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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挑战，也使跨国跨地区面对面的人文交流完全停滞。2023年进入后疫情时代，万物复苏，慢慢迎来国际交流的春天。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 （简称“华人论坛”）抓住机遇，克服重重困难，逐渐恢复了停滞三年的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023年各项线下交流刚刚重启，给华人论坛的学者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机遇。但是，由于跨太平洋直达航班很少且票价昂贵，一些在美的华人论坛学者不辞辛劳，绕道欧洲或中东，单程要经过几十小时的颠簸，才能回到中国参与学术交流和相关活动。尽管如此，大家不忘初心，坚信面对面的交流学习是其它方式无法替代的。  以下是华人论坛2023年主要学术交流活动小结。 01 2023年7月23日，疫情后华人论坛首个海外学者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活动。7月24日，海外学者参加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就“美国的变化和中美竞争” “中美关系的重要第三方”及“变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应对”等与国内学者展开深入交流。7月25日，华人论坛的学者们访问了新华社研究院。7月26日，部分华人论坛代表团成员前往社科院日本所进行交流。7月27日，海外学者代表团转场到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参加了题为“缓和与稳定中美关系可能性与路径选择”的研讨会。7月28日，海外学者们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贾庆国教授的陪同下，参访了中共八大会址及全国政协文史馆，随后又前往察哈尔学会参访交流。紧凑又丰富的交流和参访使疫情后华人论坛的首次线下交流非常成功。 参加本次交流的华人论坛海外代表团成员包括：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孙太一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李春利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罗欢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郝雨凡 澳门大学教授胡伟星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邓中坚 02 2023年8月14日，华人论坛代表团来到北京参加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四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会议主题围绕台海要“和”还是“战”展开。与会学者剖析了岛内台独势力的演变，解读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变化，并对台海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学术性分析和理性思考。研讨会交流深入，气氛热烈。8月15日，华人论坛海外学者们拜访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等单位。8月15日晚，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会见并宴请了华人论坛代表团。 参加台湾问题研讨会的华人论坛海外学者包括：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 美国克利夫兰大学教授谭青山 美国内华达大学副教授蒲晓宇 俄罗斯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会长李宗伦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熊达云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邱坤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祁冬涛 03 2023年9月15-17日，华人论坛的九位学者应邀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南京论坛2023”，并与南大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座谈。“南京论坛2023”的主题是“文明 科技 共同价值 – 亚洲的愿景”。华人论坛跟南大国关学院合作参与了分论坛“人工智能时代的亚洲文化交流”A组国际关系方向的组织与讨论，包含了从“孔子弟子子贡的现实主义战略”到“中美美食外交”，从“东方和平学”到“两岸文艺交流”等饶有趣味的话题。“南京论坛2023”结束后， 部分海外学者又在当地多停留了几天，或是在南大讲座，或是去南京附近地区考察与调研。 参加“南京论坛2023”的海外学者包括：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 美国瓦格纳学院教授胡少华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张晓全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殷燕军 日本大分大学教授柴田茂纪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唐文方 台湾金门大学教授刘佩怡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 04 2023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应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邀请，华人论坛代表团参加了 “2023扬子江论坛” 并共同组织了题为“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环境”的研讨会，分别就“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和冲突的热点问题分析” 、“中美博弈对东亚区域和平与繁荣的挑战”及 “中美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三个议题进行充分详尽的讨论。会后学者们还参访了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溧水区幸庄产业园和扬州大明寺等。学者们对中国地方政府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积极态度留下深刻印象。 参加“2023扬子江论坛”的华人论坛海外学者包括：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 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钟杨 美国欧道明大学助理教授吴萱萱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杜进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刘星…

日本政治外交研究：驻外使节大换班 十三太保齐上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0月24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决议的形式任命了包括驻华、驻美、驻俄的十三国大使，起用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金杉宪治出任驻华大使，接替汉语研修班出身的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62岁）。前外务审议官山田重夫出任驻美大使，接替现任驻美大使富田浩司。大规模更换多名大使，特别是同时任命驻中、美、俄这三个最重要大国的大使，从程序上看只是正常的人事安排，但在日本外交史上并不多见。 一、“美国通”金杉宪治       日媒介绍，新任驻华大使金杉宪治1983年从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加入外务省，历任外务省经济局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等职。2020年11月，为推进亚太战略，金杉出任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其职业生涯主要从事三项工作：政策规划和制订，涉美国事务，政策综合协调与审议。 金杉宪治进入外务省后，长期在综合外交政策局工作，熟悉日本外交的政策立案与规划制定。2002年出任外务省北美局北美第二课课长，开始涉足美国事务。2005年担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2016年出任亚太局局长，应对朝鲜问题和美朝首脑会谈。2018年6月首次美朝首脑会谈时，曾作为联络人员被派遣。 金杉专业方向是对美外交，因“信息收集能力受到好评”，被公认为具有高超的信息分析能力和在美国的丰富人脉。他就任驻印尼大使后，在社交网站上大力进行对外宣传。金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时事社分析，岸田政府派“非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希望“有助于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突破目前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僵局。 日本外务省有“中国班”和“美国班”，新入省的外交官要选择所学习的外语语种，然后划归这两个班进行长期定向培养。按外务省惯例，任命驻华大使通常倾向于拔擢外务省汉语研修班——“中国班（China School）”出身的外交官。“中国班”出身的外交官在职业生涯初期即被派往中国从事语言学习以及实务历练，所积累的人脉和知识为日后在华使领馆和外务省处理涉华事务奠定基础。  金杉是约7年来首位非“中国班”出身的驻华大使，其外交官生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他长期在驻美使领馆工作，担任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后才开始涉猎亚太事务，并于2020年就任日本驻印尼大使。1959年11月出生的金杉宪治已经64岁，按照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明年就该退休。他本人恐怕也想不到，在退休之前突然被委以重任。    外界普遍担心，一位不通中文、接触中国事务相对较少、无在华任职经历的外交官，金杉能否胜任大使之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金杉任职经历综合：当过外务省人事课长，东日本大地震国际支援协调课长、经济局长、驻韩国公使、负责经济的副部级外务审议官。民主党内阁时期还担任过首相秘书官。   对华政策立场和工作经历近乎“一张白纸”的金杉宪治也许反而不会囿于“中国班（China School）”既有经验、固定看法和部门利益，保持相对客观理智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其对美国事务的熟悉，任职外务省审议官的经验，对于中日关系的涉美议题以及对中政策的设计制定，或许会有所助益。 二、“中国通”垂秀夫    垂秀夫的职业生涯几乎都“围绕中国”，是外务省历代“中国班”成员中第一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2次）三地驻在过的，被视为“中国通”。他于1985年从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考入日本外务省工作。进入外务省后，选择学习汉语，经过外务省语言研究所的短期培训后，第二年被派往中国的南京大学留学学习汉语。  这样就被分配到了“中国班”，从此与中国事务结缘一生。       垂秀夫1989年第一次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官。1995年再次被派往北京，任一等秘书官。1999年，前往香港总领事馆任政务部长。2001年，前往台北任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2008年，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    2011年第三次派驻北京，任日本大使馆政务公使。2018年起，先后担任日本外务省领事局长、大臣官房长（办公厅主任）。当时的外相即岸田文雄。2020年9月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12月上旬抵达北京正式到任履职。   垂秀夫是日本外交官群体中唯一一名在北京、香港、台北都有过任职经历的，他为了积累自己的涉华事务资本资历资源，专门打报告给外务省，要求长期在中国任职，打破了日本外交官任职三年即轮岗至其他领域或其他国家的惯例，并自信满满地夸口：外务省如果不任命我当驻中国大使，那简直是有眼无珠（他对笔者亲口所言）。    为此，垂秀夫在内阁、外务省、自民党高层进行了积极的隐秘的公关活动。致使几位比他略早进入外务省，也属于中文研修班出身，按照年资惯例应该先期出任大使的同事，或调任某个小国大使，或调任外语研修所长，腾出了驻中国大使的位子，使得他顺顺当当地被任命为驻中国大使。 得知任命后，他并未立刻走马上任，而是滞留国内，走访各界要人，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做足了功课，并以此作为任职的丰富资源和强力后盾。然后才乘飞机到中国青岛，再从青岛乘汽车长驱直入北京城。   但与他的雄心勃勃相比，其三年任期之中，除了几次与中方对话时的强硬态度引人注目之外，并无值得一提的外交业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助益无多。中日关系反而因台湾、核污染水、禁止日本水产品输华、日本对华限制高新技术与设备出口等问题而陷入僵局。也许可以说是：抱负远大、信心十足，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三、更换大使 意欲何为？       日本政府此次大规模更换驻外大使，似乎表明岸田内阁在2023年紧锣密鼓的外交秀之后，还有更大的外交抱负。岸田曾是日本战后外交史上任外相时间最长（5年）的，对于外交颇有心得、一向自负，换下前任外相林芳正，换上年逾70且无外交经验的女外相，表明他本人将更多的主导外交事务。大规模更换驻外大使，可看做为实现其既定方针的人事布局。 《日本经济新闻》称，更换驻华大使意在稳定和改善日中关系。10月23日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5周年，透露新任驻华大使人选预示着日本对华外交开始新布局。  2，金杉本人虽然没有在中国任职的经历，但其任职美国、韩国、东南亚地区的丰富经历和政策制订审议的成熟经验，有助于快速进入角色熟悉业务。在中日关系处于改善与发展、风险和挑战的关键阶段，选择理性知华善于沟通交流的外交官出任驻华大使或许更为合适。   3，伴随近来中美关系的缓和，历来唯美是从的日本政府也有意缓和对华关系，垂秀夫走、金杉来，或许可作为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契机。岸田首相起用一名“非中国通”，期望借助其综合协调能力和柔软外交姿态来打开两国僵局，能否如愿？且拭目以待。 四、瞻念前景 未可逆料  共同社认为，日本政府起用金杉宪治出任驻华大使，以更换对华“强硬派”的现任大使垂秀夫为契机，意在打破两国关系停滞现状。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  1、取决于高层的政治判断。日本政府任命金杉出任驻中国大使，反映出“知华派”在日本各界多遭物议左右为难的窘境。“知华”未必“亲华”，在当前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下，被贴上“知华派”标签反而容易招致严厉审视而难有作为。 前外相林芳正就是突出的一例。林芳正被认为是自民党内“知华派”，长期担任日中议员联盟的会长。出任外相后，为免遭保守派非议，辞去会长一职。几次拟议访问中国都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却步，结果任职一年在外交上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内阁改组即被换下。  因此，未来中日关系如何发展，还取决于日本决策层的政治判断，如同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约签订那样。      2、日本外交基轴是日美同盟，对中国政策的总体设计、战略规划受美国的影响较大，任命“美国通”金杉宪治为驻中国大使也被认为是美国对日政策影响力的体现。 但日本外交的政策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的惯性特征，中美关系的缓和能给中日关系的改善留出多大的机会空间尚难逆料，所以中日关系的改善归根结底需要日本政府作出相向而行的积极姿态和政策调整。 本文资料均引自日本媒体：共同社、时事社、《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

2023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应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友促会）邀请，以美利坚大学教授及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以下简称华人论坛）召集人赵全胜为团长的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代表团对江苏省南京市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环境”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江苏省友促会常务副会长腾勇主持，友促会会长林祥国作会议致辞，并表示本次研讨会正值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访华，中美关系亦呈回暖迹象，意义特殊，期待双方可以携手共建，推动中美关系和东亚安全环境的改善。 主题研讨共分为三个议题，分别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和冲突的热点问题分析”、“中美博弈对东亚区域和平与繁荣的挑战”与“中美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出席的海内外学者及他们所作的主旨演讲如下： 在闭幕式上，友促会副会长司锦泉、赵全胜教授、朱锋院长为本次研讨会成功举办作出总结，认为本次研讨会在中美关系格局中推动民间外交意义重大，在中国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弥足珍贵，期待双方今后继续努力，构建可持续性的合作关系。 访问期间，访问团一行先后参观访问了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扬州大明寺等场所。此外，代表团还考察了南京市溧水区幸庄产业园，访问了信息物理融合创新（中国研究院）和经纬达汽车科技等创新企业，进一步理解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决心与动力。 本次华人论坛代表团对江苏省的友好访问成果颇丰，同时为华人论坛今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首先，在学术上加深了与国内学者在重大学术与政策领域的相互理解，在构建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次，本次活动不仅有助于华人论坛加强与地方的交流，也切实体会到包括议会交流等在内的民间外交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最后，深刻感受到地方政府对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交流的积极态度。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6篇 当今世界，去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似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流意识，主导着众多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这些意识已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民众和国家治理者，逐渐成为了对外关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世界最重要的美国，近些年来，有选择的将去全球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一些重要主张纳入了美国正在演变成型的全球战略。这一战略在拜登政府时期基本上可以用“紧缩和联盟”来概括。所谓“紧缩”，就是减少美国在国外的“帝国扩张”，降低干预成本，使之与经济实力相匹配。在经济上“弱”全球化（不可能完全去全球化），去风险，重塑全球供应链，保护国内市场和就业，提高技术管控，加强国际竞争力。以重振国内经济，来应对其严重的财政赤字，国债高筑，以及基础设施的老化和落后，还有日益亏欠的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二是全球军事战略收缩。这应该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越战以后从亚洲撤出后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这一战略收缩实际上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从西亚撤军，经过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不屑一顾，再到拜登在中东的人权说教，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维持欧洲，压缩中东，加强亚太。而加强亚太就是拜登政府的全球联盟战略。紧缩与联盟使美国全球战略的两面，相辅相成。紧缩是实力与民意的现实反映。而联盟则是一种低成本，讲实效的维持美国地缘政治优势的军事外交策略。那就是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国的军事关系，同时以经济，价值，甚至意识形态为抓手，大力发展与亚太诸国的军事，经济，机制联盟，来制约或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 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拜登政府政策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紧缩和联盟” 然而，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却干扰了美国拜登政府的这一全球战略。首先是乌克兰战争。战争伊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似乎是给美国和欧盟注射了一针共同道义和安全的强心针。不但弥补了特朗普时期欧美在北约的分歧和隔阂，拜登政府也趁机迅速加强了与北约和欧盟的军事与政治联盟，美欧联盟也成了拜登全球联盟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持久化，尽早结束战争遥遥无期，使得美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支持乌克兰，承担巨额战争成本的问题产生分歧，各国不得不面对各自国内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民意以及经济，财政负担。面对民意和经济的压力，欧美政府很难在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上找到一个能使双方满意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要照顾到战后各自的战略， 经济，和军事利益。更何况，只要乌克兰愿意打下去，美国和欧洲很难摆脱各自对乌克兰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西方开始出现一种说法，认为乌克兰战争成了乌克兰总统则连斯基的个人战争。他正在不顾牺牲一切的将战争进行下去，从而也把西方捆绑在这场战争的战车上。）如果战场事态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以后欧美双方在支持乌克兰战争的费用讨价还价将进一步蚕食美国与欧洲的联盟关系。实际上，美国国内在对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不同声音，尤其是在美国的政界。而此次巴以冲突，已经具体反应了这种援乌的厌倦情绪，也大大影响到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能力。巴以冲突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将614亿美元的援助议案束之高阁，众议院只是通过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美国国内多地爆发反战集会游行 再看以巴冲突，这场冲突看似是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起的，是一场有限的，地域性的冲突。但客观上来说，巴以冲突干扰了美国在中东的紧缩，撤退战略。美国在结束伊拉克战争以后，开始了逐渐在中东撤出的军事部署，将其一部分军事力量转调到亚太地区。除了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并没有很多关切地利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紧缩是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重要性的下降有紧密关联。中东的石油曾经是美国的战略命脉，重大的石油利益使得美国把中东纳入到美国全球战略体系当中，以确保美国经济黑色血液的流畅。但近十多年以来，美国已不再依靠中东的石油了，随着美国国内页岩油和近海的大量石油的开发，美国已从石油进口国变成如今的石油出口国。这也是为什么拜登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公开评论阿王储的国内人权问题。从而导致其访问无功而返。当然，说是美国会很快放弃中东也为时过早。毕竟中东石油对美国的盟友，不管是西欧，还是日本，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美国从中东军事脱身，在也门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并试图建立一个从印度，包括沙特，阿联酋，约旦，到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走廊，无非就是实现其在中东的战略紧缩，军事脱身的具体步骤。之所以说巴以冲突有可能打乱美国的紧缩与联盟战略，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当今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里，必然要影响到美国财政支出和对其它盟国，包括乌克兰的军援。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刚通过的140亿美元的对以军援，却搁置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要求削减美国国税局的预算。这次援以将使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增加300亿，达到2万亿美元的总数。第二是巴以冲突的持续或升级，很可能导致更多的中东国家的卷入，而复杂的中东局势将会大大削弱美国在中东仅有的脆弱联盟。甚至还会影响欧洲盟国内部在对待巴以冲突的看法，与美国产生分歧，削弱欧美联盟。 十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将影响美国的中东战略，也会影响美国亚太战略 毫无疑问，巴以冲突不光影响到了美国维持欧洲，压缩中东的外交，军事战略，也势必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战略。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在经济和联盟关系上很大程度的牵制了美国更多的将其注意力专注在亚太战略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加强亚太军事部署的能力，以及更进一步发展亚太军事战略联盟的前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中两国的十一月峰会也反映了美国也希望寻求与中国发展一种和平竞争相处之道，以弥补美国实力不足以在亚太全面遏制中国实力的崛起，而又要继续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的能力。诚然，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也会应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结束而改变。战争的早日结束，将会使美国的全球战略注意力重新投放到亚太地区。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对世界上两个大国都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发展和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对其长远的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面对美国受到其全球紧缩与联盟战略的挑战，中国可以采取务实与合作的外交政策，在两国经济发展上，帮助美国“紧缩“，互惠互利，争取双赢。双赢使自由贸易上的双赢，而不是一定要我比你赢得多。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上，中国也可以和美国共建地区和平。比如在中东，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推动中东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中东。总之，挑战与机遇共存，美国的挑战可以成为中国的机遇。关键是如何解读美国面临的挑战和作出正确的应对选择。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5篇 基本上，拜登对俄乌和哈以这两场当前进行中的地缘冲突的立场是一体的，他号召美国民众要支持他所领导的政府，既挺乌也挺以。这个立场和泽连斯基倒是有点像，因为泽连斯基本人有一层犹太人的背景因素。但是，拜登的支持恐怕并不一定直接等于在乌克兰和加沙让美军直接参与一线战场战事。 从基本面上说，拜登的取态是有一定的美国国内民意基础的。近三分之二的受访美国选民表示支持乌克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美国选民对支持以色列有这种感觉。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援助 但是，近期出炉的一份关于美国选举关键摇摆州的民调显示，很多美国选民本质上仍是忧心美国会卷入太多的海外冲突中，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感情上的同情和支持并不直接等于人们不担心美国会卷入过深以至于无法抽身并伤害到美国自身利益，尤其是，很多人认为当前美国元气不在高点，政治撕裂极化，气氛尖锐对立，疫情留下的后遗症也没有完全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在主要摇摆州的一系列民调采访中，许多受访者在考虑到中东和欧洲不断扩大的冲突时表达了恐惧。一些人质疑美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其中（参阅：https://www.nytimes.com/2023/10/21/us/united-states-israel-ukraine-war.html）。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拜登和美国民意走向之间存在潜在分歧，并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拜登主动将以色列和乌克兰遭遇进行联立式陈述的举动）。 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爆发支持巴勒斯坦游行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并非民主党内所有人都支持拜登对以色列右翼政权基本不设上限的友好态度，Rashida Tlaib ，Pramila Jayapal和 Ilhan Omar等民主党内所谓进步主义派人士认为拜登过度帮偏架，偏袒以色列，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基本的生存权，这对于拜登政权来说恐怕也是个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技术性问题，外界一般没有给予充分注意，那就是美国国内穆斯林背景选民对政治的看法问题。由于拜登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上的取态，拜登竞选连任的活动正在迅速失去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支持，造成这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他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这些选民传统上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而且他们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竞争激烈的州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这些州又可能决定 2024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根据一份民调，拜登总统在阿拉伯裔美国人中的支持率已从2020年的59%暴跌至仅有17%，这同时也是该民调自1997年开始运行以来，首次录得多数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不将自己定义是民主党支持者（32%宣称自己是共和党支持者，31%宣称自己是独立派人士）。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3篇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不断有“中美必有一战”等说法，美军高官时常发出“战胜中国”等言论。这与战后国际和平有赖于大国间战略平衡机制背道而驰，美方不断出现此类好战叫嚣的论调令人震惊，值得警惕。 人们都熟悉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机制是建立在大国间均势与制衡基础之上的。特别美苏战略制衡成为冷战时期避免世界大战的核心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百年未遇之大变革中，中国力量与作用进一步突显。然而，在大国战略平衡体制中，美国国内至今还公然威胁中国，甚至发出与“战胜中国”的好战言论。这一方面是美国超级大国的自大，对单方面优势有恃无恐。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长期“韬光养晦”，并不打算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美国居然还在公然对“核大国”和军事大国中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这不仅令人震惊，更值得深思。尽管近日王毅外长访美，中美博弈出现某些转机，未来预估中美高层互动或会带来更多缓和。不过总体看，美国对华政策中全面“竞争”与威慑态势很难改变。 一、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主权，摧毁侵略者 最近，美方报告宣称，中国拥有500枚以上核武器。这个数字无论高估还是低估，都体现了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核威慑能力。中国最早提出“不首先使用”等一系列温和的核政策，但在遭到核威胁与核攻击时，当然会自卫，世界应清楚，以核武库为中心，陆海空军综合军力的巨大提升，中国有能力捍卫本国安全，能确保对侵略对手的核报复和摧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不会狂妄叫嚣“战胜中国”了。俄乌战争教训之一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几乎全面援乌，集NATO集团之力参与战争，而美国则不敢亲自下场与俄国交战，因为它知道俄国的核威慑是确实存在的，超级大国承受不起“次级大国”的核报复。人们都知道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没有爆发大战的重要原因。战后联合国体制，安理会及其核心成员“五大国”的作用也是基于大国制衡规则建立的。 问题是美国不敢公开威胁俄国，却要公开威胁另一个大国中国？而中国从来没有威胁过美国，也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对美国政策总体是平稳和友善的。而美国却以各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发动对华制裁，甚至威胁中国安全利益和和平统一。的确，中国没有美俄那么多核武器，不过中国的核武库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并在发展，中国有足够核能力保卫自身安全。更是反遏制的重要手段。 应该指出，美方一些人的战争叫嚣与威胁，完全背叛了战后大国平衡秩序和防止战争的国际共识，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中国可明确警告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不能把中国的克制与友善当做软弱可欺，其实，它对中国挥动大棒的好战威胁很滑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不可能在其主动发动的对华战争中捞到便宜，侵略者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美西方要知道：中国的核威慑和综合军力同样是可靠的有力的，绝不是“摆设”。清楚这些才能减少美西方的误判，消除美西方的好战幻想。 二、台湾和平统一是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 美西方为遏制中国崛起，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抓手。却没有认识到也可能成为激发大国冲突，甚至威胁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美西方对台湾问题的挑战不断升级，严重破坏了二战盟国胜利成果，更是挑战战后大国制衡防止战争的国际秩序。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目前世界大国中，唯一尚未完全解决的国家统一问题。七十年来，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问题是如何解决，即能否和平解决的问题。维持现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前景。人们都期待和平统一，但有些势力却总想挑起事端，支持台独。其实美西方很清楚，怂恿台独或导致非和平手段解决，而美西方不可能为了台湾“独立”而与中国直接开战。美西方知道无法承受与中国开战的巨大代价。美国主动对华开战，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美军在中国家门口率先攻击中国毫无胜算。中国有说法是“不打第一枪，也不让对手打第二枪”。实际上可以明确点说，就是中国有确保摧毁侵略者的能力。 然而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昔牺牲地区和世界和平利益而挑起事端，不断走战争边缘政策，挑战中国底线。这种做法是愚蠢和危险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忍耐都是有限的。美国战争边缘政策随时可能破坏和平，最终损人不利己。 应该让美西方认识到，台湾和平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美西方与十四亿中国人民为敌既不明智，也不可能挽救台独势力，美西方在台湾问题上错误政策已使台海局势复杂化，其结果也会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也不符合美西方自身利益。 三、须重新达成大国间国际战略平衡以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近年来，人们看到， 超级大国用单边主义与扭曲国际秩序的私家规则对待中国等有关国家，严重毒化了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秩序。在美国及其军事政治集团的胁迫下，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规则与国际形势受到巨大伤害，战后国际秩序和大国间战略平衡都受到不应有的威胁与挑战。 11月4日，约旦举办阿拉伯国家（及地区）协调会议。 中美俄英法等主要大国有责任重新审视，正视国际秩序出现不平衡和不合理局面。超级大国及其集团试图继续一手遮天的单边规则，只会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美西方须认识到不与其他大国配合和合作难以解决国际间诸多问题。为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的大局，需要大国间彼此尊重，相互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需要这种战略平衡与共识。必须正视和尊重中国战略威慑的综合军力。 中美保持战略稳定，达成稳固国际秩序的共识，共同努力实现新的战略平衡，是避免大国间冲突，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4篇 随着以色列更多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进入新的阶段，突燃的战火潜藏长期蔓延的可能。战事胶着引发国际社会对战争进程和巴以双方立场的激烈辩论。联合国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公开辩论无果而终，联合国大会又高票通过涉巴以冲突决议，呼吁立即、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然而，截止10月30日，以色列坚决拒绝停火，白宫强调以色列有责任区分哈马斯与平民，称已传达保护平民的重要。向前追溯另一场热点冲突，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一年零八个月，不但战事未见结局，整个欧洲也受其拖累，能源紧缺，通胀高企。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已达成共识，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问题应当“一分为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力量纷争显现出，热战的国际治理能力捉襟见肘，甚至在停火意图方面各方都难以达成共识，一旦有混乱发生，极有可能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就在十几年前，美国还能够在中东主动发起一系列反恐战争，可以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不但国内政治力量相对团结，还可以联合盟友共同行动。时至今日，在世界经济发展乏力的情况下，俄乌冲突对于货币量化宽松和价格通胀增速的美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白宫与国会一直不能默契合作，没能将国际福利国内最大化。因为油气供给充裕、将中俄作为长期和短期竞争对手等原因，美国需要节约设置在中东的战略资源，但在抽身过程中无暇顾及地缘政治细节的影响，沙特有机会积极参与油气价格制定，以色列在全球经济低迷中接纳了更多右翼保守移民，哈马斯在中东日趋和平的环境里不能接受战斗价值的削弱，多方国内政治的需要相继轻视了经济低迷所影响的国际政治形势，使得巴以冲突再次爆发，有可能进一步波及周边地区。简约对比国际热战治理能力的十年反差，可以隐约发现其与全球政治经济资源紧缩有关。 21世纪以来，互联网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已经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时段，大国创新能力下降，奶酪难再做大，政治经济资源分配趋于紧张，因而世界力量格局变化也就更为敏感，纷争四起就会成为历史阶段的必然特征。解决区域热点冲突，需要各方为和平而进行的切实努力，但彻底解决国际热点冲突，则需要增加全球政治经济资源供给。显而易见，芯片算力和AI革命将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起点，必将带来更为充裕的政治经济资源，但是这样的资源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所用，将是决定未来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关键起点。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2篇 国际议题的演变，有些可以估算，有些则难以预见。美国对于俄乌冲突爆发的具体时间曾发出过警告，但巴以冲突则超出了世界的预料，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则维持着一种不温不火但紧张感有所上升的局面。几大热点地区的对抗同时升温或激化，似乎不能都用大国竞争激烈来解释，巴以冲突，以及近来的印巴冲突，都不是大国促动的，反倒是打破了美国的既定部署。这说明，国际社会的运行仍有自己的套路，美国远没有一手遮天的能力。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前，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和计划采取的举措已经非常明确，因而不愿意看到突发事件干扰自己的规划。拜登政府出于政治正确考虑，必须坚定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但是仍将中国视为未来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挑战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和中东出现的战事不是利好美国的机会，更像是一个迫使其分心的累赘。但这会是中国的一个机会吗？好像也不尽然。出现了新的国际冲突后，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表明立场，这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中国按照外交传统做出有原则的表态后，不仅很可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相悖，而且其劝和促谈的做法有时甚至可能令冲突当事方不悦，这一局面又可能被西方国家利用。可以毫不考张的说，如何合理有效应对地区冲突，既可维护国际正义又能服务于国家利益，已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 10月21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 国内学界喜欢将911事件的爆发视为中国从美国手里夺得一个战略机遇期的“助手”，没有美国本土遭遇的恐怖主义袭击，小布什政府几乎就要将矛头针对中国了。911事件反倒促成了中美的进一步合作，并带来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最好的阶段。但是当前出现的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都不再具备同样的功能。美国并不是这些冲突的直接受害者，因而无须为应对这些冲突而改变自身的既定战略；中美在这些冲突上的立场也存在很大分歧，因而很难借助于共同应对冲突来改善关系。虽然这些冲突分化了美国的注意力，但并未改变美国的战略重心，也没有降低美国对华的施压力度，反倒从相反角度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生产和研发，并强化了美国的同盟体系。所以单纯从中国的处境来说，并没有受益于这些冲突。因此不要奢望国际社会冲突多发会迫使美国对华收敛，对内尽快进行自我完善，对外广交朋友才是正确的选择。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0篇 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外交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采用哪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范式，不在于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甚至是道德主义。问题在于中国的外交决策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去制度化。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个人化的情感、视野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依赖于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的公众舆论的反馈。而且这二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机制。比如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我国外交官（比如卢沙野）所做的很多表态，优先考虑的似乎并不是国家的战略利益，而是自己是否能够迎合国内的“吃瓜群众”，是否能凸显“大国”地位而获得领导赏识。这实际上是所谓“战狼外交”的基础。长远来看，这种趋势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的外交发展的。 同样的，在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对俄罗斯表示出高调支持实际上显然既不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也不符合基本的道德准则。只能说，它符合的我国国内舆论中高度流行的一种民族主义声浪，或许也符合外交政策制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建基于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冷战思维。当然，这种思维并非是中国单方面发展出来的，也自有它形成的客观条件。但这种思维的不断发展很可能会与新冷战的实际格局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必须警惕的。 就巴以冲突的问题来说，这一冲突很难说有哪一方在道德上处于绝对的制高点。以色列持续几十年的定居殖民主义无疑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在这一轮冲突中也让自己了合法性。但对于中国而言，讨论完全是另一回事，墙内社交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反犹的倾向。这种话语并不出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道德感（事实上，大量散布反犹言论同时也仇视穆斯林），而是源自于高涨的反美情绪，以及近年来流行的“犹太人控制美国论”。希望我国的外交策略不要被这些民间的种族主义言论所带跑，应该是对我国外交的最基本的期望。同时，也必须说明的是，网络上出现的舆论，也并不证明这些言论就代表了我国多数人的意见，甚至多数网民的意见。网络上民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言论的流行，与审查部门选择性的审查、对大方向的把握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畸形管理之下出现的舆论方向，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外交系统以这些舆论作为“民意”的参照，甚至有意对之进行讨好，那就无疑是错上加错了。

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9篇 笔者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二月在美国国会所作的国情咨文讲话，作为一个理解当今美国的自我定位和全球战略及愿景的文本，值得细读和解析。讲话在涉及枪支暴力，疫情控制，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医保等广受关注的美国国内的问题以外，还概述了美国的对外关系和美国的自我认识。其中，拜登对侵略，竞争，冲突，卷入等概念都进行了在不同层面的定位。 此处，笔者试图依据美国驻华使馆官方发布的标准中文选译进行一些解读。笔者认为，拜登对俄罗斯所使用的措辞，如“侵略”，“残酷”，“惨无人道”，体现了非常明显和清晰的道德谴责，这也已经一以贯之地体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道义和实质援助中。拜登还谴责了“恐怖主义和领土入侵行径”。这表明，肆意攻击平民的极端主义行为，仍被美国视为不可能让步，也不可能减少关注的领域。这也预示了美国在目前中东地区突然加剧的冲突中必将采取的立场。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拜登声称，“我们寻求的是竞争而不是冲突”，和“在那些可以促进美国利益并造福全世界的领域，我致力于与中国合作”。显然，这些措辞是有层次的，拜登对中国的措辞留有相当余地，这也符合笔者此前所建议的思考路径：“竞争” 听起来虽然不像“战略伙伴”那么积极和热络，也不影响美国在事实上进行的围堵，但比起“冲突”来说，已经呈现了可控和可以和平地长期各自展示优势的前景，未见得是坏事。拜登同时提到“合作”这一概念，也为在竞争的同时，实现可能的缓和，以及继续寻找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一种理念之上的国家”的超级自信上。 假如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而非今天紧张，明天缓和的短期视角）来看，私以为今日世界乱局，很大程度上还是涉及某些有关文化，文明，哲学，宗教的深层问题，甚至没有脱离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描述和预言，而上述的美式自信，也还是基于某种宗教意识。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强争胜负，强力排他，以致冲突永远无解的偏执因子，因此，如何更好地让世界理解中国传统中不同思想流派动态兼容，互补融合，并行发展的特质和理念，确实是有必要的。