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最新文章

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9篇 王海良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如何看台湾问题国际化是一个重要命题。在我看来，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后冷战中美关系变化的一大表现。如果说冷战期间本就存在台湾问题国际化情况的话，它基本上仅限于美日两国对台海的干预，并没有整个西方阵营或联盟体系的行动。但现在不同了，在美国的发动、推动和主导下，众多西方国家，或者说几乎全部西方阵营成员，都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转向了集体或单独对台海干预，使台湾问题不仅成为众多国家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核心议题，也成为多边关系的核心议题，甚至成了全球主要热点和危机点议题。一句话，国际联合干预台海成为台湾问题国家化主要表现。 美西方的作为与动机是什么？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看待和回答这个问题：在动机上，第一，美西方出于地缘战略考虑的世界政治布局，加固中国大陆家门口和出海通道上的障碍，继续长期把中国力量封堵在第一岛链内，阻止其成为海上强国；第二，美国出于顾及国际形象的世界政治取向，就是不能违背保护台湾的承诺和责任，以维护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全球安全者的形象与信誉；第三，西方出于全球力量格局思考的世界政治策略，以台湾和台海为现成的便捷路径与得力工具，如同乌克兰之于防范和遏制俄罗斯的北约一样。 在作为上，美西方可通过动员所有盟国及可影响的国际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舆论等方面采取支持和帮助台湾当局的举措。政治上主要是把台湾拉进民主阵营、民主大会等，直接为台方提供国际身份和国际资源；经济上加强对台经贸合作，甚至把台湾拉进某些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军事上对台售武、互通情报、联合军演、远途巡航，实际成为准军事同盟关系；科技上利用、获取和保护台湾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外交上图谋通过质疑联合国2758号决议，来证明“台湾地位未定”，从而争取把台湾拉进联合国，还通过半政府方式为台湾开拓国际活动空间，扩大台湾的朋友圈，从岛内外两方面扶植“台独”政权；舆论上则重点借助“台湾地位未定论”、民主-威权对立说、“武统即侵略论”、“台湾问题非中国内政论”等，为“台独”制造合理自洽话语并影响国际舆论场，间接提高和巩固“台独”政党治下的台湾的地位，为之争取广泛共鸣和同情。 2022年8月2日至8月3日，美国民主党籍政治人物南希·佩洛西在担任第52任众议院议长任内率团访问台湾，作为其亚洲之行的一部分。 美西方的根本目标是阻遏中国完成三大任务之一的国家统一，进而阻遏与国家统一并行的民族复兴，从而长期维持既有西太战略格局、阻挡中国走向海洋，以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西方全球统治体系。

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10篇 张云 日本新泻大学副教授 众所周知，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一个重要因素是台湾问题。同样，中日关系近年来再次波动背后也有台湾问题影子，而且有时候似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比美国更高调。 2017年到2020年，中日关系改善明显。2017年9月，安倍首相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访日。同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6月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9年首次踏上日本土地。安倍首相正式邀请习主席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表示原则上接受邀请。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在共同抗疫中守望相助一时成为佳话。 然而，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和后退，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21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拜登执政后首位外国领导人访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在日美首脑文件中时隔52年首次提及台湾问题。2022年是日本将台湾问题纳入自身战略安全政策和美日同盟的重大转折的年份。安倍晋三前首相提出的“三个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岸田首相提出“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2022年底，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个安全保障文件出台，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防卫开支将增加到GDP的2%，同时允许保有可以攻击对方基地的“反击能力”，这些也以台湾有事来合理化。日本在推动7国集团，北约，美日韩，美日菲，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各种多边场合涉及台湾的认知塑造和议程设定上似乎都不遗余力。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有不少日本议员访问台湾。2024年7月，美日举行的2加2部长级会谈中就驻日美军新设立统合军司令部，日本则在年底设立统合司令部，双方强调作战协调。美日还举行首次延伸核威慑部长级磋商，出现以“美日同盟核威慑”来对应台湾有事新动向。 日本前所未有地将台湾问题和自身的战略安全政策以及美日同盟升级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同盟国家之间网络强化挂钩的做法根本原因何在？日美同盟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究竟会走多远？中国又该如何应对？笔者20多年来理论上始终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和误认知，在实证上聚焦中美日，本文从上述思路分析台湾问题。 2022年12月16日，综合日本共同社、NHK网站报道，日本政府在当天下午内阁会议上通过三份修改过的安保文件，其中不仅将日本未来5财年的防卫费用增长近60%，还将中国描述为日本“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后称，新文件表明二战后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改变。 “美国12345印太战略”，日本“三个世界”战略认知与台湾问题 2021年2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指出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要塑造中国行动的战略环境，核心关键词是“一体化威慑力”（integrated deterrence），换言之就是美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要在美国和盟友以及盟友和盟友之间一体化形成威慑力。一方面在该战略中，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发展“一体化威慑力”与同盟和伙伴一起维护台海和平。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印太战略部署的架构也逐渐清晰可以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就是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就是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美国为首的上述架构的议题中都涉及到了台湾问题。如果说美国的意图明确，即构筑一体化威慑力（integrated deterrence）与中国战略竞争，那么作为想要和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和稳定建设性关系的日本为什么如此积极追随美国战略。对于东亚安全紧张和中国威胁认知的渲染上，可以说有时日本走到美国前头。有的分析认为这是日本被美国带节奏遏制中国新证据，还有的认为这是日本牺牲自身利益来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自损行为。笔者认为，“随美遏华”的战略态势不单纯是美国因素的结果，日本有自身战略议程。 一个国家的战略议程主要取决于“战略认知”，而战略认知的核心是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框架（perception frame）。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变化，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警察”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论据论据。岸田执政后，上述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退，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国际关系走向和趋势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主线。为了弥补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领导力赤字”，日本需要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第一环是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岸田首相连续两年参加了北约首脑峰会，强调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三边机制；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 2023年底召开了日本东盟特别峰会，近期日本中亚峰会，在西方国家中做团结全球南方的枢纽。 2023年底，日本东盟特别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作为东道主，举行了多场双边会谈。 “借船出海”战术与日本的双中心——轮辐安全架构的战略日程 202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上述日本战略认知框架看，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变动期为其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借此实现战后一直以来对美战略地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 实现对美“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是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安倍内阁时期经常以需要实现日美同盟“双务性”（即日本要能够为美国安全做贡献才能换取美国对日安全承诺可靠性）为理由推进安保法制改革，其本质是要实现平等同盟的想法。如果说安倍进行的安保关联法案改革从法律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的话，那么岸田则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上实现了转型。岸田内阁允许保有反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共同开发战斗机等。而上述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日本以满足美国“赋能盟友”（empowering allies）的要求获得合法性。关于美日同盟的近两期的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报告书主基调都是强调美国的内转和日本的战略潜能，美国采取给日本“戴高帽子”的方式，鼓励日本在战略和安全上做更多。笔者近期访美有机会与阿米蒂奇原常务国务卿和奈教授交流，他们都专门提及了最新一期的报告书。这种美国战略上“赋能日本”的做法成为日本对内证明战略转变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美日澳，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等各种小多边来对内展示战略转变地区支持。 2020年，《日美安保条约》60年，特朗普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加强同盟。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同盟网络是建立在以华盛顿为中心和东亚盟国之间的双边架构，即一个中心和轮辐关系（hub and spokes）。日本的战略日程则是抓住机遇，以日本为中心通过强化东亚盟国的关系，构筑美日“双中心和轮辐”（dual hubs and spokes）的新秩序，这样日本不仅可以获得和美国实现平等同盟，而且获得在地区的领导力。 日本的三个安全挂钩逻辑: 台湾问题国际认知塑造 日本上述战略转型中，台湾问题则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主要通过三个安全挂钩论为日本获得更多战略自主提供理由。 首先是欧亚安全挂钩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1日与台湾智库对话时指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这个表态立即引发了极大关注，中国外交部当晚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国台办发言人也对此予以严厉驳斥。2024年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除继续要求成员国增加军事开支和支援乌克兰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亚洲安全的介入。峰会邀请了被称为印太四国（IP4）的亚洲伙伴国家日韩澳新领导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此次峰会要做出对乌克兰未来及其亚洲联系的重要决定”。近年，北约的上述“欧亚安全不可分割论”甚嚣尘上，美国鼓励欧亚主要盟国强化军事安全合作联合对应中俄的战略威胁。日本反复说“今天的欧洲可能就是明天的亚洲”，在7国集团，北约，日欧等多边场合积极要求欧洲国家和北约持续介入印太安全。 2024年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 台海和朝鲜半岛安全挂钩论。乌克兰危机后，美日积极传播“欧亚安全不可分”，“台海和半岛安全不可分”，韩国有被这样的认知吸引的危险。“欧亚安全不可分论”认为乌克兰危机正是因为其不是北约集体防御成员国，所以才会发生战争，亚洲即使不建立北约那样的大型多边军事同盟也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北约来提高威慑力，特别是当前美国需要在欧洲局势投入更多精力的时候，美日韩三边同盟化至少准同盟化被认为是必然选择。“台海和半岛安全不可分论”认为台海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北朝鲜则会乘机在半岛引发冲突，这样就会出现东亚地区安全复合型危机出现。因此美日需要让韩国接受台海安全就是半岛安全，威慑中国就是威慑北朝鲜，美日韩三边同盟化维护地区安全也就被正当化。这样的安全威胁捆绑式逻辑正是典型的北约安全思维的体现，如果安全思维病毒进一步蔓延扩散很难保证韩国不受影响。尽管韩国在涉台问题上表态谨慎，但韩国领导人也曾经表示台海发生冲突，朝鲜对韩国威胁会增加。美日韩在2023年戴维营三边会晤中提及台湾问题。 台海和南海安全挂钩论。2024年4月11日首次召开的美日菲首脑峰会对中国点名批评，高调介入南海问题。12日，岸田首相在美国国会演讲，将日本的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作为日本的最重大战略挑战相联系。2022年7月，日本和菲律宾举行外务和防卫双部长会谈，对南海紧张指责，敦促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日本和菲律宾缔结军事进入互惠安排（RAA），这是日本首次和亚洲国家签署RAA ，是继英国和澳洲后第三国，以增加日美菲的联合军演提高军事威慑力。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1日美日菲首脑峰会，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美日同盟核威慑强化：台湾问题国际认知塑造的新动向 2022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直指所谓的中国核威胁。7月底美日外交和防卫双部长会谈在东京举行，此次美日2加2会谈最大亮点之一毫无疑问是召开了首次美日“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部长级磋商。美国确认将会通过包括核武战力在内所有军事能力保护日本安全。会后发表的有关延伸威慑联合声明写入将会通过强化核威慑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由此可见，日美首次延伸威慑部长会真正的核心关键词是“核”，准确的说这意味着美日 “延伸核威慑”部长级机制建立，而“延伸核威慑”本质上来说就是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与此同时，日美双部长联合声明指责“中国采取牺牲他国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这对于“美日同盟和整个国际社会是严重的担忧事项”，构成对“印太地区和本地区外最大的战略挑战”。换言之，美日同盟要通过强化核威慑来对应中国这个“最大战略挑战”，日美同盟中“核”的分量陡增，据报道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担忧主要来自在台湾有事。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急速发展核武器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强化核威慑的形象，进而推断中国将实质上放弃不首先核武器政策，以中国不愿意进行和美国的核裁军谈判为理由在国际上塑造中国负面认知。 美国试射洲际导弹。 认知战的危险与局限性 核心是认知战。美日同盟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核心方式是塑造国际上对于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负面认知，主要逻辑是三种安全挂钩论加上核武器因素论，以及认为集体防御框架可以威慑东亚冲突的北约式安全思维蔓延和扩散将会对东亚安全造成威胁，这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动向也有很多的制约因素。第一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保守政治精英的国家安全保障的过度关注的担忧始终存在。第二本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于军事同盟北约化倾向有高度担忧。第三美国也担心美日同盟介入台湾问题过深将会限制美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第四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成绩与日本和中国高层交往有限性，让日本在国际上利用台湾问题塑造中国负面认知造成困难。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有所作为。第一，积极利用多边外交例如上合组织，东盟系列峰会，金砖集团，以及其他的全球南方多边机制积极发声，倡导正面的安全不可分论。第二，加强中国和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的战略互动，包括和北约的互动，让欧洲逐渐理解“欧亚安全挂钩论”和北约干预亚洲安全不仅没有效果，相反有害于欧洲。第三，中韩战略沟通让韩国理解“台海和朝鲜半岛安全挂钩论”对其自身危害性，积极利用中日韩合作机制重启的契机，东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第四，地区一体化必须坚持东盟中心地位，抑制“台海和南海安全进行挂钩论”。第五，要通过深化亚洲地区一体化强大内生动能来溶解美国试图建构的多边同盟的军事威慑一体化倾向。趋利避害，审慎对应，该斗争的地方坚决斗争，该合作的地方也积极合作应该是中国的理性选择。美国同盟网络强化最大的缺陷在于经济支柱的缺失。美国基本缺席了所有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框架，无论是RCEP，还是CPTPP，而美国对盟友的双边经济承诺力度不足。第六，坚持在逆境中保持中日之间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对话，适时恢复中日之间的各个层级的交流和沟通。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当前中日关系的确处于逆境，但坚持对话保持沟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重要。

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11篇 李振广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就需要有一个较好的集中精力搞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外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岛内“台独”挑衅，极有可能成为牵制和影响大陆一心一意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大乱源。赖清德在岛内上台执政，“台独”挑衅的风险居高不下。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能否有效压制住赖清德领头的“台独”盲动，是决定台海局势稳定与否的关键。 01 对赖清德的三个判断 从赖清德从政至上台以来的言行，可以对赖清德的行为个性等做一个初步判断。 第一个判断：赖清德的个性执拗冷酷，一意孤行，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意识形态极其顽固，是一个“台独”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位毫不隐晦自己“台独”主张与“台独”追求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味着在“台独”问题上会对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带来严重冲击。 赖清德在5月20日就职典礼上的发言，贯穿着满满的“台独”思维、“台独”意识。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判断：赖清德是要以自己的“台独”理念及“台独”意识形态绑架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职位，用这个职位及其所拥有的权力，为自己的“台独”目标服务，而不是对岛内绝大多数民众福祉负责，更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职位负责。 民众党主席出席观礼，基进当主席拒绝起身唱“国歌”，手持“台湾独立”旗帜。 赖清德的“台独”言行赢得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喝彩和支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到了某些外部势力的怂恿和默认。尽管有大陆对其“台独”动向的高压震慑，但赖清德的“台独”气焰依然十分嚣张。由此可以得出第三个判断，赖清德还会这么干，坚持推进“台独”进程。 02 打击“台独”的任务十分艰巨 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有效打击“台独”，稳定台海局势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其一，赖清德搞“台独”将与陈水扁的“投机式台独”或蔡英文的“柔性台独”有着明显的差别，那就是极有可能是一种 “刚性台独”。即为了“台独”目标而硬刚、硬干，硬性推动一些阶段性“台独”动作。为此，要对赖清德的“刚性台独”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和斗争准备。 其二，利用执政权力推动“台独”进程。赖清德是一个“台独”理想主义者，也是“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他会更多地用手中的权力为推动和落实“台独”服务。 其三，挟洋自重的力度会加大。美国是赖清德的维一救命稻草。赖清德会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以美国为靠山与大陆展开对抗。赖清德会想方设法加大与美国勾连的力度，在挟洋自重中大胆推进“台独”进程。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赖清德带来的“台独”风险极高，但与此同时，赖清德也有短板，为我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提供了抓手和必要条件。 第一，在投票中有60%的选民不支持赖清德，岛内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的支持者仍然占据大多数，而且自赖清德上任以来其支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或提升也就是其支持者队伍没有明显壮大。 第二，赖清德打压党内外异己，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是，逐渐众叛亲离。一意孤行之下，赖清德很容易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孤家寡人。 第三，最关键的一环是，大陆强大的遏制“台独”、粉碎“台独”的能力。这一关，他永远过不了。台海两岸的经济、军事、科技总体实力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在大陆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的“台独”小动作只会招致碾压性粉碎。这也就决定了赖清德在“台独”问题上的限度。近一段时期以来，赖清德的“台独”言行较为嚣张，但赖清德心里清楚他的“台独”言行的边界。 03 要对“台独”进行常态有效管控 对于赖清德利用手中权力推进“台独”，大陆作为充分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的一方，完全有能力进行有效打击和管控。 第一，对于台湾当局主要负责人在“台独”问题上的相关言行进行规范——其言论和行为触犯《反分裂国家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相关条款，就要进行司法追究。 2024年6月21日国台办与相关部门举行联合专题发布会。 第二，赖清德挑衅一次，我们就把行使相关管辖权的范围就扩大一点，一步步挤压赖清德当局的相关空间。 第三，通过密切交流，把两岸同胞的生活紧密连在一起，把两岸同胞福祉紧密融合在一起，把两岸同胞的感情紧紧拉在一起，形成不可分割的两岸命运共同体。这是对赖清德推进“台独”的最大制约。

31学者评【大陆要考虑和台湾及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第7篇 翁履中 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 副教授 01 本文摘要 本论文旨在探讨美中竞争背景下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剧，双方缺乏互信导致认知出现显著落差，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也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湾内部政治情况的变迁，特别是政党轮替和公共舆论的变化，使得两岸交流出现断层，进一步加剧了两岸间的隔阂。美中台三方的认识和交流减少，增加了误判的可能性，对区域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本文引用了美中台三方的访谈资料以及台湾地区民意调查，全面检视两岸认知差距的现况，分析其成因和影响，并提出双方必须找到有效沟通方式的必要性。面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两岸如果愿意相互理解，推动和平共荣进程，创造沟通条件，将有助于降低误判风险，避免冲突升级。然而，如果两岸持续缺乏往来，虽然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有限，小规模的冲突和摩擦恐怕难以完全消除。本文主张两岸应积极推动持续性的沟通机制和多层次的交流计划，以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的目标。 总结来说，美中竞争对两岸关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重新审视和调整策略的契机。通过增强互信和加强交流，两岸可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和平共处甚至相互融合的道路，从而促进区域的持久和平与繁荣。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试图为理解和应对美中竞争背景下的两岸关系，提供新的见解和建议。 关键词：两岸关系，美中竞争 Part.02 引言 国际关系本就复杂多变，而涉及华府，北京，和台北三地的争议，需要三方对于彼此互动的基础有更准确理解，才可能减少误判。国际关系学界针对外交策略的研究，丰富地汇整了各国内部政治潮流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其外交政策。知名学者如Almond（1960）、Rosenau（1967，1969）和Allison（1971）已广泛分析了国内环境如何引导外交决定，不过，多数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对世界政治举足轻重的美国。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稳定崛起之后，全球最具争议的地缘政治角力，莫过于中美竞合关系。 对于中美双方而言，随着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明显，让双方对台湾问题更难取得共识。 台湾海峡反映了全球权力动态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受三方内部政治气候所影响。本文点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缺乏互信，因此需要相互提供再保证（Reassurance），这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相当基本，但经常被忽视的元素。再保证，是在两岸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涉及防止误解的复杂策略，因为这些误解可能会演变成真正的冲突。基于包括危机谈判（Fearon，1995）、权力转移（Organski和Kugler，1981; Powell，1999）以及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影响（Johnston，2003）在内的理论框架，解析中美竞争的互动关系，不同的学理视角，协助更全面理解中美如何在冲突与合作之间的钢索上行走，而在此基础上搭配实证资料， 为和平共荣的前景提出建议。 通过结合在华盛顿、北京及台北菁英决策圈的访谈，和针对台湾地区长期的调查，利用混合方法研究，我们探讨这些行为者如何看待彼此对再保证政策的承诺。我们认为传统的军事实力，虽然有吓阻作用，但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恐怕无法提升互信和降低风险，同时，对于非竞争对手来说，威吓往往造成负面印象，降低对话的意愿。从实证数据中，不难看出依赖军事实力作为安全保证的观点，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非有效的手段，相反的，在当今信息和贸易高度互通的世界中，一致且稳定的信号可能更可以帮助双方减少猜疑。 本文核心在于详细检视不同行为者如何解读和回应其竞争者的外交政策行动和言辞，并以华府，北京，台北之间的三角关系为研究重点。本研究简单论述全球权力发生转移的论述，并基于过去的理论来解读西方学界对于中美关系的既定印象，讨论透过稳定的政策主张达到再保证的效果，强调各行为者的战略选择——如北京避免对台湾采取攻击性行动、美国强调其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北保持现状而不追求法理上的独立—— 或许能如Johnston（2003）和Mukherjee（2022）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足以减少其对手感知的威胁。不过，不可否认，Jervis（1978）和Fearon（1995）的理论表明，国际政治中信号传递的困难，这些再保证可能会遭到怀疑。另外，Powell（1999）的论述认为，国家也可能利用战略欺骗来让竞争对手降低戒心。透过理解外交政策精英和公众如何在真实的战略转变，与单纯的外交信息之间进行辨别，我们期待通过实证研究来进一步理解，两岸之间是否能创造出相互信任，向彼此提出相互保证的条件？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开始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 全球权力转移发生：对威胁的认知与战略更需再保证 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理论框架强调，权力转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例如，宏观历史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新兴大国对当前由衰退大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时（Organski，1958），权力地位的变化，大幅增加了冲突风险。现实主义视角进一步认为，这种转移是危险的，因为占有优势的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将所有新兴大国视为本质上的挑战者（Mearsheimer，2001）。此外，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指出，由于对新兴大国在转变后维持和平承诺的缺乏信任，当前的大国往往认为预防性战争对自己的国家具有吸引力（Fearon，1995;Powell，1999）。事实上，研究内生性权力转移的文献强调了不确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权力转移难以直接观察的情况下（Debs &Monteiro，2014）。例如，不可观察的军事技术进步，可能促使霸权国家考虑采取预防性战争来抵挡其他国家的追赶。Monteiro和Debs（2020）的分析表明，强国影响其他国家发展轨迹的能力是破坏国际关系稳定的关键元素，这种情况发生在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因为他们必须在保有领先地位时，试图在崛起的强国发展初期给予压制，而这也促使新兴国家会产生抵制霸权国的反应，以上的理论，正是哈佛学者埃利森（Allison，2017）在他针对中美竞争所引用的休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基本逻辑。 尽管这些文献中假设多样，但它们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强弱转移，会加剧霸权国家决策者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做出更正确的判断。这些挑战包括准确评估新兴崛起强国的偏好和意图。当决策者对这些评估出现误判，代价将会非常高昂，且由于权力转移一旦启动，就不会只是短暂现象。 例如，当下的霸权可能错误地，将低调不愿正面冲突的新兴大国视为满足于现状，因此判断霸权国家也可以放心推迟对抗。不过，这种延迟可能随着新兴大国力量的增长，导致未来增加冲突成本。问题是，就算霸权国家跟崛起中的新兴国家达成协议，霸权国和崛起国对于对方承诺的可靠性，也会因为结构性的竞争而缺乏信任，因此，国际关系理性主义的冲突模型中，将这样的情况也视为激发预防战争的动机之一（Powell，1999）。根据现实主义理论，以上讨论的担忧，基本上将决策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概念：霸权会将所有新兴大国视为潜在威胁（Mearsheimer，2001）。 以上的讨论，说明了权力转移过程中，感受自己正在被追上的霸权国家如何感知，并因此而产生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全力防范，而这恰恰揭示了美中台关系中，战略计算的复杂以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 菁英认知是决策的关键 当华盛顿认定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导致美国需要更小心的制约中国，证明了东升西降的权力转移已经是菁英圈内明显的感受。学界在检视全球权力变动如何影响主要国家的战略行为和认知时，特别着重于威胁认知和以再保证策略最为回应的可能性。Robert Zoellick对外交事务的务实方法及Andrew Kydd（2007）关于国际关系中再保证策略的效能进行研究，他们强调如果过于采用现实主义思考，只想着如何用国家实力来压制对手，将会带来巨大机会成本。因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正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因为对于自己的信心出现动摇，导致因为紧张，而错误地将一个只想追求发展而不是成为新霸权的的新兴大国，看成敌对目标，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从而限制了本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共好的潜在联盟。Kydd将此现象称为“不信任的误判”，这样的情况会降低总体福利，因为国际上各类大国合作的潜在利益，就会因为不信任而未能实现。 因此，主要大国间的决策者们，都面临着准确辨别潜在盟友和敌人之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无论崛起的强国究竟想不想要取代现有的霸权，新兴大国都有动机将自己的真实目标加以掩饰，来确保自己可以持续发展，继续崛起，而这一必要性，突显了缺乏完整沟通带来的挑战以及战略被误导的可能（Fearon，1995）。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文献，包括关于再保证理论（Kydd，2007;Haynes和Yoder，2020），都强调明确判断各国是否对于权力转移感到满意存在困难。 尤其对于崛起的中国，西方学术界已投入大量努力来找出对于真实外交决策的衡量指标，希望可以确定中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满意度，作为判断中国动机和策略的依据。Johnston（2003）使用特定满意度指标来评估中国的立场，而Kastner和Saunders（2012）及Naim（2007）则通过官方出访和援助与投资行为的模式来得出类似结论。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中国与外国经济互动的密度和频率，是西方世界衡量中国对现状满意度的重要指标，甚至可能被认为是领先指标。然而，这些分析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元素是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认知和信念，毕竟，决策圈内的菁英如何认知，对合作或冲突的决定，扮演关键角色。 实证资料初探：厘清两岸认知差异 过去文献强调的权力转移与战略再保证的相互作用，往往将外交政策的产出视为崛起中的大国再保证策略中的关键要素。然而，这些产出其实都是基于菁英对于外在讯息和反馈而生。再者，中美相互保证固然重要，两岸融合如果想要和平进行，北京与台北就必须先认清两岸认知现有的差距。中美竞争关系下，台湾海峡出现不稳定的关键，在于从官方到民间，各层次接收到的感受都有极大的差异。 北京、台北和华盛顿的菁英如何看待台湾海峡的现况？而台湾人民又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和美中台的互动？而菁英和人民的认知是否也有落差？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更精确的掌握，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期待两岸和平互动的决策基础。 本文根据菁英访谈，以及在台湾地区进行的长期调查，试图提出实证数据作为两岸未来和平发展的政策参考。 根据我们在2021-2024年间，于美中台三地所进行菁英调查，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委托台湾政治大学民调中心所进行的台湾安全研究长期调查，我们访问了超过百位美中台三地决策圈人士， 以及过去二十多年来，每次超过千份以上的台湾民意调查资料，归纳出实证资料来解析两岸交流的情境转换。首先，长期民调资料显示，两岸关系的冷热，跟台湾执政党对两岸未来的态度有直接的影响，从图一中可见，台湾民意对于宣布台独会不会引发战争这个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变化，明显跟执政党如何处理两岸交流有关。进一步说，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不论是在陈水扁或是蔡英文领导下，平均超过六成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有可能朝台独前进，所以对于动武的担心程度显著上升，但是在国民党主导的期间，民众认定两岸关系在可控范围内，所以对于宣布台独是否引发战争的疑虑一度下降到五成以下。这并非代表宣布台独不会造成冲突，而是民众认为国民党领导台湾，不会有台独的风险。 图一：宣布台独是否会引发战争？（2002-2024） 资料来源：TNSS 台湾安全调查，杜克大学（2002-2024） 图二：武统对支持台独的影响（2002-2024）  资料来源：TNSS 台湾安全调查，杜克大学（2002-2024） 图三：放弃武统与支持台独的相关性（2002-2024）  资料来源：TNSS 台湾安全调查，杜克大学（2002-2024） 从图二和图三的分析则可以看出，对于武统威胁的反应，确实与台湾地区百姓支持台湾独立的态度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台湾民意对于武统的忧虑程度正逐渐下降。换言之，北京不排除武力统一的选项，确实有箝制台独的效果，但是对于长期融合却具有负面效果。 图四：两岸条件差距大与对统一态度的影响（2002-2024）  资料来源：TNSS 台湾安全调查，杜克大学（2002-2024） 图五：两岸条件相似与对统一态度的影响（2002-2024） 资料来源：TNSS 台湾安全调查，杜克大学（2002-2024）…

31学者评【大陆要考虑和台湾及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第8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01 概要 本文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探讨了两岸侨团在新时代背景下合作的可能性。 2024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京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一行。 2023年12月末，在日中国大陆籍华侨为821,838人，台湾籍华侨为64,663人。2023年5月1日，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15,493人，台湾籍留学生人数为6,998人。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在日华人，但已然是日本最大海外侨民群体。 二战以来日本华人侨团曾出现两次大的组织变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侨与拥护中华民国的华侨对立，侨团分裂。另一次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与日本断交。彼时许多台湾侨团改名，也有台湾新侨团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系侨团不断发展，迎来黄金时代。 在日本存在众多大陆系侨团，其中“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与“一般社团法人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是综合性华侨团体，均为团体联合会。前者包括30家在日华侨华人团体，后者包括100多家华侨华人团体。再从构成人员看，前者主体为改革开放前赴日华侨华人，后者主体为改革开放后移居日本的华侨华人。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第25次、第26次会员代表大会，于6月30日下午在大阪市阿倍野区的枫林阁召开。 作为地方华侨总会，“东京华侨总会”规模相对较大。该会属于“老侨”组织，办公地点位于东京中央区银座，交通便利。至今日本老侨仍有许多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该组织代理或协助这些年迈老侨更新护照，赢得他们的拥护。该侨团拥有一家旅行社，为华侨华人提供回国探亲观光等旅游服务。该组织也开设华侨子女中文学习班，深受好评。 目前在日本存在3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2000年，“（日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创立者来自台湾。2005年，“全日本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这是大陆系老侨创立的组织。2018年3月，“全日本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协议会”成立，这也是来自台湾的华人创立的组织。 大陆系中国留学生组织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以“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为代表，分布在日本各大学。第二类是 “原中国国内各大学校友会”，如北京大学校友会，由同一所大学（主要是中国的著名大学）出身的在日中国人为中心形成的组织。 在日存在的众多侨团中，还有各种职业团体、资格团体、兴趣团体及“同乡会”，这些组织规模从数十人至上千人不等，活动频率不同，但其功能均有凝聚华侨华人，沟通中日社会的宗旨与功能。 最近40年来，日本各地周末中文学校逐渐增多。在日中文周末校教师组建了“日本华文教育协会”。这个团体拥有数百名教师及数十所学校加盟。该组织最著名的活动之一是“大使杯中文朗诵比赛”，各加盟学校每年一次派遣儿童举行朗诵比赛。“大使杯中文朗诵比赛”已经成为该组织标志性活动。 第九届“大使杯”中文朗诵比赛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 此外在日华人还有不少松散团体，其召集依靠若干具有克里斯玛的人物。这些团体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活动。这类团体很多没有纲领或会则，其维系主要依靠卡利斯玛人物的个人魅力。 1949年后，在日侨团分裂与对立延续至今。但是，这个世界天翻地覆，意识形态隔阂已经无法持续。政治体制差异及媒体报道造成的负面印象，完全可以通过侨团之间的交流得以克服。 在日两岸交流是否可以从留学生开始？“同门为朋”，同一大学的大陆学生会与台湾学生会之间，完全可以沟通。例如中国大陆方面参与管理的宿舍，是否可以修改规定接纳台籍学生？“全日本中国留学生学友会”这样的大陆学生组织，是否可以吸收台籍学生？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面对强大竞争，海外的华侨华人专家都希望获得更多优质信息。作为专家学者，他们对本专业拥有高度的职业自豪感与责任感。海外两岸侨团是否可以从学术研究角度入手交流？专业侨团完全可以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构建平台。例如可以创造学术平台、全球论坛、产业标准、商业平台，青年创新平台等，共同提高成员专业水准，增强凝聚力。 “同志为友”。各种兴趣爱好团体如高尔夫，足球，合唱团，乐器演奏等可以成为在日两岸居民友好交流的契机。今天大陆与台湾双方侨团都在增加凝聚力，同时也不断探讨加深与日本主流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如何让在日侨民获得居住国的尊重，这需要我们在日华侨华人共同努力。面对某些事关两岸侨民的重大问题，两岸侨团完全可以创造机缘，共同合作，以增进两岸居民在主流社会的地位与形象。

31学者评【大陆要考虑和台湾及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第3篇陈兼 上海纽约大学/纽约大学 周恩来自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愿中华腾飞世界”的宏伟愿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他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本文从历史的角度，以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和努力为出发点，伸展开去，就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打击台独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台湾问题”，首先是国共内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未能终结而产生的。从本质上看，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国内问题。1949年7月，国共内战已近尾声。随着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大陆被逐步肃清，中共领导人也将“解放台湾”提上了日程。7月10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强调， 为“准备攻台的条件”，一要有海空军，二要“靠内应“，“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这里，海空军为解放台湾战役所必需。“内应“则是为解放台湾战役提供配合和呼应。（但鉴于当时蒋介石已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也不排除在可能时采用“北平方式”来实现台湾解放和祖国统一）。周恩来当时是军委总参谋长，也是中共情治系统的首脑，当即着手为实现“二者俱全”、在1950年发动解放台湾战役做准备。 但到了1950年春夏，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建立为解放台湾战役所必需的海空军力量绝非朝夕之间就可达成（尤其是在斯大林明确否定让苏联海空军直接参与台湾战役后），1949年解放军部队在登陆金门一役中又遭全军覆没，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1950年4月，负责攻台战役的解放军三野在制定“陆海空军两栖攻台计划”时，已把“三军协同解放台湾”的发动时间推迟到1951年春天，并获中央军委批准。几乎同时，随着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以及吴石将军被捕牺牲等重大变故，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内应”的路也被堵死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共领导人已决定，在1951年春夏之前不实施台湾解放战役。此时，台湾问题仍是内战留下的国内问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表明，美国实际上已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了还在进行中的中国内战，解放军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也随之无限期搁置。周恩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美国的公然干预成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开端。从战略层面看，这意味着美国决策者改变了对国共内战的后果和影响持“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将台湾定位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和共产党势力扩张”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1950年10月，在美军和“联合国军”已迫近鸭绿江的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在初期取得了显赫战果。到1951年1月，志愿军不仅克复了整个朝鲜北部，甚至乘胜南进，占领汉城（今为首尔）后，又把战线推进到北纬三七线一带。1月11日，联合国的一个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建议：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外国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召开由苏、美、英、中国等四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解决包括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的“各项远东问题。” 事后看，这是中朝方面结束战争的一个绝佳机会。这可以让志愿军巩固阵地，即便停火失败，也能使部队获得宝贵的休整机会。美国虽不同意建议的内容，但因断定中国会反对这个建议，仍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果然，中国领导人在战场上的胜利所带来的“优势意识”影响下，更出于借朝鲜战场胜利的东风促进国内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的用意，拒绝了这个建议。同一时期，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已在筹备中，美国乘机又关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对日和约起草及出席旧金山和会的大门，在排挤中国的情况下，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这是朝鲜战争留下的最具长远影响的遗产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以及日本、菲律宾等邻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发生“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缘由。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把“解放台湾”提上日程。《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之后，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动员的需要，也为了“试探美台关系”并阻遏美台签订防御条约，9月起，解放军福建、浙江沿海部队炮击国民党部队占领下的金门，并对其占领下的一江山、大陈等浙江沿海岛屿发起攻击。12月，美、台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方承诺在军事上“协防”台湾，但又协助国民党部队撤出大陈岛。美国的干预，使 “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在上述背景下，1955年，中共领导人在对台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又是全国政协主席，也站到了前台。1955年7月30日，他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6月28日，他又公开向蒋介石喊话：“我们愿意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并表示， 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可以“一切照旧, ……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回头看，这岂不是 “一国两制”的最初版本？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在周恩来协调领导下，由“统战、调查、公安、外交、侨委、总政、军情负责人成立对台工作组”，计划 “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以及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台湾实力派为重点去寻找关系线索，逐步打开缺口”。在1956至1957年那两年里，周恩来通过一系列私下渠道，例如民主人士章士钊，香港记者曹聚仁等，一再尝试同台湾当局乃至蒋介石本人沟通并建立联系。这么做是从实际出发：既然台湾仍处于蒋氏威权统治之下，要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路径，不直接他打交道是做不到的。 然而，周恩来的上述努力未及取得阶段性成果，1958年夏天，在“大跃进”席卷中国大地的背景下，就被打断了。8月23日，福建前线解放军部队开始大规模炮轰金门，并一直持续了六周之久。在此期间，美方以美台防御条约所“承担义务”为借口进行干预，使台海冲突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美国军方甚至考虑了 “必要时”在台海使用战术核武器。在这一背景下，自1955年开始举行、但已于一年前中断的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定于9月15日在华沙复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亲自准备了一份方案，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它们。但同时，方案又颇具新意地提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自动从这些岛屿上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和平以外的方法（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毛泽东批准这一方案后，又在谈判复会两天前指示周恩来，告知中方参加谈判的王炳南大使在会谈中对上述方案先“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炳南在会谈中却没有按照毛的补充指示行事，把这个本应是中方谈判底盘的方案端了出来（包括国民党军队如主动从金、马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以及在收复金、马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澎，并“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这些主张其实颇有新意，但美方的比姆大使却未加思索即拒绝了中方方案。直到9月30日，回过神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才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如果台海地区实现停火，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保持大批部队是愚蠢的”。 杜勒斯声明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中共领导人应对台海危机的战略也随之大转弯。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美国人想要“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并从金、马撤退。” 毛泽东同意周的看并总结道：“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 毛又进而提出，应“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 变成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 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需要缓和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作为对付美国人的手段。” 10月5日，北京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从而使台海危机局势走向终结。 1960年，中共对台湾政策在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再次发生重大调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台湾实行新方针。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在台湾问题上“去国际化”：宁可把台湾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同时又决定：解放台湾不能急，这一代做不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据此，周恩来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 “一纲四目”的政策框架。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氏和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台湾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可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几条，都是蒋氏父子最在乎的，周恩来的做法是“对症下药”。这是“一国两制”的又一早期版本。 但蒋介石非但不为所动，1962年夏，反而利用大陆在大跃进后面临“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企图大举“反攻大陆”。为应对此种局面，中共中央一方面向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调动集结部队，另一方面，又由周恩来在外交上采取行动，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的渠道，摸清美方意图，利用美国来制止蒋反攻大陆的图谋。6月23日，王炳南大使在华沙官邸和美国驻波兰大使卡波特见面。卡伯特明确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承担了义务，未经我们的许可，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进攻。我被授权通知贵大使，我们无意在目前情况下给予这种许可。” 卡波特甚至提出：“我们双方应保持接触以便尽快制止这种事件。” 王炳南则在回答卡波特的询问时说：““解放军武力进攻台湾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此后，蒋下令停止部队的继续集结。 1963年12月 6日，周恩来在临近香港的“预订会晤地点”和据称与蒋经国有深交的“神秘人物”张樨群举行绝密会晤。周表示：美国正采取更多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上形成统一战线。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完成。会谈后，周“沟通了与蒋氏父子及陈诚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双方“在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压制台独，事实上达到了默契”。1965年，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从海外回国，这件事对蒋介石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蒋虽然恼羞成怒，但从长远看，也为国共再次走上合作道路、实现祖国统一开辟了一条可供进一步探索的“李宗仁途径”。 然而，上述发展趋势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的命爆发被完全打断。文革不仅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成为两岸之间建立互信、并进而探索走向统一之路的新的、极为严重的障碍。直至1969年，文革达到高潮后开始走下坡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在珍宝岛兵戎相见，美国又陷入越战泥淖、其全球战略布局出现严重的“东亚错位”（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中心应在欧洲，但军事力量配置中心却在东亚），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二十年全面敌对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走向解冻的苗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并抓住了这个时机，积极展开了极富创意的对美外交。 在中美高层接触的初期，双方还需通过“巴基斯塔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话交流时，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使中美关系得到根本改善，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美军撤出台海地区，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使台湾问题走向解决。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时，对这一点已有准备。他讲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撤军，并准备在越战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国军事力量，并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改善，继续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基辛格还同美国国务院几个月前刚刚发表的台湾“地位未定”声明大唱反调，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他接着强调，以此为背景，美国坚定地主张，台湾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周恩来马上意识到，为了给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美方已准备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重要让步，尤其是，他抓到了基辛格关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他在发言时强调，美国军事力量必须从台湾撤出，美蒋条约也必须废除，但他又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存在的分歧，不应当成为阻止两国改善双边关系的障碍。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把美国人形容成正处在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又说：“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比较起来，越南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基辛格访问结束时，中美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春访华。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从多种意义上来看，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双方并未回避各自的分歧，但除了用各自的语言概述对重要国际及双边问题的看法和政策外，又表示尊重对方的立场，并强调双方关于国际规范的一系列共识：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任何国家都不该在亚太，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应要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与尝试”。美方并明确表示，“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 公报起草时，在关于美方对台湾立场的表述上遇到难题，这一段话是基辛格提出的。周恩来看到时，拍手叫绝，后来还专门讲到这件事：这段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 但实际上，这个提法并不是基辛格的发明。早在1968年，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就在一次关于美关系的演讲中使用了相似的说法。当时，美国两党在缓和对华关系上虽存在各种歧见，但也出现了相当的共识。随着中美关系解冻，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在整个冷战格局及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冷战高峰时的“最凶恶、最肆无忌惮的敌人”逐步向着“心照不宣的盟友”（tacit allies， 基辛格语）转变。后来，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宏大历史进程起步并不断前行的至关重要的国际因素。 *  *  *  *  *    近年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重挑战、台海局势空前吊诡复杂的情况下 ，重温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并持之以恒地寻求海峡两岸统一之路时所表现出的决心和政治智慧，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以下所述，均为个人的“一孔之见”。 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紧密相关相连。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对中国的“国际定位”改变了。不仅基辛格所说的“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早已是昨日黄花，即便是佐利克提出的两国首先是“利益相关者”的论述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台湾又成了美国“二十一世纪型号”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只是，当年蒋氏对这一点是绝不肯接受的，而今天赖清德等却对此趋之若鹜）。问题在于，中国虽然没有办法轻易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但却可以也应该清醒地为自己定位。中国确实强大了，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从各种人均指标上看），是不是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句要紧的话，邓小平说的，就是“韬光养晦”，现在不大听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中国战略文化的人，很多美国人，把韬光养晦叫做“Hide your own…

31学者评【大陆要考虑和台湾及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第3篇 袁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以台制华”的意图更趋明显。美国不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美台实际上正在朝着没有外交承认的实质外交关系方向发展。美国打着“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正好与民进党当局寻求“稳健深化台美实质伙伴关系”完全吻合。美台勾连日益加深，双边关系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近年来美国的一个危险步骤，就是采取实质性举措，呼应台独势力的诉求，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趋势日趋凸显。 美国持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行动主要包括：其一，美方和民进党当局沆瀣一气，故意歪曲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开路，也为未来美国进一步干预台湾事务做法律上的铺垫。如果美国默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那么一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那么美国及其盟国要插手介入就会面临国际法层面的困境。美国国会正在酝酿的《台湾国际团结法》，就认定联大2758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不涉及台湾”。其二，美国公开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组织，比如“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活动。其三，美方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对话，提升台湾的曝光度。这包括参加所谓的全球民主峰会和全球抗疫峰会。其四，采取多种举措公开帮助台湾维持与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干预和阻拦相关国家转而同中国大陆建交。自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已经丢掉了10个“邦交国”，目前仅剩12个。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并生效的《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就明确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举措帮助台湾维护其“邦交国”。其五，通过不同方式挑唆和鼓动盟友和伙伴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公开插手台湾问题，以造成既成事实，形成“多米诺效应”，旨在迫使中方疲于应付，消耗大量资源，从而达到牵制中国、强加中国国家统一的成本。 当下“台湾未定论”沉渣泛起，美国推进“一中一台”“一边一国”的手法日趋表面化。美国一方面公开表示其“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又在持续武装台湾，试图帮助台湾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持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美国既想阻挠两岸统一进程、利用台独势力牵制中国的崛起，又不想直接陷入和中国的正面碰撞。毕竟，美国非常清楚、也颇为忌惮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如果不是中国不惜一战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美国早就抛弃了“一个中国政策”，早就改变了不支持台独的公开立场。反过来，一旦美国公开抛弃“一个中国政策”，贸然支持台独，那么就预示着中美战略摊牌的到来。对此，各方都心知肚明。

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6篇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两大战略目标。一是要确保台海不发生可能会将美国拖下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力图避免出现的情况。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强调避免冲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主要就是指台海地区局势不失控，不爆发战争。尤其是在美国已经被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严重拖累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台海再爆发第三场美国可能不得不亲自下场的地区冲突，这将是美国不堪承受之重。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另一个目标是要利用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大陆，以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丧失。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毋庸赘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美国战略界曾经出现过的 “弃台论“ 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成不了气候。 然而美国的这两大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从逻辑上讲，要确保台海的持久和平，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美国应当鼓励两岸消除敌意，改善关系，乐见同文同种的大陆和台湾人民逐步走向融合，最终达成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利用台湾牵制大陆的战略目标又决定了它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两岸走向融合和统一。相反华盛顿会想方设法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升级美台各方面的实质关系，甚至要把台湾打造成有效抵御大陆的“豪猪。“ 美方的这些做法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都在客观上起到了纵容和鼓动台湾和大陆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甚至在统独问题上不断挑衅大陆的作用，从而增加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近年来台海地区紧张情势升高，出现“兵凶战危”的局面，本质上正是美国自相矛盾的对台政策造成的后果。洞察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及其内在矛盾，就不会被它在台湾问题上释放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甚至看似混乱的信号所迷惑。 落实到政策层面，美国就是要力图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问题，在它的两大对台战略目标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以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个平衡点落在哪里，取决于很多因素和变量。概而言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涉台政策的动向大致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制约。虽然中方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的全部，美国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的国策已定，中美在国际关系各个层面，尤其是地缘政治和经贸科技领域的竞争，已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在这种大环境下，台湾不再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单纯的双边问题，而已经成为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换言之，和过去相比，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明显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方近年来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体系。为此美方甚至要在早有定论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重炒“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冷饭，借此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还不惜夸大大陆收回台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高官多次宣称，全球有50% 的商务船运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生产全球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半导体。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动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这种新的话术实际上是把阻止台湾回归中国说成是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这种看似堂皇的叙事为美国将其他国家，特别是它的盟国拉入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华统一战线提供了理据。如此，维持大陆和台湾的分裂“现状“ 就成为美国和其盟国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美国的单方面诉求。这也是日本提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美国纠集加拿大，荷兰等国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背后的潜台词。简言之，美国想塑造一个”台海有事，就是世界有事“的国际新认知。 二是俄乌战争的“连带伤害”。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俄乌战争引起了美国朝野在台湾问题上的集体抓狂，担忧中国大陆会利用美国忙于应付俄乌冲突，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但却明确排除出兵乌克兰的情势在台海如法炮制，陷美国于东西两线作战之困境。一时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在美国尘嚣甚上，各种关于大陆武力收台的时间表纷纷出笼。用美国前涉台官员包道格的话讲，美国出现了“台湾流行病。” 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导致美方认为必须加强预防性措施的力度来确保台湾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拜登政府的挺台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国会的保台法案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战略误判的影响下，美国重量级政治人物，包括前高官，国会议员等接二连三访问台湾，以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达到高潮。可以说俄乌战争再一次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中心位置，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心和焦虑。佩洛西访台导致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的第一次危机，中美高层来往几乎全数中断。 由俄乌战争触发的台海危机导致美国对台政策至少在三个层面的明显变化。一是在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的问题上，美方逐渐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至少有6次以所谓”失言“的方式表明如果台湾受到大陆单方面的攻击，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协防台湾。其中2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4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虽然每次拜登表态之后，白宫都会出来灭火，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身为美国总统，拜登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6次”失言，“ 他一定是要向中方传递某种信息。可以说美国对台直接军事干涉逐步走向清晰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二是俄乌战争也大大加强了美国”武装台湾“ 的紧迫性和频率。俄乌战争爆发后，2022年9月拜登政府推出上台后数额最大的对台军售。拜登政府执政不到四年，已经对台军售15次，超过前任特朗普政府。美国对台军售的目的和重点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乌克兰战争中汲取所谓教训，考虑到台湾是一个岛屿，易受海空封锁的影响，美国提出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巨大武器库,” 在战前储存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样台湾就可以坚持到美军驰援的到来。为了加速美国售台武器的交付速度，美国还开始考虑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只是由于这麽做的敏感度太高，美方也担心军事技术外泄，所以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三是美军不断扩大和加强对台军的训练，将训练的规模提升到营级单位，旨在台湾“有事” 时，强化台军的独立作战能力。同时美方还要求台方加强“本土防卫，” “岛屿防御” 战略，提高和大陆打巷战，打游击战，打持久战的能力。总之，美国要让台湾“乌克兰化”，从而在台海复制”乌克兰战争“模式。 三是中俄关系的“溢出效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未能公开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侵略，“ 并继续加强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耿耿于怀，认为中国一贯要求美西方国家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却保持沈默、这是明显的言行不一。而中方则认为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如果美国真那么在意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就更应该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一方面要中方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另一方面却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和美国对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的异同和联系就有不同的认知，出现了话语权之争。此外美方还认为中方应该加入西方发起的对俄全面制裁；而中方则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俄制裁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俄乌冲突也不应妨碍中国和交战双方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经贸关系。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削弱，而且不断得到了加强。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乌克兰战略反攻成效不彰，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进展，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不断受到国内外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目光转向中俄关系，将其视为美国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从今年四月开始，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高官就不断声称中国正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在战场上就撑不下去。美国一开始是反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对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贸易为其经济输血，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支撑甚至振兴了俄罗斯的军火工业，从而使俄罗斯得以扭转乌克兰的战局。 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在美国的主导下更是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定义为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俄关系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新摩擦点，其”溢出效应“很可能影响到其他问题。 5月16-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竞选连任成功后访问中国。双方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俄方再次重申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声明还多次以点名和匿名的方式全面批判了美国旨在维持其绝对优势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并表示要共同应对美国对中俄的“双遏制”政策。这个联合声明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均声称中国不能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左右逢源，“ 中国支持俄罗斯军工产业，帮助普京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中俄联合声明的时间点正是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赖清德发表“520”就职演说的前几天。赖的就职讲话提出新的“两国论”，强调台湾和大陆互不隶属，几乎就是台独的宣言书，其挑衅和强硬程度超出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料。有理由相信美方这次之所以没有像过往一样，对台湾新任领导人的就职讲话加以“管控”，除了赖的演说忠实体现了美国的印太和对华战略意图之外，另一个可能的重要动因是要表达对中俄加强“反美同盟”的不爽。换言之，“放赖出笼”是为了用台湾问题来 “惩戒” 中国对俄罗斯的继续支持。如果这一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表明美国打“台湾牌”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策动向。 四是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互动的变化。 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岛内蓝白绿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起的两岸之间的互动变化。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并不完全在美方掌控之下，但是为了确保美国的两大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某种平衡，华盛顿会使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工具来推动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方会不断进行政策的微调，有时会释放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的信息，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美国力图实现台海局势不失控的政策目标。 以今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美方的纠结心态可以说反映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确保台海和平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应该不反对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欢迎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在”一中“问题上不会故意挑战大陆，从而具备了和大陆改善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样台海发生战端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当然国民党上台，美方会有两岸走得太近，从而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既得战略利益的顾虑 。如果从利用台湾牵制大陆的战略目标出发，美方会更希望看到民进党执政。从美方的角度看，蔡英文执政八年，虽然也出现过类似佩洛西访台这样的危机事件，但总体上台湾还没有成为陈水扁时期那样的“麻烦制造者。“ 问题是如果让公开宣称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他会不会在统独问题上剑走偏锋，美国人心里也没底。 鉴于台湾的蓝绿两位主要候选人对美国的对台战略而言各有利弊，各有隐忧，在美方虽然可以影响，但也无法操控台湾民意的情况下，华盛顿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美国涉台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在台湾大选中不选边站，会和台湾民众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选举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根据台湾选情出现的变化，不断放话，意在影响台湾选举走向。例如针对民进党候选人可能出现的急独倾向，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2023年10月访台时重申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不支持台独，被台湾舆论解读为是针对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徳的台独倾向。这一表态使得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更加明确坚定地表明反台独立场。在”蓝白合“破局，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可能性增高的情况下，代表美国不同对华对台政策倾向的三位重量级学者在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联名发表文章，公开要求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为赖清徳可能当政事先打预防针。而当国民党候选人力图将台湾大选主轴定义为“战争与和平” 的选择时，美国驻台官员孙晓雅又出来发声，称台湾并无迫在眉睫遭武力入侵的威胁，显然是在间接否定国民党把票投民进党候选人等同于选择战争的说法。凡此种种，都说明美国试图在台湾大选中“左右逢源，” 通过其涉台官员和学者的言论美国的立场，推动选情朝着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赖清德当选后，美国关注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如何帮助赖巩固政权，使其有能力继续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服务，同时又不至于和对岸迎头相撞，引爆台海危机上来。美国国务卿高调庆祝赖当选，放任赖发表“台独“就职演说，就是要力挺赖上台执政。与此同时，赖刚刚当选，美方就迫不急待地派由前高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一方面是要表示对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要对赖当面提出告诫，不要走急独冒险之路。5月23-24日，中国军方对台展开”联合利剑-2024A” 大规模围封台岛军事演习，惩戒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美方避其锋芒，没有采取针对性的军事回应措施，只是在军演结束后由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大陆对台军演。这种“马后炮”的表态引起台湾舆论哗然。而实际上美国却加快了对台军售的步伐。仅6月就两度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控磋商中断。美方还再次操弄联合国2758号决议议题，给中方添堵。6月美国国务院派出两位助理国务卿秘访台湾，首次与西方国家驻台外交人员磋商协调他们的多边对台政策。这些操作都说明美国根据两岸互动的变化，在不断调整它的对台策略。 五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降，而对台湾的好感度则直线上升。盖洛普2023年3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创历史新低。这个比例在一年中减少了5个百分点，从2018年以来下跌了38个百分点。美国目前有50%的人视中国为最大敌人。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却节节攀升。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台湾抱有好感，比例高达77%，创1996年以来的最高。从民调看，“亲台反中”似乎已经成为美国民意的主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拜登政府目前推行的对台政策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美国国内推动拜登政府政策不断朝台湾方面倾斜的主要政治力量是美国国会。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国会在涉台立法上从来没有消停过。例如研究表明拜登执政前两年的第117届国会提出的涉台立法提案高达153部。自2023年1月开始的美国第118届国会，在短短7个月里就提出涉台法案29部。其中大部分法案都是由两党或两院共同提出的，说明在台湾问题两党有高度一致。这些涉台法案名目繁多，涉及军事安全，国际空间，外交地位等几乎美台关系的所有方面。如果这些法案都得以通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将不复存在。好在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炮制提案，但要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一项有约束力的法案并非易事。一些过于激进的法案，如2022年提出的台湾政策法案企图成为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最后还是半途夭折。而有约束力的涉台法案一旦通过，就将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军援法案，包括80亿美元对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台湾也在被援助之列。应当说拜登政府签署该项法案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得到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急需的资金，援台部分是亲台议员夹带的私货。但拜登总统迅速将其签署成法说明美国政府为了其外交的其他优先事项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国内的选举周期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也会产生影响。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台湾，经贸等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显然和总统大选有直接关系。大选年不能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示软示弱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常规操作。同时在大选年的复杂政治环境下，美方也希望和中方在台湾等敏感问题上保持沟通，以避免“无心之祸。”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台湾问题并非今年美国大选的主要话题。民主党党代会刚刚通过的2024年民主党党纲在谈到台湾时并没有什么新的提法，只是宣称民主党政府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以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共和党的党纲干脆提都没提台湾，表明台湾问题并非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主要关切。该党纲的重心基本放在美国国内问题上。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如果他赢得选举，是否会防卫台湾，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却提出要台湾交保护费，声称美国就好像是台湾的保险公司，但是台湾没有给美国提供任何东西，相反拿走了美国的芯片工业。虽然这些只是竞选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台政策大概率会得到延续；而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出现“政权更替，”美国的对华乃至对台政策将平添变数，从而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5篇 邵育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 美国政府是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主要推手，一是在联合国体系内“重新解读”联大2758号决议，二是联合其地区盟友强化针对中国的所谓军事威慑，三是将台海冲突和俄乌冲突做类比并推动北约朝亚太转向，四是凸显台湾在所谓全球“民主对抗专制”叙事框架中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其对华实施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 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美国对华执行大国竞争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即与中国“竞争”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影响力不容超越，该部分的重点是西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总体国力相对下降是个明显的趋势，可使用资源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但美国政府仍将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首要地位”（primacy）作为其战略目标。 其次，确保美国在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因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新能源技术等具有“军民两用”特点，美国政府推动“小院高墙”政策，不断向其盟友施压，通过切断美国（及其盟友）和中国之间的“技术”、“资金”、“人员”往来，确保美国在上述科技领域不会被中国超越，美国的军事霸权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 第三，国际秩序和治理模式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而非“威权”的，“专制”的。虽然中国政府不主动输出意识形态，但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极大挑战。美国不能容许一个“异质的”大国在内部挑战现有秩序，或在外部另建一套秩序。 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两党和府会共识。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对华战略的目标、手段、成本与收益等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两党共识，也是府会共识。美战略学术界哪怕有极少数人批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不够全面准确，也不会挑战将中国作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二是在全球化时代推行冷战政策。虽然美国政府高官不断强调，其对华战略并非推动“新冷战”，因为时代变了，条件也变了；但从实际政策看，其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本质是在全球化时代推动冷战政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推动地缘政治、军事上的零和博弈；第二，推动“脱钩断链”政策，使得全球化已不仅是朝区域化，碎片化，甚至是朝阵营化方向发展；第三，推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政策，以“贴标签”的做法盲目推动对抗，无视不同制度的实际治理效果，破坏全球治理有效进行的既有框架。 三是力求避免大国直接冲突和战争。美国政府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本质是通过推行冷战政策遏制中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因此力求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与战争是该战略的特点之一。这是拜登政府反复强调“护栏”重要性，强调两国政府各层级对话沟通防止误判的重要性的最主要原因。 二、 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美国对华实施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一环 首先，推动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阻止“一中原则”在联合国体系内“战胜”“一中政策”。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就开始推动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声称该决议没有解决台湾在联合国内的代表权问题。拜登政府之所以突然推动对2758号决议的“重新解读”，主要源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若干与台湾“断交”的“邦交国”在与大陆建交的建交公报中承认坚持“一中原则”。这令美国政府感到高度紧张，认为美国必须阻止“一中原则”成为联合国体系内的主导原则，美国等一些国家坚持的“一中政策”的“合法性”将被严重削弱。这和美国政府执行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即确保“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完全领导下，确保“规则”由美国及其盟伴体系主导。 其次，其台海政策的重心从强调“两岸维持现状”转移至强化军事威慑，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由于美国深刻地感受到在西太地区中方的不对称军事优势正在进一步扩大，基于“能力决定意图”的分析框架，基于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绝对军事霸权的战略需求，美国台海政策的重心从强调“两岸维持现状”转为通过强化美国地区盟伴体系的军事安全合作、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合作来加强对中方的军事遏制。今年4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2024年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23日该法案获拜登总统签署成法。法案包括向台湾和其他美国主要盟友提供的“对外军事融资”（FMF）20亿美元，用于补充五角大楼向台湾提供的军事服务、军事教育及训练，以及向地区合作伙伴提供的国防物品和服务的19亿美元。这笔对台援助经费数额巨大，为历史首次。也就是不论今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如何，不论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美国政府都将积极推动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将台湾纳入美国地区盟伴体系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强化威慑的方式阻止中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美国政府抓住俄乌冲突爆发的机会，将台海冲突和俄乌冲突做类比，推动北约朝亚太转向，也是其强化全球盟伴体系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的一部分。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台海政策的目标已开始暗含阻止中方以任何形式实现两岸统一的内容。由于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影响力不容超越是美国政府对华大国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因此从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其助理防长拉特纳就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强调台湾对维护美国地区军事霸权的重要意义。当时即有美国学者敏锐地批评指出，拉特纳的说法非常危险，因为其暗含着的意思是美国为了确保军事霸权，将阻止两岸统一。拜登政府此后在此问题上的表态非常谨慎，但从实际政策发展方向看，阻止两岸以任何方式实现统一已经是美国台海政策暗含的目标了。  第三，将台湾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盟伴体系，在供应链安全、治理模式竞争等议题上通过凸显台湾的成绩来矮化大陆的成绩。台湾在芯片领域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全球领先，台湾因此在美中科技竞争、美国供应链安全等领域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棋子”。除此之外，受到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中“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应对新冠疫情的模式”等受到美国政府的追捧，以此塑造优于中国“威权”“专制”治理模式的“自由”“民主”的模式。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台湾的“忽视”不同，拜登政府的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对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定位非常明确且直白，即要让台湾“被看见”。

31教授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1篇 苏起 台北论坛董事长 决定当前世局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內政，不是大陆，不是其他国家，也不是美中关系，当然更不是台湾或两岸关系。而美国內政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 这次大选是在美国“民主”及“资本主义”都严重生病的大环境中举行。红蓝对立之尖锐历来罕见。仅看外表的白人男性对上黑人女性，就足以窥见其中隐含的种族、左右、文化价值观各方面的重大差异。再进一步推敲，个人以为，关键是特朗普，因为哈里斯原本无甚声望却突然鹊起，很大动力是许多人厌恶特朗普。所以十一月固然是兩人对决，更是爱恨特朗普的对决。 谨大胆推测，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将发生由上而下的“小乱”。入主白宫之后的特朗普将成为美国罕见的独裁者。他已有行政经验，对这次竞选活动的掌控力度明显高于上次。如再任总统，将有绝对主导权，不会再被视为需要“成人”看紧的“小孩”。共和党夺回两院的机会也很大，其中许多人必然是他的禁卫军，所以操纵国会也不是问题。至于司法，迄今所有控诉甚至有罪判决都动不了他半根汗毛，加上最高法院的绝对多数，司法谅也难对他有所制衡。最关键的，此人什么都敢做，而且毫无罪恶感，所以他如兴风作浪，完全不必意外。 “由上而下的小乱”，指的是他针对联邦政府的改变。他上次执政时就对联邦政府高度不满，直称它为“深层政府”。2020年十一月一份Bloomberg的调查恰好验证了他的恶感。彭博问了那年一万两千名曾经捐款给两党候选人的联邦官员，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四捐款给拜登，不是特朗普。所以他将来大量汰换联邦常任官员的可能性很高，官员自动挂冠求去的可能性也很高。政坛必将因此而动荡，政策亦将不确定。美军更可能因为他成为最高统帅而出现族群感情疏离的问题。美军白人多半出身红州，像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内心倾向特朗普。但黑人及其他族群却传统上倾向民主党，恐对特朗普心有疑虑。如此，美军战力是否受到影响，值得审慎评估。因为变化仅限于政府内，故称“小变”。 如他小输，恐生“遍地开花的大乱”。上次他落选，他的徒众已经悍然围攻国会大厦。这次如再落败，还是输给黑人女性，他只要说一句“我们的胜利被偷了，again!”各地类似Proud Boys(上次带头作乱者)的大约两百个亲共和党的武装团体就可能发动暴乱。经此世纪性动乱，美国政府、政治及政策将成何等模样，不敢继续推敲。 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 只有一种可能会让美国暂时维持大致安定的状态，那就是特朗普大输，输到他无话可说的地步。这就看未来如何演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