最希望在朝鲜半岛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肯定不是朝鲜和韩国，但这两个国家目前却被戏剧性地逼到了悬崖的边缘，全世界都在担心，朝鲜半岛会否成为继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之后的第三个战场？ 这里姑且不谈朝鲜，仅从韩国方面来看，韩国在全球层面的中美关系中的选边站，和在地区层面的对日妥协，必然导致在半岛的双边关系上不由自主地出现威逼朝鲜的重大的战略倾斜，从而引起朝鲜方面的高度关注、紧张和不安。才仅仅两年时间，尹锡悦政府所采取的选边站追随美国联合日本引进域外力量的对外政策，便结出了恶果。 2024年1月15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应在朝鲜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废除了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一批对韩工作机构；因尹锡悦一再激怒朝鲜，导致朝鲜在38线附近部署大炮，险些触发半岛战争。 不仅如此，大国力量也开始深度介入半岛，2024年6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24年访朝，双方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是年6月22日，美国航母停靠釜山作战基地，参加军演；而日本长期以来，也一直在暗中推波助澜等。随着半岛局势的日趋复杂，各种因素的不断发酵，半岛局势正接近爆发战争的临界点，未来走向令韩国民众忧心忡忡，也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这一战略上的严重失衡，是导致尹锡悦深陷危机旋涡的重要的外部原因之三。 总之，尹锡悦在中美关系上的选边站、对日妥协以及对朝鲜的强硬态度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战略失衡，严重扭曲了韩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连锁性的反弹，不仅伤及韩国的经济与政治，而且更危及自身。他于2024年12月3日晚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谈话后所发布的紧急戒严令，则成了直接引爆国内政治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索，从而上演了一幕总统在任期间被捕入狱，且只能在10平米的拘留所里“欢度”春节这一韩国政坛罕见的政治悲剧。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8篇 林晓光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日本学会常务理事 韩国戒严风波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随着政斗主场从议会和选举转向司法和舆论领域，以司法手段打击对手、以舆论手段抹黑对手，已成为政坛“新常态”，为维护法治权威的宪法法院在党派斗争中被工具化，不仅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更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法治的严重削弱。当权力斗争成为主要执政目标时，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将被边缘化。 韩国政坛一直存在党派纷争激烈、政治斗争尖锐的现象。“内乱特检法”之争只是无数次恶斗之一，凸显了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朝野政党在权力争夺、政策制定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难以形成共识，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重要的政策和法律因此难以制订和顺利实施，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更令人忧虑的是，政坛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韩国政治积弊的集中爆发。2024年12月27日，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弹劾韩德洙的决议，正式剥夺其代总统及国务总理的权限。反映了政坛内部的深度分裂。从总统尹锡悦和总理韩德洙被弹劾，到崔相穆接任代总统职务，却被提告和司法调查。韩国行政首脑短短一个月内出现二次重大更迭，政坛动荡跌宕起伏令人瞠目结舌。频繁的高层震荡削弱了政府权威及其执政能力，加剧了社会与民众的不安和疑虑。 尹锡悦弹劾案是对韩国民主制度的一次大考。在野党通过国会推动特检法，体现了议会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代总统行使否决权反映了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制衡。但双方分歧和对抗的激烈化长期化，将导致政治运行不畅，降低民众对政治/法律/国会/政府的信任度。 社会舆论对“内乱特检法”也有不同看法、存在较大分歧。有人认为应彻底调查尹锡悦，以维护国家的法治和民主；也有人担心特检法被政治利用，加剧政治对立和社会动荡。崔相穆的所作所为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讨论和分歧。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检法，民众的最大利益在社会安定，希望各方尽快解决政治纷争，稳定国家政局，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希望政治家以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为重，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解决纷争。 戒严风波的影响绝不限于某个人或某党派，而是对整个韩国政治政坛政界的严峻拷问。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韩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本可应对权力更迭和危机管理。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高层震荡表明，其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重大隐患和瑕疵。总统制的权力集中与政党政治的派系斗争，使得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演变为全局性动荡。 无论结局如何，政治博弈的代价终将由社会和民众承担。这场风波会否成为韩国政治史上的转折点？韩国政界能否缓解政治对立，以国家和国民为重，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民主制度和推进社会福祉国民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国民的富足？且拭目以待。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5篇 白智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劣化，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特征之一。如近期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暴露出的政治家“人才荒”，以及美国的特朗普重新当政等，无疑是一种政治劣化的表现。那么，现在的“尹锡悦之乱”，是否也是韩国的政治劣化？  “尹锡悦之乱”，或许有一定的前兆——近年演绎军事政变的韩国电影《首尔之春》，没想到成了“尹锡悦之乱”的“前奏”。联想《首尔之春》，还有令人心情难以平静的描写惨烈的“光州事件”的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不能不担心韩国可能发生大动荡，出现更严重的政治劣化。但至少从发展至今的韩国政局来看，韩国并没有重复过去流血的历史，规避了颠覆性政治危机的发生，当然也没有出现军人当政的局面。或许我们应该为当下韩国政治的相对稳定与发展欢呼。 2000年，去过一次光州。一个不大、人烟稀少的城市，风起时掀起地面的尘沙，好像在诉说韩国的苦痛。当今韩国，经济发展有超越日本之势，其东亚独特的高参与社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或许是此次“尹锡悦之乱”没有衍生更大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当然需要发达的政治理论支撑，更需要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甚至强力的国家机器维系。但从韩国经验来看，日常市民生活中通过广泛深入政治参与实践习得的政治熟练和政治成熟，可能才是现代国家最大的政治和真正的政治发展。 总之，这里我们说的政治劣化，如果更多关注的是逆历史潮流和社会经济变迁的政治发展现象的话，那么从当前变化的结果来看，韩国的“尹锡悦之乱”，或许不应当做政治劣化来看待。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6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韩国政坛似乎一直无法打破“总统府”魔咒，登顶之人鲜有善终。现任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内乱首领”和“滥用职权”等罪名，也处于一系列法律程序和弹劾审判的风口浪尖上，权力摇摇欲坠，城头变幻大王旗指日可待。而作为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领军人物，李在明虽然有望接过指挥棒，但因为他此前也在一系列案件中屡经波折，面临“教唆伪证”等法律质疑，即使上台也早已埋下了后患。 当然，韩国高层此消彼长，除了让我们对其权力运作方式和法律边界产生了激烈质疑、让韩国民众对现政府失望以及对改变寄予希望的状况得以体现外，亚太的局势也将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韩国内部的情况，也和美国特朗普新政密切相关。石破茂访美已经为我们初步展现了相关考量。 韩日等中美博弈中的关键第三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安全看美国，经济看中国的。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方的国际战略格局也在悄然调整。美国长期依赖的美日韩同盟体系正面临内外部压力：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出现裂痕与收缩，这让拜登政府所设想的“铁杆同盟”在新政府治下受到严峻挑战。 石破茂在华盛顿时，试图让美方在地缘政治及军事安全上再次做出保证，而虽然联合声明也重复了此前美方对日本及地区伙伴的承诺，但特朗普在各个场合的交流中显然更想将话题引入经济安全的范围，而且在各方面都希望日方做出让步，美方自己却不愿意做出贡献。比如，除了让日方提升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外，还要求日方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即使日方愿意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准备对美国加大投资力度，未来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对等关税”似乎仍然只是时间问题。 石破茂在日本内部会受到对华鹰派的巨大压力，而李在明却可以因为尹锡悦的失势而再次尝试在中美之间扮演平衡手的角色。毕竟对日韩而言，现在美国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安全还是经济安全方面都无法“看美国”了，而需要靠自身与中国缓和关系，力求地区内部实现平衡、达到稳定。韩日仍然会尝试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们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石，但他们（尤其是韩国）可能也会试图寻求与中国乃至朝鲜改善关系，以实现外交多元化与平衡。在商贸领域，一些重要的诸如半导体的供应链可能也会做出适当的调整，因为美日韩在经济与技术合作上的裂痕也会更为明显。 当然，这些新的发展对韩对日并不一定是坏事，他们作为第三方的战略价值可能也会上升。中国也可以吸取此前的经验教训，除了与友华的执政党搞好关系外，与在野党同时保持住良好的关系、维持住互动也很重要。考虑到日韩内政（包括美国内政）的周期性，如果要想让取得的成果不轻易失去而有延续性，就不得不与相关政府内部的各重要党派与势力维持住交流，以求长远之计。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3篇 张望 日本早稻田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准教授 2024年年末，韩国总统尹锡悦突发戒严令，令韩国政治骤然出现动荡。这一政治的不稳定性对东北亚美日韩同盟体系也产生了一定冲击。韩国国内政治的不稳情况并非个例，从朴槿惠到文在寅政府，韩国政坛的剧烈变化导致美国不得不反复调整对韩政策。韩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同盟体系在东亚的稳定性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韩同盟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屡遭考验。 韩国政党轮替往往伴随外交政策的转向，进而影响美韩同盟的运作。美国学者 Sara Bjeg Moller于2020年《Asian Security》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通过追踪1993年到2020年韩国的联盟战略发现一个规律：当在任韩国总统为保守派领导人时，会表现出更大的被美国抛弃的恐惧(fear of abandonment)；而在进步派的总统治下，则表现出更多的被卷入的恐惧(fear of entrapment)。也就是说，韩国保守派政府更倾向于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而进步派政府则更重视与朝鲜对话，并在美中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种变化使得美韩同盟在不同政权下的表现有所起伏。例如，文在寅政府时期强调对日严厉/韩朝和解，而尹锡悦政府则重新强化与美日的安全合作，美国必须在韩国的不同政府之间调整对盟友关系的管理方式。按照这个规律，在“特朗普2.0”的国际背景下，如果今年在韩国出现进步派政府，美韩同盟和日韩关系的稳定性将面临挑战。 美日同盟比美韩同盟更具战略稳定性 相较于韩国的剧烈政治波动，日本长期以来由自民党主导政局，使得美日同盟在安全合作与战略稳定性方面更具延续性。冷战时期，美国学者Kent Calder提出 “日本外压国家论”(Japan as a reactive state)，澳洲学者McCormack提出 “日本属国论”(Japan as a client state)，但2012年后的日本早已非美国之属国，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积极和平主义” (proactive pacifism)，希望日本能和美国大哥并肩作战，而非过去的“美主日从”关系。 2024年，尽管自民党内保守主流自由派（日语：保守リベラル）的石破茂掌政，更强调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但整体不会偏离日美安全框架。面对单边退群的特朗普政府，石破在当选首相前后判若两人。例如，在2018年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记者会上，石破被问及是否愿意像安倍那样与特朗普一起打高尔夫，他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强调“不是通过奉承或者恭维，而是让对方相信我们带着不退缩的决心为国家利益而努力”。但2025年2月石破执政后首度访美，还是必须面对日美同盟和国内支持不稳的现实。在外务省和日本国家安全团队的建议下，石破决定向特朗普总统送大礼，包括宣布日本将对美直接投资余额提高至其1万亿美元；大量购买美国生产的液化天然气(LNG)；在收购美国钢铁公司问题上同意“进行投资而非收购”等，还特意赠送给特朗普一个石破茂家乡鸟取县生产的金色武士头盔（日语：かぶと）。 据日本共同社2月13日报道，在石破茂访美前，日方通过自民党森山裕、公明党西田实仁两位干事长就石破访美向中方进行了说明等“事先疏通”，谋求理解。由此可见，面对更为巨大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压力下（2月的内阁支持率只有28.5%)，石破难以否定美日同盟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也为稳定日中关系而煞费苦心，尝试平衡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北京显然有必要留意石破的这一微妙操作。 石破茂送给特朗普的金色武士头盔

13学者评【尹锡悦之乱与东亚变局】第4篇 张东明 辽宁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院长 当前最让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无疑是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为口号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在其执政的2.0期间将采取哪些令世人非常理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对美国自身、对整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在废除拜登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同时，又签署了数十份总统令，标志着其序幕已经拉开。 首先，特朗普执政2.0的重点仍然大概率以经济贸易利益为主，政治军事外交都将作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经济贸易利益作为最主要战略政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其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发出的一些“惊掉下巴”的“豪言”上，这些收割“盟友”的意图似乎已初露端倪。 其次，在朝鲜半岛和东亚问题上，特朗普多次表示其与朝方领导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朝美首脑河内谈判在最后时刻的“功亏一篑”，使得双方再次重启首脑会晤有些新的门槛需要跨越。当然，像上次那样在板门店见个面、拍个照这种更多有助于提升特朗普个人政治筹码的政治秀，只有在朝方能够确保获得实际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再次发生，而要促成类似朝美河内首脑会晤并达成首脑声明、联合声明之类的某种政治和解，面临的难度应该远大于特朗普1.0时期。尽管如此，无法完全排除“非建制”派的特朗普以其独特的个人方式实现朝美关系的某种解冻。 再次，朝鲜方面当然更乐见特朗普上台执政，当初的“板门店会晤”、特朗普多次炫耀的“朝鲜领导人亲笔信”，从朝方的角度都是“助特”的方式，但问题是从朝方的角度看，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至少要通过解除某些经济制裁得到具体体现。 一方面，当前朝方最关注的应该是特朗普在就任第一天就在白宫表示“朝鲜是个核大国”，朝方或许已将其视为特朗普已经默认朝鲜是个有核国家以及朝方实力提升的事实。同时，自特朗普宣布胜选、及其正式执政的时间段里，朝鲜已经数次发射了数个型号的导弹，更重要的是这一能力的提升也较为明显。由此，朝鲜似乎以基于“以实力地位出发”的美方逻辑，已经向特朗普发出了明确信息，朝美再次重启谈判，朝方的筹码已经与上次可不一样了。至少解除经济制裁的范围和程度要满足朝鲜的要求。 显然，无论朝美以任何方式接触、协商、或重启谈判，都将对朝鲜半岛格局、进而对东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最为艰难的无疑是韩国。对特朗普而言，韩国是一个很富有的发达国家，因此，延续其之前的政策，更多地“极限榨取”其价值将基本毫无悬念。其中，驻韩美军费用、芯片和半导体等核心产业、贸易关税等，都应该在特朗普2.0的“获利范畴”，但这种“极限施压”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以及推进中的美日韩同盟进程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还有待于特朗普2.0对韩国采取的具体措施涵盖的领域和“压榨”程度，而这又与2024年12月3日开始的韩国政局动荡持续时间、尹熙悦总统最终是否被弹劾下台、是否举行大选以及大选结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前，中日关系正随着日本石破茂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而出现逐渐好转势头，使一味跟随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韩国现任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无论此次韩国政局动荡之后的执政者是谁，调整对华政策是必然的、如何调整才能缓和之前渐冷的关系，摆脱困境才是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最大课题。 最后，虽然特朗普执政2.0将对朝鲜半岛、东亚格局的影响，进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有待观察，但无疑都将是未来数年变数最大、最为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